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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承祚编著《三国志》裴松之奉命注《三国》

    却说司马炎灭吴统一全国后,西晋政治上趋于安定。

    但由于多年战争的创伤,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老百姓生活依然很艰苦。

    统一之初,全国有二百四十来万户,总人口一千一百六十万。

    司马炎制定了“户调式”的经济制度,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使得每个农民都可以合法地去占有应得的田地。

    不少豪门世家的佃户,也都纷纷脱离主人,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

    不少农民开垦了大片荒地,这对农业经济的好转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年内,编户增加到三百七十七万,人口增至二千三百多万,出现了“太康繁荣”的景象。

    随着经济的好转,司马炎及其大臣张华等人扶植人才,促进文化繁荣,太康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二潘(潘月、潘尼叔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

    太康文学复兴与张华的扶植是分不开的。

    张华字茂先。范阳郡方城县(今河北固安)人,自少贫苦,因才学过人而受同乡名臣卢钦、刘放、阮籍等人的赞赏。

    在曹魏时,他历任太常博士、河南尹丞、佐著作郎、中书郎等职。

    西晋建立后,拜黄门侍郎,封关内侯,逐渐受到司马炎的重用。

    后拜中书令,加散骑常侍,与大将杜预坚决支持伐吴,于战时任度支尚书。

    吴国灭亡后,以功进封广武县侯。

    张华非常欣赏陈寿的才华,于是推举其为孝廉,授官佐著作郎,又出任阳平县令。

    且说陈寿字承祚,巴西郡安汉(今四川南充)人,自幼刻苦好学,拜同郡人谯周为师,研习《尚书》《三传》,精通《史记》《汉书》。

    陈寿聪明机敏,所写文章以富丽著称。

    最初应州里的聘请,历任蜀国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观阁令史等职。

    当时宦官黄皓专横弄权,蜀汉众臣大都极力逢迎黄皓,唯独陈寿不愿依附他,因此多次被贬谪。

    适逢陈寿父亲去世,他守丧期间,因为生病而让婢女伺侯自己服药,被来客看见,乡党因此对他颇为议论指责。

    益州自从东汉光武帝之后,蜀郡人郑伯邑、太尉赵谦赵彦信以及汉中人陈申伯、祝元灵,广汉人王商王文表都是博学多闻,撰写有巴、蜀的《耆旧传》。

    陈寿认为这些书都不值得流传后世,于是合并巴郡、汉中地区,撰写成《益部耆旧传》十篇。

    蜀汉灭亡,陈寿因而多年不被荐举。

    陈寿的同窗散骑常侍文立向朝廷呈献此书,受到张华的欣赏,上报朝廷,得到司马炎的嘉奖,欲授职著作郎。

    中书监荀勖因恨张华而厌恶陈寿,便示意吏部改任陈寿为长广太守。

    陈寿以奉养老母为由不就职。

    陈寿还乡前去与谯周告别,谯周告诉他:“孔子七十二,刘向、扬雄七十一去世,我已经年过七十,也命不久矣,今后恐怕不会再见到了。”

    陈寿怀疑谯周以方术得知自己的寿命,所以假借孔子等人的寿命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谯周又告诫陈寿说:“你必定会凭才学扬名天下,但常会遭到诋毁伤害,这未必是不幸。要谨慎从事。”

    镇南将军杜预离京镇守荆州之前,又将陈寿举荐给朝廷,建议授予他黄门侍郎或散骑常侍之职,陈寿因此被授职为治书侍御史。

    母亲去世离职,其母临终遗言将她埋葬在洛阳,陈寿恭行母亲遗志,但又因此而遭到非议贬官。

    正如谯周所言,陈寿虽才华横溢,却屡次遭到贬斥,便无意功名,搜集民间传说,编写了二十四篇《诸葛亮故事集》。

    晋灭吴统一天下后,陈寿开始整理三国史事,编著了《魏书》、《蜀书》、《吴书》共六十五篇,称为《三国志》。

    张华看到后,非常欣赏,称其为“具有良史才干”。

    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夏侯湛也在撰写《魏书》,见到陈寿的《三国志》后,便销毁自己的《魏书》。

    数年后,张华荐举陈寿为太子中庶子,欲委托陈寿编修《晋书》。

    不料,陈寿却于晋元康七年(二九七年)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他去世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人上书说:“从前汉武帝下诏令说:‘司马相如病危,可派人去取回他的著作。’使者得到了司马相如遗留的书籍,内中谈到帝王祭拜天地一事,武帝大为惊奇。臣等认为,已故治书侍御史陈寿所著《三国志》,书中多有劝诫之言,阐述前人的是非得失,对今世的教化大有裨益,尽管文辞不及司马相如,但质朴实在,恳请陛下采录其书。”

    惠帝于是诏令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去陈寿家,抄写其书。

    陈寿的《三国志》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断代史。

    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二二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二八0年)六十年的历史。

    陈寿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

    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

    《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

    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

    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话说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人,东晋、刘宋时期官员、史学家。

    裴松之出身世代公卿的士族河东裴氏,八岁熟知《论语》《毛诗》,博览古书。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三九一年),二十岁的裴松之担任殿中将军。

    晋安帝隆安二年(三九八年),裴松之的舅舅、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

    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而未去。

    不久,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不久出任员外散骑侍郎。

    义熙初年(四0五年),裴松之作了吴兴故鄣县令,因为政绩显著,被调入京城作尚书祠部郎,掌管祭祀之事。

    东汉末年开始,去世者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且奢靡之风颇盛。

    东晋承汉魏余弊,社会风气浮华奢靡,以夸富斗侈为尚,官僚地主之家私立碑铭的现象非常普遍,都以此夸耀自家功绩,每每标榜身世,高其门第,浮伪失实。

    裴松之对这种现象颇为不满,他上书朝廷,建议严加限制。

    在奏表中,他揭露了当时虚自标榜的浮夸风气,分析了私立碑铭的危害。

    他认为,碑铭之作是为明示后人,所以碑铭的内容必须与实际情况相称,才能够取信于后世。而弄虚作假,造成真假相蒙,使后人没有取信的标准,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他建议,经社会公议认可后,方可勒石立碑。

    此建议被采纳,从此一概禁绝私家立碑,对当时的不正之风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东晋太尉兼司州刺史刘裕率军北伐,裴松之任州主薄,后调任治中从事史。

    攻克洛阳后,刘裕说:“裴松之是朝廷人才,不应该长久主持边务,现召他为世子洗马,与殷景仁相同,可派人去告诉他。”

    宋武帝永初元年(四二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国号宋,年号永初,史称刘宋。

    在商议建立五庙的时候,裴松之认为妃子臧氏的庙乐也应该与其他四庙相同。

    此后,裴松之被任命为零陵内史,随后又转任国子博士。

    宋文帝元嘉三年(四二六年),司徒徐羡之等人被诛杀,文帝派遣特使,巡行天下,裴松之奉命出使湘州。

    自湘州归来,他将所探询的吏政民情,归纳为二十四项条款上奏,议论者都称赞他。

    不久,裴松之升任中书侍郎和司、冀两州的大中正,封爵西乡侯。

    元嘉四年(四二七年),裴松之以南琅琊太守一职致仕,但却被朝廷任命为中散大夫,不久任国子博士。

    文帝诏命裴松之注解陈寿的《三国志》。

    裴松之把传记聚集在一起,增加了许多新奇的内容,完成后奉给文帝,并上表说:

    “臣松之言:臣闻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於绪馀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识往行。伏惟陛下道该渊极,神超妙物,晖光日新,郁哉弥盛。虽一贯坟典,怡心玄赜,犹复降怀近代,博观兴废。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写校始讫,谨封上呈。

    窃惟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臣寔顽乏,顾惭二物。虽自罄励,分绝藻缋,既谢淮南食时之敏,又微狂简斐然之作。淹留无成,祇秽翰墨,不足以上酬圣旨,少塞愆责。愧惧之深,若坠渊谷。

    谨拜表以闻,随用流汗。臣松之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谨言。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书侍郎西乡侯臣裴松之上。”

    宋文帝看后很高兴,说:“这是不朽之作啊。”

    后来裴松之出京任永嘉太守。他关爱百姓,使官民相处得颇为融洽。后又入补通直散骑常侍,仍兼任司、冀两州的大中正,不久又出任南琅琊太守,后又被朝廷任命为中散大夫,又提升为太中大夫,仍任国子博士,并接替何承天撰写国史。

    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就在元嘉二十八年(四五一年)去世,享年八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