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情书
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只是我从来不曾过问他的生平，后来有一日我们在一起吃饭，酒过三巡他打开了话匣子，再三嘱咐我一定要把这些事帮他记下来。又因为他从来没有求过我什么，我只能一口答应下来。
他说他要写一封情书，给他爱的人。这么多年以来，这是我破天荒地听到他说这样一件在我看来离谱至极的事情。
所有的朋友几乎都认为，他应该就是一位带发修行的得道高僧，但他自己说，他遇到了自己看不破的红尘。
他自己说的大致如下——
父亲与母亲是相亲认识的，有没有爱情我不知道，也问不出来，但是肯定是为了结婚。
母亲当年二十四岁，比父亲大了两岁，按理说是到了年纪，可是家里兄弟姊妹八个，她排老六，所以还是做了懂事姐姐，等到老七的舅舅媳妇进了门，终于才愿意谈起自己来。
相亲对象先是一个不知名的叔叔，家境很好，能够帮衬家里兄弟把婚事办了，但就是小腿有点跛，母亲就听媒人把话说到这里，八百年憋不出响儿的闷葫芦突然就开了口，说：“我就是死也不嫁给残疾人。”
其实这全怪那媒人不会说话，应该让他们见见面的，说媒这事儿，哪能先把丑话说前头？
母亲自尊心作祟，大概是当年就悟出了贫穷就等于残疾的社会道理。
但母亲是个温柔的人，她绝对不歧视残疾人，我发誓。
于是母亲去了广州开始打工，见过大城市的她嘴里没有一点对世面的向往，她生来朴素而真挚，单纯又傻的让人心疼。
她挣够了自己兄弟娶媳妇的钱，也就到了二十六岁，这个年纪的姑娘，在当年也是不好找对象。
媒人又来了，估摸着母亲是过了两年都还对这个媒人耿耿于怀，说：“只要不是残疾人就行。”
不远不近的村里有一户人家，小伙子爱玩，二十四岁还没结婚，家里兄弟姊妹六个，数他最小。爹妈年纪大，哥姐全惯着，人又长得帅，早晚得学坏。
这俩人就见了面了。
但还轮不到我出场，我姐出生了。可农村人不就盼个儿子？父亲要求更高，枕边话是要个本命儿子。
我的出生完全是计划生育的余地。
母亲怀孕的时候，父亲进了东大院，直到我出生，那是一个冬天，在温暖的广州。
母亲常常跟我讲，算来算去日子不对，她前天还在赶工，突然就有了动静。
我早产了，提前一个多月。当时母亲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就去后山挖野菜，能吃不能吃的都能吃。
所以我生下来的时候，脸是绿的。我爹在产房外看着苦等了一晚上的母子俩，看着我绿色的小脸。
大概从那一刻起，即便是他的本命儿子，他也从来不曾喜爱过。
腊月十八，母亲总是念叨，那一年广东格外的寒冷。
孩子要吃，孩子爹妈也要吃。
母亲开始催父亲好好工作挣钱，父亲大概是觉得这个脸绿的儿子实在喜欢不起来，一年的工钱就买回家一麻袋气球，和一辆凤凰自行车。
我记得这辆自行车，据说是全村第一辆自行车，但是等我学着骑它的时候，它已经是全村最老最丑的自行车了。
我用一条腿卡进大杠里，另一条腿保持平衡开始骑，越快我越稳，越慢我越晃荡，结果就是天天摔。
家里多了一辆儿童自行车。
这应该是他们每晚在床头吵架后的妥协吧。
只是不知道当时借钱给这对贫贱夫妻的到底是哪位叔叔？或者阿姨？
我不记得他们恩爱过，我的最初记忆，是母亲的哀嚎，和父亲高举头顶原本属于母亲的高跟鞋，还有地上坑洼里淌满的鲜血。
所以我很小就自己睡，如果晚上下雨，还有滴答滴答的催眠声，那是挂在房梁下支起的雨布和雨水碰撞的声音。
从记事起我就挨打，因为我尿床，当然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父亲打我的母亲所以我的母亲打我还是我尿床所以打我。
他们应该挺忙的，因为要借钱。我学会的第一句谚语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他们借没借到钱我不知道，但应该没有借到幸福。
我的性格应该就源于我的父母，一半温柔，一半暴戾。
如果父亲能够忘了我的绿色小脸，多带我出去耍两次，那么温柔会占四分之三。
或者母亲能够不计较体弱儿子尿床，在太阳底下看着我温柔的笑，那么温柔也会占四分之三。
但是刚好，温柔和暴戾各占一半，我是关着野兽的牢笼，我关着我自己。
我内向，但也会厚着脸皮跑同学家看奥特曼，我家的电视只有孙悟空和小燕子，偶尔会什么也没有，那我的脸皮就要厚上一次。
看着里面的男人高举手臂，说着听不懂的奇怪的话，然后亮闪闪的巨人蹦出来，先被虐，再反击，最后飞走，然后为我与同学们就“孙悟空与奥特曼到底谁更厉害”的辩论增添一些或深刻或浅薄的理论基础。
我自然是始终认为孙悟空更厉害，即便他在五指山下吃着别人施舍的香蕉，酷酷地风吹日晒。这是我家电视机里的孙悟空，当时并不知道别人家的电视里也有。
我姐回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姐姐，她也不明白什么是弟弟。她穿着破旧的小袄，在冬日的阳光下羞赧地笑。
从此，破旧的衣服将陪伴我度过整个童年，而她也再没有穿过完全女孩化的新衣服。
妈妈也会打她，但是错总在我多一点，所以尽量可以多打我一些。
大概是父亲可以和母亲打架，母亲可以打姐姐和我，姐姐也能用高我一截的身躯狠狠地痛击我，我会在院角蹲下，看忙碌的小蚂蚁。有时豆大的泪珠滚落在蚂蚁群里，它们会特别惊慌地四处乱窜，而我看着它们，就像我一样可怜。我也想伸出双手抱抱这些可怜的蚂蚁，但是它们太小了，而我太大又太小。
眼瞅着姐姐快到了要上学的年纪，夫妻俩还是迎来了来自亲人的温暖。
姥姥家送来了一头大了肚子的老母羊，肚子里却是我们的希望。
日日盼夜夜盼，母羊终于要下崽，当一黑一白两只小羊跪着落了地，同时落下的还有悬着的几颗心，和西边的太阳，以及霞光中金色的晚风。
我开始和姐姐去放羊，小羊最不挑食，有草的地方就走不动路。但当小羊终于变成学会如何识别哪里的草更鲜美可口的大羊时，分别的时刻就要到了。
那天雨下到中午才停，我第一次见到了彩虹，虽然早上父母不在家，我和姐姐被雷声吓得躲在床底下。
姐姐能上学了。
第二天我跟母亲说，我梦见了一个大大的荷塘，荷花已经开了一些。
母亲对我说，你知道啥是荷塘吗？你还没见过水塘呢。
我说我知道。
母亲说，你不知道。
从此，我开始了每天追逐姐姐的生活。
村里没有小学，需要走二里的小路，除了下雨时脚上不合衬的胶鞋总是陷在泥泞里拔不出来以外，其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每天的早饭我都吃的很快，但还是不够快，等到姐姐要出门，碗里的稀饭就还剩半碗没有喝完。
但我不管，我母亲的形容是，我撂下碗筷，夺门而出。
我从不闹人，唯有跟姐姐去学校这件事，真有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架势。
小学校长是个很体面的男人，但为此也伤透了脑筋。入学吧，年纪太小。拦着吧，看着这满眼委屈与执着的小娃娃，活脱脱一只随时要扑上来咬你一口的流浪狗。
于是他便经常来我家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只是每次他来，我都会躲在母亲怀里哭。这倒使得他有些不好意思，其实我当时同样不好意思，总有几分恼羞成怒的意味混杂在里面。
校长做出了让步，说只要孩子考试可以及格，就允许我入学。
后来，有一天我穿着粉红色的破旧棉袄，站在讲台上举起手中写着大大的鲜红色100的数学试卷时，我竟然低下了头不敢看别人的眼睛。
数学老师是个戴老花镜的男人，他用严厉地语气呵斥我，抬起头来！
我害怕极了，却又不得不照着做。
当我红着眼睛看着讲台下的一双双眼睛时，我听到老师又在说，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听到了，但骄傲这两个字，我既不会写，也不懂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我身上的粉色棉袄，和台下的笑声。一种开心和绝望同时占据了我的内心，我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腮帮子像挂着二两五花肉的称钩。
只是当我拿着试卷回到家里，还是没有等到当初说好的一根筷子和两个鸡蛋。
后来我经常能够吃到鸡蛋，但是我讨厌吃鸡蛋，因为我最想吃的鸡蛋，在四岁那年，还是没有吃到。
相比于数学，语文我总是无法满分。
因为我没有橡皮擦，当老师看着一张满是黑色疙瘩的试卷时，皱起的眉头像极了扣掉的0.5分。
但我根本不在意，因为母亲不在意，她似乎对别人提起儿子的成绩时总会念起当初有我时的万种辛酸，从而保持一种那个年纪本不该有的谦虚态度来。
相反，姐姐却总是很自豪，当我站在领奖台上，看着台下一双双怀着各种情绪的眼睛时，我能看到她在笑，笑得像个跟我一样的孩子，只是我从不笑。
那时候正是儿歌流行的时候，像是我是一个粉刷匠这样的歌，大概在城市里只会流行一年，但在村子里却能流行很长时间，不过那时候还没有流行的概念。
我听着同学们欢快的歌声，心里只会觉得，比起粉刷匠，我倒更像是一个砌墙工，我用一块块不知道是什么的砖，狠狠地把自己围起来，然后做一只坐井观天的青蛙。这只青蛙或许是个哑巴，它从不出声，也害怕自己的叫声会让自己害怕。
姐姐总是会带着我玩，我说不上喜欢或者讨厌，跟在后面做一只安静的跟屁虫。
只是跟屁虫有时候会变得讨厌，当家里没有大人的时候，小孩子就更容易闹矛盾。
我撒谎骗母亲，说额头正中的伤口是磕到了门角，母亲一边用热毛巾处理我的伤口，一边骂我没长眼睛。我偷偷地斜眼看我姐，她也在偷偷地看我。
我笑了，她却无声地哭了。
我姐再也没有打过我，犯了错之后，我们谁也不说话，然后两个人一起挨打。
有次上街，我盯着皮球看了半天，我还是没有主动表达的习惯。
母亲把它买了下来。
其实我并不热爱运动，因为从小体弱多病的缘故，不过院子里的阳光和皮球闪动过的光影，依然会让我笑出来。
我还是很少会笑。
有一次，父母吵架，母亲回了娘家，父亲去追，一去就是一个多月。
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我和姐姐依然上学放学，就着压水井的凉水，啃一箱方便面。家里的钥匙在门框上面藏着，但是院子里没有凳子，无论如何也够不着。
我踩着我姐的肩膀，从窗户的栏杆钻进屋子里，嘴上叼着方便面，站在不高的凳子上，双手扶着窗檐小心地往外钻。
那时候我还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以为所有小孩子过的都是相同的生活。直到后来有一天，青蛙跳出了井底，眼含热泪的羡慕之后，却又觉得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
等到父母终于回来，我和姐姐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们抱头痛哭，心想大人的世界当真遥远到陌生，却偏偏近在眼前，前一秒可以剑拔弩张，后一秒突然相亲相爱。
带着这种好奇去窥探大人的世界时，突然有种什么较为沉重的东西，咣当砸在心口发出一声闷响。
于是开始默默地流起了眼泪，这种从小到大从来哭不出声音的习惯，大抵是那时候生的根，而不知什么时候发的芽。
他们做了个重要的决定，要去镇上做生意。
而相对的，我和姐姐要转学了。
我谈不上开心或者难过，似乎从小性格就是冷漠又带着温柔，这种我称为冷柔的东西。
镇上的同学，相对于村里的同学，从根本上来说是要开朗不少的。即便内向，往往也是开朗的内向。
母亲的店生意不错，父亲还是以前那样，我很少见到他，或者喝醉的他躺在屋子里睡大觉，母亲就会不让我进里屋去。
我有时候搬个凳子在店外写作业，偶尔会碰见同学，我已经学会了问候，虽然不热情但带着内敛的善意。我知道这并不会给母亲的店里带来什么额外的收入，成绩优异的同学往往很少去买什么玩具。
倒是那些调皮捣蛋的同学时常会来店里，出乎意料的竟然礼貌得出奇，也就是这时候，我明白了一件影响自己一生的道理，人与他本身的成就大部分时候需要分开来看。
我依然也没有改变什么，除了爱看书之外，似乎没有别的爱好。
交朋友这种事情我更是一窍不通，我明白我什么也给不了别人，所以从始至终都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吸引力。他们需要的是跟父母说自己交了一个成绩优异的好朋友，这个好朋友肯定有什么特殊的学习方法。
然而，这个好朋友没有什么学习方法。有的话，我会跟姐姐讲的。
但是总而言之，我度过了一段相对正常的童年。
每天的日子都在重复，简单但美好，好像时间不舍得老去，所以一直，一直一直循环在同一天。
总会有新来的转学生，我从不打听关于别人的任何事，我永远冷漠。
在同学看来，我应该是个无趣的人，既不活泼也不喜欢玩各种游戏，说来奇怪，明明是班里几乎年纪最小的学生，却总觉得他们幼稚。
老师们似乎总是比较喜欢向我投来更多目光，大概觉得能从我身上发现一些学习优异的同学身上应该有的某种特质，从而对他们的教育事业有所帮助。很遗憾的是，他们一无所获，因为我可以用一副表情做完所有的事，这副表情就是没有表情。以至于刚刚来到新班级时，老师看着我这张心不在焉的脸，一度以为我上课全然都在走神，直到考试时站在我旁边，看着我亲手做完试卷，连检查一遍的动作也没有，就双手托着那张心不在焉的脸开始看天花板。墙角常年结满了蜘蛛网，四年级的学生即便举起扫把站在课桌上，也很难清理干净。
有一次放学，我见到了那个新来的转校生，不知道什么名字，被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围在校门口施暴。
我不喜欢看热闹，因为我永远冷漠。
但我带着那张冷漠的脸，站在了围观的人群中，我没有表情，虽然我看到不远处的班主任正在往这边走。
她注意到了我，先是惊讶，然后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新来的转校生正在被打。
她应该也没有认出来被打的同学是谁，但是既然我在围观，她应该是觉得学习好的同学更需要注重品德的培养，教会自己的学生暴力是错误的事，时机已到。
当她拨开人群的时候，我转身走了，姐姐在不远处等我。
然后我们一起走过对面的小卖部，看着来往的同学，闻着辣条的气息，咽着口水往家走。
很长一段时间，我用来评判食物是否好吃的标准，就是它是否闻起来像辣条，至于吃起来是否一样，我根本不知道，也不重要。
姐姐开始很少和我说话，大概是我喜欢讲一些她听不懂的话，而她又没有别人可以问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她开始看电视上的男女谈恋爱，在下雨天爱的死去活来，而我自然更想看动画片，不然除此之外我更没有什么话题可以和为数不多的朋友们交流。
她就会骗我去看书。
母亲的店里有盗版书籍在卖，只要每一本只看一遍，那么就还是新的。于是，该看的不该看的我都看了一遍。
也有一些只看不买的客人，总是那么几幅面孔，但是我在店里的时候，母亲从不赶人走，她似乎开始在我面前变得温柔，但却总是无法改变我的冷漠，甚至与亲戚家的哥哥姐姐一起去照相馆拍照，我那张小嘴也从来没有弧度，配合肉嘟嘟的小脸，看起来像在生气。如果恰好快门时我闭上了眼睛，反而会更可爱一些，只是如此的话，我便没有几张拿得出手的童年照片了。
我不在乎，真的，我会把时光记在脑子里。
后来我看到星座相关的内容，上面说这是水瓶座。
我也不在乎，真的。
我害怕有特别要好的朋友，要好到放完学会在他们家玩到深夜然后不得不留宿。
因为我尿床的毛病仍然没有好。
所以我会特别注意时间，细心观察窗外阳光的角度，判断回家的时刻是否已经来临。
但是也偶有例外，单纯的小孩子在遇到志趣相投的朋友时，往往会沉浸在不是手足胜似手足的真情实感之中，他们会从电视上的桃园结义受到启发，觉得自己天生也该拥有这样一些兄弟，比什么都命中注定。
我尽量控制情感，把握距离，以及观察时间。
但是总有例外，当我不得不在深夜做出选择时，我装睡了一整夜，因为我害怕朋友家里挂上我的地图。我看着窗外透出的点点星光，盘算着世界之外有什么，如果有，他们又在做什么呢，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在深夜里无法入睡，强忍着看向夜空的繁星，想象着世界之外有什么。
第二天我会特别困，但即便我眯着眼睛小憩，只要强撑着身体不发出动静，老师无法从我这张脸上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因为他们也早已习惯了我毫无波动的分数，以及毫无波动的脸。
我也会开始跟班上的恶霸一起，玩一些弹珠之类的无聊游戏，我发现他们的脾气似乎完全与别人嘴里提及的不同，即便我会耍赖，他们竟也能容忍，但好在我不是真正会耍赖的人，在些许的肆无忌惮之后兑现幼稚的约定，是我放在心上的事。
我慢慢的变了，越来越多的同学喊我一起玩，有时他们会去母亲的店里找我，这时候我特别不自在，总怀着一种我真没有想让你们来店里买东西的愧疚感，顺便赔上有些拘束和扭捏的憨笑。
后来我发现没有人会这样认为，大家都是单纯的人，在单纯的年纪里做一个单纯的人，一直是我努力想要做到的事，但是小时候我总是无法做到。
等有一天我真的做到了，却已经不再是需要单纯的年纪了。
我就想管它呢。
我就想做这样一个人。
因为这样真的太轻松了，而我一直活的很累。
有一次母亲与人发生争执，回家的我和姐姐看着围观的人群，第一次觉得不知所措。
父亲从厨房出来，黑着脸把那人砍得跪地求饶，虽然此后花了很多钱才摆平，但是暴力仍然不足为人道。
此后很多年，我才知道母亲为了什么从一而终，那是一个男人为了你奋不顾身的冲动。
我对此不置可否。我认为这是大人们的事，我讨厌冲突，也讨厌暴力。
我永远无法从心底真正接纳父亲，是源于某一天，他对家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即便后来天降正义，他在不久后死去，我仍然对此耿耿于怀，且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这是我无论如何也要亲手杀死的男人，他把一个家，变成了罪犯与三名受害人的修罗场。
从此，我对任何年龄段的女生，总有一种无法言喻的负罪感，我无法与她们亲密，更无法看到她们哭泣。我变得对年长的男性充满骨子里的敌意，怀疑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制造伤害与别离。
但在那个冬天，我见到了死亡。
死因是心肌梗塞恢复期突发梗死，爷爷奶奶有他时已近知天命，本就先天不足，后天又酗酒，终于自作孽而不可活。
他的葬礼上我只为他流了敷衍的眼泪，更多的是看着母亲作为未亡人，一个人枯坐于蒲草上默默哽咽，我为她而悲伤地呜咽，又无声地落泪。
当我捧着破碗在他下葬的坟前摔碎，我心里只有四个字，皆大欢喜。
一位叔叔放了两瓶白酒在他的棺材外面，活着时终日与酒作伴，死了也不忘与酒长眠，我永远可以为他悲伤，却永远无法同情并停止对他的憎恨。
我在冬天出生，他在冬天死去。
我不知道在他的一生里，当看着他的儿子时，心中是否有过一刻自己是位父亲的责任，但万幸的是，他的儿子既无法原谅他，也永不悼念。
我们是仇敌，无论是十岁的我，还是死去的他。
所以我唯一记得他的方式，就是仇恨。
冬天总会过去。
但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春天，偶尔还会有些别的意外趁虚而入。
一位同村的大娘为母亲带来了她的信仰，母亲的脸上逐渐有了笑，好像过去是被翻过去的书，未来是未印染的白纸，一样的笑。
那时候不懂，所有轻易得来的快乐，往往负载着巨大的痛苦，隐匿在你的人生中，伺机摧毁你的一切。
那时候也不懂，有时候真的，笑比哭更可悲。
所以一切如同母亲脸上的笑一般，迎着暖洋洋的春光，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虚假的繁荣。
母亲逐渐开始为了她的信仰奔波。
我也伴随着迷茫和不安升入了中学。
只有姐姐，看似决绝而坚定地辍学，实则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已然如芒在背。
我不知道姐姐如何抗过了那段岁月，当多年后她痛哭流涕地讲起往事，我虽未曾出声，却已经是两行两行复两行了。
就好像命运女神在春日里纺织命运，而三位受害人恰恰就在属于他们自己命运的正下方，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一团密密麻麻的阴影里。
我逐渐开始逃课，我离老师口中的坏学生只差了暴力一词，而这仅仅只是因为我太瘦弱，似乎因为害怕别人的同情，所以也将自己的同情一并毁掉，成为真正的冷漠。
当然，我的学习成绩并没有落下，我似乎天生有一种化繁为简的能力，而当我把一样东西真正变得简单，却又从此对它失去了兴趣。上下求索的是我，三分钟热度的也是我。打小我或许就已经习惯了自己人格上的不统一，所以无论遇到多么奇怪的人和事，我总会把他们一一拆解成简单的东西，然后觉得是可以接受的程度，或者并不算困难的事。
我只花费很少的时间来维持我的成绩，剩下的时间用来观察世界。从表情到心理，从语气到行为，我开始试着理解与接受。
从此我有了很多朋友，抑或者，在每个时期，我总会收获一些新朋友。
这一切结束于初中二年级，姐姐离家出走了。从此，在漫长的一生里，我开始从被动到主动地接受了真正的孤独。
我很少见到母亲，她为了她的信仰不知奔波于何处，于是自然生活费要比别人少出一截。
所以每星期我大概都会请假一两天，自己在家守着店，等待着若有似无的生意。
然后我便更少去学校了，有时跟一帮兄弟混在一起，能整月地消失于老师课堂的点名中。
直到有一天，后村里的大爷跟学校的教务处打电话，说有一群初中生在偷他的鸡。
我躲在人群的最后面，被大人们围成一圈。教导主任还是发现了我，但他只是看着我，手上仍然在不停地教训我的同伴。我看着同伴们的脸，全是泪水洗刷泥尘留下的痕迹，只有我，没有流泪，也没有说话，只有肚子不停地咕咕叫个没完。
那是我自认为长大后的第一次脸红，当后来无论是变黑还是变厚，它大概再也不曾那样红过。
我回到了学校考试。
成绩公布后，听着讲台上英语老师那不知道是批评还是表扬的话。
她说，别人一学期不来上课都可以考及格。
或许是那次试卷太难的缘故，班里的及格率出奇得难看。
我并没有感到开心或者难过，我还在为她的丈夫因为某本不雅小说手抄本是我的笔迹而在讲台上公然敲打我手心的事情耿耿于怀。
当从小到大没有人过问你做的无论什么事，而你又第一次受到当众惩戒时，心中不是因为恨，反而是因为知道自己错了，自懊而不可休的恼羞成怒罢了。
我再也没有听过一节历史课，我总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但是近代史，我倒是完完全全听进去了，我感兴趣一个国家是如何从跪着变成站着的过程，尤其当这个国家是我的祖国时。
所以后来有一天我们谈起是否爱国的话题时，我斩钉截铁地说我爱，你或许觉得我是张口就来的敷衍，只有我知道，这是多么深思熟虑的热忱而脱口而出的东西。
因为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允许这样一个孩子，活到如今的年月里。
我从不在其他的事情上与你争论，但在这件事上你必须赞同我和我说的一切，即便你一开始也是这么想。
终于，我开始进入懒散的学习状态了。
天知道这是多么伟大的事。
这从未有过，仿佛谬天下之大理的不学而有术，突然之间闭上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
我实在是个很懒的人啊，所以我已经给了它适当的尊重，当然也许落下的课程实在太多的缘故，总要有一点点认真，一点点到无人发现的程度，所以总还能维持不学而有术的假象，让各位老师倒掉杯中凉掉的老茶重新烧一壶新的。
当然他们心中也许会认为我暗地里是个自律的人，因为所有老师都从未见过我的家长，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渐渐地他们习惯了这件事，而我已经从小就习惯，并且习惯了看他们慢慢习惯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我发现了人的相似性，无论八岁、十八岁甚至八十岁，人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惯性。
当缺乏思维惯性时，人才会觉得活的很累。
而我对一切都漫不经心的态度，或许只是因为太过疲惫。
我一直对待事物都有自己的理解，也不在乎这种理解是否与别人相同。在老师讲课之前，我会自己把课本看一遍，所以上课时更像是与老师进行一种思维上的交流，而并非只是他在讲我在听。
思考我太在行不过，我向来都是想明白后再做行动，而不是通过实践来证明什么，除非这件事毫无道理可言，而又没有人能够说明白它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我才会亲力亲为，从它的开始进行探索，直到我自认为完全了解为止。当然，首先这必须基于我对它有足够且持续的兴趣，一旦我发现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我是能够瞬间做到戛然而止的人。
所以我不用努力就可以做到一些事情，所以我从来都自负，像是活在井里的青蛙，像与母亲讨论梦里荷塘的我。
老师们从不关心我的成绩，他们更在乎我的心理健康，毕竟看起来我完全不正常，外表与内心存在巨大的无法掩饰的不相衬。但当他们发现无论如何也打不开那扇门，便只好推测门里面是什么，再通过试探性的验证之后，得出自己一再碰壁的结论。
连我自己也无法猜到的东西，他们要怎么猜得到呢？
我逐渐接受自己是个奇怪的人，也不认为这种奇怪到底有什么不好。当我能与所有人轻松相处，而同时保持自己内心世界的安宁时，我确实是轻松且愉悦的。
母亲渐渐开始关注我的学习成绩，当她旁敲侧击得到结果之后，脸上露出不知是高兴还是失望的表情。
天底下所有的母亲大抵都是相似的，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送给自己的孩子。而彼时母亲心中最好的东西，应当就是她的信仰。
所以我渐渐明白她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是用来伪装忧心忡忡与恐慌的假笑。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她便害怕我从她手里飞走，她一直想把我带去她认为的光明中，但我却一直生活在她飞向光明的阴影里。
不出意外，我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而她，已经开始谋划她为我预定的人生。
我们都在等待命运。
必须声明的是，我从没有独占鳌头的野心，即便在高中时期，我发现成绩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的东西。
因为这种野心与母亲眼里的忧愁是息息相关的，她应该一直在观察我的羽翼何时丰满，以便及时劝阻我越飞越远。
如她所愿，我只花费很少的时间在学习上，当然我也有我无法说与旁人的焦虑。我开始看到母亲身上越来越明显的异样，当我看得越明白时，我反而越不明白。
我遇到了生平最无法理解的东西。
我问母亲：“那是什么？”
母亲说：“这是光明。”
我们再也无法相互理解，我想让她去看所谓光明下的阴影，她却想让我相信那能灼伤眼睛的东西是光明。
我开始生平第一次哀求她，从小到大我从未求过她什么。
她开始讲一些往事，我知道了我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以及最初那张绿色的小脸。
我对她说：“学校的饭点我从来都晚去，因为过了人最多的时候，剩下的饭菜同样的价格给的更多。”
母亲说：“我们生来就是苦命的人。”
我又说：“可我从不觉得苦，我很快乐。”
母亲垂下了眼睑，短暂地失去了光明的照耀，那张脸浮现出一瞬的衰老，却又马上恢复了虚假的生机盎然，用不容辩驳的语气对我说：“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快乐。”
那种语气，就像是我对她说梦里的荷塘，她对我说你不知道。
可是我总会知道。
我们都在等待对方妥协，我认为我是理智的，我同样希望母亲可以如此。
但是人生最大的无常，就是你无法知道前方有多少的事与愿违。
暑假来了，母亲出奇地比往日慈祥可亲了一些，而我竟对此毫无警觉。
等到开学的日子到来，我才发现自己卧室的门外，已经挂上了一把大锁。
无论我怎么锤打那扇门，发疯地嚎叫或者是声嘶力竭的哀求，都没有任何回应。
母亲的手机响了，万幸的是，我在学校的通讯信息登记里填写了正确的号码。
我认为这是最后的希望，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放我出去！”
却只隐隐地听到门外母亲轻描淡写的声音：“是啊，他转学了。”
我甚至听到手机里传来了一声凄凉的叹息，和着我最初的绝望，永恒地嵌印在脑子里。
我又开始无声地流泪，直至忘了自己是谁。
我好像是失去了一年多的时光，也好像是失去了所有的情感。
我又想起了少时的梦，梦里面有一片荷塘，我告诉母亲，母亲说：“你不知道。”
现在那片荷塘中，已经空无一物。
我才发现，原来我们从未互相了解过。
我开始回想，母亲只身度过的这些岁月，原来我们都在这段岁月中孤独着。
而这份孤独显然不尽相同。
人与人之间从来都不同，孤独如此，幸福如此，就连不幸，也只是相似，而无法相同。
我渐渐沉默，因为已经一言不合，我们不知何时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回过神来已经渐行渐远。
我会对她说：“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她又会对我讲：“你不知道。”
那便不知道罢。
当后来我以极其惨烈的方式重新见到外面的阳光时，我内心非常的平静。
那感觉，似乎只能用平静来形容。
她说：“我不会给你一分钱。”
她明白，只要我还是没有长大，我就什么地方也去不了。
但我还是去了，我要让这世界上的阳光被她看到，告诉她真正的光明，永远不来自于言语的修辞和空洞的批判，而在于你是否有勇气把所有黑暗踩在脚下，只为了离太阳更近一点。
我记得每一个老板看我的眼神，这种沉讷的表露和稚嫩的外在有一种难以忽视的反差。
他们总是会问同一个问题：“怎么不上学了？”
他们也得不到答案。
我只会在他们看我身份证的时候才开口，开口就是直奔主题的解释：“实际年龄比身份证上要大两岁，刚出生没来得及上户口。”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相信，而即便相信也很难理解这样一个人难道是因为调皮捣蛋而被学校退学的小混混？
我便一直寻找，终于找到愿意收留我的老板娘。
老板娘能说会道，店里总是她在操劳，而传说中的老板，却很难会见上一面。
我便开始了我的工作。
这委实不是很难的工作，也没有太多烦心事，除了工资微薄——当然，我们已经过了疲于温饱的年代，在经济刚刚腾飞的当年，这点钱虽然无法让人纸醉金迷，但活下去绰绰有余。
见过出手阔绰的，也见过相当拮据的，只是我的工作无需与他们过多接触，所以他们在我眼里没有任何不同。
有一些后来跟我成了朋友，当时我特别像鲁迅酒馆里帮着记账的小帮工，只是没有遇见孔乙己。
我算账从不出错，我连计算器也不需要，我不由得又想起四年级那个下午，我在店外的门前做作业，有个开数学补习班的中年男人领着两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小孩子路过。
当时这种挎着公文包西装革履一丝不苟的装束在小镇上十分罕见，母亲也久违地探出脑袋来看，四目相对时，那个男人脸上堆满了笑容问我的母亲要不要给我报个补习班。
母亲问：“你们都教点啥？”
那男人说：“心算，就是一种特别快就能在心里进行数字计算的技巧，对孩子的数学成绩特别有帮助！”
母亲说：“我孩子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
那男人又露出三分谄媚七分得意的笑来，用不容辩驳的口吻说道：“成绩好不代表就不需要，”他看着随行的两个孩子使了个眼色接着说，“不信你让你的儿子跟我们补习班的这俩孩子比一比，你自然就明白了。”
母亲当然乐见其成。
于是我开始和那俩孩子比试，竟然都是一些基本的加减乘除，虽然数字相对于当时的年龄来说，是有些大了。
但好歹我也是读过数学家高斯童年小故事的人，我就用面目表情的脸完成了这场比试，我甚至赢得毫无波折，那男人瞠目结舌，质问母亲我是不是学过心算。
母亲当场笑得合不拢嘴。
我当然不曾学过心算，但是我曾在店里帮忙收钱找钱，只是我不会把这个原因说出来，因为显得懂事而凄凉。
那一天我在母亲脸上最后一次看到了骄傲的笑，那是只为我而生出的骄傲。
后来我大概再也没有令她骄傲过。
母亲病发的很突然，当我回到家，看着民警们堵住整个家门。
门里是我的母亲，和一位阿姨。
两个人身上都有淡淡的伤痕，显然刚刚结束一场厮打。
这件事调解得很顺利，双方均表示冰释前嫌，只有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母亲真正病发在那个冬天，所以我一直对冬天有种莫名的恐惧。
当亲戚们费了好大劲把她送入医院时，当我在监护人那栏签下我的名字时，当我看着他们商量出钱的表情，当我细细盘算我现在有多少钱。
我在十五岁，正式成为了母亲的监护人。
一期住院费很高昂，亲戚们一再表示，这个钱你不用还。
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切，当我独自一人回到家，当我在夜深人静时，我很难过。
很快二期住院费来了，我无法签字，是因为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那么多钱。
这是我第一次，对一切感到无能为力。
我拿着明细单，蹲在医院门前的马路边，旁若无人地流泪，直到太阳落下去。
等到第二天我从一场头痛中醒来时，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命运的馈赠，还是付出的代价。
后来很多年，我都一直想不明白，究竟是怎样的人，才会为了自尊，而失去自尊呢。
人，大概本身就是为了在矛盾中寻求平衡，这一撇一捺，明明出发点完全一样，却是两种完全相反的结局。
而你必须接受这种结局，才能自洽，才能稳住而不至于倒下。
才成为了人。
我从此学会了攒钱。
我知道哪里的饭菜可口价格公道，也清楚如何生活成本会降到最低。
母亲的医药费再也没有无法缴纳的情况，尽管我的生活贫瘠得如同圈中的猪狗，但我知道，这种内心的充实与平静是再多物质也无法给予我的安全感。
我开始遇见阳光，那感觉就像是一整个夏天积攒的乌云终于倾泻而成的暴雨洗刷了整个天空与世界，一切都变成了新的模样。
我仍旧会遇见黑暗，仍旧会陷入绝望，但每当这种时刻出现，我总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或物，如同黎明的太阳，开启我新的一天。
好像在告诉我，孩子你已经经历了所有的黑暗，从此这世界再也不允许你绝望，只要你抬头去看，总能看到太阳。
但我内心不总是被阳光填满的。
我承认，我或多或少有着性格上的缺陷，无论我以怎样的表象示人，心里永远藏着无法被看见的隐秘角落，甚至连我自己，也无法想看就看。
我开始遇见温暖的人，以至于后来当我成为温暖的人，当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想说或者不说的是，在我漫长或者并不漫长的一生里，也曾经有很多人对我这么好过。
我一直有一个决心，要为母亲攒一笔钱，无论她是否被治愈，这个世界不会放弃她。
因为我不会放弃她，而世界也没有放弃我。
常常有人问我，你会不会太累，可人在连轴转的时候，是无法感觉到累的。当你无力的时候，惯性会推着你继续转动，而你又会在转动中恢复了动力，永无止境。
所以，人在绝境中，需要做到的仅仅是两个字，吃饱。
然后走下去。
我从来不曾把我喜欢你的原因告诉你，因为这实在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如果我无法热爱世界，那自然无法热爱你。
就如同我人生中最后一次绝望，我坐在急救室门外走廊的座椅上，等待我的母亲从昏迷中醒来。
在那漫长的一夜，我又开始无休止地默默流着泪，在旁人看来或许是一位为了亲人感到哀痛的病人家属，只有我自己明白，这泪水有一半，是为了我自己而流。
我看着母亲留给我的一页写满了歪歪扭扭字体的薄纸，理解她字里行间想要表达的情感与思想。
我终于陷入绝望，无非是意识到自己一厢情愿的付出，原来仅仅是满足于自身毫无意义的“被需要”，而又将别人归根结底为无法不“需要”，却从不思考，自己温柔地对待她，想要为她解开迷惑，自己却成为她最大的迷惑。
就像一位母亲，从来都会担忧自己的儿女过得苦不苦，而自身又是否成为他们的拖累一样。
而我总是执迷不悟，当母亲终于安然无恙地从急救室出来，我便天真地认为，阳光又一次普照了大地。
以至于，三番五次发生这样的事。
人啊，想接受事与愿违终究是件艰难的事，总在盼望又总在失望，总劝自己接受现实却又总在等待奇迹发生。
就像我即便清楚，她或许永远无法真正康复从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却总是不愿意把一切交给时间，总是对于等待缺乏耐心，对于奇迹又急不可待。
我终于放手，把她的一切交给时间，而相信她的医生，也相信她，更相信自己。
当我再一次审视这个世界，审视自己的内心时，我似乎清楚明白了一些问题。
我开始发现自己的优点，当然也发现自己的缺点，而在我一瞬间如此清醒的时刻，我竟然无法接受我的缺点，就好像无法接受自己仅仅是一个凡人的事实。
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梦，荷塘，远方。
我终于鼓起勇气，放下一切，去看看这个世界。
而这一次，我谁也不为，仅仅只为了我自己，因为我并非是一个无时无刻不被需要的人。
当我在高山流水之中徜徉，在无人知晓的远方享受平静与自由，在面对内心可以沉稳而自洽时，我竟一时陷入对这种美好带来的巨大欢喜而造成的恐惧之中。
我悔恨我的蹉跎，仇视我的无知，觉得有些道理为什么不能早点明白，而又觉得即便明白也仍然辜负了自己太多太多。
我像一个局外人，俯瞰着自己的生平，时而流泪，时而欢笑，面对过往的种种伤痕，吹干自己的血与泪，第一次对人生感到疲惫。而惯性即将消失，动力还未到达时，我遇见了你。
像是一种早就遇见的遇见，聊着只有熟人才会讲的闲话。那感觉，是幼时出去玩耍，母亲问什么时候回家的亲切。
我才终于变成了凡人，我发现我热爱这世界的一切，而我也终于有能力去热爱。
我从来无法主动说出喜欢，也惮于谈到爱，并非是羞于启齿，实在是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又讲到哪去。
我是不懂就问的人，所以我问你。
我说：“喜欢到底是什么？”
你不回答。
我再问：“爱是什么？是把喜欢藏在心里酿出来的酒吗？”
你沉默。
你和世界一样，永远让我自己找答案，我就当你默认。
而现在，这壶酒已经酿了一半，至于另一半，恕我无能为力，那实在不是归我管的事了。
他说他要写一封情书，给他爱的人。这么多年以来，这是我破天荒地听到他说这样一件在我看来离谱至极的事情。
所有的朋友几乎都认为，他应该就是一位带发修行的得道高僧，但他自己说，他遇到了自己看不破的红尘。
他自己说的大致如下——
父亲与母亲是相亲认识的，有没有爱情我不知道，也问不出来，但是肯定是为了结婚。
母亲当年二十四岁，比父亲大了两岁，按理说是到了年纪，可是家里兄弟姊妹八个，她排老六，所以还是做了懂事姐姐，等到老七的舅舅媳妇进了门，终于才愿意谈起自己来。
相亲对象先是一个不知名的叔叔，家境很好，能够帮衬家里兄弟把婚事办了，但就是小腿有点跛，母亲就听媒人把话说到这里，八百年憋不出响儿的闷葫芦突然就开了口，说：“我就是死也不嫁给残疾人。”
其实这全怪那媒人不会说话，应该让他们见见面的，说媒这事儿，哪能先把丑话说前头？
母亲自尊心作祟，大概是当年就悟出了贫穷就等于残疾的社会道理。
但母亲是个温柔的人，她绝对不歧视残疾人，我发誓。
于是母亲去了广州开始打工，见过大城市的她嘴里没有一点对世面的向往，她生来朴素而真挚，单纯又傻的让人心疼。
她挣够了自己兄弟娶媳妇的钱，也就到了二十六岁，这个年纪的姑娘，在当年也是不好找对象。
媒人又来了，估摸着母亲是过了两年都还对这个媒人耿耿于怀，说：“只要不是残疾人就行。”
不远不近的村里有一户人家，小伙子爱玩，二十四岁还没结婚，家里兄弟姊妹六个，数他最小。爹妈年纪大，哥姐全惯着，人又长得帅，早晚得学坏。
这俩人就见了面了。
但还轮不到我出场，我姐出生了。可农村人不就盼个儿子？父亲要求更高，枕边话是要个本命儿子。
我的出生完全是计划生育的余地。
母亲怀孕的时候，父亲进了东大院，直到我出生，那是一个冬天，在温暖的广州。
母亲常常跟我讲，算来算去日子不对，她前天还在赶工，突然就有了动静。
我早产了，提前一个多月。当时母亲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就去后山挖野菜，能吃不能吃的都能吃。
所以我生下来的时候，脸是绿的。我爹在产房外看着苦等了一晚上的母子俩，看着我绿色的小脸。
大概从那一刻起，即便是他的本命儿子，他也从来不曾喜爱过。
腊月十八，母亲总是念叨，那一年广东格外的寒冷。
孩子要吃，孩子爹妈也要吃。
母亲开始催父亲好好工作挣钱，父亲大概是觉得这个脸绿的儿子实在喜欢不起来，一年的工钱就买回家一麻袋气球，和一辆凤凰自行车。
我记得这辆自行车，据说是全村第一辆自行车，但是等我学着骑它的时候，它已经是全村最老最丑的自行车了。
我用一条腿卡进大杠里，另一条腿保持平衡开始骑，越快我越稳，越慢我越晃荡，结果就是天天摔。
家里多了一辆儿童自行车。
这应该是他们每晚在床头吵架后的妥协吧。
只是不知道当时借钱给这对贫贱夫妻的到底是哪位叔叔？或者阿姨？
我不记得他们恩爱过，我的最初记忆，是母亲的哀嚎，和父亲高举头顶原本属于母亲的高跟鞋，还有地上坑洼里淌满的鲜血。
所以我很小就自己睡，如果晚上下雨，还有滴答滴答的催眠声，那是挂在房梁下支起的雨布和雨水碰撞的声音。
从记事起我就挨打，因为我尿床，当然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父亲打我的母亲所以我的母亲打我还是我尿床所以打我。
他们应该挺忙的，因为要借钱。我学会的第一句谚语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他们借没借到钱我不知道，但应该没有借到幸福。
我的性格应该就源于我的父母，一半温柔，一半暴戾。
如果父亲能够忘了我的绿色小脸，多带我出去耍两次，那么温柔会占四分之三。
或者母亲能够不计较体弱儿子尿床，在太阳底下看着我温柔的笑，那么温柔也会占四分之三。
但是刚好，温柔和暴戾各占一半，我是关着野兽的牢笼，我关着我自己。
我内向，但也会厚着脸皮跑同学家看奥特曼，我家的电视只有孙悟空和小燕子，偶尔会什么也没有，那我的脸皮就要厚上一次。
看着里面的男人高举手臂，说着听不懂的奇怪的话，然后亮闪闪的巨人蹦出来，先被虐，再反击，最后飞走，然后为我与同学们就“孙悟空与奥特曼到底谁更厉害”的辩论增添一些或深刻或浅薄的理论基础。
我自然是始终认为孙悟空更厉害，即便他在五指山下吃着别人施舍的香蕉，酷酷地风吹日晒。这是我家电视机里的孙悟空，当时并不知道别人家的电视里也有。
我姐回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姐姐，她也不明白什么是弟弟。她穿着破旧的小袄，在冬日的阳光下羞赧地笑。
从此，破旧的衣服将陪伴我度过整个童年，而她也再没有穿过完全女孩化的新衣服。
妈妈也会打她，但是错总在我多一点，所以尽量可以多打我一些。
大概是父亲可以和母亲打架，母亲可以打姐姐和我，姐姐也能用高我一截的身躯狠狠地痛击我，我会在院角蹲下，看忙碌的小蚂蚁。有时豆大的泪珠滚落在蚂蚁群里，它们会特别惊慌地四处乱窜，而我看着它们，就像我一样可怜。我也想伸出双手抱抱这些可怜的蚂蚁，但是它们太小了，而我太大又太小。
眼瞅着姐姐快到了要上学的年纪，夫妻俩还是迎来了来自亲人的温暖。
姥姥家送来了一头大了肚子的老母羊，肚子里却是我们的希望。
日日盼夜夜盼，母羊终于要下崽，当一黑一白两只小羊跪着落了地，同时落下的还有悬着的几颗心，和西边的太阳，以及霞光中金色的晚风。
我开始和姐姐去放羊，小羊最不挑食，有草的地方就走不动路。但当小羊终于变成学会如何识别哪里的草更鲜美可口的大羊时，分别的时刻就要到了。
那天雨下到中午才停，我第一次见到了彩虹，虽然早上父母不在家，我和姐姐被雷声吓得躲在床底下。
姐姐能上学了。
第二天我跟母亲说，我梦见了一个大大的荷塘，荷花已经开了一些。
母亲对我说，你知道啥是荷塘吗？你还没见过水塘呢。
我说我知道。
母亲说，你不知道。
从此，我开始了每天追逐姐姐的生活。
村里没有小学，需要走二里的小路，除了下雨时脚上不合衬的胶鞋总是陷在泥泞里拔不出来以外，其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每天的早饭我都吃的很快，但还是不够快，等到姐姐要出门，碗里的稀饭就还剩半碗没有喝完。
但我不管，我母亲的形容是，我撂下碗筷，夺门而出。
我从不闹人，唯有跟姐姐去学校这件事，真有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架势。
小学校长是个很体面的男人，但为此也伤透了脑筋。入学吧，年纪太小。拦着吧，看着这满眼委屈与执着的小娃娃，活脱脱一只随时要扑上来咬你一口的流浪狗。
于是他便经常来我家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只是每次他来，我都会躲在母亲怀里哭。这倒使得他有些不好意思，其实我当时同样不好意思，总有几分恼羞成怒的意味混杂在里面。
校长做出了让步，说只要孩子考试可以及格，就允许我入学。
后来，有一天我穿着粉红色的破旧棉袄，站在讲台上举起手中写着大大的鲜红色100的数学试卷时，我竟然低下了头不敢看别人的眼睛。
数学老师是个戴老花镜的男人，他用严厉地语气呵斥我，抬起头来！
我害怕极了，却又不得不照着做。
当我红着眼睛看着讲台下的一双双眼睛时，我听到老师又在说，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听到了，但骄傲这两个字，我既不会写，也不懂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我身上的粉色棉袄，和台下的笑声。一种开心和绝望同时占据了我的内心，我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腮帮子像挂着二两五花肉的称钩。
只是当我拿着试卷回到家里，还是没有等到当初说好的一根筷子和两个鸡蛋。
后来我经常能够吃到鸡蛋，但是我讨厌吃鸡蛋，因为我最想吃的鸡蛋，在四岁那年，还是没有吃到。
相比于数学，语文我总是无法满分。
因为我没有橡皮擦，当老师看着一张满是黑色疙瘩的试卷时，皱起的眉头像极了扣掉的0.5分。
但我根本不在意，因为母亲不在意，她似乎对别人提起儿子的成绩时总会念起当初有我时的万种辛酸，从而保持一种那个年纪本不该有的谦虚态度来。
相反，姐姐却总是很自豪，当我站在领奖台上，看着台下一双双怀着各种情绪的眼睛时，我能看到她在笑，笑得像个跟我一样的孩子，只是我从不笑。
那时候正是儿歌流行的时候，像是我是一个粉刷匠这样的歌，大概在城市里只会流行一年，但在村子里却能流行很长时间，不过那时候还没有流行的概念。
我听着同学们欢快的歌声，心里只会觉得，比起粉刷匠，我倒更像是一个砌墙工，我用一块块不知道是什么的砖，狠狠地把自己围起来，然后做一只坐井观天的青蛙。这只青蛙或许是个哑巴，它从不出声，也害怕自己的叫声会让自己害怕。
姐姐总是会带着我玩，我说不上喜欢或者讨厌，跟在后面做一只安静的跟屁虫。
只是跟屁虫有时候会变得讨厌，当家里没有大人的时候，小孩子就更容易闹矛盾。
我撒谎骗母亲，说额头正中的伤口是磕到了门角，母亲一边用热毛巾处理我的伤口，一边骂我没长眼睛。我偷偷地斜眼看我姐，她也在偷偷地看我。
我笑了，她却无声地哭了。
我姐再也没有打过我，犯了错之后，我们谁也不说话，然后两个人一起挨打。
有次上街，我盯着皮球看了半天，我还是没有主动表达的习惯。
母亲把它买了下来。
其实我并不热爱运动，因为从小体弱多病的缘故，不过院子里的阳光和皮球闪动过的光影，依然会让我笑出来。
我还是很少会笑。
有一次，父母吵架，母亲回了娘家，父亲去追，一去就是一个多月。
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我和姐姐依然上学放学，就着压水井的凉水，啃一箱方便面。家里的钥匙在门框上面藏着，但是院子里没有凳子，无论如何也够不着。
我踩着我姐的肩膀，从窗户的栏杆钻进屋子里，嘴上叼着方便面，站在不高的凳子上，双手扶着窗檐小心地往外钻。
那时候我还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以为所有小孩子过的都是相同的生活。直到后来有一天，青蛙跳出了井底，眼含热泪的羡慕之后，却又觉得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
等到父母终于回来，我和姐姐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们抱头痛哭，心想大人的世界当真遥远到陌生，却偏偏近在眼前，前一秒可以剑拔弩张，后一秒突然相亲相爱。
带着这种好奇去窥探大人的世界时，突然有种什么较为沉重的东西，咣当砸在心口发出一声闷响。
于是开始默默地流起了眼泪，这种从小到大从来哭不出声音的习惯，大抵是那时候生的根，而不知什么时候发的芽。
他们做了个重要的决定，要去镇上做生意。
而相对的，我和姐姐要转学了。
我谈不上开心或者难过，似乎从小性格就是冷漠又带着温柔，这种我称为冷柔的东西。
镇上的同学，相对于村里的同学，从根本上来说是要开朗不少的。即便内向，往往也是开朗的内向。
母亲的店生意不错，父亲还是以前那样，我很少见到他，或者喝醉的他躺在屋子里睡大觉，母亲就会不让我进里屋去。
我有时候搬个凳子在店外写作业，偶尔会碰见同学，我已经学会了问候，虽然不热情但带着内敛的善意。我知道这并不会给母亲的店里带来什么额外的收入，成绩优异的同学往往很少去买什么玩具。
倒是那些调皮捣蛋的同学时常会来店里，出乎意料的竟然礼貌得出奇，也就是这时候，我明白了一件影响自己一生的道理，人与他本身的成就大部分时候需要分开来看。
我依然也没有改变什么，除了爱看书之外，似乎没有别的爱好。
交朋友这种事情我更是一窍不通，我明白我什么也给不了别人，所以从始至终都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吸引力。他们需要的是跟父母说自己交了一个成绩优异的好朋友，这个好朋友肯定有什么特殊的学习方法。
然而，这个好朋友没有什么学习方法。有的话，我会跟姐姐讲的。
但是总而言之，我度过了一段相对正常的童年。
每天的日子都在重复，简单但美好，好像时间不舍得老去，所以一直，一直一直循环在同一天。
总会有新来的转学生，我从不打听关于别人的任何事，我永远冷漠。
在同学看来，我应该是个无趣的人，既不活泼也不喜欢玩各种游戏，说来奇怪，明明是班里几乎年纪最小的学生，却总觉得他们幼稚。
老师们似乎总是比较喜欢向我投来更多目光，大概觉得能从我身上发现一些学习优异的同学身上应该有的某种特质，从而对他们的教育事业有所帮助。很遗憾的是，他们一无所获，因为我可以用一副表情做完所有的事，这副表情就是没有表情。以至于刚刚来到新班级时，老师看着我这张心不在焉的脸，一度以为我上课全然都在走神，直到考试时站在我旁边，看着我亲手做完试卷，连检查一遍的动作也没有，就双手托着那张心不在焉的脸开始看天花板。墙角常年结满了蜘蛛网，四年级的学生即便举起扫把站在课桌上，也很难清理干净。
有一次放学，我见到了那个新来的转校生，不知道什么名字，被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围在校门口施暴。
我不喜欢看热闹，因为我永远冷漠。
但我带着那张冷漠的脸，站在了围观的人群中，我没有表情，虽然我看到不远处的班主任正在往这边走。
她注意到了我，先是惊讶，然后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新来的转校生正在被打。
她应该也没有认出来被打的同学是谁，但是既然我在围观，她应该是觉得学习好的同学更需要注重品德的培养，教会自己的学生暴力是错误的事，时机已到。
当她拨开人群的时候，我转身走了，姐姐在不远处等我。
然后我们一起走过对面的小卖部，看着来往的同学，闻着辣条的气息，咽着口水往家走。
很长一段时间，我用来评判食物是否好吃的标准，就是它是否闻起来像辣条，至于吃起来是否一样，我根本不知道，也不重要。
姐姐开始很少和我说话，大概是我喜欢讲一些她听不懂的话，而她又没有别人可以问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她开始看电视上的男女谈恋爱，在下雨天爱的死去活来，而我自然更想看动画片，不然除此之外我更没有什么话题可以和为数不多的朋友们交流。
她就会骗我去看书。
母亲的店里有盗版书籍在卖，只要每一本只看一遍，那么就还是新的。于是，该看的不该看的我都看了一遍。
也有一些只看不买的客人，总是那么几幅面孔，但是我在店里的时候，母亲从不赶人走，她似乎开始在我面前变得温柔，但却总是无法改变我的冷漠，甚至与亲戚家的哥哥姐姐一起去照相馆拍照，我那张小嘴也从来没有弧度，配合肉嘟嘟的小脸，看起来像在生气。如果恰好快门时我闭上了眼睛，反而会更可爱一些，只是如此的话，我便没有几张拿得出手的童年照片了。
我不在乎，真的，我会把时光记在脑子里。
后来我看到星座相关的内容，上面说这是水瓶座。
我也不在乎，真的。
我害怕有特别要好的朋友，要好到放完学会在他们家玩到深夜然后不得不留宿。
因为我尿床的毛病仍然没有好。
所以我会特别注意时间，细心观察窗外阳光的角度，判断回家的时刻是否已经来临。
但是也偶有例外，单纯的小孩子在遇到志趣相投的朋友时，往往会沉浸在不是手足胜似手足的真情实感之中，他们会从电视上的桃园结义受到启发，觉得自己天生也该拥有这样一些兄弟，比什么都命中注定。
我尽量控制情感，把握距离，以及观察时间。
但是总有例外，当我不得不在深夜做出选择时，我装睡了一整夜，因为我害怕朋友家里挂上我的地图。我看着窗外透出的点点星光，盘算着世界之外有什么，如果有，他们又在做什么呢，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在深夜里无法入睡，强忍着看向夜空的繁星，想象着世界之外有什么。
第二天我会特别困，但即便我眯着眼睛小憩，只要强撑着身体不发出动静，老师无法从我这张脸上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因为他们也早已习惯了我毫无波动的分数，以及毫无波动的脸。
我也会开始跟班上的恶霸一起，玩一些弹珠之类的无聊游戏，我发现他们的脾气似乎完全与别人嘴里提及的不同，即便我会耍赖，他们竟也能容忍，但好在我不是真正会耍赖的人，在些许的肆无忌惮之后兑现幼稚的约定，是我放在心上的事。
我慢慢的变了，越来越多的同学喊我一起玩，有时他们会去母亲的店里找我，这时候我特别不自在，总怀着一种我真没有想让你们来店里买东西的愧疚感，顺便赔上有些拘束和扭捏的憨笑。
后来我发现没有人会这样认为，大家都是单纯的人，在单纯的年纪里做一个单纯的人，一直是我努力想要做到的事，但是小时候我总是无法做到。
等有一天我真的做到了，却已经不再是需要单纯的年纪了。
我就想管它呢。
我就想做这样一个人。
因为这样真的太轻松了，而我一直活的很累。
有一次母亲与人发生争执，回家的我和姐姐看着围观的人群，第一次觉得不知所措。
父亲从厨房出来，黑着脸把那人砍得跪地求饶，虽然此后花了很多钱才摆平，但是暴力仍然不足为人道。
此后很多年，我才知道母亲为了什么从一而终，那是一个男人为了你奋不顾身的冲动。
我对此不置可否。我认为这是大人们的事，我讨厌冲突，也讨厌暴力。
我永远无法从心底真正接纳父亲，是源于某一天，他对家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即便后来天降正义，他在不久后死去，我仍然对此耿耿于怀，且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这是我无论如何也要亲手杀死的男人，他把一个家，变成了罪犯与三名受害人的修罗场。
从此，我对任何年龄段的女生，总有一种无法言喻的负罪感，我无法与她们亲密，更无法看到她们哭泣。我变得对年长的男性充满骨子里的敌意，怀疑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制造伤害与别离。
但在那个冬天，我见到了死亡。
死因是心肌梗塞恢复期突发梗死，爷爷奶奶有他时已近知天命，本就先天不足，后天又酗酒，终于自作孽而不可活。
他的葬礼上我只为他流了敷衍的眼泪，更多的是看着母亲作为未亡人，一个人枯坐于蒲草上默默哽咽，我为她而悲伤地呜咽，又无声地落泪。
当我捧着破碗在他下葬的坟前摔碎，我心里只有四个字，皆大欢喜。
一位叔叔放了两瓶白酒在他的棺材外面，活着时终日与酒作伴，死了也不忘与酒长眠，我永远可以为他悲伤，却永远无法同情并停止对他的憎恨。
我在冬天出生，他在冬天死去。
我不知道在他的一生里，当看着他的儿子时，心中是否有过一刻自己是位父亲的责任，但万幸的是，他的儿子既无法原谅他，也永不悼念。
我们是仇敌，无论是十岁的我，还是死去的他。
所以我唯一记得他的方式，就是仇恨。
冬天总会过去。
但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春天，偶尔还会有些别的意外趁虚而入。
一位同村的大娘为母亲带来了她的信仰，母亲的脸上逐渐有了笑，好像过去是被翻过去的书，未来是未印染的白纸，一样的笑。
那时候不懂，所有轻易得来的快乐，往往负载着巨大的痛苦，隐匿在你的人生中，伺机摧毁你的一切。
那时候也不懂，有时候真的，笑比哭更可悲。
所以一切如同母亲脸上的笑一般，迎着暖洋洋的春光，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虚假的繁荣。
母亲逐渐开始为了她的信仰奔波。
我也伴随着迷茫和不安升入了中学。
只有姐姐，看似决绝而坚定地辍学，实则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已然如芒在背。
我不知道姐姐如何抗过了那段岁月，当多年后她痛哭流涕地讲起往事，我虽未曾出声，却已经是两行两行复两行了。
就好像命运女神在春日里纺织命运，而三位受害人恰恰就在属于他们自己命运的正下方，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一团密密麻麻的阴影里。
我逐渐开始逃课，我离老师口中的坏学生只差了暴力一词，而这仅仅只是因为我太瘦弱，似乎因为害怕别人的同情，所以也将自己的同情一并毁掉，成为真正的冷漠。
当然，我的学习成绩并没有落下，我似乎天生有一种化繁为简的能力，而当我把一样东西真正变得简单，却又从此对它失去了兴趣。上下求索的是我，三分钟热度的也是我。打小我或许就已经习惯了自己人格上的不统一，所以无论遇到多么奇怪的人和事，我总会把他们一一拆解成简单的东西，然后觉得是可以接受的程度，或者并不算困难的事。
我只花费很少的时间来维持我的成绩，剩下的时间用来观察世界。从表情到心理，从语气到行为，我开始试着理解与接受。
从此我有了很多朋友，抑或者，在每个时期，我总会收获一些新朋友。
这一切结束于初中二年级，姐姐离家出走了。从此，在漫长的一生里，我开始从被动到主动地接受了真正的孤独。
我很少见到母亲，她为了她的信仰不知奔波于何处，于是自然生活费要比别人少出一截。
所以每星期我大概都会请假一两天，自己在家守着店，等待着若有似无的生意。
然后我便更少去学校了，有时跟一帮兄弟混在一起，能整月地消失于老师课堂的点名中。
直到有一天，后村里的大爷跟学校的教务处打电话，说有一群初中生在偷他的鸡。
我躲在人群的最后面，被大人们围成一圈。教导主任还是发现了我，但他只是看着我，手上仍然在不停地教训我的同伴。我看着同伴们的脸，全是泪水洗刷泥尘留下的痕迹，只有我，没有流泪，也没有说话，只有肚子不停地咕咕叫个没完。
那是我自认为长大后的第一次脸红，当后来无论是变黑还是变厚，它大概再也不曾那样红过。
我回到了学校考试。
成绩公布后，听着讲台上英语老师那不知道是批评还是表扬的话。
她说，别人一学期不来上课都可以考及格。
或许是那次试卷太难的缘故，班里的及格率出奇得难看。
我并没有感到开心或者难过，我还在为她的丈夫因为某本不雅小说手抄本是我的笔迹而在讲台上公然敲打我手心的事情耿耿于怀。
当从小到大没有人过问你做的无论什么事，而你又第一次受到当众惩戒时，心中不是因为恨，反而是因为知道自己错了，自懊而不可休的恼羞成怒罢了。
我再也没有听过一节历史课，我总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但是近代史，我倒是完完全全听进去了，我感兴趣一个国家是如何从跪着变成站着的过程，尤其当这个国家是我的祖国时。
所以后来有一天我们谈起是否爱国的话题时，我斩钉截铁地说我爱，你或许觉得我是张口就来的敷衍，只有我知道，这是多么深思熟虑的热忱而脱口而出的东西。
因为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允许这样一个孩子，活到如今的年月里。
我从不在其他的事情上与你争论，但在这件事上你必须赞同我和我说的一切，即便你一开始也是这么想。
终于，我开始进入懒散的学习状态了。
天知道这是多么伟大的事。
这从未有过，仿佛谬天下之大理的不学而有术，突然之间闭上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
我实在是个很懒的人啊，所以我已经给了它适当的尊重，当然也许落下的课程实在太多的缘故，总要有一点点认真，一点点到无人发现的程度，所以总还能维持不学而有术的假象，让各位老师倒掉杯中凉掉的老茶重新烧一壶新的。
当然他们心中也许会认为我暗地里是个自律的人，因为所有老师都从未见过我的家长，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渐渐地他们习惯了这件事，而我已经从小就习惯，并且习惯了看他们慢慢习惯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我发现了人的相似性，无论八岁、十八岁甚至八十岁，人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惯性。
当缺乏思维惯性时，人才会觉得活的很累。
而我对一切都漫不经心的态度，或许只是因为太过疲惫。
我一直对待事物都有自己的理解，也不在乎这种理解是否与别人相同。在老师讲课之前，我会自己把课本看一遍，所以上课时更像是与老师进行一种思维上的交流，而并非只是他在讲我在听。
思考我太在行不过，我向来都是想明白后再做行动，而不是通过实践来证明什么，除非这件事毫无道理可言，而又没有人能够说明白它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我才会亲力亲为，从它的开始进行探索，直到我自认为完全了解为止。当然，首先这必须基于我对它有足够且持续的兴趣，一旦我发现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我是能够瞬间做到戛然而止的人。
所以我不用努力就可以做到一些事情，所以我从来都自负，像是活在井里的青蛙，像与母亲讨论梦里荷塘的我。
老师们从不关心我的成绩，他们更在乎我的心理健康，毕竟看起来我完全不正常，外表与内心存在巨大的无法掩饰的不相衬。但当他们发现无论如何也打不开那扇门，便只好推测门里面是什么，再通过试探性的验证之后，得出自己一再碰壁的结论。
连我自己也无法猜到的东西，他们要怎么猜得到呢？
我逐渐接受自己是个奇怪的人，也不认为这种奇怪到底有什么不好。当我能与所有人轻松相处，而同时保持自己内心世界的安宁时，我确实是轻松且愉悦的。
母亲渐渐开始关注我的学习成绩，当她旁敲侧击得到结果之后，脸上露出不知是高兴还是失望的表情。
天底下所有的母亲大抵都是相似的，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送给自己的孩子。而彼时母亲心中最好的东西，应当就是她的信仰。
所以我渐渐明白她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是用来伪装忧心忡忡与恐慌的假笑。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她便害怕我从她手里飞走，她一直想把我带去她认为的光明中，但我却一直生活在她飞向光明的阴影里。
不出意外，我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而她，已经开始谋划她为我预定的人生。
我们都在等待命运。
必须声明的是，我从没有独占鳌头的野心，即便在高中时期，我发现成绩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的东西。
因为这种野心与母亲眼里的忧愁是息息相关的，她应该一直在观察我的羽翼何时丰满，以便及时劝阻我越飞越远。
如她所愿，我只花费很少的时间在学习上，当然我也有我无法说与旁人的焦虑。我开始看到母亲身上越来越明显的异样，当我看得越明白时，我反而越不明白。
我遇到了生平最无法理解的东西。
我问母亲：“那是什么？”
母亲说：“这是光明。”
我们再也无法相互理解，我想让她去看所谓光明下的阴影，她却想让我相信那能灼伤眼睛的东西是光明。
我开始生平第一次哀求她，从小到大我从未求过她什么。
她开始讲一些往事，我知道了我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以及最初那张绿色的小脸。
我对她说：“学校的饭点我从来都晚去，因为过了人最多的时候，剩下的饭菜同样的价格给的更多。”
母亲说：“我们生来就是苦命的人。”
我又说：“可我从不觉得苦，我很快乐。”
母亲垂下了眼睑，短暂地失去了光明的照耀，那张脸浮现出一瞬的衰老，却又马上恢复了虚假的生机盎然，用不容辩驳的语气对我说：“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快乐。”
那种语气，就像是我对她说梦里的荷塘，她对我说你不知道。
可是我总会知道。
我们都在等待对方妥协，我认为我是理智的，我同样希望母亲可以如此。
但是人生最大的无常，就是你无法知道前方有多少的事与愿违。
暑假来了，母亲出奇地比往日慈祥可亲了一些，而我竟对此毫无警觉。
等到开学的日子到来，我才发现自己卧室的门外，已经挂上了一把大锁。
无论我怎么锤打那扇门，发疯地嚎叫或者是声嘶力竭的哀求，都没有任何回应。
母亲的手机响了，万幸的是，我在学校的通讯信息登记里填写了正确的号码。
我认为这是最后的希望，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放我出去！”
却只隐隐地听到门外母亲轻描淡写的声音：“是啊，他转学了。”
我甚至听到手机里传来了一声凄凉的叹息，和着我最初的绝望，永恒地嵌印在脑子里。
我又开始无声地流泪，直至忘了自己是谁。
我好像是失去了一年多的时光，也好像是失去了所有的情感。
我又想起了少时的梦，梦里面有一片荷塘，我告诉母亲，母亲说：“你不知道。”
现在那片荷塘中，已经空无一物。
我才发现，原来我们从未互相了解过。
我开始回想，母亲只身度过的这些岁月，原来我们都在这段岁月中孤独着。
而这份孤独显然不尽相同。
人与人之间从来都不同，孤独如此，幸福如此，就连不幸，也只是相似，而无法相同。
我渐渐沉默，因为已经一言不合，我们不知何时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回过神来已经渐行渐远。
我会对她说：“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她又会对我讲：“你不知道。”
那便不知道罢。
当后来我以极其惨烈的方式重新见到外面的阳光时，我内心非常的平静。
那感觉，似乎只能用平静来形容。
她说：“我不会给你一分钱。”
她明白，只要我还是没有长大，我就什么地方也去不了。
但我还是去了，我要让这世界上的阳光被她看到，告诉她真正的光明，永远不来自于言语的修辞和空洞的批判，而在于你是否有勇气把所有黑暗踩在脚下，只为了离太阳更近一点。
我记得每一个老板看我的眼神，这种沉讷的表露和稚嫩的外在有一种难以忽视的反差。
他们总是会问同一个问题：“怎么不上学了？”
他们也得不到答案。
我只会在他们看我身份证的时候才开口，开口就是直奔主题的解释：“实际年龄比身份证上要大两岁，刚出生没来得及上户口。”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相信，而即便相信也很难理解这样一个人难道是因为调皮捣蛋而被学校退学的小混混？
我便一直寻找，终于找到愿意收留我的老板娘。
老板娘能说会道，店里总是她在操劳，而传说中的老板，却很难会见上一面。
我便开始了我的工作。
这委实不是很难的工作，也没有太多烦心事，除了工资微薄——当然，我们已经过了疲于温饱的年代，在经济刚刚腾飞的当年，这点钱虽然无法让人纸醉金迷，但活下去绰绰有余。
见过出手阔绰的，也见过相当拮据的，只是我的工作无需与他们过多接触，所以他们在我眼里没有任何不同。
有一些后来跟我成了朋友，当时我特别像鲁迅酒馆里帮着记账的小帮工，只是没有遇见孔乙己。
我算账从不出错，我连计算器也不需要，我不由得又想起四年级那个下午，我在店外的门前做作业，有个开数学补习班的中年男人领着两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小孩子路过。
当时这种挎着公文包西装革履一丝不苟的装束在小镇上十分罕见，母亲也久违地探出脑袋来看，四目相对时，那个男人脸上堆满了笑容问我的母亲要不要给我报个补习班。
母亲问：“你们都教点啥？”
那男人说：“心算，就是一种特别快就能在心里进行数字计算的技巧，对孩子的数学成绩特别有帮助！”
母亲说：“我孩子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
那男人又露出三分谄媚七分得意的笑来，用不容辩驳的口吻说道：“成绩好不代表就不需要，”他看着随行的两个孩子使了个眼色接着说，“不信你让你的儿子跟我们补习班的这俩孩子比一比，你自然就明白了。”
母亲当然乐见其成。
于是我开始和那俩孩子比试，竟然都是一些基本的加减乘除，虽然数字相对于当时的年龄来说，是有些大了。
但好歹我也是读过数学家高斯童年小故事的人，我就用面目表情的脸完成了这场比试，我甚至赢得毫无波折，那男人瞠目结舌，质问母亲我是不是学过心算。
母亲当场笑得合不拢嘴。
我当然不曾学过心算，但是我曾在店里帮忙收钱找钱，只是我不会把这个原因说出来，因为显得懂事而凄凉。
那一天我在母亲脸上最后一次看到了骄傲的笑，那是只为我而生出的骄傲。
后来我大概再也没有令她骄傲过。
母亲病发的很突然，当我回到家，看着民警们堵住整个家门。
门里是我的母亲，和一位阿姨。
两个人身上都有淡淡的伤痕，显然刚刚结束一场厮打。
这件事调解得很顺利，双方均表示冰释前嫌，只有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母亲真正病发在那个冬天，所以我一直对冬天有种莫名的恐惧。
当亲戚们费了好大劲把她送入医院时，当我在监护人那栏签下我的名字时，当我看着他们商量出钱的表情，当我细细盘算我现在有多少钱。
我在十五岁，正式成为了母亲的监护人。
一期住院费很高昂，亲戚们一再表示，这个钱你不用还。
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切，当我独自一人回到家，当我在夜深人静时，我很难过。
很快二期住院费来了，我无法签字，是因为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那么多钱。
这是我第一次，对一切感到无能为力。
我拿着明细单，蹲在医院门前的马路边，旁若无人地流泪，直到太阳落下去。
等到第二天我从一场头痛中醒来时，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命运的馈赠，还是付出的代价。
后来很多年，我都一直想不明白，究竟是怎样的人，才会为了自尊，而失去自尊呢。
人，大概本身就是为了在矛盾中寻求平衡，这一撇一捺，明明出发点完全一样，却是两种完全相反的结局。
而你必须接受这种结局，才能自洽，才能稳住而不至于倒下。
才成为了人。
我从此学会了攒钱。
我知道哪里的饭菜可口价格公道，也清楚如何生活成本会降到最低。
母亲的医药费再也没有无法缴纳的情况，尽管我的生活贫瘠得如同圈中的猪狗，但我知道，这种内心的充实与平静是再多物质也无法给予我的安全感。
我开始遇见阳光，那感觉就像是一整个夏天积攒的乌云终于倾泻而成的暴雨洗刷了整个天空与世界，一切都变成了新的模样。
我仍旧会遇见黑暗，仍旧会陷入绝望，但每当这种时刻出现，我总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或物，如同黎明的太阳，开启我新的一天。
好像在告诉我，孩子你已经经历了所有的黑暗，从此这世界再也不允许你绝望，只要你抬头去看，总能看到太阳。
但我内心不总是被阳光填满的。
我承认，我或多或少有着性格上的缺陷，无论我以怎样的表象示人，心里永远藏着无法被看见的隐秘角落，甚至连我自己，也无法想看就看。
我开始遇见温暖的人，以至于后来当我成为温暖的人，当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想说或者不说的是，在我漫长或者并不漫长的一生里，也曾经有很多人对我这么好过。
我一直有一个决心，要为母亲攒一笔钱，无论她是否被治愈，这个世界不会放弃她。
因为我不会放弃她，而世界也没有放弃我。
常常有人问我，你会不会太累，可人在连轴转的时候，是无法感觉到累的。当你无力的时候，惯性会推着你继续转动，而你又会在转动中恢复了动力，永无止境。
所以，人在绝境中，需要做到的仅仅是两个字，吃饱。
然后走下去。
我从来不曾把我喜欢你的原因告诉你，因为这实在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如果我无法热爱世界，那自然无法热爱你。
就如同我人生中最后一次绝望，我坐在急救室门外走廊的座椅上，等待我的母亲从昏迷中醒来。
在那漫长的一夜，我又开始无休止地默默流着泪，在旁人看来或许是一位为了亲人感到哀痛的病人家属，只有我自己明白，这泪水有一半，是为了我自己而流。
我看着母亲留给我的一页写满了歪歪扭扭字体的薄纸，理解她字里行间想要表达的情感与思想。
我终于陷入绝望，无非是意识到自己一厢情愿的付出，原来仅仅是满足于自身毫无意义的“被需要”，而又将别人归根结底为无法不“需要”，却从不思考，自己温柔地对待她，想要为她解开迷惑，自己却成为她最大的迷惑。
就像一位母亲，从来都会担忧自己的儿女过得苦不苦，而自身又是否成为他们的拖累一样。
而我总是执迷不悟，当母亲终于安然无恙地从急救室出来，我便天真地认为，阳光又一次普照了大地。
以至于，三番五次发生这样的事。
人啊，想接受事与愿违终究是件艰难的事，总在盼望又总在失望，总劝自己接受现实却又总在等待奇迹发生。
就像我即便清楚，她或许永远无法真正康复从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却总是不愿意把一切交给时间，总是对于等待缺乏耐心，对于奇迹又急不可待。
我终于放手，把她的一切交给时间，而相信她的医生，也相信她，更相信自己。
当我再一次审视这个世界，审视自己的内心时，我似乎清楚明白了一些问题。
我开始发现自己的优点，当然也发现自己的缺点，而在我一瞬间如此清醒的时刻，我竟然无法接受我的缺点，就好像无法接受自己仅仅是一个凡人的事实。
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梦，荷塘，远方。
我终于鼓起勇气，放下一切，去看看这个世界。
而这一次，我谁也不为，仅仅只为了我自己，因为我并非是一个无时无刻不被需要的人。
当我在高山流水之中徜徉，在无人知晓的远方享受平静与自由，在面对内心可以沉稳而自洽时，我竟一时陷入对这种美好带来的巨大欢喜而造成的恐惧之中。
我悔恨我的蹉跎，仇视我的无知，觉得有些道理为什么不能早点明白，而又觉得即便明白也仍然辜负了自己太多太多。
我像一个局外人，俯瞰着自己的生平，时而流泪，时而欢笑，面对过往的种种伤痕，吹干自己的血与泪，第一次对人生感到疲惫。而惯性即将消失，动力还未到达时，我遇见了你。
像是一种早就遇见的遇见，聊着只有熟人才会讲的闲话。那感觉，是幼时出去玩耍，母亲问什么时候回家的亲切。
我才终于变成了凡人，我发现我热爱这世界的一切，而我也终于有能力去热爱。
我从来无法主动说出喜欢，也惮于谈到爱，并非是羞于启齿，实在是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又讲到哪去。
我是不懂就问的人，所以我问你。
我说：“喜欢到底是什么？”
你不回答。
我再问：“爱是什么？是把喜欢藏在心里酿出来的酒吗？”
你沉默。
你和世界一样，永远让我自己找答案，我就当你默认。
而现在，这壶酒已经酿了一半，至于另一半，恕我无能为力，那实在不是归我管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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