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婚姻
九月我回单位后就去了新岗位报到，是局办公室当文秘。我回原岗位和老同事告别，并拿回我的私有物品。没有看见搭档小平，他是我之后这批下基层锻炼人员，与我不同的是我去的东山是小平外婆所在乡镇的村落，而小平去了我祖籍所在地的乡村。
江南属于丘陵地带，我呆过的东山，登上山头就能看见远处围海造田留下的滩涂，夏天都能感受到从海上吹过来潮湿的味道。而我的老家是在稽山的山坳里，抬头望去，四周都是连绵的山，山上竹林茂密，茶园也是整片整片依附在山坡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模样。虽然老家的亲戚都很穷，但想到有那个人在我的家乡，老家在心里也变得有些柔暖了。
新的岗位，新的境遇，我无暇顾及那些过往和伤痕，好在我爸从小给了我比较扎实的文字功底，一个月后，我写的公文和材料被领导认可。被我戏称为“坏”局长的华局长算是我入职的启蒙老师，他对我说：小午你有才气也聪明，只是个性太执拗又太柔弱，不合适当官但绝对是干工作的一把好手，别把你的聪慧和文笔浪费了。我回答我会努力。
我姐说那位黄警官和我分手没几天就找了一个样貌单位家庭都不如我的女朋友，那女朋友和黄警官同岁，比我大三岁，今年也30岁了，是个在供销社下属的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营业员。据说那位女朋友和黄警官认识没几天，家里就催促着早点结婚，毕竟女孩年纪不小了。
我姐说完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瞪了我一眼，说“王午你清高啥呦，没有男人吃你这一套”。我却想起黄警官妈妈说的低头娶抬头嫁那句话。我说“和我清高不清高没关系，人家就是要找个贤惠能干又听话的媳妇，你妹子我既不贤惠，又不能干，更不肯任人使唤，他不找我是应该的”。突然又想到他上次打我的那计耳光，恨恨地说：“一个庶出的继子凭什么又配的上我”？
我姐有些生气地说“那谁配的上你？人家挑，你说人家配不上你，人家不挑，你又看不上人家，小许倒是不会对你挑剔，你敢嫁”？我回答：“有啥不敢嫁的，主要是看嫁了有啥好处，看嫁得值不值”！
我妈在一旁忍不住打击我说：“王午不是值不值你能说了算的，你还嫌弃人家是庶出，人家庶出的照样甩你不客气，你还清高，有男人能看上你我就烧高香了。你如果自己没本事找不到好男人，那我来帮你物色”。
我妈真是说到做到，此后隔三差五就有莫名其妙的男人拿着我妈手写的字条来我单位门口的传达室求见。
许大厨还是会时不时来我家找我爸“切磋”围棋，我妈还是会不客气地让他帮家里做点体力活，比如拆装一下纱窗外框，或者换个煤气，要不就买个上百斤的大白菜用来腌制。我爸却不肯占小伙子便宜，总是会把我哥孝敬给他的香烟和高档白酒分享给许大厨。
许大厨每次看见我总是用怯懦的眼光看我，一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任由我发落的姿态。我还真没法和他翻脸，毕竟那件事主要责任在我，并且我还欠了许家一条生命。
转眼就到了10月，突然单位就争取到一批有分配权的公房，单位里除了安排了那些退转军人的住房，还有几套剩余。我突然就很渴望一套属于我的公寓。都说心之所向，身之所往。我就是想要一处独立于父母掌控之外的居所，用来安放我始终飘忽不定的心。我找到我原先所在分局的华局长，把我和母亲多年来的纠葛和盘托出，我说我其实一点也不想要婚姻，可是我就想要一处属于我的房子。
华局长说没办法，在中国要房子就必须搭配婚姻，他又问我有没合适结婚的候选人，我想到了那个一无所有的男人，我回答倒是有一个，但是我担心万一为了房子结婚，可结了婚又拿不到房子就得不偿失了。他问我那对象是什么单位的，我说在盛世国大。他又说国大和市府招待所原先是二块牌子一套班子，如果他编制在市府招待所的事业单位，那也算机关事务管理处需要解决房子的对象。
我立刻打电话给许大厨问了他的编制，回答编制在市府招待所的事业单位。华局长像大哥一般语重心长地嘱咐，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先听听父母的意见再仔细考虑好要不要嫁，如果确定要嫁，他会以分管工会领导的立场出面，让对方单位出些购买分配权的钱，然后我们单位分套房子给我。我问对方单位肯出钱？局长说那就换过来，我们单位出钱，让他们单位分套住房给你。
等到和父母沟通及抗争一番后就到了12月，我终于为了那套房子痛下决心，和我妈再一番争论又和我爸认真商讨后，我打电话给许大厨，平静地告诉他我们单位有房子可以分，前提是需要一张结婚证，然后我问他愿意不愿意和我去领证。他似乎愣住，问“你确定”？我说那就当我没说吧，其实内心里已有了悔意，可是他又回答我当然愿意。他似乎怕我反悔，很快又问还需要他做什么？我心里就想，难道你不知道应该去我家向我父母求婚么？但是又开不了口，于是说你单位里开好介绍信，下周一去街道办领证。
搁下电话，我其实真后悔了，但是想到被我妈招来见我的那些男人，还有一套对我来说充满诱惑力的二居室的公房，我对自己说就这样吧。
周日我起了大早，去了市中心那家最大的理发店，我对那位笑容可掬的大叔说我想剪短发。大叔的工牌上写着特级理发师，大叔看了看我又黑又粗的二根及腰的辫子，问我真舍得呀？我说：“是的，没人会在意这二根辫子了。他问有人收长辫子，你卖不卖”：我说好呀。不一会就进来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头，他看了看我的辫子，说8块吧，我说这辫子养了好几年了就10块吧，正僵持着，大叔说那就9块吧。于是我剪掉了辫子，烫了一个满头小卷卷的爆炸头，镜子里的我像一个刚从良的风尘女子。一双眼睛又大又黑，眼神冷落到了极点，我对镜子里的人说放下过去才能重新开始。
周一，我用卖辫子的9元钱换了二本结婚证，可是许大厨完全不是我想的那般欣喜雀跃，似乎有些不心甘情愿的样子。刚想问他是不是反悔了，他却说要上班先走了，然后骑上自行车逃之夭夭。
我低下头去看刚才拍的那张结婚照，才发现他眉头紧锁满眼忧虑地盯着镜头。心里咯噔一下就有了不好的预感。其实他今天不来我也不会怪他，原本这件事就是我提议他执行，像是我武断专行拿了这本证。
1991年是改革开放初期，许多许多事情真是意想不到得发生，先是海湾战争，后来又是江南水灾，再后来又是苏联解体，似乎历史就这么跌跌撞撞地蹒跚向前，而我的婚姻就这么尘埃落定，完全在我和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但是我还是对自己说，不要回头，更不要后悔，至少可以摆脱父母独立生活了，所以加油吧王午。
江南属于丘陵地带，我呆过的东山，登上山头就能看见远处围海造田留下的滩涂，夏天都能感受到从海上吹过来潮湿的味道。而我的老家是在稽山的山坳里，抬头望去，四周都是连绵的山，山上竹林茂密，茶园也是整片整片依附在山坡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模样。虽然老家的亲戚都很穷，但想到有那个人在我的家乡，老家在心里也变得有些柔暖了。
新的岗位，新的境遇，我无暇顾及那些过往和伤痕，好在我爸从小给了我比较扎实的文字功底，一个月后，我写的公文和材料被领导认可。被我戏称为“坏”局长的华局长算是我入职的启蒙老师，他对我说：小午你有才气也聪明，只是个性太执拗又太柔弱，不合适当官但绝对是干工作的一把好手，别把你的聪慧和文笔浪费了。我回答我会努力。
我姐说那位黄警官和我分手没几天就找了一个样貌单位家庭都不如我的女朋友，那女朋友和黄警官同岁，比我大三岁，今年也30岁了，是个在供销社下属的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营业员。据说那位女朋友和黄警官认识没几天，家里就催促着早点结婚，毕竟女孩年纪不小了。
我姐说完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瞪了我一眼，说“王午你清高啥呦，没有男人吃你这一套”。我却想起黄警官妈妈说的低头娶抬头嫁那句话。我说“和我清高不清高没关系，人家就是要找个贤惠能干又听话的媳妇，你妹子我既不贤惠，又不能干，更不肯任人使唤，他不找我是应该的”。突然又想到他上次打我的那计耳光，恨恨地说：“一个庶出的继子凭什么又配的上我”？
我姐有些生气地说“那谁配的上你？人家挑，你说人家配不上你，人家不挑，你又看不上人家，小许倒是不会对你挑剔，你敢嫁”？我回答：“有啥不敢嫁的，主要是看嫁了有啥好处，看嫁得值不值”！
我妈在一旁忍不住打击我说：“王午不是值不值你能说了算的，你还嫌弃人家是庶出，人家庶出的照样甩你不客气，你还清高，有男人能看上你我就烧高香了。你如果自己没本事找不到好男人，那我来帮你物色”。
我妈真是说到做到，此后隔三差五就有莫名其妙的男人拿着我妈手写的字条来我单位门口的传达室求见。
许大厨还是会时不时来我家找我爸“切磋”围棋，我妈还是会不客气地让他帮家里做点体力活，比如拆装一下纱窗外框，或者换个煤气，要不就买个上百斤的大白菜用来腌制。我爸却不肯占小伙子便宜，总是会把我哥孝敬给他的香烟和高档白酒分享给许大厨。
许大厨每次看见我总是用怯懦的眼光看我，一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任由我发落的姿态。我还真没法和他翻脸，毕竟那件事主要责任在我，并且我还欠了许家一条生命。
转眼就到了10月，突然单位就争取到一批有分配权的公房，单位里除了安排了那些退转军人的住房，还有几套剩余。我突然就很渴望一套属于我的公寓。都说心之所向，身之所往。我就是想要一处独立于父母掌控之外的居所，用来安放我始终飘忽不定的心。我找到我原先所在分局的华局长，把我和母亲多年来的纠葛和盘托出，我说我其实一点也不想要婚姻，可是我就想要一处属于我的房子。
华局长说没办法，在中国要房子就必须搭配婚姻，他又问我有没合适结婚的候选人，我想到了那个一无所有的男人，我回答倒是有一个，但是我担心万一为了房子结婚，可结了婚又拿不到房子就得不偿失了。他问我那对象是什么单位的，我说在盛世国大。他又说国大和市府招待所原先是二块牌子一套班子，如果他编制在市府招待所的事业单位，那也算机关事务管理处需要解决房子的对象。
我立刻打电话给许大厨问了他的编制，回答编制在市府招待所的事业单位。华局长像大哥一般语重心长地嘱咐，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先听听父母的意见再仔细考虑好要不要嫁，如果确定要嫁，他会以分管工会领导的立场出面，让对方单位出些购买分配权的钱，然后我们单位分套房子给我。我问对方单位肯出钱？局长说那就换过来，我们单位出钱，让他们单位分套住房给你。
等到和父母沟通及抗争一番后就到了12月，我终于为了那套房子痛下决心，和我妈再一番争论又和我爸认真商讨后，我打电话给许大厨，平静地告诉他我们单位有房子可以分，前提是需要一张结婚证，然后我问他愿意不愿意和我去领证。他似乎愣住，问“你确定”？我说那就当我没说吧，其实内心里已有了悔意，可是他又回答我当然愿意。他似乎怕我反悔，很快又问还需要他做什么？我心里就想，难道你不知道应该去我家向我父母求婚么？但是又开不了口，于是说你单位里开好介绍信，下周一去街道办领证。
搁下电话，我其实真后悔了，但是想到被我妈招来见我的那些男人，还有一套对我来说充满诱惑力的二居室的公房，我对自己说就这样吧。
周日我起了大早，去了市中心那家最大的理发店，我对那位笑容可掬的大叔说我想剪短发。大叔的工牌上写着特级理发师，大叔看了看我又黑又粗的二根及腰的辫子，问我真舍得呀？我说：“是的，没人会在意这二根辫子了。他问有人收长辫子，你卖不卖”：我说好呀。不一会就进来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头，他看了看我的辫子，说8块吧，我说这辫子养了好几年了就10块吧，正僵持着，大叔说那就9块吧。于是我剪掉了辫子，烫了一个满头小卷卷的爆炸头，镜子里的我像一个刚从良的风尘女子。一双眼睛又大又黑，眼神冷落到了极点，我对镜子里的人说放下过去才能重新开始。
周一，我用卖辫子的9元钱换了二本结婚证，可是许大厨完全不是我想的那般欣喜雀跃，似乎有些不心甘情愿的样子。刚想问他是不是反悔了，他却说要上班先走了，然后骑上自行车逃之夭夭。
我低下头去看刚才拍的那张结婚照，才发现他眉头紧锁满眼忧虑地盯着镜头。心里咯噔一下就有了不好的预感。其实他今天不来我也不会怪他，原本这件事就是我提议他执行，像是我武断专行拿了这本证。
1991年是改革开放初期，许多许多事情真是意想不到得发生，先是海湾战争，后来又是江南水灾，再后来又是苏联解体，似乎历史就这么跌跌撞撞地蹒跚向前，而我的婚姻就这么尘埃落定，完全在我和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但是我还是对自己说，不要回头，更不要后悔，至少可以摆脱父母独立生活了，所以加油吧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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