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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六节 追赠待制(上)

    经过陈东之事,徽宗忽然觉得师师很多话还是在理的,他念及了苏轼之事,因而命人将前朝的实录呈递上来,他专门翻找了几处与苏轼有关的地方。

    其中有这么一处:元祐三年开科省试,苏轼奉诏与吏部侍郎孙觉、中书舍人孔文仲同权知礼部贡举。四月四日,苏轼被传锁宿宫中,中使宣召入对内东门小帘殿中。

    太皇太后询问苏轼:“有一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

    苏轼答:“汝州团练副使!”

    太皇太后再问:“今为何官?”

    苏轼答:“备员翰林,充学士。”

    “何以至此?”

    “遭遇陛下。”

    “不关老身事。”

    “那,必定出自官家。”

    “亦不关官家事。”

    苏轼恭问:“莫非是大臣论荐?”

    “亦不关大臣事。”

    苏轼大惊,郑重回道:“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

    太皇太后言曰:“久待要学士知道,此是先帝的遗意。先帝饮膳中常看文字,看得停筋不举时,内官们皆知此必是在阅苏学士文字。先帝每常道:奇才,奇才。不幸未及起用学士,就上仙了。”

    苏轼闻言失声痛哭,太皇太后与哲宗也都下泪,随命赐座吃茶。太皇太后叮咛曰:“内翰,内翰,直须尽心奉事官家,即是报答先帝之知遇!”

    苏轼拜辞,太皇太后命撤御前金莲烛,送苏学士归院。

    徽宗读罢此处,也不禁思念起他的神宗皇父,遥想起儿时与皇父、生母的天伦时光,乃至伏案大哭起来……

    神宗自幼要强,为了洗刷外侮之耻,重振汉唐雄风,一意发愤图强,弱冠之年登基后便力排众议,任用了王安石主持新法,顶着搜刮民财的恶名,着实让国库在数年之内就大为充实起来。神宗君臣由此有了拓边的底气,加上用人较为得当,所以在熙宁年间名将王韶顺利收复了河湟地区。此举对于神宗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他开始筹谋荡平西夏,可惜军制虽有微调,却仍承袭旧弊,未有根本改观,乃至军队战力甚不理想,最后招致了一场伤亡二三十万之众的大惨败!神宗闻听噩耗后三日未进食,并生了一场大病!自此后,神宗整个人从积极有为、乐观进取,也迅速变成了萎靡不振、消极失望!三载之后,神宗不幸英年去世,享年三十八岁。

    徽宗的生母陈氏原本只是宫廷内一位普通的御侍,自从生下徽宗之后才升为美人。神宗去世后,陈氏自请前往守护陵殿,因整日思念神宗的旧恩,乃至悲恸伤身。侍女想让她喝粥吃药,但她却拒不听从,口称:“若能早早去服待先帝,我就满足了!”果然没多久就去世了,终年三十二岁。

    徽宗此生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完成父兄的遗志,虽然他大半生沉溺于书画,可始终没有忘记扫灭敌国、光复华夏故地的夙愿。

    ……

    徽宗又翻了一些存档,注意到苏氏兄弟名扬北狄,为外夷所爱服。

    元祐年间,苏轼就曾奉命接待辽使,席间行令时辽使说道:“我国如今流传着一个绝难的上联,如今我要拿出来考考贵国的才士!”

    辽使的上联是“三光日月星”,如果要去对仗,那么五个字的开头就是一个量词,而又不能与“三”重复,着实是非常考验人的才学与机智的。哪知苏轼当即就对曰:“四始【1】风雅颂。”

    辽使对此赞叹不已,哪知苏轼却说道:“我能对而君不能对,非所以全大国之体!”为了表示友好,他居然又帮着辽使对了一联:“四德元亨利。”

    辽使起初还有些茫然,苏轼便解释说:“‘元亨利贞’乃是《周易》中所谓的‘四德’,但是‘贞’字在我朝须避讳,因为它与我们仁庙的名讳同音。君若能知此处避讳,亦可见两国情义之深!”辽使恍然大悟,不由佩服之至。

    后来苏辙出使辽国,苏轼特赠诗曰:“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苏辙至辽,辽主选派侍读学士王师儒为馆伴。师儒颇能讲说三苏文章,还能背诵苏轼的《服茯苓赋》,但恨未见全集。苏辙所见辽人,大多都会问一句:“大苏学士安否?”

    可是徽宗纳了闷儿了:苏氏文名传扬海外,如何在他自己的国内,却不能见容于同列之朝士呢?先帝又是那样称扬于他,莫非自己果真有些失察之处?

    徽宗还记得,自己登基的第二年即崇宁元年七月,蔡京于七月登上了相位,到了九月他就让朝廷下诏将九十八人打入元祐党籍,其中宰执以文彦博为首恶,待制以上以苏轼为首恶。罚状谓之奸党,蔡京又请自己御书,刻成石碑,树立在端礼门前。

    到了次年,朝廷又下诏焚毁苏轼文集、传说、奏议、墨迹、书版、碑铭与崖志等,同时被禁毁的还有多人的文集。到了崇宁三年,朝廷又将“元祐党人”的子弟一网打尽,所以将贬抑的人数增加到了三百零九人之多。蔡京又自写了一份,诏颁天下州军令刻石置于监司长吏厅堂,俾所共见,以“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后来向太后的兄弟在入宫时曾告诉徽宗,有不少碑工不愿意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担心“得罪后世”;更有一些碑工借故不接这桩活计,其中有一位江西九江的碑工,说:“小人家旧贫窭,只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

    朝廷的禁令,无疑是相当严格的,而且曾将赏钱增至八十万,可是像师师这样轻易就买到《东坡文集》,自然不是个别现象。徽宗早就知悉苏轼的文章一直就在读书人中秘密流行,而且越禁流传愈广,以至于很多人竟以收藏之富相夸耀,只是大家不敢直呼其名而改称为“毘陵先生【2】”。徽宗还听说,士大夫不能诵苏轼之文者,便自觉气索,而别人则常常鄙薄这种人为“不韵”。

    此时徽宗越发觉得,当初所为确实有些过分了,何况当时上天已然示警:崇宁五年正月,彗星出现于西方,尾长竟天,太白昼也。某夜,暴风雷雨大作,无巧不巧,偏偏将党籍碑给打碎了。当风雷毁碑时,蔡京还曾在徽宗面前厉声道:“碑可毁,但名不可灭。”

    徽宗从小就知道,苏轼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记忆超群,当真为天下第一才士!不过“书为心画,言为心声”,徽宗过去只是看过一些苏轼的文章,对他的丹青之作已多年未加赏鉴,当日或恐有些偏颇、轻率之评,今日恐怕需要再加细细赏鉴才是!

    内府之中尚有收存的一些苏轼的书画作品,徽宗于是命张迪将这些书画都翻找出来集中于保和殿中。待张迪完事之后,徽宗先是赏鉴了苏轼的一些画作,其中最吸引他的还是苏轼所画的竹。苏轼是他的表兄文同之后无出其右的画竹名家,他受了李成所创的枯木寒林图法,加以变化,用淡墨扫老木古枿,配以修竹奇石,形成了古木竹石一派。

    苏轼的画虽以画竹为主,不过他在黄州时也画过寒林,其气象萧疏、烟林清旷,着实是“意气所到”之效,徽宗看后心中甚喜。

    徽宗又看了苏轼的一些书法,其中多以小字和行书为主,喜用浓墨写“肥”字,苏轼曾自言“不善书”,只是懂书法之妙而已,不过他的书风当真自成一格,被赞誉为“无秋毫流俗”。

    苏轼生平不爱惜自己的书作,然而当别人来求时往往不能遂愿,有来乞书之人,常遭到他的正色诘责,乃至空手而归。不过当他意兴勃发之时,便不问纸张精粗,只要到手的,一概写尽方罢!苏轼生平喜好饮酒,可酒量很小,烂醉之后不辞谢便就卧,往往鼾声如雷;待他稍微清醒一些之后,往往会借着酒意尽情挥洒,一时落笔如风雨,见者叹其为神仙中人,远非世间翰墨之士所能企及!

    黄庭坚曾评苏书称:“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今世号能书者数家,虽规模古人,自有长处,至于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所谓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与也。”

    徽宗真是越看越爱,尤其是苏轼到了晚年,笔力雄健无匹,纵笔所至,无不惬意,米芾称其为“气愈老,力愈劲”,可谓已达精纯圆熟之巅峰!

    《渡海帖》就是苏轼晚年的代表作,其文曰:

    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几得于海康相遇;不尔,则未知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匆匆留此纸令子处,更下重封。不罪!不罪。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

    封囊:手启,梦得秘校。轼封。

    当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不禁赞叹道:“沉著痛快,乃似李北海。”就书法而论,黄庭坚可谓徽宗的重要师法对象,此番徽宗与黄庭坚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了。

    【1】《诗经》的风、雅(分大雅与小雅)、颂被称为“四始”。

    【2】毘陵即常州古称,因苏轼死于常州,故有此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