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二十三)
而西汉刘向也是一个想依天命神学思想试图框正王权政治走向的人物。
刘向本是汉皇家本族，《汉书·楚元王传》里有刘向传。刘向既是皇族，又是元帝、成帝时的重臣，并多次上“封事”，在所上的封事（密封的奏章）里，有不少引术《周易》文来阐明所陈事理，如同引述《诗》、《书》那样一同看待《周易》。
如在一篇上给元帝的封事里，引用《周易》里的句子：
“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者，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诗》又云：‘雨雪驩驩，见蚬聿消，与《易》同义。”
“《诗》云：‘我心匪后，不可信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汉也。”
“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拔茅茹的其汇，征吉’。”（《汉书·楚元王传》）
这以上里的“《易》曰”均出自《周易》，非出自《易传》。看来刘向对《周易》一书的义理领会和运用是非常的闲熟。而在后来给成帝所上的封事里，也出现了几处“《易》曰”，但均出自《易传》。
“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涂留圣思，审固几密，览往事之戒’。”
“故《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以没卦指爻，而复说义。”（《汉书·楚元王传》）
以上“《易》曰”里的引文有出自《周易》和《易传》，而刘向皆称之《易》，并且是作为义理而引用。而刘向并明确的指出“是以设卦指爻，而复说义。”刘向是把《周易》看成义理之书的。
从刘向所称“《易》曰”而引述《周易》与《易传》文，说明西汉时，《易》做为“五经”之一，而《易》经的内容是《周易》加《易传》。故汉人凡引“《易》曰”之文，不分《周易》与《易传》，已把先秦及汉初的那几篇《周易》学术文章，被认为是《周易》一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了，也一并上升为“经”了。
而刘向也是一个大讲阴阳灾异占验的人，目的是以阴阳灾异学说框救时政，避免国家灾难发生，以及试图纠正帝王的错误行为。《汉书·楚元王传》里记：“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以，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
刘向在发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上，也是有贡献的。其实，刘向并不相信谶纬迷信，也许是时代整个风气所趋。
而与刘向同时代里有一个对八卦象数筮术学，可以说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就是建构出八卦纳甲五行生克六亲筮术的开山鼻祖——京房。
说京房在“易学”上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也不为过，因为是到京房时才把八卦筮术从《周易》里分离出来，八卦筮术自成体系了。自京房建构出八宫纳甲用于推演人事吉凶（算卦）不再与《周易》有什么瓜葛了，完全抛弃了先秦史巫借着《周易》里的文辞来类比联想人事吉凶的那种方法，至到今天出现在街头巷尾的那些所谓的“周易预测”的就是用京房建构的八宫（八卦）纳甲的算卦术。
《汉书·卷七十五》里有京房传：“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精。”
史书里记载京房的特长是精于阴阳占候，这正是西汉“象数”易学发展出来的新东西，是所谓“象数易学”里的新筮术，是以卦说、阴阳、四时、节气、七十二候纳入到“八卦”体系里，以为能够由此认识天地人之间的灾异变化来，这就是西汉“象数易”的特点。
京房尤其是“象数易”学里筮术的集大成者，京房以阴阳占候，上疏，所言屡中，而得元帝数次召见和信任。皇帝这时也是有病乱问医了，皇帝已深陷帝国的危急之中，上有宫庭里宦官与外戚当政中勾心斗角的重重政治危机，而下有官僚地主与农民的尖锐矛盾，以及人祸和天灾不断的发生，往往皇帝陷入焦虑、困顿、困惑的交织之中。
《京房传》里说：“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
可京房并不是用迷信的禳解之术来消灾，而是向皇帝所奏的是整顿吏治，可以说京房理性的一面。京房奏行的“考功课”后，遭到权臣、中书令、石显（宦官）和显友五鹿充宗（尚书令）的嫉恨。这种事自然是帝王身边受庞与失宠常见的权力斗争，也是帝王专制里不是外戚当政，就是私家奴才宦官当政的必然。最后京房成为权力者争斗的牺牲品，京房自己设套（提出的考功课吏法）而被石显等反套死了。后石显等抓着机会奏皇帝让京房到一郡里推行其提出的“考功课吏法”实验。京房自知已回天之力，在去魏郡太守职上，月余下狱，尔后弃市（在人聚集的地方被杀头），年四十一岁。京房的死不是死于他的术，而是死于他提出的政治改革。京房的死，正体现了专制帝王时代里，精英学者的悲剧人生。京房根本不可能从“考功课吏法”上能匡正帝国的危急，整个二千多年的后封建社会里都不可能解决那种危急与矛盾。帝国里的危急不在于“考吏治”，而在于“考皇制”，才是根本出路。考吏治是治标，而考皇帝制才是治本。
而京房一个大讲阴阳灾异占候学说的人，而得到皇帝的信任后，想从整顿吏治上改变国家的重重危急局面，那只能是白日做梦。京房也明智的知道只是想借着皇帝的力，推行“考功课吏法”来解决帝国出现的危急问题，若一旦让其离开皇帝身边去到一个郡里推行“考功课吏法”，就感到无比的恐惧降到头上。京房也清楚皇帝是包围在宦官与宠臣之中，随时听信他言，而改变初衷的人。京房终于应验了《系辞传》里那句经典的话：“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京房因做事不密，而失身。
正如班固在《汉书·卷七十五》里对京房总结与评价的很有见底：“赞曰：‘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莫著于《易》，《春秋》。然子赣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没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景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幸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史家则能从历史观“象”中看的清楚，这一段可说是总结了西汉“象数”学的发展过程，总结论述的很是恰当。在历史家眼里那些“象数”之学是害人的东西。
刘向本是汉皇家本族，《汉书·楚元王传》里有刘向传。刘向既是皇族，又是元帝、成帝时的重臣，并多次上“封事”，在所上的封事（密封的奏章）里，有不少引术《周易》文来阐明所陈事理，如同引述《诗》、《书》那样一同看待《周易》。
如在一篇上给元帝的封事里，引用《周易》里的句子：
“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者，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诗》又云：‘雨雪驩驩，见蚬聿消，与《易》同义。”
“《诗》云：‘我心匪后，不可信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汉也。”
“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拔茅茹的其汇，征吉’。”（《汉书·楚元王传》）
这以上里的“《易》曰”均出自《周易》，非出自《易传》。看来刘向对《周易》一书的义理领会和运用是非常的闲熟。而在后来给成帝所上的封事里，也出现了几处“《易》曰”，但均出自《易传》。
“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涂留圣思，审固几密，览往事之戒’。”
“故《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以没卦指爻，而复说义。”（《汉书·楚元王传》）
以上“《易》曰”里的引文有出自《周易》和《易传》，而刘向皆称之《易》，并且是作为义理而引用。而刘向并明确的指出“是以设卦指爻，而复说义。”刘向是把《周易》看成义理之书的。
从刘向所称“《易》曰”而引述《周易》与《易传》文，说明西汉时，《易》做为“五经”之一，而《易》经的内容是《周易》加《易传》。故汉人凡引“《易》曰”之文，不分《周易》与《易传》，已把先秦及汉初的那几篇《周易》学术文章，被认为是《周易》一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了，也一并上升为“经”了。
而刘向也是一个大讲阴阳灾异占验的人，目的是以阴阳灾异学说框救时政，避免国家灾难发生，以及试图纠正帝王的错误行为。《汉书·楚元王传》里记：“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以，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
刘向在发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上，也是有贡献的。其实，刘向并不相信谶纬迷信，也许是时代整个风气所趋。
而与刘向同时代里有一个对八卦象数筮术学，可以说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就是建构出八卦纳甲五行生克六亲筮术的开山鼻祖——京房。
说京房在“易学”上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也不为过，因为是到京房时才把八卦筮术从《周易》里分离出来，八卦筮术自成体系了。自京房建构出八宫纳甲用于推演人事吉凶（算卦）不再与《周易》有什么瓜葛了，完全抛弃了先秦史巫借着《周易》里的文辞来类比联想人事吉凶的那种方法，至到今天出现在街头巷尾的那些所谓的“周易预测”的就是用京房建构的八宫（八卦）纳甲的算卦术。
《汉书·卷七十五》里有京房传：“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精。”
史书里记载京房的特长是精于阴阳占候，这正是西汉“象数”易学发展出来的新东西，是所谓“象数易学”里的新筮术，是以卦说、阴阳、四时、节气、七十二候纳入到“八卦”体系里，以为能够由此认识天地人之间的灾异变化来，这就是西汉“象数易”的特点。
京房尤其是“象数易”学里筮术的集大成者，京房以阴阳占候，上疏，所言屡中，而得元帝数次召见和信任。皇帝这时也是有病乱问医了，皇帝已深陷帝国的危急之中，上有宫庭里宦官与外戚当政中勾心斗角的重重政治危机，而下有官僚地主与农民的尖锐矛盾，以及人祸和天灾不断的发生，往往皇帝陷入焦虑、困顿、困惑的交织之中。
《京房传》里说：“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
可京房并不是用迷信的禳解之术来消灾，而是向皇帝所奏的是整顿吏治，可以说京房理性的一面。京房奏行的“考功课”后，遭到权臣、中书令、石显（宦官）和显友五鹿充宗（尚书令）的嫉恨。这种事自然是帝王身边受庞与失宠常见的权力斗争，也是帝王专制里不是外戚当政，就是私家奴才宦官当政的必然。最后京房成为权力者争斗的牺牲品，京房自己设套（提出的考功课吏法）而被石显等反套死了。后石显等抓着机会奏皇帝让京房到一郡里推行其提出的“考功课吏法”实验。京房自知已回天之力，在去魏郡太守职上，月余下狱，尔后弃市（在人聚集的地方被杀头），年四十一岁。京房的死不是死于他的术，而是死于他提出的政治改革。京房的死，正体现了专制帝王时代里，精英学者的悲剧人生。京房根本不可能从“考功课吏法”上能匡正帝国的危急，整个二千多年的后封建社会里都不可能解决那种危急与矛盾。帝国里的危急不在于“考吏治”，而在于“考皇制”，才是根本出路。考吏治是治标，而考皇帝制才是治本。
而京房一个大讲阴阳灾异占候学说的人，而得到皇帝的信任后，想从整顿吏治上改变国家的重重危急局面，那只能是白日做梦。京房也明智的知道只是想借着皇帝的力，推行“考功课吏法”来解决帝国出现的危急问题，若一旦让其离开皇帝身边去到一个郡里推行“考功课吏法”，就感到无比的恐惧降到头上。京房也清楚皇帝是包围在宦官与宠臣之中，随时听信他言，而改变初衷的人。京房终于应验了《系辞传》里那句经典的话：“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京房因做事不密，而失身。
正如班固在《汉书·卷七十五》里对京房总结与评价的很有见底：“赞曰：‘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莫著于《易》，《春秋》。然子赣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没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景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幸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史家则能从历史观“象”中看的清楚，这一段可说是总结了西汉“象数”学的发展过程，总结论述的很是恰当。在历史家眼里那些“象数”之学是害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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