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6章 后明
果然，李定国没有把征虏大将军之位留给自己的儿子李溥兴，而是交给了孙可望。他就是再没有政治头脑，也早就看出孙可望的不臣之心了，但是因为孙可望的势力早已根深蒂固，李定国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止这一切。他也看开了，王朝一兴一替，自然之理，自己活着的时候能保得皇帝周全，至于死后之事，也不必计较了，只盼孙可望不会对明朝旧人和昔日兄弟下杀手就足矣。
孙可望需要杀人的时候眼都不会眨一下，但是他也并非一个以杀戮为乐的人，现在天下尽在掌握之中，他有充分的条件可以沽名钓誉，所以他也不介意装出宽仁的样子。实际上孙可望本来也谈不上残暴，尤其是在对待百姓上，比无数以正人君子自诩的人要公正仁慈得多。
二十年前灭清战争胜利时，朝廷论功行赏，有人提议加封李定国为秦王，但是李定国拒绝了，徐达、常遇春的封爵也不过就是中山王、开平王，而且还是死后追授的，能和他们比肩，李定国已经很满足了。于是，朱慈烺赐了一批将领国姓。农民军出身的将领们对此都不怎么在意，甚至不太喜欢，他们不知杀过多少明朝宗室，对于姓朱毫无兴趣，就连李定国平时都依然使用本姓，只有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的郑森对此很看重。清朝灭亡之后，郑芝龙与清朝暗通之事也该秋后算账了。没想到，上了岸的海龙王居然这么好对付，郑芝龙被轻易地骗到泉州府城扣押起来，郑家随即树倒猢狲散。在郑森的力保之下，郑芝龙保得性命，流放海南终老，而郑森则完全抛弃了郑家公子的身份，改用朱慈烺赏赐的姓名，成为了大明延平侯朱成功。
然而朱慈烺宣布避位为僧之际，却突然提起了这桩二十年前的旧事，称孙可望既然已受国姓，便是明朝宗室的一员，有大功于国，才德服众，当继大位。朱慈烺的两个成年儿子以及永王、定王两个弟弟也都上表支持。孙可望花了足足二十年的时间，该铺的道路早就铺好了，朝中的异己尽数清除，于是，他毫无争议地以“大明秦王朱可望”的身份继承了皇位，改元兴朝。虽然理论上大明还是那个大明，但是显然兴朝政权是一个以崇祯年间的农民军为主体的，基本上另起炉灶的新政权，朱可望和朱元璋也毫无血缘关系，所以历史上一般都称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为前明，朱可望及其子孙统治的时期称为后明。
在后明初期，李自成—刘宗敏—李过—李定国—孙可望这一系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吏治有了很大改善，豪强势力被遏制，税收、科举等制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再加上农业、手工业技术的提高，新作物的引进推广，水利设施的修建，对外贸易的发展等各种因素，后明不仅从明清战争的创伤中得到了恢复，人口更是飞速增长，经济、文化都出现了巨大的繁荣，远胜于前明的全盛时期。
然而，正如之前的历朝历代一样，王朝初期的改革红利在历经几代帝王的统治之后，迟早会衰竭。从十八世纪末开始，后明政权逐渐出现了虚弱的迹象，国库亏空，军队素质下降，吏治也渐渐败坏，奢侈、结党等前明后期的不正风气又渐渐蔓延。农民军的后代，终于又变成了封建权贵，越来越多的人尸位素餐。田兵制度是最先废弛的，在孙可望晚年就已经出现了要瓦解的迹象，毕竟没有农民战争的狂飙来威慑，既缺乏受教育的条件，又没有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佃农们是不可能长期制衡地主的。土地兼并又开始愈演愈烈，十九世纪上半叶，四川、河南、陕西、湖北等地又陆陆续续开始出现了农民起义。
一八四二年，长达两年的明英战争以明军的失败告终，海军力量的孱弱最终使明朝丧失了马来亚殖民地。虽然英军在付出相当的代价之后，也放弃了继续进犯明朝本土的企图，但是这场失败还是在明朝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后明朝廷的腐败无能，已经引起了国内各阶层的不满。
地主加剧了对佃户的盘剥，地租增加，贫民大量涌入城市，鸦片输入，苛捐杂税增加。后明朝廷虽然也不乏有识之士意图救亡图存，办工业，练新军。但正如前明的灭亡一样，整部国家机器的腐烂又岂是几个朝中大臣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东南绅商对外国商品的涌入和朝廷的新税收政策产生强烈不满，衣食无着的佃农和城市贫民更如同浸了油的干柴。
起初站上历史舞台的是立宪党人，但从一八五一年的广东权将军遇刺案开始，共和党人的活动日趋激烈。一八六四年，已经被共和党人渗透得千疮百孔的新军起义于江宁，拉开了甲子革命的序幕。
起初，明军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一度兵临江宁城下，但是随着武昌、成都新军参加起义，长江流域易手。到了一八六八年，这场长达四年的内战终于落下了帷幕。随着后明最后一任皇帝朱子明宣布退位，二百年的后明王朝宣告终结。
岁月似长河东流，古战场渐渐被村落与农田覆盖，昔年的沙场争锋逐渐被人淡忘。八旗铁蹄践踏中原的记忆，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历史，但这一次，书写历史的胜利者不再是暴虐的奴隶主和他们豢养的学界蠹虫，而是那些历百折而志不改，以无数次浴血奋战最终拯救了国家的人。
“无他，不欲为奴耳。”
“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
“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
“吾辈本大明臣民，中国沦陷于外寇，则当严辨夷夏之防，以中国为重。”
“子民只为自由生活，江山易主非我百姓阻扰，但绝不雍缚异族之习惯，如今逼我汉人子民弃祖万万不能，更勿想吾人替清朝卖命。”
“吾虽尝为巨寇，亦自磊落行志，安能作此狗彘行乎？”
“顽民无所为，将欲存中国于一隅，全礼义于百世，岂徒惜此数茎顶上毛而已。”
“自陈一生素行暨反正辅明皆本至诚，何皇穹不佑至有今日。若明祚未绝，乞赐军马无灾，俾各努力出滇救主。如果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
“宁死荒徼，无降也！”
这些话有很多没有机会在历史上出现了。没有磨盘山的血战，没有茅麓山的烈火，昆明、湘潭、赣州、广州、汶村、龙门岛……依然是一派祥和的世界，仿佛这世上从没有战争的存在。
只剩下冰冷的墓碑，长久地矗立在那里。牺牲并不可怕，在这个群魔乱舞的时代，甚至称得上稀松平常，重要的是牺牲是否有价值，牺牲之后的结果是遗忘还是铭记。
这一次，牺牲带来的是胜利和自由。
（全书完）
孙可望需要杀人的时候眼都不会眨一下，但是他也并非一个以杀戮为乐的人，现在天下尽在掌握之中，他有充分的条件可以沽名钓誉，所以他也不介意装出宽仁的样子。实际上孙可望本来也谈不上残暴，尤其是在对待百姓上，比无数以正人君子自诩的人要公正仁慈得多。
二十年前灭清战争胜利时，朝廷论功行赏，有人提议加封李定国为秦王，但是李定国拒绝了，徐达、常遇春的封爵也不过就是中山王、开平王，而且还是死后追授的，能和他们比肩，李定国已经很满足了。于是，朱慈烺赐了一批将领国姓。农民军出身的将领们对此都不怎么在意，甚至不太喜欢，他们不知杀过多少明朝宗室，对于姓朱毫无兴趣，就连李定国平时都依然使用本姓，只有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的郑森对此很看重。清朝灭亡之后，郑芝龙与清朝暗通之事也该秋后算账了。没想到，上了岸的海龙王居然这么好对付，郑芝龙被轻易地骗到泉州府城扣押起来，郑家随即树倒猢狲散。在郑森的力保之下，郑芝龙保得性命，流放海南终老，而郑森则完全抛弃了郑家公子的身份，改用朱慈烺赏赐的姓名，成为了大明延平侯朱成功。
然而朱慈烺宣布避位为僧之际，却突然提起了这桩二十年前的旧事，称孙可望既然已受国姓，便是明朝宗室的一员，有大功于国，才德服众，当继大位。朱慈烺的两个成年儿子以及永王、定王两个弟弟也都上表支持。孙可望花了足足二十年的时间，该铺的道路早就铺好了，朝中的异己尽数清除，于是，他毫无争议地以“大明秦王朱可望”的身份继承了皇位，改元兴朝。虽然理论上大明还是那个大明，但是显然兴朝政权是一个以崇祯年间的农民军为主体的，基本上另起炉灶的新政权，朱可望和朱元璋也毫无血缘关系，所以历史上一般都称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为前明，朱可望及其子孙统治的时期称为后明。
在后明初期，李自成—刘宗敏—李过—李定国—孙可望这一系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吏治有了很大改善，豪强势力被遏制，税收、科举等制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再加上农业、手工业技术的提高，新作物的引进推广，水利设施的修建，对外贸易的发展等各种因素，后明不仅从明清战争的创伤中得到了恢复，人口更是飞速增长，经济、文化都出现了巨大的繁荣，远胜于前明的全盛时期。
然而，正如之前的历朝历代一样，王朝初期的改革红利在历经几代帝王的统治之后，迟早会衰竭。从十八世纪末开始，后明政权逐渐出现了虚弱的迹象，国库亏空，军队素质下降，吏治也渐渐败坏，奢侈、结党等前明后期的不正风气又渐渐蔓延。农民军的后代，终于又变成了封建权贵，越来越多的人尸位素餐。田兵制度是最先废弛的，在孙可望晚年就已经出现了要瓦解的迹象，毕竟没有农民战争的狂飙来威慑，既缺乏受教育的条件，又没有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佃农们是不可能长期制衡地主的。土地兼并又开始愈演愈烈，十九世纪上半叶，四川、河南、陕西、湖北等地又陆陆续续开始出现了农民起义。
一八四二年，长达两年的明英战争以明军的失败告终，海军力量的孱弱最终使明朝丧失了马来亚殖民地。虽然英军在付出相当的代价之后，也放弃了继续进犯明朝本土的企图，但是这场失败还是在明朝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后明朝廷的腐败无能，已经引起了国内各阶层的不满。
地主加剧了对佃户的盘剥，地租增加，贫民大量涌入城市，鸦片输入，苛捐杂税增加。后明朝廷虽然也不乏有识之士意图救亡图存，办工业，练新军。但正如前明的灭亡一样，整部国家机器的腐烂又岂是几个朝中大臣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东南绅商对外国商品的涌入和朝廷的新税收政策产生强烈不满，衣食无着的佃农和城市贫民更如同浸了油的干柴。
起初站上历史舞台的是立宪党人，但从一八五一年的广东权将军遇刺案开始，共和党人的活动日趋激烈。一八六四年，已经被共和党人渗透得千疮百孔的新军起义于江宁，拉开了甲子革命的序幕。
起初，明军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一度兵临江宁城下，但是随着武昌、成都新军参加起义，长江流域易手。到了一八六八年，这场长达四年的内战终于落下了帷幕。随着后明最后一任皇帝朱子明宣布退位，二百年的后明王朝宣告终结。
岁月似长河东流，古战场渐渐被村落与农田覆盖，昔年的沙场争锋逐渐被人淡忘。八旗铁蹄践踏中原的记忆，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历史，但这一次，书写历史的胜利者不再是暴虐的奴隶主和他们豢养的学界蠹虫，而是那些历百折而志不改，以无数次浴血奋战最终拯救了国家的人。
“无他，不欲为奴耳。”
“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
“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
“吾辈本大明臣民，中国沦陷于外寇，则当严辨夷夏之防，以中国为重。”
“子民只为自由生活，江山易主非我百姓阻扰，但绝不雍缚异族之习惯，如今逼我汉人子民弃祖万万不能，更勿想吾人替清朝卖命。”
“吾虽尝为巨寇，亦自磊落行志，安能作此狗彘行乎？”
“顽民无所为，将欲存中国于一隅，全礼义于百世，岂徒惜此数茎顶上毛而已。”
“自陈一生素行暨反正辅明皆本至诚，何皇穹不佑至有今日。若明祚未绝，乞赐军马无灾，俾各努力出滇救主。如果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
“宁死荒徼，无降也！”
这些话有很多没有机会在历史上出现了。没有磨盘山的血战，没有茅麓山的烈火，昆明、湘潭、赣州、广州、汶村、龙门岛……依然是一派祥和的世界，仿佛这世上从没有战争的存在。
只剩下冰冷的墓碑，长久地矗立在那里。牺牲并不可怕，在这个群魔乱舞的时代，甚至称得上稀松平常，重要的是牺牲是否有价值，牺牲之后的结果是遗忘还是铭记。
这一次，牺牲带来的是胜利和自由。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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