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三篇(四)
4."十翼”（即《易传》）里所反映的《周易》内容及其称法
《易传》是《周易》产生后，有东周到西汉前期这段时间内，所对《周易》一书作出的各种解释和阐发出新的思想学术文集。简单地说《易传》（“十翼”）是《周易》的学术文集。
《易传》是针对《周易》一书做出的各种解释，严格地说《易传》里的内容，是面对两种《周易》文本作为解释对象，即以春秋《周易》文本和卦爻式《周易》文本（《今本《周易》）作出的解释。
如《易传》集里有战国之前产生的《大象传》，就是以"春秋《周易》文本"作为解释的对象。再如《易传》集里的《文言》，《系辞》等，则依托的是"今本《周易》"作为解释对象。
总之，《易传》解释的对象是《周易》，而不同于后封建时期里出现的“易学”。后封建时期里的“易学”，即传统“易学”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已不单单是《周易》，而且也包括了《易传》。既然《易传》是针对《周易》一书所作出的各种解释，那么，《周易》与《易传》的关系，就是原著与学术研究的关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
《易传》集里最早对《周易》一书的阐释文章，是《象传》里的“大象”文。但“大象”一文里并没有涉及《周易》的称谓，既没有出现《周易》这一名称，也没有出现《易》这一称谓。“大象”作者所对《周易》一书的阐释方式不无独特，则是通过对《周易》一书每篇里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已被赋予进去八种物象（即后所称的“八卦取象”）之属的名称和篇名的点出，又通过此篇文章的思想宗旨，而阐发出一句君子之治的经典政治道理。因《周易》一书共有六十四篇文章，故“大象”的作者，也就依托《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一共阐释出六十四句君子之治的经典政治道理来。
如：
“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上天下泽”里的“天”与“泽”，本是《周易》后学的东西，即“八卦”取象里的说法（由《左传》一书里的记载，春秋时期对《周易》里的符号，只是反映的八种物象，还没有“八卦”说法），后来把《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也就附会进去了八卦取象。从《左传》一书所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来看，《周易》一书所用的符号体系，已经附会上八种物象，史巫以《周易》卜筮时就是按筮出的某一符号里的物象来联想、比类人事的吉凶。“大象传”的作者，在阐发《周易》一书的政治哲学道理时，也采用了对《周易》里符号的取象说法。正如这“上天下泽《履》”里的“天”与“泽”，就是《履》篇符号的取象名称。《周易》所用的符号，无论在先秦时期还是后封建时期其组合没变，皆是“六联体”，但写法与汉一降则有所不同，对于《周易》一书所用的一套符号体系形成与传承，前面我们已经讲述，已知这套符号在传承过程中，其组合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有所演变，但已然是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体系。
无论竹书《周易》，还是帛书《周易》，均已证明《周易》每篇文章之前有一个符号，符号之后则是有多少不等的几十个文字内容。“大象”文的作者，所总结阐释《周易》每篇文章的思想宗旨，就是通过《周易》每篇里的符号之象的称法和每篇篇名的点出，这样就形成了《周易》六十四篇文章的一种称法，即出现了对《周易》里的六十四个符号和六十四篇文章名连贯在一起的一种称法。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这里的“天行,《健》∕地势,《坤》∕云雷,《屯》∕山下出泉,《蒙》∕云上于天，《需》∕天与水违行，《讼》∕地中有水，《师》∕地上有水，《比》∕风行天上，《小畜》∕上天下泽，《履》”的说法，是通过《周易》每篇里符号的八种物象之属称谓和篇名连贯在一起的一种称法，如“地势,《坤》”里的“地”是《周易·坤》里符号的八种物象所属。这个“地”就代表了《坤》里这一符号的称法了，而《坤》则是《周易》一书里六十四篇文章之一的文章名称。“大象”作者不是称“《易》之“坤””，或称“《周易》之“坤””，若是称“《易》之“坤””，那么，就是“《易》之“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可“大象”作者则是通过每一符号的八种物象之属称法加上篇名，就形成了以符号里的八种物象之属称加篇名的一种独特称法来。这种称法实乃是点出《周易》一书里的某一符号和篇名，而目的是对这一篇文章所阐发出新的政治思想。如：
“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上天下泽《履》”是点明《周易》里的一个符号和篇名，而“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则是对《履》一文的政治思想内涵的阐发。反过来说“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就是对“上天下泽《履》”这篇文章的政治思想内涵的总结与阐发。但“大象”作者这种称法，对后世“易学”造成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易学”上以八卦取象成了释解《周易》的不二法宝。岂知“大象”作者并不是通过某一符号的物象之属，联想出的政治理念。即不是通过“上天下泽《履》”而深思出“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的这种政治理念。“大象”文里的“君子”理念（或称“君子之治”的政治思想）正是通过《周易》一书的政治思想的阐发。虽然“大象”文并没点出《周易》或《易》，但通过“大象”全文的政治思想内容来看，无疑是通过《周易》六十四篇文章的政治思想含义，而阐发出六十四条经典的政治道理，即“大象”文并不违背《周易》一书的政治思想宗旨。
总之，“大象”作者对《周易》一书每篇的称法是独特的，但无论如何独特，只是一种称法而已。无论《左传》里引用所称“《周易》有之，在《复》之“颐”（《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或“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这种称法。也无论《荀子·大略篇》里出现的“《易》之咸”这种称法，以及“大象”文所出现的“上天下泽《履》”这种称法，都不过是对《周易》一书内容的称法而已。
《易传·文言》所引《周易》里的内容时则称“《易》曰”。如：“《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现在人们所认为《文言》是对《乾》、《坤》二卦所作的阐释，通篇贯穿以德释卦的思想。确实我们所见传统上对《周易》释解的本子里，只有《乾》、《坤》两卦后附有《文言》。《文言》里出现的“《易》曰”，所引述的“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和“括囊，无咎无誉”，就是出自于《周易》里的《乾》与《坤》内容。《文言》作者在引用《周易》里的文句时，不称“《周易》曰”，也不称《易》之《乾》曰，或“《易》之《坤》曰”，而是称“《易》曰”，这里的《易》称，无疑形同于《周易》的简称。不过《文言》的作者在阐释《周易》里的《乾》与《坤》时，确实针对的是卦爻式《周易》文本（即今本《周易》)。因为《文言》对《周易·乾》里的内容进行阐释时，逐句引述的内容里出现了爻题称法，即出现了“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这些称法。如：《文言》对《周易·乾》里的内容阐释时，出现的“爻称”：“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九二曰：‘见龙在田，利在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以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易传·系辞》引述《周易》里的内容，同样不称“《周易》曰”，而称“《易》曰”。如：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易》曰：‘履校灭趾，无咎’。”
“《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这些“《易》曰”里出现的内容，就是出自《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无疑《系辞》所称的《易》，就是《周易》的另一称法而已。而《系辞》里凡论述《周易》时，同样称《易》。如：“《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焉。”
当然《系辞》面对的阐释对象，是卦爻式《周易》文本（即今本《周易》），因《系辞》里有这些说法：“‘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这里出现的“‘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是引用今本《周易》“大过”卦里的“爻辞”。我们今天随便翻开无论称《周易》，还是称《易经》的注释本，所见《大过》里所称爻辞里的初爻辞，正是“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这是一字不差。
《系辞》里还是这些说法：“《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耶？”
这些说法分明是对卦爻式《周易》作出的解释，无疑证明《系辞》作者面对的解释对象，是卦爻式《周易》文本。
帛书《系辞》虽然少于今本《系辞》里的内容，但略早于今本《系辞》。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一样，凡引用《周易》里的内容，皆以《易》这一称法。而帛书《易传》里的《二三子》，《缪和》文章，在引用《周易》里的内容时，出现的称法则有所混乱。
如帛书《易传·二三子》：“《易》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曰”后的内容，是出自《周易·坤》篇里的内容）。又如：“《卦》曰：‘君子终日键键，夕惕若，厉无咎’”（“曰”后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乾》篇的内容）。
帛书《易传·二三子》一文的前部内容里所引《周易》文时，凡称“《易》曰”。而此文的后半部分里凡引用《周易》内容，皆称“《卦》曰”。这说明《二三子》一文，是在卦爻式《周易》文本定型后产生的《周易》学术文章。帛书《易传·二三子》所引用《周易》内容，无论称“《易》曰”，还是称“《卦》曰”，都是对《周易》一书的另种称法。
帛书《易传·缪和》一文所引用《周易》内容时，出现的称法：
《缪和》：“《周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这是我们所举例历史上引用《周易》一书内容时，首见的一例称《周易》。而这一例里所引用的内容，正是《周易》一书中《困》文里的首句内容（即被称为“卦辞”内容）。
《缪和》：“《易卦》曰：‘观光之国，利用宾于王’”。
这里所引用的内容，也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即《周易·观》篇中的内容。却不再称“《周易》曰”，而称“《易卦》曰”。这在《缪和》的作者眼里，《周易》与《易卦》称法是一回事。
帛书《易传》所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不凡出现了几种称法，即出现了《易》，《卦》，《易卦》，《周易》这四种称法。特别是出现对《周易》一书，以《卦》，或《易卦》的称法，应是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的不同称法，故这种称法在两汉时期被淘汰掉。在两汉时期的典章书籍里，再没有以《卦》，或《易卦》这种称法，即凡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不再以《卦》，或《易卦》这种称法了。
无论传世《易传》，还是考古发现的帛书《易传》，是对《周易》一书做出的各种解释。也无论传世《易传》，还是考古发现的帛书《易传》里的文章，在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时，称《易》，称《卦》，还是称《易卦》，这些称法都是对《周易》一书的别称。
总之，《易传》是对《周易》一书做出的各种解释与阐发的最初学术汇集。严格地说，《易传》(除“大象传”外)是对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一书学术研究的最初汇集，但《易传》（除“大象传”）已与《周易》原初本义，已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然而到了后封建社会时期里，却把《周易》与《易传》混为一谈。造成后世对《周易》的误读、误说。即传统“易学”上对《周易》的“误解”，也在于汉一降对《周易》与《易传》混为一谈有关。即西汉统治者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构建思想上层建筑时，把圣人孔子与“十翼”（《易传》）挂上钩，“十翼”成了孔圣人所言，由此将《周易》与“十翼”合二为一，称之为《易经》，并尊奉为五经之首。也由此传统“易学”，把“十翼”奉为《易经》的精髓，《周易》里的原文确成了卜筮的卦爻辞，而弃之如敝履。《易经》成为传统“易学”的解释对象，以《易传》来解释今本《周易》，也成了传统“易学”的宗旨。由此后封建时期里，由《易经》而产生出的一个体系庞大、荒诞不经、观点迥异、学派林立的“易学”，已不是《周易》的学术了。
《易传》是《周易》产生后，有东周到西汉前期这段时间内，所对《周易》一书作出的各种解释和阐发出新的思想学术文集。简单地说《易传》（“十翼”）是《周易》的学术文集。
《易传》是针对《周易》一书做出的各种解释，严格地说《易传》里的内容，是面对两种《周易》文本作为解释对象，即以春秋《周易》文本和卦爻式《周易》文本（《今本《周易》）作出的解释。
如《易传》集里有战国之前产生的《大象传》，就是以"春秋《周易》文本"作为解释的对象。再如《易传》集里的《文言》，《系辞》等，则依托的是"今本《周易》"作为解释对象。
总之，《易传》解释的对象是《周易》，而不同于后封建时期里出现的“易学”。后封建时期里的“易学”，即传统“易学”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已不单单是《周易》，而且也包括了《易传》。既然《易传》是针对《周易》一书所作出的各种解释，那么，《周易》与《易传》的关系，就是原著与学术研究的关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
《易传》集里最早对《周易》一书的阐释文章，是《象传》里的“大象”文。但“大象”一文里并没有涉及《周易》的称谓，既没有出现《周易》这一名称，也没有出现《易》这一称谓。“大象”作者所对《周易》一书的阐释方式不无独特，则是通过对《周易》一书每篇里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已被赋予进去八种物象（即后所称的“八卦取象”）之属的名称和篇名的点出，又通过此篇文章的思想宗旨，而阐发出一句君子之治的经典政治道理。因《周易》一书共有六十四篇文章，故“大象”的作者，也就依托《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一共阐释出六十四句君子之治的经典政治道理来。
如：
“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上天下泽”里的“天”与“泽”，本是《周易》后学的东西，即“八卦”取象里的说法（由《左传》一书里的记载，春秋时期对《周易》里的符号，只是反映的八种物象，还没有“八卦”说法），后来把《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也就附会进去了八卦取象。从《左传》一书所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来看，《周易》一书所用的符号体系，已经附会上八种物象，史巫以《周易》卜筮时就是按筮出的某一符号里的物象来联想、比类人事的吉凶。“大象传”的作者，在阐发《周易》一书的政治哲学道理时，也采用了对《周易》里符号的取象说法。正如这“上天下泽《履》”里的“天”与“泽”，就是《履》篇符号的取象名称。《周易》所用的符号，无论在先秦时期还是后封建时期其组合没变，皆是“六联体”，但写法与汉一降则有所不同，对于《周易》一书所用的一套符号体系形成与传承，前面我们已经讲述，已知这套符号在传承过程中，其组合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有所演变，但已然是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体系。
无论竹书《周易》，还是帛书《周易》，均已证明《周易》每篇文章之前有一个符号，符号之后则是有多少不等的几十个文字内容。“大象”文的作者，所总结阐释《周易》每篇文章的思想宗旨，就是通过《周易》每篇里的符号之象的称法和每篇篇名的点出，这样就形成了《周易》六十四篇文章的一种称法，即出现了对《周易》里的六十四个符号和六十四篇文章名连贯在一起的一种称法。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这里的“天行,《健》∕地势,《坤》∕云雷,《屯》∕山下出泉,《蒙》∕云上于天，《需》∕天与水违行，《讼》∕地中有水，《师》∕地上有水，《比》∕风行天上，《小畜》∕上天下泽，《履》”的说法，是通过《周易》每篇里符号的八种物象之属称谓和篇名连贯在一起的一种称法，如“地势,《坤》”里的“地”是《周易·坤》里符号的八种物象所属。这个“地”就代表了《坤》里这一符号的称法了，而《坤》则是《周易》一书里六十四篇文章之一的文章名称。“大象”作者不是称“《易》之“坤””，或称“《周易》之“坤””，若是称“《易》之“坤””，那么，就是“《易》之“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可“大象”作者则是通过每一符号的八种物象之属称法加上篇名，就形成了以符号里的八种物象之属称加篇名的一种独特称法来。这种称法实乃是点出《周易》一书里的某一符号和篇名，而目的是对这一篇文章所阐发出新的政治思想。如：
“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上天下泽《履》”是点明《周易》里的一个符号和篇名，而“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则是对《履》一文的政治思想内涵的阐发。反过来说“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就是对“上天下泽《履》”这篇文章的政治思想内涵的总结与阐发。但“大象”作者这种称法，对后世“易学”造成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易学”上以八卦取象成了释解《周易》的不二法宝。岂知“大象”作者并不是通过某一符号的物象之属，联想出的政治理念。即不是通过“上天下泽《履》”而深思出“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的这种政治理念。“大象”文里的“君子”理念（或称“君子之治”的政治思想）正是通过《周易》一书的政治思想的阐发。虽然“大象”文并没点出《周易》或《易》，但通过“大象”全文的政治思想内容来看，无疑是通过《周易》六十四篇文章的政治思想含义，而阐发出六十四条经典的政治道理，即“大象”文并不违背《周易》一书的政治思想宗旨。
总之，“大象”作者对《周易》一书每篇的称法是独特的，但无论如何独特，只是一种称法而已。无论《左传》里引用所称“《周易》有之，在《复》之“颐”（《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或“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这种称法。也无论《荀子·大略篇》里出现的“《易》之咸”这种称法，以及“大象”文所出现的“上天下泽《履》”这种称法，都不过是对《周易》一书内容的称法而已。
《易传·文言》所引《周易》里的内容时则称“《易》曰”。如：“《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现在人们所认为《文言》是对《乾》、《坤》二卦所作的阐释，通篇贯穿以德释卦的思想。确实我们所见传统上对《周易》释解的本子里，只有《乾》、《坤》两卦后附有《文言》。《文言》里出现的“《易》曰”，所引述的“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和“括囊，无咎无誉”，就是出自于《周易》里的《乾》与《坤》内容。《文言》作者在引用《周易》里的文句时，不称“《周易》曰”，也不称《易》之《乾》曰，或“《易》之《坤》曰”，而是称“《易》曰”，这里的《易》称，无疑形同于《周易》的简称。不过《文言》的作者在阐释《周易》里的《乾》与《坤》时，确实针对的是卦爻式《周易》文本（即今本《周易》)。因为《文言》对《周易·乾》里的内容进行阐释时，逐句引述的内容里出现了爻题称法，即出现了“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这些称法。如：《文言》对《周易·乾》里的内容阐释时，出现的“爻称”：“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九二曰：‘见龙在田，利在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以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易传·系辞》引述《周易》里的内容，同样不称“《周易》曰”，而称“《易》曰”。如：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易》曰：‘履校灭趾，无咎’。”
“《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这些“《易》曰”里出现的内容，就是出自《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无疑《系辞》所称的《易》，就是《周易》的另一称法而已。而《系辞》里凡论述《周易》时，同样称《易》。如：“《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焉。”
当然《系辞》面对的阐释对象，是卦爻式《周易》文本（即今本《周易》），因《系辞》里有这些说法：“‘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这里出现的“‘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是引用今本《周易》“大过”卦里的“爻辞”。我们今天随便翻开无论称《周易》，还是称《易经》的注释本，所见《大过》里所称爻辞里的初爻辞，正是“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这是一字不差。
《系辞》里还是这些说法：“《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耶？”
这些说法分明是对卦爻式《周易》作出的解释，无疑证明《系辞》作者面对的解释对象，是卦爻式《周易》文本。
帛书《系辞》虽然少于今本《系辞》里的内容，但略早于今本《系辞》。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一样，凡引用《周易》里的内容，皆以《易》这一称法。而帛书《易传》里的《二三子》，《缪和》文章，在引用《周易》里的内容时，出现的称法则有所混乱。
如帛书《易传·二三子》：“《易》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曰”后的内容，是出自《周易·坤》篇里的内容）。又如：“《卦》曰：‘君子终日键键，夕惕若，厉无咎’”（“曰”后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乾》篇的内容）。
帛书《易传·二三子》一文的前部内容里所引《周易》文时，凡称“《易》曰”。而此文的后半部分里凡引用《周易》内容，皆称“《卦》曰”。这说明《二三子》一文，是在卦爻式《周易》文本定型后产生的《周易》学术文章。帛书《易传·二三子》所引用《周易》内容，无论称“《易》曰”，还是称“《卦》曰”，都是对《周易》一书的另种称法。
帛书《易传·缪和》一文所引用《周易》内容时，出现的称法：
《缪和》：“《周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这是我们所举例历史上引用《周易》一书内容时，首见的一例称《周易》。而这一例里所引用的内容，正是《周易》一书中《困》文里的首句内容（即被称为“卦辞”内容）。
《缪和》：“《易卦》曰：‘观光之国，利用宾于王’”。
这里所引用的内容，也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即《周易·观》篇中的内容。却不再称“《周易》曰”，而称“《易卦》曰”。这在《缪和》的作者眼里，《周易》与《易卦》称法是一回事。
帛书《易传》所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不凡出现了几种称法，即出现了《易》，《卦》，《易卦》，《周易》这四种称法。特别是出现对《周易》一书，以《卦》，或《易卦》的称法，应是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的不同称法，故这种称法在两汉时期被淘汰掉。在两汉时期的典章书籍里，再没有以《卦》，或《易卦》这种称法，即凡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不再以《卦》，或《易卦》这种称法了。
无论传世《易传》，还是考古发现的帛书《易传》，是对《周易》一书做出的各种解释。也无论传世《易传》，还是考古发现的帛书《易传》里的文章，在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时，称《易》，称《卦》，还是称《易卦》，这些称法都是对《周易》一书的别称。
总之，《易传》是对《周易》一书做出的各种解释与阐发的最初学术汇集。严格地说，《易传》(除“大象传”外)是对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一书学术研究的最初汇集，但《易传》（除“大象传”）已与《周易》原初本义，已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然而到了后封建社会时期里，却把《周易》与《易传》混为一谈。造成后世对《周易》的误读、误说。即传统“易学”上对《周易》的“误解”，也在于汉一降对《周易》与《易传》混为一谈有关。即西汉统治者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构建思想上层建筑时，把圣人孔子与“十翼”（《易传》）挂上钩，“十翼”成了孔圣人所言，由此将《周易》与“十翼”合二为一，称之为《易经》，并尊奉为五经之首。也由此传统“易学”，把“十翼”奉为《易经》的精髓，《周易》里的原文确成了卜筮的卦爻辞，而弃之如敝履。《易经》成为传统“易学”的解释对象，以《易传》来解释今本《周易》，也成了传统“易学”的宗旨。由此后封建时期里，由《易经》而产生出的一个体系庞大、荒诞不经、观点迥异、学派林立的“易学”，已不是《周易》的学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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