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九)
3.战国时期对《周易》一书义理应用
刘向偏辑的《战国策》是一部反映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策谋与言论的汇集。而考古出土的长沙马王堆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是与《战国策》内容相同。
《战国策·秦策》“顷襄王二十年”里有一处引述《周易》里的句子，同样是作为引典来阐明事理的。
“王若负人徒之众，仗兵甲之强，壹毁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后患。《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也？”
这里所记述的是顷襄王在楚国的位置上到了第二十个年头上，面临西秦的扩张，楚国面临一场危机。这一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王徒东北。保于陈城。楚遂消弱，为秦所轻，于是白起又将兵来伐。”
在这种局面下，楚顷襄王就以能辩的春申君出使秦国，以游说来解除面临一场更大的战争危机。春申君就奉命出使秦国见了秦昭王，说出一套与秦修好的大道理，不外从“天下”（多国）的局势上和引经据典来说服秦昭王取消对楚国的再次用兵，而修好的道理来。春申君即从“国际”背景上谈秦楚战争对秦的不利，同时又引用“经典”来阐明其道理。这春申君先引《诗》里内容，后引用《周易》里的内容。而顷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77年，是战国的晚期了，再有不到六十年后，秦就统一六国，建立起帝国时代。在《战国策》一书里，没有了用《周易》筮卜的记录，说明战国时代是个理性的时代。这理性是来自于国家间的生存竞争的需要，国家面临若不被消灭，而要强盛与发展，在意识形态上，必须理性的思维与认识现实的世界，否则其后果是可预见的。诸侯国家之间重视的是富国强兵的方略，神秘与非理性的东西被时代所抛弃。这理性也与战国百家争鸣的新思潮有关。
从对一部《周易》如何看待来看，战国时期的诸国家上层已没有人用其如同春秋时期那样的占筮的运用来决策军国之大事了。这是理性的时代，这与春秋后期上层精英的启蒙无不有关。特别是孔子对《周易》的论述，对战国的“周易”学术产生极大的影响，而在对筮卜的批判上，孔武更是一针见血的指明筮卜的流害。《孔子兵法》里明确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
孔武说的“先知者不可象于事”，就是反对用卜筮的那种类象获取事情上的“先知”。孙武知道那种先知是不可信的。不但孙武知道，就是会思考分辨是非的人，都知道那种的类象（八卦取象）出的人事吉凶的先知来是自欺欺人的东西。战国时期的上层精英人士恐怕都认识到这一点，没有人用筮卜的那一套在为诸侯王们来决断军国大事了，再那样是要亡国的。精英人士们不是为诸侯王们献计于收买人心的仁政王道，而就是献计于富国强兵的霸术。春秋卦象筮卜的那一套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时代，没有了市场，逐步从政治舞台上谈出，这正是理性时代里的必然。所以战国里的诸子百家学问只有引用《周易》来用于说理，把《周易》逐步恢复到本来的义理功用之上。上层人士没有人会把《周易》看成是卜筮之书。虽然孙武反对的“先知者不可取于象”这是针对卜筮的，并没有直接涉及到《周易》，但无疑为战国走向理性做了启蒙的作用。
庄子并不是孔门学者，但庄子一书里却把《易》列为六经之一。这也是最早把《易》作为经典书籍的说法。
虽然庄子认为的“六经”是六种重要的书籍，不同于后封建时期作为帝国意识形态上具有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典的经书。虽然都是认为的“经”，可所处的时代与地位性质不同了。庄子认为的“六经”是为重要的著作，而汉一降的“五经”或“九经”到“十三经”则是帝国里具有思想上统治地位的“经”书，即有思想界具有垄断地位性质。但庄子能够把《易》列为重要的书籍看待，说明庄子也没有把《易》（指《周易》）当作筮卜之书看待，而是看成理论书籍了。这是代表了战国时期对《周易》一书恢复到义理之书上的认识。把《易》称为“六经”之一，说明《周易》在精英人们的心目中已理解其精神要旨，不在认为是筮卜之书了。特别在战国后期产生的一些书籍里出现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同《诗》、《书》那样的引用是用于阐明事理的。无疑在实际运用中，把《周易》看待是一部理论书籍了。如《礼记》、《荀子》、《吕氏春秋》这些书籍里都出现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
例如《礼记坊记》：“《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以此示民，民忧争利而忘义。”这里的“《易》曰”内容是引用《周易》“既济”篇中的句子。
《荀子·非相》篇：“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这句话里的“括囊，无咎无誉。”是出自《周易》“坤”篇中的句子。
《吕氏春秋》里也有多处引用《周易》来阐明事理。
如《务本》篇：“《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
《召类》篇：“《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
《吕氏春秋》里出现的“《易》曰”的内容，同理是出自《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内容。
我们通过战国时期的书籍所引述《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来看战国时期的上层文化精英者是把《周易》作为义理之书看待，这应是无疑的。因为战国时期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也是巫术、数术在上层和文化学者层里失去了地位的时代，占筮问卜是遭到文化精英排击的时代。我们已知孔子，孙武都进行过启蒙，都反对占筮术。战国时期的上层精英们是知道，国家间的竞争和战争间的取胜要依靠的是什么，不再象春秋时期那样用龟占，或卜筮来预知人事吉凶了。这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韩非子更是把卜筮看作是人主（君主）可亡的事情之一，而列举出来。
如《韩非子·亡征篇》里说：“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者……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这里把“用时日，信卜筮”上升到可亡身败国的高度看待，不能不是文化精英对巫术卜筮迷信的有力排击。这就是战国时代，即理性时代里“祛魅”的声音（但中国战国时“祛魅”的声音被膨胀下来的霸权与霸术所终结。不同于中世纪“祛魅”过程，人们统一到一神教的信仰中，同时又抑制了王权专制主义的膨胀。而中国进入到王权专制时代，就是巫术、占筮以及一切神秘主义思潮大回潮大发展的时代了）。这理性是来自于时代里政治上的竞争分不开的，有了政治上的竞争，才会有思想学术上的自由。有了思想学术上的自由，才会理性的认识这个世界。正因后封建社会里没有战国时期的多国竞争政治背景，是沉闷与封闭式的大一统专制，也就标志着理性时代的终结。
总之战国时期上层精英文化者是把《周易》看作义理之书，这是战国时期里不可否认的事实。战国时期里把《周易》一书恢复到本来的义理之书的性质上。正是在理性的时代里，才能理性的认识《周易》一书，而不被《周易》的外在形式("繇题"式)所迷惑。
在战国时期的一些书籍里出现的引用《周易》直接阐明事理之外，没有记录用《周易》筮卜的例子了。对《周易》一书恢复其本来义理之书籍性质，是战国从两个方面的成绩，一是文化精英对巫术筮卜的排击；二是文化精英对《周易》一书思想要旨的正确领会，才能够出现如庄子的那种认识，把《易》列入“六经”之一，也才有荀子的“善易”者不占的说法，也才有战国时期的“易学”成就。
我们已看到战国时期在引用《周易》文章阐明事理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用“《易》曰”这一称法，同引用《诗》、《书》的称法一样。这无疑是把《易》（即《周易》）与《诗》、《书》看成一样的性质书籍了。这不同于《左传》里反眏春秋时期所引用《周易》一书的文章直接说理时，不称“《易》曰”，而是一个特殊的称法，如“《周易》有之，在《坤》之＂临＂曰”，这与当时史巫筮卜的称法基础一样。而到战国时期的引用及论述上已把《周易》恢复到本来的义理性质上了。在战国时期对《周易》的论述上也多于春秋，除庄子把《易》列为六种重要经典之说，以及荀子的“善易不占”说法外，战国时期主要的论《易》（即《周易》）文章出现“易学”的专论里，就是后来说的“十翼”（或叫（易传））里的一些文章，即属于战国时期的一些“易学”文章了。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荀子的“善《易》者不占”呢？
在战国时期里有名有姓可考的荀子这句话是直接论述《周易》，因为战国时期出现的一些《易传》可以说是无名氏之作。
荀子的“善易不占”是出自《荀子·大略》：“善诗者不说，善易者不占，善礼者不相。”
这句话的白话文应是“善于研治《诗》的人不作解说，善于研治《易》的人不占卜。善于研治《礼》的人不辅助行礼。他们的用心是相同的。”
荀子认为的《周易》，若完善或完整的领会其精神实质，就不会去占卜了。显然荀子眼里的《周易》并不是讲筮卜的筮卜书，是义理之书。只有那些没能够领会其实质内涵的人才把《周易》当成筮卜之书看待，这是再明确不过的说法了。
虽然《大略》篇被研究者认为是荀子弟子所记，但不失为荀子的思想。
荀子是战国后期王学思想集大成者，《荀子》一书在对自然观上的认识是理性的，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无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贰，则不能祸。”
这是彻底否定了天有意志的说法，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区分开来，这就是“天人相分”的理念。但《荀子》一书不为后封建社会里承认为儒家经典列为“经”书，而是排除在外。后封建社会里的统治者的专政下需要的是愚民意识，自然像《荀子》之学能够开民智的东西是不能被专制家天下所承认的。后封建社会里的统治实质是挂着孔孟儒家之牌子，而骨子看重的是所谓“法家”的帝王术。荀子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是对天命迷信批判，但也不否认荀子开创了帝王统治术（王权独断思想）理论先河。总之荀子的学说是进步的，荀子在“祛魅”的过程中有重要的贡献，但继之王权上升的思想界里，没有进一步对王权专制理论进行批判与设计，先秦诸子百家虽然对神学巫术进行了排击，却没有进一步对政治进行多元的架构与启蒙，才不可逆转的走向王权专制里二千多年历史隧道。
而先秦时期在对《周易》一书的再认识过程，一面对巫术神学迷信进行排击，不能不承认，先秦时期如孔子，孙武，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进行过一场“祛魅”过程，但他们一面排击巫术筮卜，可另一面所向往的是王权专制，待到真的大一统家天下之治实现后，也标置着“祛魅”过终的终结，而神秘主义与专制思想学说铺天盖地而来，这也许使先秦那些文化精英无法想象，也始料不及迎来的是一个黑暗皇帝时代，并且又是如此的漫长。
战国荀子的“善《易》者不占”，即彰显了《周易》的义理，又排击了筮卜。这是一个方面的对《周易》的论述，而另一方面在荀子之前的庄子不但把《易》归位六经之一，同时又认为“《易》以道阴阳”的书籍。这可是继孔子（帛书要文里的说法）说法的不同。《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份。”
《庄子》里的这说法，也有人质疑这段话非庄子之说，而是注释者说。因“天下篇”本身是庄派后人论证庄周学派的学术文章，本身就不是庄子的文章。就连这段话有人质疑也不是“天下篇”里的话而是注释者的话，而误为《天下篇》里的内容了。且不论是否是庄子说过，还是注释者的话。但已归到《庄子》一书里去了。也无损于这种说法，不过《庄子》一书里也多有表述阴阳之文句。
《大宗师》：“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
《在宥》：“阴阳并毗，四时不止。”“天地有官，阴阳有藏。
《天运》：“阴阳调和，流光其声。
在战国时期应是阴阳学说兴起的时期，《庄子》一书里已有不少对阴阳的表述。那么《庄子》里解释“《易》以道阴阳”。也就不觉奇怪了，庄子能把《易》列为六经之一，那么认为“《易》以道阴阳”也就在情理之中。这也与战国时期的“易学”里用阴阳学说解释与论述《周易》并不矛盾，是与时代的背景相一致。
《庄子》里的“《易》以道阴阳”，应是指《周易》一书的主旨而言。把《周易》一书理解成是阴阳思想学说的书。这里的“道”应是指规律，思想讲。
自战国阴阳学说兴起，“阴阳”成为东方哲学上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与范畴。并且是极富于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哲学范畴。把“阴阳”看成是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元素了。
《庄子》里把《周易》说成是“以道阴阳”，正是符合战国后期文化思潮之背景。《庄子》里说的《易》以道阴阳这是继孔子对《周易》一书的说法后，又出现的一种认识。认为《周易》是讲阴阳变化规律的书。这种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至到今天。
无论孔子说的《周易》有思辨能使人智慧的书，还是庄子说的《周易》是阴阳变化之道的书。但都认为《周易》是一部理论书。庄子也没有说“《易》以道筮卜”，并没有把《周易》看成是一部讲占筮的书。到战国时期已把《周易》定性为讲“阴阳之道”的书了。《系辞传》里终于把“阴阳”上升到“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论高度。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论《易》（指《周易》）的说法也在发展。这正是古代“易学”发展史上的特色。从“易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引申发挥与曲解附会相伴的学术史。
《庄子》里的“《易》以道阴阳”是以战国时代的说法来认识《周易》。但毕竟不是从筮卜上去认识《周易》，只是把《周易》赋予了阴阳概念。这与战国后期产生的“易学”文章里用阴阳释解与论述《周易》，是与同时代的文化思潮影响所至不无关系。比如当今所用的新名词来解释《周易》那样，说什么“周易科学”的那种说法。
战国后期阴阳学说盛行，把宇宙天地自然规律，总结概括抽象为“阴阳”学说。又用“阴阳”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模式。以“阴阳”论《易》（即《周易》），是把时代的新思想新学说装进“易学”构架里去了。也为后世解释《易经》（《周易》加《易传》）开辟了一个无限发挥的空间，而形成了庞大无限的“易学”学问。一切“易学”里的学说，都说成是从《易经》（《周易》加《易传》）这个活水源头里流出来的。《易经》成了无所无能的东西，成为了无字天书，任人任意的发挥解释。这正是因有了阴阳学说成为东方人打开宇宙万物之谜的“一把****”。“阴阳”成为可解释宇宙万物的不二法宝。自然把《周易》说成是‘阴阳’之学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春秋史巫，把筮卜术附在《周易》身上那样，从画符号里附会引申出八卦取象，以类人事吉凶，而说成是《周易》筮卜。而战国后期的“易学”里把阴阳附在《周易》身上那样，把画符号赋予上阴阳之属性。《周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易学”也随着发展。而附会曲解《周易》成为无限庞杂的一门“易学”学问了。这正是没有真正解读过《周易》一书的真实内涵，才任人任意的去解释了。
又因战国后期邹衍成为“阴阳五行”学说集大成者，创五德始终与五行相生说。阴阳哲学也终于为王权专制等级有序制度寻找到一个极富有天经地义上存在的理论学说来。“天尊地卑，主尊臣卑，男尊女卑”，被烙上永世不得变更的魔咒。“天不变，道以不变”。宇宙万物，社会人生无不打上了阴阳的烙印。
以阴阳论《周易》之根本，正是庄子或庄子后学者受到战国阴阳学说的影响所致。因《周易》一书里本无阴阳之说，也不是讲阴阳变化的道理。《周易》一书里只有“恒”篇中出现一个树荫的荫字。《周易》时代还没有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世界。阴阳哲学是《周易》的后学。《周易》一书即不涉及自然变化与生成之道的本体学说，也不讲世界本源的生成理论。《周易》不属于自然哲学范畴，而《周易》自有其自己的哲学内涵，只是人们无法解读，才造成众说纷纭的说法来。
战国时期把《周易》说成是阴阳学说之根本，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学说产生与超越的一种模式。特别是后封建的帝王社会里，一部“易学”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与超越的生成史。这就不难理解“易以道阴阳”的说法了。
总之，我们从战国时期里的典章书籍与诸子学者对《易》（《周易》）的引用及论述。已知战国时期无疑把《周易》一书恢复到与《诗》、《书》、《礼》、《乐》、《春秋》并列为六经的地位，《周易》已经被洗脱去史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恢复到本为理论书籍的地位。无疑这是时代的进步与诸精英学者的“祛魅”功绩。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被认为是先秦儒家学派创作的“易传”（或叫“十翼”），这是针对《周易》一书进行解释与研究的最早文集，看又是如何解释与论述《周易》一书的。即传世《易传》对《周易》一书的解释与论述。
刘向偏辑的《战国策》是一部反映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策谋与言论的汇集。而考古出土的长沙马王堆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是与《战国策》内容相同。
《战国策·秦策》“顷襄王二十年”里有一处引述《周易》里的句子，同样是作为引典来阐明事理的。
“王若负人徒之众，仗兵甲之强，壹毁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后患。《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也？”
这里所记述的是顷襄王在楚国的位置上到了第二十个年头上，面临西秦的扩张，楚国面临一场危机。这一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王徒东北。保于陈城。楚遂消弱，为秦所轻，于是白起又将兵来伐。”
在这种局面下，楚顷襄王就以能辩的春申君出使秦国，以游说来解除面临一场更大的战争危机。春申君就奉命出使秦国见了秦昭王，说出一套与秦修好的大道理，不外从“天下”（多国）的局势上和引经据典来说服秦昭王取消对楚国的再次用兵，而修好的道理来。春申君即从“国际”背景上谈秦楚战争对秦的不利，同时又引用“经典”来阐明其道理。这春申君先引《诗》里内容，后引用《周易》里的内容。而顷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77年，是战国的晚期了，再有不到六十年后，秦就统一六国，建立起帝国时代。在《战国策》一书里，没有了用《周易》筮卜的记录，说明战国时代是个理性的时代。这理性是来自于国家间的生存竞争的需要，国家面临若不被消灭，而要强盛与发展，在意识形态上，必须理性的思维与认识现实的世界，否则其后果是可预见的。诸侯国家之间重视的是富国强兵的方略，神秘与非理性的东西被时代所抛弃。这理性也与战国百家争鸣的新思潮有关。
从对一部《周易》如何看待来看，战国时期的诸国家上层已没有人用其如同春秋时期那样的占筮的运用来决策军国之大事了。这是理性的时代，这与春秋后期上层精英的启蒙无不有关。特别是孔子对《周易》的论述，对战国的“周易”学术产生极大的影响，而在对筮卜的批判上，孔武更是一针见血的指明筮卜的流害。《孔子兵法》里明确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
孔武说的“先知者不可象于事”，就是反对用卜筮的那种类象获取事情上的“先知”。孙武知道那种先知是不可信的。不但孙武知道，就是会思考分辨是非的人，都知道那种的类象（八卦取象）出的人事吉凶的先知来是自欺欺人的东西。战国时期的上层精英人士恐怕都认识到这一点，没有人用筮卜的那一套在为诸侯王们来决断军国大事了，再那样是要亡国的。精英人士们不是为诸侯王们献计于收买人心的仁政王道，而就是献计于富国强兵的霸术。春秋卦象筮卜的那一套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时代，没有了市场，逐步从政治舞台上谈出，这正是理性时代里的必然。所以战国里的诸子百家学问只有引用《周易》来用于说理，把《周易》逐步恢复到本来的义理功用之上。上层人士没有人会把《周易》看成是卜筮之书。虽然孙武反对的“先知者不可取于象”这是针对卜筮的，并没有直接涉及到《周易》，但无疑为战国走向理性做了启蒙的作用。
庄子并不是孔门学者，但庄子一书里却把《易》列为六经之一。这也是最早把《易》作为经典书籍的说法。
虽然庄子认为的“六经”是六种重要的书籍，不同于后封建时期作为帝国意识形态上具有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典的经书。虽然都是认为的“经”，可所处的时代与地位性质不同了。庄子认为的“六经”是为重要的著作，而汉一降的“五经”或“九经”到“十三经”则是帝国里具有思想上统治地位的“经”书，即有思想界具有垄断地位性质。但庄子能够把《易》列为重要的书籍看待，说明庄子也没有把《易》（指《周易》）当作筮卜之书看待，而是看成理论书籍了。这是代表了战国时期对《周易》一书恢复到义理之书上的认识。把《易》称为“六经”之一，说明《周易》在精英人们的心目中已理解其精神要旨，不在认为是筮卜之书了。特别在战国后期产生的一些书籍里出现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同《诗》、《书》那样的引用是用于阐明事理的。无疑在实际运用中，把《周易》看待是一部理论书籍了。如《礼记》、《荀子》、《吕氏春秋》这些书籍里都出现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
例如《礼记坊记》：“《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以此示民，民忧争利而忘义。”这里的“《易》曰”内容是引用《周易》“既济”篇中的句子。
《荀子·非相》篇：“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这句话里的“括囊，无咎无誉。”是出自《周易》“坤”篇中的句子。
《吕氏春秋》里也有多处引用《周易》来阐明事理。
如《务本》篇：“《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
《召类》篇：“《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
《吕氏春秋》里出现的“《易》曰”的内容，同理是出自《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内容。
我们通过战国时期的书籍所引述《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来看战国时期的上层文化精英者是把《周易》作为义理之书看待，这应是无疑的。因为战国时期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也是巫术、数术在上层和文化学者层里失去了地位的时代，占筮问卜是遭到文化精英排击的时代。我们已知孔子，孙武都进行过启蒙，都反对占筮术。战国时期的上层精英们是知道，国家间的竞争和战争间的取胜要依靠的是什么，不再象春秋时期那样用龟占，或卜筮来预知人事吉凶了。这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韩非子更是把卜筮看作是人主（君主）可亡的事情之一，而列举出来。
如《韩非子·亡征篇》里说：“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者……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这里把“用时日，信卜筮”上升到可亡身败国的高度看待，不能不是文化精英对巫术卜筮迷信的有力排击。这就是战国时代，即理性时代里“祛魅”的声音（但中国战国时“祛魅”的声音被膨胀下来的霸权与霸术所终结。不同于中世纪“祛魅”过程，人们统一到一神教的信仰中，同时又抑制了王权专制主义的膨胀。而中国进入到王权专制时代，就是巫术、占筮以及一切神秘主义思潮大回潮大发展的时代了）。这理性是来自于时代里政治上的竞争分不开的，有了政治上的竞争，才会有思想学术上的自由。有了思想学术上的自由，才会理性的认识这个世界。正因后封建社会里没有战国时期的多国竞争政治背景，是沉闷与封闭式的大一统专制，也就标志着理性时代的终结。
总之战国时期上层精英文化者是把《周易》看作义理之书，这是战国时期里不可否认的事实。战国时期里把《周易》一书恢复到本来的义理之书的性质上。正是在理性的时代里，才能理性的认识《周易》一书，而不被《周易》的外在形式("繇题"式)所迷惑。
在战国时期的一些书籍里出现的引用《周易》直接阐明事理之外，没有记录用《周易》筮卜的例子了。对《周易》一书恢复其本来义理之书籍性质，是战国从两个方面的成绩，一是文化精英对巫术筮卜的排击；二是文化精英对《周易》一书思想要旨的正确领会，才能够出现如庄子的那种认识，把《易》列入“六经”之一，也才有荀子的“善易”者不占的说法，也才有战国时期的“易学”成就。
我们已看到战国时期在引用《周易》文章阐明事理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用“《易》曰”这一称法，同引用《诗》、《书》的称法一样。这无疑是把《易》（即《周易》）与《诗》、《书》看成一样的性质书籍了。这不同于《左传》里反眏春秋时期所引用《周易》一书的文章直接说理时，不称“《易》曰”，而是一个特殊的称法，如“《周易》有之，在《坤》之＂临＂曰”，这与当时史巫筮卜的称法基础一样。而到战国时期的引用及论述上已把《周易》恢复到本来的义理性质上了。在战国时期对《周易》的论述上也多于春秋，除庄子把《易》列为六种重要经典之说，以及荀子的“善易不占”说法外，战国时期主要的论《易》（即《周易》）文章出现“易学”的专论里，就是后来说的“十翼”（或叫（易传））里的一些文章，即属于战国时期的一些“易学”文章了。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荀子的“善《易》者不占”呢？
在战国时期里有名有姓可考的荀子这句话是直接论述《周易》，因为战国时期出现的一些《易传》可以说是无名氏之作。
荀子的“善易不占”是出自《荀子·大略》：“善诗者不说，善易者不占，善礼者不相。”
这句话的白话文应是“善于研治《诗》的人不作解说，善于研治《易》的人不占卜。善于研治《礼》的人不辅助行礼。他们的用心是相同的。”
荀子认为的《周易》，若完善或完整的领会其精神实质，就不会去占卜了。显然荀子眼里的《周易》并不是讲筮卜的筮卜书，是义理之书。只有那些没能够领会其实质内涵的人才把《周易》当成筮卜之书看待，这是再明确不过的说法了。
虽然《大略》篇被研究者认为是荀子弟子所记，但不失为荀子的思想。
荀子是战国后期王学思想集大成者，《荀子》一书在对自然观上的认识是理性的，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无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贰，则不能祸。”
这是彻底否定了天有意志的说法，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区分开来，这就是“天人相分”的理念。但《荀子》一书不为后封建社会里承认为儒家经典列为“经”书，而是排除在外。后封建社会里的统治者的专政下需要的是愚民意识，自然像《荀子》之学能够开民智的东西是不能被专制家天下所承认的。后封建社会里的统治实质是挂着孔孟儒家之牌子，而骨子看重的是所谓“法家”的帝王术。荀子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是对天命迷信批判，但也不否认荀子开创了帝王统治术（王权独断思想）理论先河。总之荀子的学说是进步的，荀子在“祛魅”的过程中有重要的贡献，但继之王权上升的思想界里，没有进一步对王权专制理论进行批判与设计，先秦诸子百家虽然对神学巫术进行了排击，却没有进一步对政治进行多元的架构与启蒙，才不可逆转的走向王权专制里二千多年历史隧道。
而先秦时期在对《周易》一书的再认识过程，一面对巫术神学迷信进行排击，不能不承认，先秦时期如孔子，孙武，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进行过一场“祛魅”过程，但他们一面排击巫术筮卜，可另一面所向往的是王权专制，待到真的大一统家天下之治实现后，也标置着“祛魅”过终的终结，而神秘主义与专制思想学说铺天盖地而来，这也许使先秦那些文化精英无法想象，也始料不及迎来的是一个黑暗皇帝时代，并且又是如此的漫长。
战国荀子的“善《易》者不占”，即彰显了《周易》的义理，又排击了筮卜。这是一个方面的对《周易》的论述，而另一方面在荀子之前的庄子不但把《易》归位六经之一，同时又认为“《易》以道阴阳”的书籍。这可是继孔子（帛书要文里的说法）说法的不同。《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份。”
《庄子》里的这说法，也有人质疑这段话非庄子之说，而是注释者说。因“天下篇”本身是庄派后人论证庄周学派的学术文章，本身就不是庄子的文章。就连这段话有人质疑也不是“天下篇”里的话而是注释者的话，而误为《天下篇》里的内容了。且不论是否是庄子说过，还是注释者的话。但已归到《庄子》一书里去了。也无损于这种说法，不过《庄子》一书里也多有表述阴阳之文句。
《大宗师》：“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
《在宥》：“阴阳并毗，四时不止。”“天地有官，阴阳有藏。
《天运》：“阴阳调和，流光其声。
在战国时期应是阴阳学说兴起的时期，《庄子》一书里已有不少对阴阳的表述。那么《庄子》里解释“《易》以道阴阳”。也就不觉奇怪了，庄子能把《易》列为六经之一，那么认为“《易》以道阴阳”也就在情理之中。这也与战国时期的“易学”里用阴阳学说解释与论述《周易》并不矛盾，是与时代的背景相一致。
《庄子》里的“《易》以道阴阳”，应是指《周易》一书的主旨而言。把《周易》一书理解成是阴阳思想学说的书。这里的“道”应是指规律，思想讲。
自战国阴阳学说兴起，“阴阳”成为东方哲学上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与范畴。并且是极富于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哲学范畴。把“阴阳”看成是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元素了。
《庄子》里把《周易》说成是“以道阴阳”，正是符合战国后期文化思潮之背景。《庄子》里说的《易》以道阴阳这是继孔子对《周易》一书的说法后，又出现的一种认识。认为《周易》是讲阴阳变化规律的书。这种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至到今天。
无论孔子说的《周易》有思辨能使人智慧的书，还是庄子说的《周易》是阴阳变化之道的书。但都认为《周易》是一部理论书。庄子也没有说“《易》以道筮卜”，并没有把《周易》看成是一部讲占筮的书。到战国时期已把《周易》定性为讲“阴阳之道”的书了。《系辞传》里终于把“阴阳”上升到“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论高度。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论《易》（指《周易》）的说法也在发展。这正是古代“易学”发展史上的特色。从“易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引申发挥与曲解附会相伴的学术史。
《庄子》里的“《易》以道阴阳”是以战国时代的说法来认识《周易》。但毕竟不是从筮卜上去认识《周易》，只是把《周易》赋予了阴阳概念。这与战国后期产生的“易学”文章里用阴阳释解与论述《周易》，是与同时代的文化思潮影响所至不无关系。比如当今所用的新名词来解释《周易》那样，说什么“周易科学”的那种说法。
战国后期阴阳学说盛行，把宇宙天地自然规律，总结概括抽象为“阴阳”学说。又用“阴阳”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模式。以“阴阳”论《易》（即《周易》），是把时代的新思想新学说装进“易学”构架里去了。也为后世解释《易经》（《周易》加《易传》）开辟了一个无限发挥的空间，而形成了庞大无限的“易学”学问。一切“易学”里的学说，都说成是从《易经》（《周易》加《易传》）这个活水源头里流出来的。《易经》成了无所无能的东西，成为了无字天书，任人任意的发挥解释。这正是因有了阴阳学说成为东方人打开宇宙万物之谜的“一把****”。“阴阳”成为可解释宇宙万物的不二法宝。自然把《周易》说成是‘阴阳’之学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春秋史巫，把筮卜术附在《周易》身上那样，从画符号里附会引申出八卦取象，以类人事吉凶，而说成是《周易》筮卜。而战国后期的“易学”里把阴阳附在《周易》身上那样，把画符号赋予上阴阳之属性。《周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易学”也随着发展。而附会曲解《周易》成为无限庞杂的一门“易学”学问了。这正是没有真正解读过《周易》一书的真实内涵，才任人任意的去解释了。
又因战国后期邹衍成为“阴阳五行”学说集大成者，创五德始终与五行相生说。阴阳哲学也终于为王权专制等级有序制度寻找到一个极富有天经地义上存在的理论学说来。“天尊地卑，主尊臣卑，男尊女卑”，被烙上永世不得变更的魔咒。“天不变，道以不变”。宇宙万物，社会人生无不打上了阴阳的烙印。
以阴阳论《周易》之根本，正是庄子或庄子后学者受到战国阴阳学说的影响所致。因《周易》一书里本无阴阳之说，也不是讲阴阳变化的道理。《周易》一书里只有“恒”篇中出现一个树荫的荫字。《周易》时代还没有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世界。阴阳哲学是《周易》的后学。《周易》一书即不涉及自然变化与生成之道的本体学说，也不讲世界本源的生成理论。《周易》不属于自然哲学范畴，而《周易》自有其自己的哲学内涵，只是人们无法解读，才造成众说纷纭的说法来。
战国时期把《周易》说成是阴阳学说之根本，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学说产生与超越的一种模式。特别是后封建的帝王社会里，一部“易学”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与超越的生成史。这就不难理解“易以道阴阳”的说法了。
总之，我们从战国时期里的典章书籍与诸子学者对《易》（《周易》）的引用及论述。已知战国时期无疑把《周易》一书恢复到与《诗》、《书》、《礼》、《乐》、《春秋》并列为六经的地位，《周易》已经被洗脱去史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恢复到本为理论书籍的地位。无疑这是时代的进步与诸精英学者的“祛魅”功绩。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被认为是先秦儒家学派创作的“易传”（或叫“十翼”），这是针对《周易》一书进行解释与研究的最早文集，看又是如何解释与论述《周易》一书的。即传世《易传》对《周易》一书的解释与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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