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常之日（四）
我本能地慌忙别过头去，揉了揉有点模糊的眼睛。“你也不吃晚饭吗？”我问她，“在打羽毛球？”
我想我那个时候脸一定是红了，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就这样愣愣地坐在长椅上，夕阳在她的身后，她变成了一个轮廓。
“我吃过晚饭了啊。”她说，“我已经从食堂回来有一阵子了。”
“哦，抱歉。”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道歉，“我一直躺在这里，有点感觉不到时间了。”
“你躺在这里干什么？”她问。
“听歌。”我回答，用手指了指教学楼上那个外挂在墙壁上的老旧音响。
“所以你没吃晚饭，就一直躺在这里听歌？”
“是，”我解释说，“我晚上通常不是很饿。”
这番话并不是实话，我高一上学期时每天晚上下了晚自习以后都会回到家里面翻开储物柜大吃特吃，如果没有填饱肚子的话我就不可能睡一个安稳觉。
“你在打羽毛球？”我继续问我那个愚蠢的问题，这简直是废话，如果她不打羽毛球的话还带着羽毛球拍干什么。
“是，”许含琪说，“我在班里面问了一圈，没有人想到外面打羽毛球。”她指了指身后，“我就把刘子妁硬拉出来跟我打了。”
我看了看她身后的刘子妁，刘子妁好像一个怕人的孩子，她戴着那副仿佛焊在脸上口罩，远远地望着我。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陪你打。
这句话卡在我的喉咙里，始终没有说出口。事实上我在等她发问，如果她问我愿不愿意和她打羽毛球的话我一定会说我很愿意。
但事实上她没有问，我也什么都没有说。
谈话似乎陷入了某种尴尬之中，我想了想，说：“我先上楼去了，长椅上有点冷。”然后我下了长椅，往教学楼里面走去。高处的音响还在放着《云烟成雨》，你越靠近教学楼越能听见那音响里面的电流与线圈的杂音。
若生命如过场电影，
让我，
再一次甜梦里惊醒。
每一个学期初的晚自习都是最无聊的。因为根本就什么没有学，你所能做的就是预习明天的功课或者是看看过去的错题。
我不喜欢预习这种事情，我总觉得预习了明天的功课，人就会产生一种那些课程也不过如此的错觉。然后你在课堂上就会想要试图选择性地听一些你之前没有预习过的东西，但是老师讲的东西又不按课本上的顺序来讲，到头来该听的不该听的你也几乎是一样也没听到。倒不如直接不预习，老师讲到哪里就听到哪里，如果有哪些不理解的大可以去复习。我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有某一些同学在中考前已经把高考要学的东西学完了，事实上这些同学后来的确变成了学习中的佼佼者，他们一路上都过得顺风顺水，因为他们可能在小学的时候就把初中的东西已经学一遍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疯狂的事情吗？如果人真的有下一辈子的话，我估计这样的人一定也会想办法把自己的下一辈子安排得明明白白，说不定他还会担忧自己的下下辈子。我对这些人的看法就是：我觉得他们很累。我知道自己可能将会在人生路上遇见各种各样的坎坷，总会有些苦难把你折磨得半死不活，但我还是相信我们总是可以选择活下去，或者冲着什么人去怒吼，玩了命地反抗，然后改变那些似乎早已注定的悲惨宿命。
我想起来加缪的一句话：“人心总是有一种不良的倾向，他们总是只把生活中苦难的一面称之为宿命。”作为一个心浮气躁的年轻人，我说实话，我总是感觉很委屈。我总是觉得自己经历了太多不是我应该经历的挫折，我觉得自己过得很惨，也觉得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应该这么过。但慢慢地我意识到，这就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面对苦难，你可以选择暴烈的反抗，激烈的辱骂，拿你的脑袋撞墙；也可以低下头认错，俯下身认输，在某个角落里留一会眼泪。但最后你总是要去接受它。
人生需要预习吗？
我觉得不需要，
去他妈的吧。
所以我最后没有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一页一页地翻着某一本书，我站到了教室的后排，朝闫什和孟令初挥了挥手，他们走了过来。
我很感激我的这两位朋友，他们从来不问你要干什么，你想说什么，只要你往教室的后排一走，然后冲他们使个眼色或者挥两下手，他们总会朝你走过来。
“铎哥，干啥？”闫什问。
“不干啥——你刚刚在干啥呢？”
“我？”闫什看了看后门的门玻璃，确认那里没有人之后直接在地板上坐了下来，“我整理考试卷子上的错题呢。”
“晚自习没意思。”小孟说，“考完试以后什么都变得没意思了。”
“那倒不至于，听说咱们下学期能搬到新校区上课了？”我说。
“早就在高一下学期之前咱们就该到新校区上课了。”闫什说，“让病毒给耽误了，那工地几乎一两个月都没有人动工，谁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搬那里去。”
“前两天不是封顶了吗？”
“封顶而已，里面还得要装修呢。”
“确实。”
我们就这样在后面有一搭没一句地聊着天。
“那个杨嘉悦…是从哪个班转来的？”闫什忽然没头没脑地问。
“杨嘉悦？从下层班级升上来的吧。”孟令初说，“杨嘉悦和李金泽都是从十五班转上来的。”
“哦哦。”闫什应了一声。
“怎么，你相中她了？”我问。
“不是，”闫什说，“我总觉得我在哪里见过这个人。”
“都是一个学校的，怎么可能没见过。”
“不是，”闫什强调说，“我上学期肯定见过她，但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这样的事倒也常常发生，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常遇见某个人，甚至到了见面都想要打声招呼：“嗨，怎么又是你”的地步，但是却从来没想过问其人的名字。
我们就这样一直熬到了晚自习放学。
我和闫什拿上自行车钥匙解脱似的往车棚跑去，小孟紧跟我们后面。
第一个如常之日就这么结束了。
我想我那个时候脸一定是红了，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就这样愣愣地坐在长椅上，夕阳在她的身后，她变成了一个轮廓。
“我吃过晚饭了啊。”她说，“我已经从食堂回来有一阵子了。”
“哦，抱歉。”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道歉，“我一直躺在这里，有点感觉不到时间了。”
“你躺在这里干什么？”她问。
“听歌。”我回答，用手指了指教学楼上那个外挂在墙壁上的老旧音响。
“所以你没吃晚饭，就一直躺在这里听歌？”
“是，”我解释说，“我晚上通常不是很饿。”
这番话并不是实话，我高一上学期时每天晚上下了晚自习以后都会回到家里面翻开储物柜大吃特吃，如果没有填饱肚子的话我就不可能睡一个安稳觉。
“你在打羽毛球？”我继续问我那个愚蠢的问题，这简直是废话，如果她不打羽毛球的话还带着羽毛球拍干什么。
“是，”许含琪说，“我在班里面问了一圈，没有人想到外面打羽毛球。”她指了指身后，“我就把刘子妁硬拉出来跟我打了。”
我看了看她身后的刘子妁，刘子妁好像一个怕人的孩子，她戴着那副仿佛焊在脸上口罩，远远地望着我。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陪你打。
这句话卡在我的喉咙里，始终没有说出口。事实上我在等她发问，如果她问我愿不愿意和她打羽毛球的话我一定会说我很愿意。
但事实上她没有问，我也什么都没有说。
谈话似乎陷入了某种尴尬之中，我想了想，说：“我先上楼去了，长椅上有点冷。”然后我下了长椅，往教学楼里面走去。高处的音响还在放着《云烟成雨》，你越靠近教学楼越能听见那音响里面的电流与线圈的杂音。
若生命如过场电影，
让我，
再一次甜梦里惊醒。
每一个学期初的晚自习都是最无聊的。因为根本就什么没有学，你所能做的就是预习明天的功课或者是看看过去的错题。
我不喜欢预习这种事情，我总觉得预习了明天的功课，人就会产生一种那些课程也不过如此的错觉。然后你在课堂上就会想要试图选择性地听一些你之前没有预习过的东西，但是老师讲的东西又不按课本上的顺序来讲，到头来该听的不该听的你也几乎是一样也没听到。倒不如直接不预习，老师讲到哪里就听到哪里，如果有哪些不理解的大可以去复习。我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有某一些同学在中考前已经把高考要学的东西学完了，事实上这些同学后来的确变成了学习中的佼佼者，他们一路上都过得顺风顺水，因为他们可能在小学的时候就把初中的东西已经学一遍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疯狂的事情吗？如果人真的有下一辈子的话，我估计这样的人一定也会想办法把自己的下一辈子安排得明明白白，说不定他还会担忧自己的下下辈子。我对这些人的看法就是：我觉得他们很累。我知道自己可能将会在人生路上遇见各种各样的坎坷，总会有些苦难把你折磨得半死不活，但我还是相信我们总是可以选择活下去，或者冲着什么人去怒吼，玩了命地反抗，然后改变那些似乎早已注定的悲惨宿命。
我想起来加缪的一句话：“人心总是有一种不良的倾向，他们总是只把生活中苦难的一面称之为宿命。”作为一个心浮气躁的年轻人，我说实话，我总是感觉很委屈。我总是觉得自己经历了太多不是我应该经历的挫折，我觉得自己过得很惨，也觉得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应该这么过。但慢慢地我意识到，这就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面对苦难，你可以选择暴烈的反抗，激烈的辱骂，拿你的脑袋撞墙；也可以低下头认错，俯下身认输，在某个角落里留一会眼泪。但最后你总是要去接受它。
人生需要预习吗？
我觉得不需要，
去他妈的吧。
所以我最后没有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一页一页地翻着某一本书，我站到了教室的后排，朝闫什和孟令初挥了挥手，他们走了过来。
我很感激我的这两位朋友，他们从来不问你要干什么，你想说什么，只要你往教室的后排一走，然后冲他们使个眼色或者挥两下手，他们总会朝你走过来。
“铎哥，干啥？”闫什问。
“不干啥——你刚刚在干啥呢？”
“我？”闫什看了看后门的门玻璃，确认那里没有人之后直接在地板上坐了下来，“我整理考试卷子上的错题呢。”
“晚自习没意思。”小孟说，“考完试以后什么都变得没意思了。”
“那倒不至于，听说咱们下学期能搬到新校区上课了？”我说。
“早就在高一下学期之前咱们就该到新校区上课了。”闫什说，“让病毒给耽误了，那工地几乎一两个月都没有人动工，谁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搬那里去。”
“前两天不是封顶了吗？”
“封顶而已，里面还得要装修呢。”
“确实。”
我们就这样在后面有一搭没一句地聊着天。
“那个杨嘉悦…是从哪个班转来的？”闫什忽然没头没脑地问。
“杨嘉悦？从下层班级升上来的吧。”孟令初说，“杨嘉悦和李金泽都是从十五班转上来的。”
“哦哦。”闫什应了一声。
“怎么，你相中她了？”我问。
“不是，”闫什说，“我总觉得我在哪里见过这个人。”
“都是一个学校的，怎么可能没见过。”
“不是，”闫什强调说，“我上学期肯定见过她，但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这样的事倒也常常发生，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常遇见某个人，甚至到了见面都想要打声招呼：“嗨，怎么又是你”的地步，但是却从来没想过问其人的名字。
我们就这样一直熬到了晚自习放学。
我和闫什拿上自行车钥匙解脱似的往车棚跑去，小孟紧跟我们后面。
第一个如常之日就这么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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