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把关凭一鞭
当我花费了整整四周、一个月时间，才把102名学生的名字全部记住，并且通过各种花言巧语和种种不为外人道的独家教学秘笈，让他们一个个都知道并争先恐后做一名合格的小学生时，景校长忽然提出要和我换课。我带他的五年级语文兼班主任，他带这102名一年级学生。
中途换课？我吃惊地望着景校长那张庄稼汉一样的面孔，不知如何作答。就算才当一个月老师，我也敢肯定这样做太离谱了。
“是这么个事，小马老师，我昨儿去学区，听说学区又来了几个师范生，我把这个大班接上，到学区要人就理由充分，更得力些。能要来一个，一年级分两个班，我也松活些。要不来人一年级还是我带，反正毕业班交给你了，你和小石老师配合好，考个好名次，学区要发奖，学校也重奖。”
喜从天降嘛，我就这样成了36名学生的毕业班班主任，成了比石霞老师还牛的“把关教师”。
乡村的学生入学迟、留级多，年龄普遍偏大。若7岁上学的话，上到五年级第一学期应该是11、12岁。当我走进1990年的王岔小学五年级教室时，还是吃了一惊。班里也有11、12岁的、一脸稚气的学生，但大多数都在15岁上下。有三个学生的个头比我高了。虽然经过师范四年白面馒头的喂养，我的个子突飞猛进，在成年女性中属于中间偏上。
唉，走进王岔小学毕业班，实在像是走进了一个初中毕业班。我这个突然上任的“把关教师”兼班主任，压力很大。来自他们的个头和年龄的压力比较小，也很快就能克服；最大的压力，来自于他们对知识、对学习的渴望和热爱，对我——马山香老师的无限信任和无限希望。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不知这样说我的这班学生合适不合适，总之，我是王岔毕业班的班主任，可关于班级事务，我一点都不用操心。这和我刚刚卸任的一年级班主任简直是天壤之别。当一年级班主任时，我忙得像管理着整个地球。在第一个一年级学生走进校园之前，我就已早早忙开了：打开教室门，打开窗子，带领大点的学生打扫卫生；严防每一个学生可能出现的诸如攻击别人、被别人攻击……相比之下，教他们“a、o、e”“1+2=3”等，那是张口就来捎带着做的。直到下午放学，把他们排成几个长队，目送他们走进一个个巷口，这才算可以坐下来写写教案，考虑考虑诸如作业等等的事。
说这么多，只是为对照说明当我由一年级班主任变为王岔小学毕业班班主任后的截然不同的工作。一句话，这36名学生只希望、也只允许我做一件事：好好教他们，把他们送进那遥遥在望、而又遥不可及的县一中。除了好好备课、讲课，我无事可做。石霞指挥着我们的学生，在我宿舍门口用砖头和黄泥做成了一个小巧的土灶。石霞拿来了她家里的一口小锅，天阴下雨的时候，不回家去，和我一起做饭吃。
石霞切的洋芋丝，在此后这几十年光阴里，我再没见有人比她切得更好。当然，咱见的世面毕竟有限嘛。我们吃的洋芋是种在学校旁边的一大片地里的，除了洋芋，还有大白萝卜、甜菜、胡萝卜。根据校长建议，毕业班的课在每学期的中期考试后就要上完，然后开始集中复习，准备期末的全学区统考。我努力回忆我在小学毕业班时老师的复习方法，回忆了半天，只记得自己以复习的名义，常常和两个小伙伴夹本书在河滩上捡石头，后来，还把语文课本给丢了。
但是对于初中课程的复习方式，我在行得很。当年响当当的“两棒”不是白当的嘛。若不是遇到白露那样天才的同学，我肯定可以考个第一名。略加思考，我毅然决然地拿初中的那一套，开始训练我的学生。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一英明决策，相当于现今流行的“降维竞争”。简单来说，“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为考试而复习，目标明确，效果称得上立竿见影。我采用了经纬交织法，也就是先按五年级语文课本上的单元，复习一个单元，进行一个单元的考试。这样复习完之后，又按小学语文知识系统，从拼音、字、词、句、段、篇，一块一块复习，一块一块考试，然后针对成绩及卷面分析有针对性的复习巩固。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还是比较复杂。从搜寻资料到刻印试题，都是繁杂而很有技术性的活儿。直到此刻，一提起油印试题，一股好闻的油印纸张的味道扑面而来——想不到我竟如此怀念。由于频繁、大量的在蜡纸上刻印试题，我右手的中指从那时起，就坚决而深情地朝无名指倾斜过去，中指第一个关节处磨出的老茧褪去后，指节处还有个隆起，大约是当年的指骨为提供足够的力量支持，改变了生长方向，指骨处的这个隆起至今还在。这些事，因为没写进当年的工作总结，没装进档案，所以有点遗憾，今天补记在此。
那36名学生比我更努力。是36名，一个都不少。当时，我没觉得这有多难得。当我有了十来年的教育经历后，再回忆这班学生，我才感到了这群孩子难得的可贵品质，称得起小小奇迹的强烈求知欲。7点20早操，早操前半小时的晨读。很多个清晨6点50，我走进教室时，全班同学都到了，都在热热闹闹高声朗读或背诵。教室是土坯房，门窗远远关不住风，关不住寒冷。取暖的只有讲台下泥砌的炉子，泥炉里烧的是煤块。说起煤块，大约有二十年没看见过了。粉尘状的煤本来就是最劣质的吧，我们还要在这里面掺上黄土、麦衣，反复搅拌后，均匀地摊在平整的地面上，厚度一般3-5公分，稍微凝固时，再切割成十公分见方的煤块，待干透后，像饼干那样保存起来，天冷时喂给泥炉吃。
从泥土炉子、做煤块，到在泥炉中把煤块燃烧得红彤彤的，那可是本事，是很难掌握的技巧。这一系列的工作，都是由我的那班学生做的。当学校拉来一拖拉机一拖拉机的混煤后，他们和几个男老师们一起，负责用网子把混煤分为碳和煤，把碳分成均匀的几堆，给老师宿舍。煤也分成均匀的八堆，给每个教室。他们还要分好几个下午，把那些煤做成煤块。冬天生炉子的时候，轮流生炉子，轮到谁谁就要从家里带来一捆木柴（硬柴）和引火用的麦草或玉米芯或纸箱纸。而能够保证按时生出火来的，班里就那么几个同学。他们每天很早到校，无怨无悔地帮每个不怎么会生火的同学生火。而一、二年级的班主任也会借用他们，长期或临时去帮他们班生炉子。
煤很便宜，煤块更便宜，但是也不能无限量的喂泥炉子烧。下午以后，就不添火了。到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打扫卫生的同学要把炉子里温热的炉灰清理出来。
就是这样，1990年的王岔小学毕业班的同学很忙，条件也算艰苦。但他们似乎完全没注意到这些。他们到校早，下午放学后有不少同学还会自觉留下学习一半个小时。这是在寒冷的冬天。而到第二学期临近毕业升学考试时，早出晚归就成了学校的制度了。
充裕的时间，自觉的学习习惯，让我这个班主任、这个“把关教师”有时不免惶恐：这是五年级的小学生吗？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野娃娃吗？更多的时候，是他们在用无声的语言督促着、催赶着我领着他们向前冲。
果然“第一”影响巨大。说起我带的第一届学生，画风大变，语气大变，简直让人不好意思。不过，事实就是这样。结合我后来的教育经验，我得出一个有悖于生命科学的结论：有些孩子可爱到没有叛逆期。我的这36名学生中，论年龄，至少有少半进入了青春期。他们有青春的理想和抱负，却没有青春期的叛逆和乖张。
最后的结果很美好。他们中有一半多考上了凤仪一中，升学率达到前所未有的百分之六十，名列学区第一。我是穿着那件大红条绒夹克，站在凤仪镇政府的礼堂里领奖的。
作为“把关教师”，对学校、对学区而言，那是超额完成任务。但是两张光鲜的奖状抹不去心底的遗憾，那没考上一中的十来个学生中，有一半就此辍学，有去外地打工的，也有在本地建筑队做小工的、自己做小生意的。
就在30年后的2020年国庆假期，当我优哉游哉的在某个街上溜达时，“马老师！马老师！”一个略带结巴的粗粝喉咙喊住了我，我转眼一看，街边电动车售卖店里走出来个陌生的中年男子，他略显紧张地走近我：“你，你……马老师你没咋变……我……你认不出我了，我是你王岔教的学生……”
他报上姓名的那刻，三十年前那个面容憨厚而老成的少年的面容就浮现在我眼前。我仔细看看这个略显发福的电动车老板，眉眼间果然依稀可辨。
我的这位学生肯定不知道的是，他认出来的这位还没衰老到变形的昔日“把关教师”，早已无“关”可把，也早没了当年一腔赤诚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伟大志趣。
当然，我自己绝不会戳破我昔日学生心目中的完美形象，我努力用当年送他们进凤仪一中考场时的强大微笑，向他微笑，仿佛我永远是个把关教师。
中途换课？我吃惊地望着景校长那张庄稼汉一样的面孔，不知如何作答。就算才当一个月老师，我也敢肯定这样做太离谱了。
“是这么个事，小马老师，我昨儿去学区，听说学区又来了几个师范生，我把这个大班接上，到学区要人就理由充分，更得力些。能要来一个，一年级分两个班，我也松活些。要不来人一年级还是我带，反正毕业班交给你了，你和小石老师配合好，考个好名次，学区要发奖，学校也重奖。”
喜从天降嘛，我就这样成了36名学生的毕业班班主任，成了比石霞老师还牛的“把关教师”。
乡村的学生入学迟、留级多，年龄普遍偏大。若7岁上学的话，上到五年级第一学期应该是11、12岁。当我走进1990年的王岔小学五年级教室时，还是吃了一惊。班里也有11、12岁的、一脸稚气的学生，但大多数都在15岁上下。有三个学生的个头比我高了。虽然经过师范四年白面馒头的喂养，我的个子突飞猛进，在成年女性中属于中间偏上。
唉，走进王岔小学毕业班，实在像是走进了一个初中毕业班。我这个突然上任的“把关教师”兼班主任，压力很大。来自他们的个头和年龄的压力比较小，也很快就能克服；最大的压力，来自于他们对知识、对学习的渴望和热爱，对我——马山香老师的无限信任和无限希望。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不知这样说我的这班学生合适不合适，总之，我是王岔毕业班的班主任，可关于班级事务，我一点都不用操心。这和我刚刚卸任的一年级班主任简直是天壤之别。当一年级班主任时，我忙得像管理着整个地球。在第一个一年级学生走进校园之前，我就已早早忙开了：打开教室门，打开窗子，带领大点的学生打扫卫生；严防每一个学生可能出现的诸如攻击别人、被别人攻击……相比之下，教他们“a、o、e”“1+2=3”等，那是张口就来捎带着做的。直到下午放学，把他们排成几个长队，目送他们走进一个个巷口，这才算可以坐下来写写教案，考虑考虑诸如作业等等的事。
说这么多，只是为对照说明当我由一年级班主任变为王岔小学毕业班班主任后的截然不同的工作。一句话，这36名学生只希望、也只允许我做一件事：好好教他们，把他们送进那遥遥在望、而又遥不可及的县一中。除了好好备课、讲课，我无事可做。石霞指挥着我们的学生，在我宿舍门口用砖头和黄泥做成了一个小巧的土灶。石霞拿来了她家里的一口小锅，天阴下雨的时候，不回家去，和我一起做饭吃。
石霞切的洋芋丝，在此后这几十年光阴里，我再没见有人比她切得更好。当然，咱见的世面毕竟有限嘛。我们吃的洋芋是种在学校旁边的一大片地里的，除了洋芋，还有大白萝卜、甜菜、胡萝卜。根据校长建议，毕业班的课在每学期的中期考试后就要上完，然后开始集中复习，准备期末的全学区统考。我努力回忆我在小学毕业班时老师的复习方法，回忆了半天，只记得自己以复习的名义，常常和两个小伙伴夹本书在河滩上捡石头，后来，还把语文课本给丢了。
但是对于初中课程的复习方式，我在行得很。当年响当当的“两棒”不是白当的嘛。若不是遇到白露那样天才的同学，我肯定可以考个第一名。略加思考，我毅然决然地拿初中的那一套，开始训练我的学生。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一英明决策，相当于现今流行的“降维竞争”。简单来说，“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为考试而复习，目标明确，效果称得上立竿见影。我采用了经纬交织法，也就是先按五年级语文课本上的单元，复习一个单元，进行一个单元的考试。这样复习完之后，又按小学语文知识系统，从拼音、字、词、句、段、篇，一块一块复习，一块一块考试，然后针对成绩及卷面分析有针对性的复习巩固。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还是比较复杂。从搜寻资料到刻印试题，都是繁杂而很有技术性的活儿。直到此刻，一提起油印试题，一股好闻的油印纸张的味道扑面而来——想不到我竟如此怀念。由于频繁、大量的在蜡纸上刻印试题，我右手的中指从那时起，就坚决而深情地朝无名指倾斜过去，中指第一个关节处磨出的老茧褪去后，指节处还有个隆起，大约是当年的指骨为提供足够的力量支持，改变了生长方向，指骨处的这个隆起至今还在。这些事，因为没写进当年的工作总结，没装进档案，所以有点遗憾，今天补记在此。
那36名学生比我更努力。是36名，一个都不少。当时，我没觉得这有多难得。当我有了十来年的教育经历后，再回忆这班学生，我才感到了这群孩子难得的可贵品质，称得起小小奇迹的强烈求知欲。7点20早操，早操前半小时的晨读。很多个清晨6点50，我走进教室时，全班同学都到了，都在热热闹闹高声朗读或背诵。教室是土坯房，门窗远远关不住风，关不住寒冷。取暖的只有讲台下泥砌的炉子，泥炉里烧的是煤块。说起煤块，大约有二十年没看见过了。粉尘状的煤本来就是最劣质的吧，我们还要在这里面掺上黄土、麦衣，反复搅拌后，均匀地摊在平整的地面上，厚度一般3-5公分，稍微凝固时，再切割成十公分见方的煤块，待干透后，像饼干那样保存起来，天冷时喂给泥炉吃。
从泥土炉子、做煤块，到在泥炉中把煤块燃烧得红彤彤的，那可是本事，是很难掌握的技巧。这一系列的工作，都是由我的那班学生做的。当学校拉来一拖拉机一拖拉机的混煤后，他们和几个男老师们一起，负责用网子把混煤分为碳和煤，把碳分成均匀的几堆，给老师宿舍。煤也分成均匀的八堆，给每个教室。他们还要分好几个下午，把那些煤做成煤块。冬天生炉子的时候，轮流生炉子，轮到谁谁就要从家里带来一捆木柴（硬柴）和引火用的麦草或玉米芯或纸箱纸。而能够保证按时生出火来的，班里就那么几个同学。他们每天很早到校，无怨无悔地帮每个不怎么会生火的同学生火。而一、二年级的班主任也会借用他们，长期或临时去帮他们班生炉子。
煤很便宜，煤块更便宜，但是也不能无限量的喂泥炉子烧。下午以后，就不添火了。到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打扫卫生的同学要把炉子里温热的炉灰清理出来。
就是这样，1990年的王岔小学毕业班的同学很忙，条件也算艰苦。但他们似乎完全没注意到这些。他们到校早，下午放学后有不少同学还会自觉留下学习一半个小时。这是在寒冷的冬天。而到第二学期临近毕业升学考试时，早出晚归就成了学校的制度了。
充裕的时间，自觉的学习习惯，让我这个班主任、这个“把关教师”有时不免惶恐：这是五年级的小学生吗？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野娃娃吗？更多的时候，是他们在用无声的语言督促着、催赶着我领着他们向前冲。
果然“第一”影响巨大。说起我带的第一届学生，画风大变，语气大变，简直让人不好意思。不过，事实就是这样。结合我后来的教育经验，我得出一个有悖于生命科学的结论：有些孩子可爱到没有叛逆期。我的这36名学生中，论年龄，至少有少半进入了青春期。他们有青春的理想和抱负，却没有青春期的叛逆和乖张。
最后的结果很美好。他们中有一半多考上了凤仪一中，升学率达到前所未有的百分之六十，名列学区第一。我是穿着那件大红条绒夹克，站在凤仪镇政府的礼堂里领奖的。
作为“把关教师”，对学校、对学区而言，那是超额完成任务。但是两张光鲜的奖状抹不去心底的遗憾，那没考上一中的十来个学生中，有一半就此辍学，有去外地打工的，也有在本地建筑队做小工的、自己做小生意的。
就在30年后的2020年国庆假期，当我优哉游哉的在某个街上溜达时，“马老师！马老师！”一个略带结巴的粗粝喉咙喊住了我，我转眼一看，街边电动车售卖店里走出来个陌生的中年男子，他略显紧张地走近我：“你，你……马老师你没咋变……我……你认不出我了，我是你王岔教的学生……”
他报上姓名的那刻，三十年前那个面容憨厚而老成的少年的面容就浮现在我眼前。我仔细看看这个略显发福的电动车老板，眉眼间果然依稀可辨。
我的这位学生肯定不知道的是，他认出来的这位还没衰老到变形的昔日“把关教师”，早已无“关”可把，也早没了当年一腔赤诚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伟大志趣。
当然，我自己绝不会戳破我昔日学生心目中的完美形象，我努力用当年送他们进凤仪一中考场时的强大微笑，向他微笑，仿佛我永远是个把关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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