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五)
2、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
那么，在春秋时期里产生的大思想家孔子，又是如何看待《周易》一书呢？孔子是一位述而不作的思想家。反映孔子思想的是《论语》一书。此书是孔子弟子在孔子死后而编撰成册的，记录了孔子生前的言论与思想。《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被称之谓儒家思想的开山之作，因孔子被称为是儒家的创始人。可《论语》一书里很少反映对《周易》一书的论述，《论语》中只有两处涉及到《周易》。
第一是《论语·述而》里这样记录：“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里的“易”，是否是指《周易》一书呢？若从断句读法上没有错误的话，这“易”显然是指《周易》的。我们从《左传》一书己知，春秋时期，已有人称《易》。那《易》称法，就是《周易》的简称。孔子说的“五十以学易”，显然与《周易》一书有关。学“易”，应该是一部书籍有关。这“易”称，也不是孔子首创。《左传·昭公十二年》里曾记：“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且夫《易》，不可以占险。”这段文字里出现的《易》无疑是指《周易》一书。因为南蒯占筮，得到《坤》之＂比＂曰：“黄裳元吉”，正是《周易》“坤”篇里句子，并与今本《周易》里的文字是一字不差。跟着是子服惠伯说自己也学习过这些，就是指南蒯占筮得出《坤》之“比”的那些学问，应指的《周易》一书了。并说到“且夫《易》，不可以占险”。这《易》就是《周易》的简称无疑。
《昭公十二年》记述南蒯说的“《易》不可以占险”的时候，孔子才22岁了。显然，这时的孔子还不可能在学术上有什么成就。特别是史料上记载孔子对《周易》一书的学习研究是在晚年时期。《史记·孔子世家》里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从《史记》这段话来看这《易》无疑就是《周易》一书，因有后称《易传》的那些《彖》、《系》、《象》等文章来印证。也印证了《论语》一书里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句话里的“易”就是说的《周易》一书。
通过《论语》里记载孔子说的那句话来看，孔子是十分看重《周易》一书。但这句话应如何理解呢？而现代的通行本《论语》一书里，一般是对这句话的译文是：“孔子说：多让我活几年，从50岁开始研习《易经》，便可以做到没有大的过失了。”或是：“孔子说：‘再给我增添几年寿命，到了五十岁学习《易经》，就可不犯大的错误了。”
这是笔者手里的两本新千年后出版的《论语》版本中的译文。两者译文的内容基本一样。这种译文是有错误的，把《易》译成《易经》也是错误的，这里的《易》是指《周易》。而《易经》的内容，则是包括了《十翼》（即《易传》）。而对这句话理解为孔子50岁学《易》，不凡也有大学问家是这样的认为，如熊十力说：“盖由《论语》及《史记》参考之，则孔子学《易》确在五十之年，故其五十以前，只是《诗》、《书》、《艺》、《礼》四部之业而已，犹未治《易》也。自五十学《易》，而后其思想界别开一部天地，从此上探羲皇八卦，而大阐哲理，是其思想之一大突变也。”（《原儒》熊十力著2009年印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9页）
而还有认为这句话里的“易”，不作《周易》解。廖明春在“帛书《要》与《论语》‘五十以学’章”一文里有一段话，我们引过来，以说明古今还有不认为是《周易》的说法。
“《论语·述而》篇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章后人训解多歧，近代以来，疑古风炽，争论更趋激烈。‘五十以学易’章的争论有二：一是所谓“鲁读”问题，二是对于章旨的理解。
所谓“鲁读”问题，根于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其卷第二十四《论语音义》云：
学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
这就是说《古论》“学易”之“易”字，《鲁论》读作“亦”字，陆德明认为《鲁论》之异文不可从，应从《古论》。
陆氏之说，直至清代惠栋方提出异议，他以《鲁论》“亦”字为是，并举出《外黄令高彪碑》‘恬虚守约，五十以斅’为证。日本人本田成之据此，提出‘《易》为孔子，子思，孟子所完全不知’说，以一字之异文，欲翻中国学术史上之重案。近人钱玄同，钱穆，李镜池，郭沫若，李平心等皆步其后尘否认孔子与《周易》有关，在学术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帛书<周易>论集》廖名春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这以上说明了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孔子与《周易》无关，把《论语》里的那句话里的“易”作“亦”解，但这种认为毕竟不成主流。
虽然廖明春认为“五十以学《易》”的“易”，不是“亦”字，但遗憾的是他同样认为孔子五十岁以学《易》，其理由是，孔子五十以前学《易》有偏颇，老而学《易》才有了变化。
《论语》里的“子曰；加我数年，吾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是研究孔子对《周易》如何认识的重要文献资料。哪到底如何理解这一句话呢？若不能正确的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也就不能正确理解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那么是否就是现通行本《论语》里的那种理解译法所认为的含义呢？
笔者意为现通行本《论语》里的译文，是没有正确理解孔子那句话里所表达的真实含义。除“加我数年”的译法没有异议外，而不能把“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理解成“五十岁开始学习《周易》，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了。”难道孔子“相多活几年，到五十岁学习《周易》就可以无大过错了”。这种说法是不符合逻辑与事实的，难道孔子表述问题没有逻辑性吗？这种表述也不符合孔子的实际背景。难到孔子在40多点的岁数时，就感觉将要死亡了吗？就发出叹息，想多活几年，到50岁学习《周易》就没有大的过错了。这即不符合孔子的年龄活动背景，也不符合表述事情的逻辑性。而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从《史记》里所看到的是“孔子晚而喜《易》”，而公认孔子是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活了七十三岁去逝的。《史记》说的“孔子晚而喜《易》”，应当是晚年，这是符合孔子的活动史实。并且《史记》并没有说“孔子中年喜《易》”，若理解成“五十岁学《周易》”就与《史记》里的记述“孔子晚而喜《易》”不相符了。那么，五十岁能称晚年吗？显然是不能称作晚年的，孔子晚而喜欢上《周易》，应当是在70岁左右（与六十几岁返鲁的背景是符合的），才重视与研究《周易》的，才突然发现了《周易》的价值，但已感觉寿限临近，才发出那样的叹息，以一种乞求上苍的口味说出“假如让我多活几年”的这种话来。
那么，把“五十以学《易》”，应理解成“五年或十年的时间而学习《周易》才是正确的”，而对“可以无大过矣”，也不能理解成“就可以不犯大的过错了”，根据前边的文章，这“可以无大过矣”，不是指自身行为上的问题，而是指在学习《周易》一书的思想内容上不会出现大的错误认识。这才符合上下文句表述的逻辑性，也正符合《史记》里的“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的说法。这《史记》里的说法，不正是对《论语》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最好注脚吗？而不是指“五十岁开始才学习《易》，才无大过错”。那么，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开始学习《周易》难道就会有大过错了吗？显然孔子表述的“五十以学《易》”是指“五年至十年的时间而学习《周易》一书的内容。这“五十”数词连用在先秦古籍书里，也是非常普遍的用法。如《诗·召南·小星》“彗被小星，三五在东”。又如《左传·襄公八年》：“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这里是指三至五个星和四至五年，不能理解成“35个星，还45年”。正如《论语》里的“五十以学易”，无能理解成“五十岁开始学《易》”。综合而看，《论语》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真实含义是：“假如，让我多活几年，有五至十年的时间学习《周易》，就可以对《周易》一书的思想内容不会出现大的错误认识了。”
这才符合孔子晚年才开始重视《周易》一书，而感觉学习的晚了，就感叹能多活几年的话，就会对《周易》一书学习透彻了。这也透出了孔子是不可能做《易传》的，因为孔子晚年才喜欢上《周易》，自感觉时间不够，还不能够把《周易》学习理解透彻，这也符合《史记》里记的“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的说法（“让我多活几年，要是这样，我对《周易》的文章和义理就能充分掌握了”）。
《论语》里记录的孔子对《周易》的说法，说明《周易》一书是在孔子晚年才引起重视，认识到《周易》一书的价值，只是已感到没有了时间学习，假如能多活上几年，用上五至十年的学习功夫，就能把《周易》的思想内容吃透了。这里孔子并没有明确指明《周易》一书的内容性质是什么，只是表明了孔子已经认识到了《周易》一书的重要性，也表明孔子已经发现了《周易》一书不被人们发现的东西，才有这样感叹与说法。
那么，孔子发现了《周易》一书里什么东西了，这在帛书《易传》佚文里，有详细的记述，这留在后面再说。
而《论语》一书里还有一处涉及到《周易》里的句子及对《周易》的说法。
《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这段话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出自《周易》“恒”篇里的句子，孔子是直接引用《周易》里的句子用于说理，但孔子引用这句话时，并没有点明出处，不像引用《书》里的句子而称“《书》云：‘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论语·学而》）。但《论语》一书里多有孔子对《诗》评论的话，而少有引用《诗》来说理，也只有一处引用《诗》里的诗句用于说理。《论语·子罕》：“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无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无臧？’”
这里的“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是引用《诗··邶风·雄雉》一诗里的诗句。但孔子引用时同样是不说出处，而不是说《诗》云。而在《论语·学而》出现子贡引用《诗》里的诗句用于说理，孔子认为可以和弟子子贡讨论《诗》了。
如“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这在《论语》一书里也是唯一一例是孔子引用《诗》里的诗句用于说理，同引用《周易》里的句子说理那样，同样也没有点名引用句子的出处。但通过《论语》一书里发现孔子对《诗》有过不少的论述。《论语》里记孔子论《诗》有过多次。
如：“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木之名。”
这些说明什么呢？说明孔子对《诗》是有着深入的学习研究，才能够发表如此之多的评论。而孔子在引用《周易》一书用于说理的次数虽同于引用《诗》。但《论语》一书里没有记录孔子对《周易》一书的评论，虽唯有一次记录孔子感叹对《易》学习的晚了，遗憾若能多活上几年，就能完全弄懂《周易》一书的思想内容了。所以，《论语》一书才没有孔子对《周易》一书如同对《诗》书的那样评论。后人说孔子作《易传》是把圣人抬出来，拉大旗做虎皮。同样从《论语》一书里看到孔子论《诗》与弟子们引《诗》里的诗句论事理。《诗》集也不是孔子编撰的，恐怕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经成集了，因为在孔子小时候已经出现了“易象”与“鲁春秋”。
在《论语》一书里虽然没有留下孔子对《周易》一书的评论。但留下了孔子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句子如同引用《诗》、《书》里的句子那样，用于说理。无疑在孔子眼里，《周易》一书如同《诗》、《书》那样是理论书籍。孔子引用《周易》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差”，是用于阐明事理，增强论说的理论性。在孔子的眼里无疑把《周易》一书看为义理之书，这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孔子也说“不占而已矣”，这是否类同于子服惠伯的说法“忠信则可”，“《易》不可以占险”呢？这孔子也认为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吗？若按现在通行本《论语》里对孔子的这段话的译文是这个说法。笔者手头里有两本新千年后出版的标着“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或“精华”的《论语》读本里的译文一个是这样的说法：“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不可以当巫医。’这话真好啊！《易经》上也说：‘如果不能永恒地保持自己的德行，免不了要承受羞辱。’孔子又说：‘这就是叫没有恒心的人不用占卦罢了。”另一本是：“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假如一个人没有恒守，是不可用他做巫医的。’这话太对了。’《周易·恒卦》的《爻辞》说：‘操守不一，变来变去，总会有人蒙受羞耻的’。孔子说：‘这是说没有恒守的人就不必占卜了。’”
这以上的译法含义是基本相同的，都把“不占而已矣”理解与翻译成“没有恒守（或恒心）的人就不必占卜了。”那么，这种翻译出的“没有恒守或没有恒心”是恒守与恒心什么呢？实际孔子已经表述的很清楚，先引用南方人的常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又进一步引用《周易》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说明的是人应有“恒德”，即长久应保持道德准则的意思。这里孔子主要表述的是人应长久都要保持道德准则，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孔子在表述人要恒守道德，似乎突然冒出个“不占而已矣”这不沾边的说法，又是什么意思呢？若按那通行的译法，就成了“孔子说：‘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也就使人联想到这说法与子服惠伯的说法相同，把《周易》用于占筮是附有条件的，即有“信德则可”，“《易》不可占险”的换个说法而已吗？就认为孔子说的“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相反“若有恒德的人就可以去占卜了”，这种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孔子说的“不占而已矣”，而与子服惠伯的说法是有着不同的含义，应是质的区别。
那么，在春秋时期里产生的大思想家孔子，又是如何看待《周易》一书呢？孔子是一位述而不作的思想家。反映孔子思想的是《论语》一书。此书是孔子弟子在孔子死后而编撰成册的，记录了孔子生前的言论与思想。《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被称之谓儒家思想的开山之作，因孔子被称为是儒家的创始人。可《论语》一书里很少反映对《周易》一书的论述，《论语》中只有两处涉及到《周易》。
第一是《论语·述而》里这样记录：“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里的“易”，是否是指《周易》一书呢？若从断句读法上没有错误的话，这“易”显然是指《周易》的。我们从《左传》一书己知，春秋时期，已有人称《易》。那《易》称法，就是《周易》的简称。孔子说的“五十以学易”，显然与《周易》一书有关。学“易”，应该是一部书籍有关。这“易”称，也不是孔子首创。《左传·昭公十二年》里曾记：“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且夫《易》，不可以占险。”这段文字里出现的《易》无疑是指《周易》一书。因为南蒯占筮，得到《坤》之＂比＂曰：“黄裳元吉”，正是《周易》“坤”篇里句子，并与今本《周易》里的文字是一字不差。跟着是子服惠伯说自己也学习过这些，就是指南蒯占筮得出《坤》之“比”的那些学问，应指的《周易》一书了。并说到“且夫《易》，不可以占险”。这《易》就是《周易》的简称无疑。
《昭公十二年》记述南蒯说的“《易》不可以占险”的时候，孔子才22岁了。显然，这时的孔子还不可能在学术上有什么成就。特别是史料上记载孔子对《周易》一书的学习研究是在晚年时期。《史记·孔子世家》里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从《史记》这段话来看这《易》无疑就是《周易》一书，因有后称《易传》的那些《彖》、《系》、《象》等文章来印证。也印证了《论语》一书里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句话里的“易”就是说的《周易》一书。
通过《论语》里记载孔子说的那句话来看，孔子是十分看重《周易》一书。但这句话应如何理解呢？而现代的通行本《论语》一书里，一般是对这句话的译文是：“孔子说：多让我活几年，从50岁开始研习《易经》，便可以做到没有大的过失了。”或是：“孔子说：‘再给我增添几年寿命，到了五十岁学习《易经》，就可不犯大的错误了。”
这是笔者手里的两本新千年后出版的《论语》版本中的译文。两者译文的内容基本一样。这种译文是有错误的，把《易》译成《易经》也是错误的，这里的《易》是指《周易》。而《易经》的内容，则是包括了《十翼》（即《易传》）。而对这句话理解为孔子50岁学《易》，不凡也有大学问家是这样的认为，如熊十力说：“盖由《论语》及《史记》参考之，则孔子学《易》确在五十之年，故其五十以前，只是《诗》、《书》、《艺》、《礼》四部之业而已，犹未治《易》也。自五十学《易》，而后其思想界别开一部天地，从此上探羲皇八卦，而大阐哲理，是其思想之一大突变也。”（《原儒》熊十力著2009年印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9页）
而还有认为这句话里的“易”，不作《周易》解。廖明春在“帛书《要》与《论语》‘五十以学’章”一文里有一段话，我们引过来，以说明古今还有不认为是《周易》的说法。
“《论语·述而》篇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章后人训解多歧，近代以来，疑古风炽，争论更趋激烈。‘五十以学易’章的争论有二：一是所谓“鲁读”问题，二是对于章旨的理解。
所谓“鲁读”问题，根于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其卷第二十四《论语音义》云：
学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
这就是说《古论》“学易”之“易”字，《鲁论》读作“亦”字，陆德明认为《鲁论》之异文不可从，应从《古论》。
陆氏之说，直至清代惠栋方提出异议，他以《鲁论》“亦”字为是，并举出《外黄令高彪碑》‘恬虚守约，五十以斅’为证。日本人本田成之据此，提出‘《易》为孔子，子思，孟子所完全不知’说，以一字之异文，欲翻中国学术史上之重案。近人钱玄同，钱穆，李镜池，郭沫若，李平心等皆步其后尘否认孔子与《周易》有关，在学术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帛书<周易>论集》廖名春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这以上说明了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孔子与《周易》无关，把《论语》里的那句话里的“易”作“亦”解，但这种认为毕竟不成主流。
虽然廖明春认为“五十以学《易》”的“易”，不是“亦”字，但遗憾的是他同样认为孔子五十岁以学《易》，其理由是，孔子五十以前学《易》有偏颇，老而学《易》才有了变化。
《论语》里的“子曰；加我数年，吾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是研究孔子对《周易》如何认识的重要文献资料。哪到底如何理解这一句话呢？若不能正确的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也就不能正确理解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那么是否就是现通行本《论语》里的那种理解译法所认为的含义呢？
笔者意为现通行本《论语》里的译文，是没有正确理解孔子那句话里所表达的真实含义。除“加我数年”的译法没有异议外，而不能把“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理解成“五十岁开始学习《周易》，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了。”难道孔子“相多活几年，到五十岁学习《周易》就可以无大过错了”。这种说法是不符合逻辑与事实的，难道孔子表述问题没有逻辑性吗？这种表述也不符合孔子的实际背景。难到孔子在40多点的岁数时，就感觉将要死亡了吗？就发出叹息，想多活几年，到50岁学习《周易》就没有大的过错了。这即不符合孔子的年龄活动背景，也不符合表述事情的逻辑性。而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从《史记》里所看到的是“孔子晚而喜《易》”，而公认孔子是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活了七十三岁去逝的。《史记》说的“孔子晚而喜《易》”，应当是晚年，这是符合孔子的活动史实。并且《史记》并没有说“孔子中年喜《易》”，若理解成“五十岁学《周易》”就与《史记》里的记述“孔子晚而喜《易》”不相符了。那么，五十岁能称晚年吗？显然是不能称作晚年的，孔子晚而喜欢上《周易》，应当是在70岁左右（与六十几岁返鲁的背景是符合的），才重视与研究《周易》的，才突然发现了《周易》的价值，但已感觉寿限临近，才发出那样的叹息，以一种乞求上苍的口味说出“假如让我多活几年”的这种话来。
那么，把“五十以学《易》”，应理解成“五年或十年的时间而学习《周易》才是正确的”，而对“可以无大过矣”，也不能理解成“就可以不犯大的过错了”，根据前边的文章，这“可以无大过矣”，不是指自身行为上的问题，而是指在学习《周易》一书的思想内容上不会出现大的错误认识。这才符合上下文句表述的逻辑性，也正符合《史记》里的“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的说法。这《史记》里的说法，不正是对《论语》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最好注脚吗？而不是指“五十岁开始才学习《易》，才无大过错”。那么，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开始学习《周易》难道就会有大过错了吗？显然孔子表述的“五十以学《易》”是指“五年至十年的时间而学习《周易》一书的内容。这“五十”数词连用在先秦古籍书里，也是非常普遍的用法。如《诗·召南·小星》“彗被小星，三五在东”。又如《左传·襄公八年》：“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这里是指三至五个星和四至五年，不能理解成“35个星，还45年”。正如《论语》里的“五十以学易”，无能理解成“五十岁开始学《易》”。综合而看，《论语》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真实含义是：“假如，让我多活几年，有五至十年的时间学习《周易》，就可以对《周易》一书的思想内容不会出现大的错误认识了。”
这才符合孔子晚年才开始重视《周易》一书，而感觉学习的晚了，就感叹能多活几年的话，就会对《周易》一书学习透彻了。这也透出了孔子是不可能做《易传》的，因为孔子晚年才喜欢上《周易》，自感觉时间不够，还不能够把《周易》学习理解透彻，这也符合《史记》里记的“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的说法（“让我多活几年，要是这样，我对《周易》的文章和义理就能充分掌握了”）。
《论语》里记录的孔子对《周易》的说法，说明《周易》一书是在孔子晚年才引起重视，认识到《周易》一书的价值，只是已感到没有了时间学习，假如能多活上几年，用上五至十年的学习功夫，就能把《周易》的思想内容吃透了。这里孔子并没有明确指明《周易》一书的内容性质是什么，只是表明了孔子已经认识到了《周易》一书的重要性，也表明孔子已经发现了《周易》一书不被人们发现的东西，才有这样感叹与说法。
那么，孔子发现了《周易》一书里什么东西了，这在帛书《易传》佚文里，有详细的记述，这留在后面再说。
而《论语》一书里还有一处涉及到《周易》里的句子及对《周易》的说法。
《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这段话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出自《周易》“恒”篇里的句子，孔子是直接引用《周易》里的句子用于说理，但孔子引用这句话时，并没有点明出处，不像引用《书》里的句子而称“《书》云：‘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论语·学而》）。但《论语》一书里多有孔子对《诗》评论的话，而少有引用《诗》来说理，也只有一处引用《诗》里的诗句用于说理。《论语·子罕》：“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无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无臧？’”
这里的“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是引用《诗··邶风·雄雉》一诗里的诗句。但孔子引用时同样是不说出处，而不是说《诗》云。而在《论语·学而》出现子贡引用《诗》里的诗句用于说理，孔子认为可以和弟子子贡讨论《诗》了。
如“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这在《论语》一书里也是唯一一例是孔子引用《诗》里的诗句用于说理，同引用《周易》里的句子说理那样，同样也没有点名引用句子的出处。但通过《论语》一书里发现孔子对《诗》有过不少的论述。《论语》里记孔子论《诗》有过多次。
如：“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木之名。”
这些说明什么呢？说明孔子对《诗》是有着深入的学习研究，才能够发表如此之多的评论。而孔子在引用《周易》一书用于说理的次数虽同于引用《诗》。但《论语》一书里没有记录孔子对《周易》一书的评论，虽唯有一次记录孔子感叹对《易》学习的晚了，遗憾若能多活上几年，就能完全弄懂《周易》一书的思想内容了。所以，《论语》一书才没有孔子对《周易》一书如同对《诗》书的那样评论。后人说孔子作《易传》是把圣人抬出来，拉大旗做虎皮。同样从《论语》一书里看到孔子论《诗》与弟子们引《诗》里的诗句论事理。《诗》集也不是孔子编撰的，恐怕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经成集了，因为在孔子小时候已经出现了“易象”与“鲁春秋”。
在《论语》一书里虽然没有留下孔子对《周易》一书的评论。但留下了孔子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句子如同引用《诗》、《书》里的句子那样，用于说理。无疑在孔子眼里，《周易》一书如同《诗》、《书》那样是理论书籍。孔子引用《周易》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差”，是用于阐明事理，增强论说的理论性。在孔子的眼里无疑把《周易》一书看为义理之书，这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孔子也说“不占而已矣”，这是否类同于子服惠伯的说法“忠信则可”，“《易》不可以占险”呢？这孔子也认为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吗？若按现在通行本《论语》里对孔子的这段话的译文是这个说法。笔者手头里有两本新千年后出版的标着“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或“精华”的《论语》读本里的译文一个是这样的说法：“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不可以当巫医。’这话真好啊！《易经》上也说：‘如果不能永恒地保持自己的德行，免不了要承受羞辱。’孔子又说：‘这就是叫没有恒心的人不用占卦罢了。”另一本是：“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假如一个人没有恒守，是不可用他做巫医的。’这话太对了。’《周易·恒卦》的《爻辞》说：‘操守不一，变来变去，总会有人蒙受羞耻的’。孔子说：‘这是说没有恒守的人就不必占卜了。’”
这以上的译法含义是基本相同的，都把“不占而已矣”理解与翻译成“没有恒守（或恒心）的人就不必占卜了。”那么，这种翻译出的“没有恒守或没有恒心”是恒守与恒心什么呢？实际孔子已经表述的很清楚，先引用南方人的常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又进一步引用《周易》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说明的是人应有“恒德”，即长久应保持道德准则的意思。这里孔子主要表述的是人应长久都要保持道德准则，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孔子在表述人要恒守道德，似乎突然冒出个“不占而已矣”这不沾边的说法，又是什么意思呢？若按那通行的译法，就成了“孔子说：‘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也就使人联想到这说法与子服惠伯的说法相同，把《周易》用于占筮是附有条件的，即有“信德则可”，“《易》不可占险”的换个说法而已吗？就认为孔子说的“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相反“若有恒德的人就可以去占卜了”，这种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孔子说的“不占而已矣”，而与子服惠伯的说法是有着不同的含义，应是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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