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二篇(十一)
从《周易》一书里所引用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作为考证《周易》一书产生时代，不失为是一条途径。但那些所认为的《周易》产生在西周初期的说法，皆是从《周易》一书里引用的历史人物及事件来的看法。也都把《周易》的下限定在周公时期，即使康侯与箕子也没有超出周公时期。《周易》里引用的几例人物都是殷周之际或周初的重要历史人物。从《周易》的引用来看，是作为历史政治经验而引用，并且都与《周易》文章内容所引证的政治意义相契合。《周易》里出现的几位殷周之际及周初的历史人物，是出于写文章上的引证，而不是记述那些人物的活动记录。正因《周易》不是周初及之前产生的，才会引用已成过去历史的商周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来增强文章所论述的政治观。因为在西周初期之后，没有比周初及以前那些历史人物有名气。那么，除了《周易》一书里引用周初及之前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之外，我们却发现《周易》一书里还真有一种说法，足以证明《周易》一书产生于西周晚期。
在《周易》第四十二章《益》里有这样的说法：“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这句话里的“中行”，就是不偏不倚，即居中行事的意思。《周易》里的“中行”之意，犹如后儒发展出的“中庸”之意。“告”：即告诫，告诉。“公”：周朝的重臣，如周初周公、召公这种角色的重臣。“从”：跟随、追随、参与。“利用”：借助增益条件，即经济的发展。“为依”：为依靠。“迁国”：迁移国都。这句话译成现代文是“居中行事，告诉王公重臣跟随，并借助增加收益的条件为依托迁移国都。
《周易》里的《益》，中心是阐述国家增加收益的道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展社会经济。我们且看初始《周易》第四十二章《益》全文：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我们再将《益》文译成现代文：
“第四十二：增益，有利于社会向前发展，并顺利地实现大业。
利用好增益，将有大作为，是大吉祥的事情，也没有过失。若有了财富上的大积累，不苛刻，不邪恶，永守正道，才是好前景；即使君王用以祭祀天帝，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收益是用在不好的灾荒之年，没有过失。爱护百姓且居中行事，应告知诸公，并用圭举行隆重的仪式，（把爱民之心昭示于天下）。居中行事，告知诸公跟随，并借助增加收益的条件为依托，做迁徙国都的大事。有了爱，惠爱之心不用询问，是非常正确的行为。有了爱，才能回报于施爱者的恩德。若没有增益，反而相互损害；而又立爱心不能长久，就危险了。”
《周易》里的《益》篇是继《损》篇内容的继续，《益》是对“增益”这一问题展开的阐述。即讲述增益的政治道理。这增益不但指财富的积累，而且也包含了爱心的积累。财富的积累是为了灾荒之年的救济，是保障社会的稳定。爱的积累是为了民心，是“利涉大川”的政治资本。两者不可或缺。这是《周易》作者通过“增益”的道理，为“君子”（受封的诸侯统治者）讲述的政治道理。既要增加经济实力，又要爱民之心恒久，才能顺利完成迁都的大事业。这篇文章反映的迁都之事，体现了西周什么时期的历史背景呢？迁都本是个举国上下震动的大事，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完不成迁国的大事。即使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国都没有外在的压力，也不会轻易做出迁都的事情。如明朝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是有着重大的政治意图。又如民国政府把南京前往重庆，是因日寇大举逼近。那么，《周易》里所透出的迁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西周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迁都之事，与《周易》一书里讲的“迁国”关系。
周人建国之前确实有过多次迁移，但那都与建国后的迁都不同。史家称，武王建国后定都镐京，“镐”是西周王朝的都城。西周灭亡后，即东周的开始。是平王从镐京东迁洛邑，洛邑成为东周的王都。
《中国古代史》里说：“宣王死后，继位的幽王是个有名的暴君，后幽王废申后和太子宜臼。申后的父亲申侯，便替申后和太子伸冤为名，联合犬戎和一些诸侯国，引兵进攻周的镐京，幽王兵败，被犬戎杀死于骊山下，西周灭亡。幽王死后，申侯等拥立太子宜臼为天子，是为周平王。由于首都镐京残破，又处于犬戎兵力控制之下，平王乃于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中国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刘泽华等编著）《中国古代史》里说明平王东迁是从镐京迁移到洛邑的，那么，镐京就是西周的都城了。
《中国古代史》里又说：“东方安置已定，武王才班师西归，并把国都迁到镐京（今陕西西安）……周都镐京远处西土，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决定在东方洛水流域再建一座新都城，作为统治东部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从此周朝便有了东西而都，西都镐京称为宗周，东都洛邑称为成周”。（《中国古代史》第58页）
武王建国后，定都于“镐”，至平王东迁洛邑，是从镐京迁出的。那么，西周从公元前11世纪（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起，至公元前771年幽王被申侯联合犬戎所杀，共经11代12王，大约历经275年，都是以“镐”为王都了。
顾颉刚在《昆仑传说和羌戎文化》一文里说：“申戎原即姜戎的一支，而封国于申的，其后幽王废申后，两亲家吵架，申侯使联合了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这申侯无疑即申戎之后，所以和犬戎会有这般的团结”。（《古史辨自序》顾颉刚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1页）
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里说：“周朝的统治中心，即所谓“王畿”，原在“西土”，今陕西地区。古公亶父自豳迁于岐周。文王自岐周迁于程，再迁于丰。武王都镐。丰，镐皆在今西安地区。成王时，周平定武庚。“三监”乱后，又在今河南洛阳地区建有洛邑，成为周朝在东方的一个重镇。也属于周王畿的统治范围。自武王灭商取得天下共主的地位，到平王自丰镐迁都洛邑，史称西周”。（《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翁独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许倬云的《西周史》里云：“周初建立东都，原为了控御东方。周室的真正基地，毋宁仍在丰镐……犬戎、西戎与申侯袭杀幽王于郦山之下。秦襄公将兵勤王，战斗甚力。平王东迁，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以岐西之地，答应秦能攻逐戎，即为其地诸侯。”（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1994）
按以上史著，周朝建国后，定都镐京，到平王自镐迁都洛邑。对西周建国后的都城为镐京，应是现代史学界公认的说法。
镐京称宗周，宗周是指周为所封诸侯国之宗主国，故称宗周。《诗·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辞源》对“西周”一词的解释：“周代，周武王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至幽王。史称西周。至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
通过以上权威说法，这西周自武王建国后都镐京，至幽王在镐京被杀，平王东迁洛邑。西周时期是没有出现过迁都其它地方的说法了。那么，就可以说《周易》一书里反映的“迁国”之说的历史背景了。
周人的发祥地是岐山，是古公亶父（文王祖父），因戎狄威逼，由豳迁到岐山下的周原（在今陕西岐山北），建筑城邑房屋，设立官吏，改革戎狄风俗，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使周族逐渐强盛起来，奠定了周人灭商的基础。
《周易》里也有反映“岐山”这一历史文化地名，在《升》（《周易》里的《升》篇就是讲国家发展上升的道理）篇里有“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的说法。这是引用“岐山”隐喻着周人由此建立根基的道理。岐周是周人的发祥地，后来就成为西周的圣地。岐周不仅仅指今岐山县境，应是宝鸡、凤翔、岐山等区域。西周时期，岐周的政治地位很高，周王要到岐周举行各种高规格的祭祀活动。因为岐周那里有他们先王的陵墓。从周族发展来看，周人是从发祥地由西向东扩展。从岐周向东的丰、镐发展，既是地理条件因素，又是政治上的需要。文王迁岐到丰，做为向东方扩张的前沿，武王立国后，在镐建立京都，周公辅政是为加强对东方殷地的控制，又建立了陪都洛邑。从岐周（圣周）到王都镐（宗周），再到洛邑（成周），这是符合西周历史发展脉络。而典籍或金文中出现的周王到“郑”地，那不过是在“圣周”进行的祭祀先祖的活动而已。而在考古出土的周原甲骨和金文里的“镐”都作“蒿”。因为周王居于“蒿”到岐周举行祭祀，甲骨、金文都有“自蒿”出发的记载。如周原甲骨“祠自蒿于周”(《周原凤雏》(H11:20)中记载：惠亡眚，祠自蒿于丰。而在《周原凤雏》(H11:117)上记录：祠自蒿于周)。
这“周”就是岐周。综合而论，西周建国后王都为“镐京”，而唯有西周末期平王自镐迁洛。那么，《周易》里所反映的“迁国”愿望，是面对西周社会，而生出的一种忧患意识。也是看到周王朝走向衰落，及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提出迁都的愿望，以改变王朝不利局面。这《周易》里反映的“迁国”愿望，无疑是西周后期的历史背景。那么，《周易》一书产生的时间离平王东迁洛邑不会太久远了。
实际西周早在中期就开始衰微了，周王也逐渐失去了“共主”地位。因为经过几代的诸侯国君，已不把周王放在眼里，特别不是周王宗周的诸侯国，更不把周王放在眼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封国的国势逐渐强大起来，它的独立性也就越来越大，对周天子便不那么恭顺了。在诸侯国筮例膨胀的同时，周王室的实力并没有明显的增长，由于经常不断地进行分封，王畿土地没有扩充，反而有缩小之势……天子和诸侯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变化，天子的号令对诸侯说，已经不很灵了。早在周昭王时，由于‘王道微缺’，原来接受周封号的封国，开始不服。昭王为此率六师南征，卒于江上，周穆王时政治上进一步‘衰微’，但还要兴兵征讨按时来朝贡的犬戎。这不仅使周与犬戎形成对立，而且使其他边缘的诸侯也来朝觐了。周懿王时‘王室遂衰’，到周夷王，厉王是‘诸侯或不朝，相伐，‘诸侯或叛之’。到了西周最后一个王周幽王时，周王室便完全失去了共主的威望”。（《中国古代史》）
西周自文、武、成三代后，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事实。到西周后期已是诸侯开始相伐时期了。‘天下’的名义上是周王的，而实际诸侯势力的上升已不把周王放到宗主的位置上看待。西周前期与西周后期周王在诸侯国的共主地位完全不同了。《周易》作者正是身处西周后期的社会背景下，写出的《周易》一书。《周易》作者时代的西周，已是内忧外患的时期，才有《周易》一书充满着忧患意识的基调。也才有《周易》作者提出“迁国”的政治主张，这正是体现了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信息。
从《周易》一书内容看，作者并没有站在周王的立场上，去维护周王‘天下’的统治学说。《周易》的作者不像孔子那样，在面对春秋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所向往的是恢复西周王天下的政治局面。而《周易》作者是面对现实，是从有家有国的现实，来思考建立一个和平相处，共同治理与维护‘天下’的“君子”（有家有国的统治者）之治的“理想国”。这说明《周易》的时代，已不是周初的时代。《周易》的作者也与周王室无关。《周易》的作者不代表周王或周王朝，因为《周易》里字里行间的口气，与周王室成员的语气不同。即《周易》作者并没有站在周王的立场，利益上去维护周王的统治。《周易》不同于《周书》或《诗》里的一些诗歌那样维护与歌颂周王的口气。
无论是《诗》里的周族史诗，还是出土的西周青铜铭文里多有惯例的称呼“丕显文武”，而《周易》里则是很平淡的用“王”来说事理。《周易》里没有《诗》里及西周青铜铭文上的那种歌颂文、武、成三王的口气。而《周易》里倒是出现了两次赞扬商朝先王的事迹，如《既济》里的“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济》篇里“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这实是表露了对商朝先王功绩的歌颂。即使《周易》里引用殷商之际的商朝事件与人物，也无贬低之意。如《明夷》篇里的引用“箕子之明夷，利贞”，《泰》篇“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反而《周易》里并无提及西周的文王、武王事迹，即无歌颂西周开国有功的文王与武王，这说明《周易》作者并不与周王室有关，也说明《周易》作者以离周初相去甚远了。从《周易》一书中还有不少反映与西周后期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如“南征吉”，“见群龙无首吉”，“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以及《周易》构建的“君子”与“有孚（“民本”）理念，这是《周易》之前典章里所没有的思想。纵观《周易》一书内容，完全走向理性的世界，即走出了神学巫术地带。《周易》一书既不同于西周前期的《周书》，也不同于《诗》里的周族史诗反映的天命思想；《周易》也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思想所走向王权主义思潮。《周易》一书正是西周后期这一特定历史时空里的产物，是承上启下一个历史交替转换时代里的产物。《周易》每篇都透着人文精神与辩证思想。《周易》里既不讲占筮理论，也不涉及占筮方法，并且还反对占筮。《周易》完全是理性地认识这个世界。《周易》的作者理性地看待现实社会，完全是从客观现实世界出发认识社会，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完全摆脱神学的束缚。这正是与《周易》产生的时代有关，正是诸侯林立竞争的时代，也正是西周后期分封制度逐步的瓦解，而封建地主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形成时期，即地主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时期的时代背景。才产生了《周易》这部政治智慧之书，也正是时代造就了《周易》。
总之，我们以上对《周易》一书的产生，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考释，而推定其产生于西周后期。
那么，《周易》的作者是谁呢?
虽然后封建社会（即帝制时期）里其主流观念，不外认为是文王、周公这些圣人之为。但到推翻帝王专制以后至今天的百年中，对《周易》作者的研究，传统的说法已不再是主流观念。近百年来对《周易》作者的研究，不凡有多种说法，但一直未成定论。
那么，《周易》作者是谁呢？事实上《周易》作者已成千古之谜。不过我们可从《周易》一书的内容，以及西周后期的社会背景来看《周易》一书的作者，可给其画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①《周易》(初始《周易》一书)与《书》不同，也与《诗》不同。不同之处，《周易》并无歌颂文、武之王。而《诗》与《书》（《尚书》里的《周书》）都不凡大力颂扬文、武之功德。
②西周已建立了中央王权下的亲族分封，西周中央已出具组织与执行能力的官僚政府模式。而《周易》作者却向往的是松散的“君子”共治天下的政体，有点向往殷商的松散政体制度。
③《周易》里既无称颂周王，也不贬损商王。反而出现了两次赞扬商王高宗伐鬼方的功绩。
④《周易》作者站在历史经验教训上，也曾对比商周可取的经验教训。如“东临，西邻”之说。而引用“帝乙归妹”，却给出的判词是“以祉元吉”，《周易》作者无意贬损商王。
⑤《周易》宗旨是向往“君子”之治，即有国有家者共同治理‘天下’，并没有把“王”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去阐述（并且《周易》一书里，更无涉及“周王”），而西周的王制，以不同于商朝松散型的“王”制，西周已初具较严密的政府组织网络体系，这可从西周铭文上的册封制度看的很清楚。
⑥《周易》产生的时代当在西周转型时期，即分封制度崩溃时期。而从《周易》一书的内容来看，作者并不向往西周“王天下”的政体，而向往的是君子（有国有家者）共治‘天下’的松散体制。《周易》作者应是东方殷商后裔，应是殷商贵族后裔里的文化精英。
⑦《周易》作者采用“六十四画符号”作为《周易》里的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六十四画符号”正是殷商人的文化遗产。因“六十四画符号”在殷墟里的甲骨中多有出现，“六十四画符号”应是商朝的文化成果，而不是周人的发明。《周易》里的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是两个朝代的产物，其发祥地应是在中原腹地。《周易》一书里有两套系统：一是“六十四画符号”系统。二是文字系统（即政治哲学理论系统）。《周易》里的符号系统，即“六十四画符号”不是《周易》一书里的始创，是在《周易》未出现之前早已产生。“六十四画符号”的发祥地是中原的腹地——商都殷墟（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洹河南北两岸，以小屯村为中心，面积约30平方公里）。“六十四画符号”的发明权应归商朝人。这套符号传承到西周后期，同样被商朝的后裔所用，作为一部哲学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之序目而运用。而西周王室里的史巫不识《周易》的真面目，却把《周易》当做筮书运用与改造。
⑧《周易》一书既不在《诗》与《书》里有所反映，也不在西周时期的青铜铭文里有所记载。如此一个重大文化成果，被后封建时代里说成是文王、周公之为，可没有在西周官方的史料里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这说明《周易》一书不与周王室有关，也非是西周的史巫之为。即不是西周官方里产生的，应是‘民间’产生出来的。《周易》一书被传入周王室，被王室里的史巫所见《周易》里有“六十四画符号”，就把《周易》改造成卜筮的“繇式”形式，用于卜筮。春秋前期周王室里的太史把《周易》作为一部筮书呈现于世人面前，既有神道设教的目的，也有有意遮蔽《周易》里的政治思想之目的。
⑨《周易》作者已有很成熟的政治经验，无疑是对西周王权政治严酷现实了如指掌，才有那么深的忧患意识，特别是政治恐惧上的忧患。因西周王室虢夺诸侯位及诛杀诸侯大夫不是没有过。西周时期分封的地方诸侯，并非是拥有独立的主权之主。他们只是有周王授权且代表周王封号进行统治的“主”。
⑩纵观《周易》一书内容，作者并非是站在周王的立场上为其歌功颂德，或献计献策；而是站在“有国有家者”的立场上，构建出的一种“君子”共治‘天下’的政治蓝图。
从以上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周易》一书的作者，应是殷商贵族后裔。不过是西周后期里殷商后裔里的某一位精英创作了《周易》。当然从其身份来说，这个殷商后裔，早已是西周的臣民。故《周易》作者，是西周后期里某一位在野的文化精英。我们还可从《周易》之名推定其作者应是周朝时期（“周”是周朝之周）里的殷（“殷”同“易”）之后裔创作的一部政治之书，故取名为《周易》。
那么，我们权且把《周易》的作者，叫做“易子”好了。
在《周易》第四十二章《益》里有这样的说法：“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这句话里的“中行”，就是不偏不倚，即居中行事的意思。《周易》里的“中行”之意，犹如后儒发展出的“中庸”之意。“告”：即告诫，告诉。“公”：周朝的重臣，如周初周公、召公这种角色的重臣。“从”：跟随、追随、参与。“利用”：借助增益条件，即经济的发展。“为依”：为依靠。“迁国”：迁移国都。这句话译成现代文是“居中行事，告诉王公重臣跟随，并借助增加收益的条件为依托迁移国都。
《周易》里的《益》，中心是阐述国家增加收益的道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展社会经济。我们且看初始《周易》第四十二章《益》全文：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我们再将《益》文译成现代文：
“第四十二：增益，有利于社会向前发展，并顺利地实现大业。
利用好增益，将有大作为，是大吉祥的事情，也没有过失。若有了财富上的大积累，不苛刻，不邪恶，永守正道，才是好前景；即使君王用以祭祀天帝，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收益是用在不好的灾荒之年，没有过失。爱护百姓且居中行事，应告知诸公，并用圭举行隆重的仪式，（把爱民之心昭示于天下）。居中行事，告知诸公跟随，并借助增加收益的条件为依托，做迁徙国都的大事。有了爱，惠爱之心不用询问，是非常正确的行为。有了爱，才能回报于施爱者的恩德。若没有增益，反而相互损害；而又立爱心不能长久，就危险了。”
《周易》里的《益》篇是继《损》篇内容的继续，《益》是对“增益”这一问题展开的阐述。即讲述增益的政治道理。这增益不但指财富的积累，而且也包含了爱心的积累。财富的积累是为了灾荒之年的救济，是保障社会的稳定。爱的积累是为了民心，是“利涉大川”的政治资本。两者不可或缺。这是《周易》作者通过“增益”的道理，为“君子”（受封的诸侯统治者）讲述的政治道理。既要增加经济实力，又要爱民之心恒久，才能顺利完成迁都的大事业。这篇文章反映的迁都之事，体现了西周什么时期的历史背景呢？迁都本是个举国上下震动的大事，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完不成迁国的大事。即使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国都没有外在的压力，也不会轻易做出迁都的事情。如明朝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是有着重大的政治意图。又如民国政府把南京前往重庆，是因日寇大举逼近。那么，《周易》里所透出的迁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西周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迁都之事，与《周易》一书里讲的“迁国”关系。
周人建国之前确实有过多次迁移，但那都与建国后的迁都不同。史家称，武王建国后定都镐京，“镐”是西周王朝的都城。西周灭亡后，即东周的开始。是平王从镐京东迁洛邑，洛邑成为东周的王都。
《中国古代史》里说：“宣王死后，继位的幽王是个有名的暴君，后幽王废申后和太子宜臼。申后的父亲申侯，便替申后和太子伸冤为名，联合犬戎和一些诸侯国，引兵进攻周的镐京，幽王兵败，被犬戎杀死于骊山下，西周灭亡。幽王死后，申侯等拥立太子宜臼为天子，是为周平王。由于首都镐京残破，又处于犬戎兵力控制之下，平王乃于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中国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刘泽华等编著）《中国古代史》里说明平王东迁是从镐京迁移到洛邑的，那么，镐京就是西周的都城了。
《中国古代史》里又说：“东方安置已定，武王才班师西归，并把国都迁到镐京（今陕西西安）……周都镐京远处西土，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决定在东方洛水流域再建一座新都城，作为统治东部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从此周朝便有了东西而都，西都镐京称为宗周，东都洛邑称为成周”。（《中国古代史》第58页）
武王建国后，定都于“镐”，至平王东迁洛邑，是从镐京迁出的。那么，西周从公元前11世纪（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起，至公元前771年幽王被申侯联合犬戎所杀，共经11代12王，大约历经275年，都是以“镐”为王都了。
顾颉刚在《昆仑传说和羌戎文化》一文里说：“申戎原即姜戎的一支，而封国于申的，其后幽王废申后，两亲家吵架，申侯使联合了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这申侯无疑即申戎之后，所以和犬戎会有这般的团结”。（《古史辨自序》顾颉刚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1页）
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里说：“周朝的统治中心，即所谓“王畿”，原在“西土”，今陕西地区。古公亶父自豳迁于岐周。文王自岐周迁于程，再迁于丰。武王都镐。丰，镐皆在今西安地区。成王时，周平定武庚。“三监”乱后，又在今河南洛阳地区建有洛邑，成为周朝在东方的一个重镇。也属于周王畿的统治范围。自武王灭商取得天下共主的地位，到平王自丰镐迁都洛邑，史称西周”。（《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翁独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许倬云的《西周史》里云：“周初建立东都，原为了控御东方。周室的真正基地，毋宁仍在丰镐……犬戎、西戎与申侯袭杀幽王于郦山之下。秦襄公将兵勤王，战斗甚力。平王东迁，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以岐西之地，答应秦能攻逐戎，即为其地诸侯。”（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1994）
按以上史著，周朝建国后，定都镐京，到平王自镐迁都洛邑。对西周建国后的都城为镐京，应是现代史学界公认的说法。
镐京称宗周，宗周是指周为所封诸侯国之宗主国，故称宗周。《诗·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辞源》对“西周”一词的解释：“周代，周武王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至幽王。史称西周。至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
通过以上权威说法，这西周自武王建国后都镐京，至幽王在镐京被杀，平王东迁洛邑。西周时期是没有出现过迁都其它地方的说法了。那么，就可以说《周易》一书里反映的“迁国”之说的历史背景了。
周人的发祥地是岐山，是古公亶父（文王祖父），因戎狄威逼，由豳迁到岐山下的周原（在今陕西岐山北），建筑城邑房屋，设立官吏，改革戎狄风俗，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使周族逐渐强盛起来，奠定了周人灭商的基础。
《周易》里也有反映“岐山”这一历史文化地名，在《升》（《周易》里的《升》篇就是讲国家发展上升的道理）篇里有“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的说法。这是引用“岐山”隐喻着周人由此建立根基的道理。岐周是周人的发祥地，后来就成为西周的圣地。岐周不仅仅指今岐山县境，应是宝鸡、凤翔、岐山等区域。西周时期，岐周的政治地位很高，周王要到岐周举行各种高规格的祭祀活动。因为岐周那里有他们先王的陵墓。从周族发展来看，周人是从发祥地由西向东扩展。从岐周向东的丰、镐发展，既是地理条件因素，又是政治上的需要。文王迁岐到丰，做为向东方扩张的前沿，武王立国后，在镐建立京都，周公辅政是为加强对东方殷地的控制，又建立了陪都洛邑。从岐周（圣周）到王都镐（宗周），再到洛邑（成周），这是符合西周历史发展脉络。而典籍或金文中出现的周王到“郑”地，那不过是在“圣周”进行的祭祀先祖的活动而已。而在考古出土的周原甲骨和金文里的“镐”都作“蒿”。因为周王居于“蒿”到岐周举行祭祀，甲骨、金文都有“自蒿”出发的记载。如周原甲骨“祠自蒿于周”(《周原凤雏》(H11:20)中记载：惠亡眚，祠自蒿于丰。而在《周原凤雏》(H11:117)上记录：祠自蒿于周)。
这“周”就是岐周。综合而论，西周建国后王都为“镐京”，而唯有西周末期平王自镐迁洛。那么，《周易》里所反映的“迁国”愿望，是面对西周社会，而生出的一种忧患意识。也是看到周王朝走向衰落，及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提出迁都的愿望，以改变王朝不利局面。这《周易》里反映的“迁国”愿望，无疑是西周后期的历史背景。那么，《周易》一书产生的时间离平王东迁洛邑不会太久远了。
实际西周早在中期就开始衰微了，周王也逐渐失去了“共主”地位。因为经过几代的诸侯国君，已不把周王放在眼里，特别不是周王宗周的诸侯国，更不把周王放在眼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封国的国势逐渐强大起来，它的独立性也就越来越大，对周天子便不那么恭顺了。在诸侯国筮例膨胀的同时，周王室的实力并没有明显的增长，由于经常不断地进行分封，王畿土地没有扩充，反而有缩小之势……天子和诸侯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变化，天子的号令对诸侯说，已经不很灵了。早在周昭王时，由于‘王道微缺’，原来接受周封号的封国，开始不服。昭王为此率六师南征，卒于江上，周穆王时政治上进一步‘衰微’，但还要兴兵征讨按时来朝贡的犬戎。这不仅使周与犬戎形成对立，而且使其他边缘的诸侯也来朝觐了。周懿王时‘王室遂衰’，到周夷王，厉王是‘诸侯或不朝，相伐，‘诸侯或叛之’。到了西周最后一个王周幽王时，周王室便完全失去了共主的威望”。（《中国古代史》）
西周自文、武、成三代后，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事实。到西周后期已是诸侯开始相伐时期了。‘天下’的名义上是周王的，而实际诸侯势力的上升已不把周王放到宗主的位置上看待。西周前期与西周后期周王在诸侯国的共主地位完全不同了。《周易》作者正是身处西周后期的社会背景下，写出的《周易》一书。《周易》作者时代的西周，已是内忧外患的时期，才有《周易》一书充满着忧患意识的基调。也才有《周易》作者提出“迁国”的政治主张，这正是体现了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信息。
从《周易》一书内容看，作者并没有站在周王的立场上，去维护周王‘天下’的统治学说。《周易》的作者不像孔子那样，在面对春秋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所向往的是恢复西周王天下的政治局面。而《周易》作者是面对现实，是从有家有国的现实，来思考建立一个和平相处，共同治理与维护‘天下’的“君子”（有家有国的统治者）之治的“理想国”。这说明《周易》的时代，已不是周初的时代。《周易》的作者也与周王室无关。《周易》的作者不代表周王或周王朝，因为《周易》里字里行间的口气，与周王室成员的语气不同。即《周易》作者并没有站在周王的立场，利益上去维护周王的统治。《周易》不同于《周书》或《诗》里的一些诗歌那样维护与歌颂周王的口气。
无论是《诗》里的周族史诗，还是出土的西周青铜铭文里多有惯例的称呼“丕显文武”，而《周易》里则是很平淡的用“王”来说事理。《周易》里没有《诗》里及西周青铜铭文上的那种歌颂文、武、成三王的口气。而《周易》里倒是出现了两次赞扬商朝先王的事迹，如《既济》里的“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济》篇里“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这实是表露了对商朝先王功绩的歌颂。即使《周易》里引用殷商之际的商朝事件与人物，也无贬低之意。如《明夷》篇里的引用“箕子之明夷，利贞”，《泰》篇“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反而《周易》里并无提及西周的文王、武王事迹，即无歌颂西周开国有功的文王与武王，这说明《周易》作者并不与周王室有关，也说明《周易》作者以离周初相去甚远了。从《周易》一书中还有不少反映与西周后期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如“南征吉”，“见群龙无首吉”，“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以及《周易》构建的“君子”与“有孚（“民本”）理念，这是《周易》之前典章里所没有的思想。纵观《周易》一书内容，完全走向理性的世界，即走出了神学巫术地带。《周易》一书既不同于西周前期的《周书》，也不同于《诗》里的周族史诗反映的天命思想；《周易》也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思想所走向王权主义思潮。《周易》一书正是西周后期这一特定历史时空里的产物，是承上启下一个历史交替转换时代里的产物。《周易》每篇都透着人文精神与辩证思想。《周易》里既不讲占筮理论，也不涉及占筮方法，并且还反对占筮。《周易》完全是理性地认识这个世界。《周易》的作者理性地看待现实社会，完全是从客观现实世界出发认识社会，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完全摆脱神学的束缚。这正是与《周易》产生的时代有关，正是诸侯林立竞争的时代，也正是西周后期分封制度逐步的瓦解，而封建地主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形成时期，即地主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时期的时代背景。才产生了《周易》这部政治智慧之书，也正是时代造就了《周易》。
总之，我们以上对《周易》一书的产生，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考释，而推定其产生于西周后期。
那么，《周易》的作者是谁呢?
虽然后封建社会（即帝制时期）里其主流观念，不外认为是文王、周公这些圣人之为。但到推翻帝王专制以后至今天的百年中，对《周易》作者的研究，传统的说法已不再是主流观念。近百年来对《周易》作者的研究，不凡有多种说法，但一直未成定论。
那么，《周易》作者是谁呢？事实上《周易》作者已成千古之谜。不过我们可从《周易》一书的内容，以及西周后期的社会背景来看《周易》一书的作者，可给其画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①《周易》(初始《周易》一书)与《书》不同，也与《诗》不同。不同之处，《周易》并无歌颂文、武之王。而《诗》与《书》（《尚书》里的《周书》）都不凡大力颂扬文、武之功德。
②西周已建立了中央王权下的亲族分封，西周中央已出具组织与执行能力的官僚政府模式。而《周易》作者却向往的是松散的“君子”共治天下的政体，有点向往殷商的松散政体制度。
③《周易》里既无称颂周王，也不贬损商王。反而出现了两次赞扬商王高宗伐鬼方的功绩。
④《周易》作者站在历史经验教训上，也曾对比商周可取的经验教训。如“东临，西邻”之说。而引用“帝乙归妹”，却给出的判词是“以祉元吉”，《周易》作者无意贬损商王。
⑤《周易》宗旨是向往“君子”之治，即有国有家者共同治理‘天下’，并没有把“王”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去阐述（并且《周易》一书里，更无涉及“周王”），而西周的王制，以不同于商朝松散型的“王”制，西周已初具较严密的政府组织网络体系，这可从西周铭文上的册封制度看的很清楚。
⑥《周易》产生的时代当在西周转型时期，即分封制度崩溃时期。而从《周易》一书的内容来看，作者并不向往西周“王天下”的政体，而向往的是君子（有国有家者）共治‘天下’的松散体制。《周易》作者应是东方殷商后裔，应是殷商贵族后裔里的文化精英。
⑦《周易》作者采用“六十四画符号”作为《周易》里的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六十四画符号”正是殷商人的文化遗产。因“六十四画符号”在殷墟里的甲骨中多有出现，“六十四画符号”应是商朝的文化成果，而不是周人的发明。《周易》里的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是两个朝代的产物，其发祥地应是在中原腹地。《周易》一书里有两套系统：一是“六十四画符号”系统。二是文字系统（即政治哲学理论系统）。《周易》里的符号系统，即“六十四画符号”不是《周易》一书里的始创，是在《周易》未出现之前早已产生。“六十四画符号”的发祥地是中原的腹地——商都殷墟（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洹河南北两岸，以小屯村为中心，面积约30平方公里）。“六十四画符号”的发明权应归商朝人。这套符号传承到西周后期，同样被商朝的后裔所用，作为一部哲学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之序目而运用。而西周王室里的史巫不识《周易》的真面目，却把《周易》当做筮书运用与改造。
⑧《周易》一书既不在《诗》与《书》里有所反映，也不在西周时期的青铜铭文里有所记载。如此一个重大文化成果，被后封建时代里说成是文王、周公之为，可没有在西周官方的史料里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这说明《周易》一书不与周王室有关，也非是西周的史巫之为。即不是西周官方里产生的，应是‘民间’产生出来的。《周易》一书被传入周王室，被王室里的史巫所见《周易》里有“六十四画符号”，就把《周易》改造成卜筮的“繇式”形式，用于卜筮。春秋前期周王室里的太史把《周易》作为一部筮书呈现于世人面前，既有神道设教的目的，也有有意遮蔽《周易》里的政治思想之目的。
⑨《周易》作者已有很成熟的政治经验，无疑是对西周王权政治严酷现实了如指掌，才有那么深的忧患意识，特别是政治恐惧上的忧患。因西周王室虢夺诸侯位及诛杀诸侯大夫不是没有过。西周时期分封的地方诸侯，并非是拥有独立的主权之主。他们只是有周王授权且代表周王封号进行统治的“主”。
⑩纵观《周易》一书内容，作者并非是站在周王的立场上为其歌功颂德，或献计献策；而是站在“有国有家者”的立场上，构建出的一种“君子”共治‘天下’的政治蓝图。
从以上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周易》一书的作者，应是殷商贵族后裔。不过是西周后期里殷商后裔里的某一位精英创作了《周易》。当然从其身份来说，这个殷商后裔，早已是西周的臣民。故《周易》作者，是西周后期里某一位在野的文化精英。我们还可从《周易》之名推定其作者应是周朝时期（“周”是周朝之周）里的殷（“殷”同“易”）之后裔创作的一部政治之书，故取名为《周易》。
那么，我们权且把《周易》的作者，叫做“易子”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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