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三)
在《左传》里还有一处，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句子来说明事物的道理，同样不是用于筮卜的。如《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这里记载的是一次在晋国绛城的郊外出现了龙，魏献子就龙的问题请教蔡墨。蔡墨解释了一大通，从以龙为姓氏的渊源，讲到设立的官职上，及水官的废弃，所以龙也捉不到了。在解释中并引用《周易》“乾”与“坤”篇里有关涉及到龙的句子内容，来说明古时是有龙的根据。蔡墨认为古时侯是有龙的，并以《周易》一书里出现有关龙的说法来作为依据。“如果不是早晚都见到，谁能够说出它们的状态呢？”（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蔡墨引用《周易》一书里有关龙的句子，来回答魏献子问龙的问题，以增强自己认为龙存在过的说服力。这里虽然蔡墨错误理解《周易》“乾”、“坤”两篇文章里出现的有龙之句，就认为古时有龙存在的依据。孰不知《周易》是用龙作比喻，是让君子学龙的那种伸屈变化的本领。但蔡墨并不是用《周易》里的句子如那些史巫用于筮卜，毕竟是引用《周易》的文章句子在阐明他要说的事物道理。这显而亦见是当作理论书来引用。
我们通过《左传》里记载的几处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以增强阐明其论说的事情道理，这在后来的修辞学上叫“引用”。这可是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筮卜比类附会人事吉凶是两码子事。不能只看到《左传》里的记载了春秋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比类人事吉凶，而忽视春秋时期上层精英人士把《周易》看待成理论书籍而引用，在于阐明事物的道理，就不加分析的认为《周易》一书是筮卜之书。
以上是从《左传》一书里所举反映春秋时期两派人物对《周易》一书的运用。在史巫眼里《周易》的文辞成了通神的兆示人事吉凶的神谕，而上层贵族卿大夫人士是把《周易》看作义理之书。这《周易》一出现，在春秋时期就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观而同时存在着。
在《左传》一书里还有对《周易》一书的一种引用方式，不同直接引用《周易》里的句子阐明事理。
如《左传·宣公六年》：“楚人伐郑，取成而还。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主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这是记郑公子曾对伯廖说过想做周天子的卿士，伯廖就对别人说：“慢满毫无德行又贪婪，恰好应在《周易》里“丰之离”里的说法，不会过多久，就会有危险的。”这里的伯廖只是引用了《周易》的《丰》之“离”名称（“离”是春秋《周易》文本里《丰》里的繇题），而并没有引用《丰》之“离”里的句子（因春秋《周易》文本《丰》里的第六繇辞是以“离”作为繇题，而《丰》之“离”里的内容则是“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直接来喻说事理。这里的《丰》之“离”内容正恰当的所隐喻的事理。果然时隔一年，郑公子曼满就被郑国人杀了。
又如《昭王元年》有一例，也不是占筮，而直接引用《周易》里的“蛊”来说理。《昭王元年》里这样记载：“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这是医和为晋侯（平公）看病后出来和臣赵孟的一凡对话。医和引《周易》里的“蛊”来解释平公的病情，即从“蛊”字意上又从《蛊》卦符号取象上来解释平公病因。
用白话文看这两人的对话：“赵孟说：‘何为蛊’，医和说：‘这是沉迷女色惑乱所引起的，从文字上说，蛊有虫和皿组成。器皿里有虫就是蛊。谷子里生出虫子，变成飞蛾，也是蛊。’在《周易》里表示女子迷惑男人，大风吹落山木也叫“蛊”。这都是同样的东西。”
医和为赵孟解释什么叫“蛊”，即从“蛊”字的组成上解释，说谷子里生出的虫子，又认为《周易》里“蛊”是“女惑男，大风吹落山木”来解释什么是“蛊”。把“蛊”解释清楚了，也就说明了平公的病因了。医和从“蛊”字是有‘虫’与‘皿’组成，说明器皿里有虫子，这好理解是拆字分析法。后来就有以“拆字”来分析问命运吉凶的。又解释谷子里生出虫子变飞娥也是“蛊”，这也好理解。谷子是盛在器皿里才会生出虫子的。那么医和说的“女惑男，风落山”恐怕没有对八种取象筮卜上的专业知识就不好理解了。这是通过“蛊”里的“六联体”符号取象的说法（这种最早对《周易》的解释，对后世“易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时史巫筮卜，把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八种物象说，后来把《周易》一书也约定俗成的称卦了。那么《蛊》卦的画卦符号是：
（蛊）艮（上三划艮取象为‘山’，又取象为少男）
巽（下三划巽取象为‘风’，又取象为长女）
这是春秋史巫筮卜发展出的一套学问，已经不是《周易》原创里的内容了。这医和就是按筮卜卦学上的说法来解释“蛊”。这就是医和所说的“女惑男，风落山”的来历。因为“八卦”筮卜上，《蛊》卦符号里的“巽”卦取象为风，又取象为长女。而“艮”卦取象为“山”，又取象为少男。因为医和为晋平公看病时说，“病不可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意思“病已经没法治了。这叫做‘亲近女色，病同蛊惑。’这医和看病也结合《周易》一书来论病道，可说奇特，虽医和用《周易》“蛊”论病，如同采用春秋时期史巫筮卜上的那套说法，但并不是通过占筮而论，是直接通过《周易》里的“蛊”名，按“八卦”取象来论平公的病因。虽用的是取象理论，但与筮卜还是不同的。
又如《昭公三十二年》里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这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周易》的表述与说法的内容也多了。我们在举《左传·宣公六年》（公元前602年）里记伯廖直接引《周易》里的《丰》之“离”而论事理，是以春秋《周易》文本里的《丰》之“离”文辞内容来论说公子曼满的行为后果。到《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医和引《周易》“蛊”论事，也同样没有引用《蛊》篇里的文章内容。但是通过对“蛊”字的解释和《蛊》里的画符号的八种物象来论事理，这在《左传》里是交待的比较清楚。这医和与伯廖发生的事情已过去半年多世纪了。到这《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过去三十多年。而这例里所引用《易》卦里的说法则又不同了。已不再用《周易》称谓，而是用《易》卦。这《左传》里记录最早出现的用《易》称当是韩宣子适鲁所看见的“易象”，那是三十年前的时候，而三十年后，很明确的出现了《易》卦的称法。并且这里引述《易》卦里的内容论事理，也与一前的说法不同了。这里是很明确的用“八卦”筮卜上的术语了，“雷乘乾曰大壮”。这时候“卦”字也出现了。直接把《易》说成为“卦”。也是用“八卦”里的术语（雷乘乾）得出“大壮”一卦的名称。这又是一种称法。那么这里出现的“《易》卦”，是否是指《周易》呢？虽然《周易》里有“大壮”一篇文章，也与这里称《易》卦而以“雷乘乾曰”所引出的‘大壮’之名是一样的。哪么，是这里的《易》卦，因有了“八卦”取象新内容的产生，而有别于《周易》一书，才用了一个“易卦”的新称法呢？还是如同考古上发现的《归藏》卦的说法呢？但通过《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里记的这段话，无法明析这“《易》卦”的概念，是指《周易》，还是其它种的卦书，如《归藏》式《连山》的那种“卦”书。
这一段话是史墨回答主子赵简子的话，即没有用《周易》一名称，也没有引用《周易》里的内容，而是出现新称法《易》卦，又是通过八卦名称，而论说事理的。史墨就是史官，史官就是专掌占卜的官，自然引用《易》是以“卦”来说事理。同医和引《周易》“蛊”中的八卦取象，“风落山”之为“蛊”，是一个说法。不过医和没有史墨的说法明确，而两者所称的名称也不同。一个称《周易》，一个称“易卦”。史墨的“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这是一种新说法，这句话意思是：“在”易卦“象里，代表雷卦在乾卦上，叫做‘大壮’。这是上天之道。”这里史墨说的话，是通过筮卜上一套说法，即“八卦”纳入六十四画符号里，变成了六十四卦符号称法，而“大壮”卦符号正是所谓的“雷”（是八卦之一的震卦取象为“雷”），在乾卦（乾，也是筮术上的八卦组成之一。八卦里的“乾”与《周易》一书里的《乾》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之上。这里说的话是通过《大壮》卦画符号的八卦取象得出的。
史墨通过《大壮》画卦取象得出“天之道也”。这里的“天”是乾卦的取象。这都是史巫筮卜过程发展出的东西，本不是《周易》一书原创的内容。到春秋后期已开始把八卦这种本是筮术的东西混淆与《周易》一书。又被史巫直接按八卦取象引用来说事理。虽然与筮卜不一样，但用的是筮术里的内容说事情。史墨本身就是一位史官，是属史巫的身份。在《左传》还有记述，史墨为赵筒占卜的例子。在《左传》里出现两例，医和与史墨，一个是医，一个是史。史是负责占筮的官。而医与巫，也是巫医的称法。自然懂得占筮，又懂得医术。所以两人，不经占筮就直接引用附在《周易》上的筮术内容来论事理。既不同于伯廖引用《周易》里的篇名取其字意来论事理，更不同于知庄子，郑子大叔，等人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内容来论说事理。史巫的身份与上层官员贵族身份不同。两者引用《周易》说理，以引用方法与内容则是明显的不同。一种是用《周易》文章内容的义理，而另一种则是通过筮卜产生的八卦筮术（八卦取象）理论来说事理。这也说明这两派人物，都熟记《周易》，但理解的角度与运用则不相同。总之，这不同于史巫用《周易》于筮卜，这里毕竟是用在说明道理。而史巫的直接引用八卦取象，称《周易》或《易》这是混淆《周易》概念的开始，也是为后世对《周易》错误认识的根源之一。当然史巫（医和与史墨）的引用《周易》一书内容，直接用于说理，这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这里记载的是一次在晋国绛城的郊外出现了龙，魏献子就龙的问题请教蔡墨。蔡墨解释了一大通，从以龙为姓氏的渊源，讲到设立的官职上，及水官的废弃，所以龙也捉不到了。在解释中并引用《周易》“乾”与“坤”篇里有关涉及到龙的句子内容，来说明古时是有龙的根据。蔡墨认为古时侯是有龙的，并以《周易》一书里出现有关龙的说法来作为依据。“如果不是早晚都见到，谁能够说出它们的状态呢？”（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蔡墨引用《周易》一书里有关龙的句子，来回答魏献子问龙的问题，以增强自己认为龙存在过的说服力。这里虽然蔡墨错误理解《周易》“乾”、“坤”两篇文章里出现的有龙之句，就认为古时有龙存在的依据。孰不知《周易》是用龙作比喻，是让君子学龙的那种伸屈变化的本领。但蔡墨并不是用《周易》里的句子如那些史巫用于筮卜，毕竟是引用《周易》的文章句子在阐明他要说的事物道理。这显而亦见是当作理论书来引用。
我们通过《左传》里记载的几处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以增强阐明其论说的事情道理，这在后来的修辞学上叫“引用”。这可是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筮卜比类附会人事吉凶是两码子事。不能只看到《左传》里的记载了春秋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比类人事吉凶，而忽视春秋时期上层精英人士把《周易》看待成理论书籍而引用，在于阐明事物的道理，就不加分析的认为《周易》一书是筮卜之书。
以上是从《左传》一书里所举反映春秋时期两派人物对《周易》一书的运用。在史巫眼里《周易》的文辞成了通神的兆示人事吉凶的神谕，而上层贵族卿大夫人士是把《周易》看作义理之书。这《周易》一出现，在春秋时期就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观而同时存在着。
在《左传》一书里还有对《周易》一书的一种引用方式，不同直接引用《周易》里的句子阐明事理。
如《左传·宣公六年》：“楚人伐郑，取成而还。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主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这是记郑公子曾对伯廖说过想做周天子的卿士，伯廖就对别人说：“慢满毫无德行又贪婪，恰好应在《周易》里“丰之离”里的说法，不会过多久，就会有危险的。”这里的伯廖只是引用了《周易》的《丰》之“离”名称（“离”是春秋《周易》文本里《丰》里的繇题），而并没有引用《丰》之“离”里的句子（因春秋《周易》文本《丰》里的第六繇辞是以“离”作为繇题，而《丰》之“离”里的内容则是“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直接来喻说事理。这里的《丰》之“离”内容正恰当的所隐喻的事理。果然时隔一年，郑公子曼满就被郑国人杀了。
又如《昭王元年》有一例，也不是占筮，而直接引用《周易》里的“蛊”来说理。《昭王元年》里这样记载：“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这是医和为晋侯（平公）看病后出来和臣赵孟的一凡对话。医和引《周易》里的“蛊”来解释平公的病情，即从“蛊”字意上又从《蛊》卦符号取象上来解释平公病因。
用白话文看这两人的对话：“赵孟说：‘何为蛊’，医和说：‘这是沉迷女色惑乱所引起的，从文字上说，蛊有虫和皿组成。器皿里有虫就是蛊。谷子里生出虫子，变成飞蛾，也是蛊。’在《周易》里表示女子迷惑男人，大风吹落山木也叫“蛊”。这都是同样的东西。”
医和为赵孟解释什么叫“蛊”，即从“蛊”字的组成上解释，说谷子里生出的虫子，又认为《周易》里“蛊”是“女惑男，大风吹落山木”来解释什么是“蛊”。把“蛊”解释清楚了，也就说明了平公的病因了。医和从“蛊”字是有‘虫’与‘皿’组成，说明器皿里有虫子，这好理解是拆字分析法。后来就有以“拆字”来分析问命运吉凶的。又解释谷子里生出虫子变飞娥也是“蛊”，这也好理解。谷子是盛在器皿里才会生出虫子的。那么医和说的“女惑男，风落山”恐怕没有对八种取象筮卜上的专业知识就不好理解了。这是通过“蛊”里的“六联体”符号取象的说法（这种最早对《周易》的解释，对后世“易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时史巫筮卜，把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八种物象说，后来把《周易》一书也约定俗成的称卦了。那么《蛊》卦的画卦符号是：
（蛊）艮（上三划艮取象为‘山’，又取象为少男）
巽（下三划巽取象为‘风’，又取象为长女）
这是春秋史巫筮卜发展出的一套学问，已经不是《周易》原创里的内容了。这医和就是按筮卜卦学上的说法来解释“蛊”。这就是医和所说的“女惑男，风落山”的来历。因为“八卦”筮卜上，《蛊》卦符号里的“巽”卦取象为风，又取象为长女。而“艮”卦取象为“山”，又取象为少男。因为医和为晋平公看病时说，“病不可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意思“病已经没法治了。这叫做‘亲近女色，病同蛊惑。’这医和看病也结合《周易》一书来论病道，可说奇特，虽医和用《周易》“蛊”论病，如同采用春秋时期史巫筮卜上的那套说法，但并不是通过占筮而论，是直接通过《周易》里的“蛊”名，按“八卦”取象来论平公的病因。虽用的是取象理论，但与筮卜还是不同的。
又如《昭公三十二年》里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这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周易》的表述与说法的内容也多了。我们在举《左传·宣公六年》（公元前602年）里记伯廖直接引《周易》里的《丰》之“离”而论事理，是以春秋《周易》文本里的《丰》之“离”文辞内容来论说公子曼满的行为后果。到《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医和引《周易》“蛊”论事，也同样没有引用《蛊》篇里的文章内容。但是通过对“蛊”字的解释和《蛊》里的画符号的八种物象来论事理，这在《左传》里是交待的比较清楚。这医和与伯廖发生的事情已过去半年多世纪了。到这《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过去三十多年。而这例里所引用《易》卦里的说法则又不同了。已不再用《周易》称谓，而是用《易》卦。这《左传》里记录最早出现的用《易》称当是韩宣子适鲁所看见的“易象”，那是三十年前的时候，而三十年后，很明确的出现了《易》卦的称法。并且这里引述《易》卦里的内容论事理，也与一前的说法不同了。这里是很明确的用“八卦”筮卜上的术语了，“雷乘乾曰大壮”。这时候“卦”字也出现了。直接把《易》说成为“卦”。也是用“八卦”里的术语（雷乘乾）得出“大壮”一卦的名称。这又是一种称法。那么这里出现的“《易》卦”，是否是指《周易》呢？虽然《周易》里有“大壮”一篇文章，也与这里称《易》卦而以“雷乘乾曰”所引出的‘大壮’之名是一样的。哪么，是这里的《易》卦，因有了“八卦”取象新内容的产生，而有别于《周易》一书，才用了一个“易卦”的新称法呢？还是如同考古上发现的《归藏》卦的说法呢？但通过《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里记的这段话，无法明析这“《易》卦”的概念，是指《周易》，还是其它种的卦书，如《归藏》式《连山》的那种“卦”书。
这一段话是史墨回答主子赵简子的话，即没有用《周易》一名称，也没有引用《周易》里的内容，而是出现新称法《易》卦，又是通过八卦名称，而论说事理的。史墨就是史官，史官就是专掌占卜的官，自然引用《易》是以“卦”来说事理。同医和引《周易》“蛊”中的八卦取象，“风落山”之为“蛊”，是一个说法。不过医和没有史墨的说法明确，而两者所称的名称也不同。一个称《周易》，一个称“易卦”。史墨的“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这是一种新说法，这句话意思是：“在”易卦“象里，代表雷卦在乾卦上，叫做‘大壮’。这是上天之道。”这里史墨说的话，是通过筮卜上一套说法，即“八卦”纳入六十四画符号里，变成了六十四卦符号称法，而“大壮”卦符号正是所谓的“雷”（是八卦之一的震卦取象为“雷”），在乾卦（乾，也是筮术上的八卦组成之一。八卦里的“乾”与《周易》一书里的《乾》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之上。这里说的话是通过《大壮》卦画符号的八卦取象得出的。
史墨通过《大壮》画卦取象得出“天之道也”。这里的“天”是乾卦的取象。这都是史巫筮卜过程发展出的东西，本不是《周易》一书原创的内容。到春秋后期已开始把八卦这种本是筮术的东西混淆与《周易》一书。又被史巫直接按八卦取象引用来说事理。虽然与筮卜不一样，但用的是筮术里的内容说事情。史墨本身就是一位史官，是属史巫的身份。在《左传》还有记述，史墨为赵筒占卜的例子。在《左传》里出现两例，医和与史墨，一个是医，一个是史。史是负责占筮的官。而医与巫，也是巫医的称法。自然懂得占筮，又懂得医术。所以两人，不经占筮就直接引用附在《周易》上的筮术内容来论事理。既不同于伯廖引用《周易》里的篇名取其字意来论事理，更不同于知庄子，郑子大叔，等人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内容来论说事理。史巫的身份与上层官员贵族身份不同。两者引用《周易》说理，以引用方法与内容则是明显的不同。一种是用《周易》文章内容的义理，而另一种则是通过筮卜产生的八卦筮术（八卦取象）理论来说事理。这也说明这两派人物，都熟记《周易》，但理解的角度与运用则不相同。总之，这不同于史巫用《周易》于筮卜，这里毕竟是用在说明道理。而史巫的直接引用八卦取象，称《周易》或《易》这是混淆《周易》概念的开始，也是为后世对《周易》错误认识的根源之一。当然史巫（医和与史墨）的引用《周易》一书内容，直接用于说理，这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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