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四十六)
《纳甲筮法》“前言”里又说：“不难看出，从春秋筮法到‘纳甲’筮法，从蓍草演算到金钱演算，正是八卦象数符号所表达的对象，提供了它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力量……《周易》筮法正是中国古代先贤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诸多揭示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在中国，古代人的认识完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周易》筮法的完善过程。”（《纳甲筮法》刘大钧著齐鲁书社1995年版）
这话说的太动听了，把占筮的筮术（即迷信的算卦），美化成中国古代人认识世界的完善过程，真是羞辱了先秦那么多百家争鸣的学术理论家了，他们要在算卦（筮法）面前低下高贵的头颅。原来中国古代人认识世界的完善过程是通过算卦、批命这一巫术方式。这岂不是对古代“先贤”哲人的玷污，也是又一次对《周易》哲学的玷污。并且刘会长忘记了帛书《要》文里伟大孔子所发出的理性声音么？“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稀。”
且不说刘大钧把“八卦筮术”以讹传讹说成是《周易》，不论如何美化“八卦筮法”，那不过还是封建帝王时代里的巫术，即迷信的算命术而已。即使招魂出来，已然引领不了世界的文化朝流，更无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解放人们的思想。
刘大钧所讲的《纳甲筮法》与《周易》一书有关吗？实则与《周易》没有任何关系，可刘教授把《周易》与“八卦筮术”本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给混淆为一体。他所讲的“纳甲筮法”是现在俗称的“八卦算命”的东西，不能看作是《周易》里的东西。所以刘博导讲的那一套，只能对现在街头巷尾算卦先生包装成“预测”大师们的学习算卦批命有帮助，即为迷信招魂外，有什么意义呢？
刘大钧在《纳甲筮法》简介里又说：“但以‘纳甲’法进行占筮，在先秦文献中无明确记载，敝人在《周易概论》中曾指出：《蛊》卦卦辞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而《巽》卦其爻辞除有‘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外，又有‘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等等，作其补证，此足证《周易》作者已将天干纳入其占筮中了。故后人多以为《左传》、《国语》筮例中无干支之数，便断言占筮法不用天干地支，其实未必。”
这又是一位望文生意者，见“字”联想出自己的认为。看到“甲”、“庚”之字，就联想到《周易》是筮法并且已“纳甲”。如郭沫若看到《周易》某些篇章里出现的“鱼”、“猎”之字，就联想《周易》是产生在鱼猎的原始时代后期说法那样。这种联想做为证据是要不得的。刘大钧是没有弄懂《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多是比喻而说事理的含义。而却见某字，就用联想比类法，得出所谓的“足证”来，那不过是错误的“足证”而已。总之刘氏的《纳甲筮法》是讲如何算卦的理论与方法，为当今算卦业里的人所希望得到学习的算命书籍之一。可归为术数书类。刘大钧也就有了术数家的身份性质，是与其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身份不相称，应归为当今“预测”（算命）大师的行列。因为如《纳甲筮法》一书的内容，你随便在街头地摊书上，可看到很多类似的筮法，算卦书籍。其内容不外是“世”、“应”、“六亲”、“六兽”、“五行生克”等，而且还比刘教授讲的系统。只要用心一学，就能为人算卦批命了，也就骗你没商量了。那门“学问”一点也不难，实际要说“算卦”完全抛开纳甲八宫法，“高端”人不学八卦纳甲筮术，可学《老子》一书，可从《老子》一书得到启发去悟“道”，再算卦，一算一个准。常跑江湖的算卦高手，多有不知“纳甲筮法”的，可给人算命，要说论钱财收入多少看，比一肚子学问的卦术先生强百倍。这道理，不言而明，看你悟性如何了。本来传统算卦（即纳甲筮法）那一套与人事命运，是没有因果关系的。算卦术是人创造的一个符号系统，而人生命运与自然社会不无关系，并不与那一套（八卦符号）产生因果关系。人创造一个符号系统而类比人生命运的吉凶是一种符号拜物教的演变习俗观念而已。至于算对的道理也很简单，用任意的一种创设的方法都能算对一些人的所谓发生过的命运吉凶。因为人生命运与自然、社会间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可循的规律是有人生经验所积累，有丰富的人生经验的术士先生，不去学什么“纳甲筮术”一样可从求卦人的问话与交谈中，把所问事情给说个八九不离十。这种道理，高明的人士，心知肚明，不愿说破而已。而迷途不返的人，还在浩首穷经的苦读术数书，永远都寻不出个所以然来。按卦书一批就出错，而不知“纳甲筮法”根情原理，常跑江湖者反而一说就对。
这里是说明刘教授在如此倡明的科学时代，还研究纳甲筮法，是何目的、何用意呢？因为你本身不是为了难已生存下去为谋生的手段，还是下岗、无业游民无法生活而流落街头为打卦谋生。而古代打卦算命，也是为盲人和残疾人谋得一碗饭吃的手段。而你是拿着纳税人的钱，过着优裕的生活，又受到很高很多社会荣誉的知名学者，却去研究如何“纳甲筮法”是何道理呢？正是给打着《周易》（或《易经》称法）“预测”，而实为传统算命术者，寻找到一个借口。
而在今天那些打着《周易》“预测”而是算命热者与刘教授这种研究“纳甲筮法”的“启蒙”不无关系。因为你刘博导的是易学界上的权威，正是这权威人士代表着或引导着中国易学的发展方向。
而刘大钧的《周易古经白话解》一书，从解释上把《周易》文辞变成占筮辞了。刘把凡出现的“贞”字当“占”给解释了，这无疑把《周易》看作一部占筮书无疑了。
如对《履》的白话解，我们且看他给出的译文。
“今译：踩老虎尾巴，（老虎）不咬人，（此占）亨通。
初九：穿素鞋去，无灾。
九二：道路平坦，囚人占之则吉。
六三：偏盲而视，脚跛而行，踩老虎尾巴，（老虎）咬人凶，武人为大君报效。
九四：踩老虎尾巴，恐惧最终得吉。
九五：决然而行，占之将有危厉。
九六：审视其履行，考察其福祸吉凶，只有返回始可得吉。”（《周易古经白话解》刘大钧等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年版）
刘大均的《周易古经白话解》对《周易》文辞的译法，说明没有把《周易》一书文章弄懂，就连一些显而易见的文章句子都搞错，就别指望搞清《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了。
有记者访刘大均提到“《周易》很多人都首先和算卦联系起来，而且市面上一些算卦的，也大都声称自己是研究《周易》的，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刘教授回答说：“这个事情可以理解，过去直到上个世纪的1966年，算卦并不受禁止，没有受到打击，*****开始后，就不准算卦了。没办法，那些江湖术士就得为自己找一个保护伞，他就说《易经》算卦不是迷信，是学问，人家大学里都研究，这样就硬生生把算卦（包括梅花易数，八字命理，测字等筮法）和《易经》扯到一块。在民间，这一部分人的力量很大，久而久之，人们自然的把《易经》和算卦联系起来了。话又说回来了，《易经》原本就是占筮的书。《易学》研究确实有纳甲筮法，我们给学生讲的时候也要讲，不讲对《易》的研究就不完整，这样也容易让人们误解，但这种误解主要是由于民间搞算卦的人造成的。”
（中新社济南九六年2月28日电，记者袁崇和采访刘大钧网文）
听明白了吗？这不是不打自招了吗？可又把“这种误解”推给是“由于民间搞算卦的人造成的”。记者找着“污源”者，而让解释如何治理污染问题，可算找准目标了。可污染排放者却说出与自己无关的理由来，能说得通吗？
我们再听一位当今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现兼任国际《易》学联合会长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特约研究员，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院长的董光壁的说法。在他的一篇《关于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章里说：“形成于殷周之际的《易经》是一部占筮书，由“十翼”组成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解释《易经》的作品《易传》，已属哲学著作。”（《周易二十讲》第394页廖名春选编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董的那篇文章里又说：“《易传》的产生是易学史的第一大转折。中国哲学家余敦康对于这一转折曾给出精辟的论述：‘自从《易传》按照以"传"解"经"，牵经合传的原则对《易经》进行了全面解释之后，《易经》原来所具有的那种宗教巫术的思想内容和文化意义便完全改变了，其卦爻符号和卦爻辞只是作为一种思想依附于传而存在，被《易传》创造性地化为具有文理性特征的思想内容和文化意义。’①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主附的本末倒置，在《周易》的结构形式中本为主体的经成为附，而依附于经而存在的传反而成为主体。这就是它们所体现的文化意义而言的，而必然割裂《周易》的形式与内容，象数与义理完全可以并进，而且也应当并进，事实上也是并进的。但是，由于这一转变在内涵方面的深刻性，以于二千多年的经学传统是扬义理而抑象数的。从历史说，《易》原本象数，发为义理；从现实说，在科学文明的时代很可能再发生一次‘旧瓶装新酒’。这里还有一个象数与数术的问题。数术多与科学有关，这是不争的事实。
①余敦康《〈周易〉的思想精髓与价值思想》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42页。”
（《周易二十讲》第394页廖名春选编华夏出版社第419-420页）
这是董光壁引述余敦康文章里的一段话。显然余敦康的说法是错误的，不过这种认为，早就形成了一种流派，余敦康也不过是人云亦云的传播者而已。而董光壁竟然也把余敦康的这种说法信以为真了，说明董光壁也认可这种说法。
而董光壁同样是象数说《周易》者，这本身是“易学”传统，没有人不受传统象数易学的影响。所以董光壁说的“《易》原本象数，发为义理”，也就是老生常谈。至于董先生“在科学文明的时代很可能再发生一次‘旧瓶装新酒’”之说。但愿能出现这种希望结果来，那就真的庆幸中国有了这“旧瓶”之法宝，装进领导未来世界的科技新成果。若其结果又是一场愚昧、迷信恶梦的再现，那可就事与愿违了。至于把传统的“数术”(占卜之术)说成多与科学有关，实乃是玷污了近代之来的科学称号。
因为董认为“历史上象数易学三起三落，每种象数学都与科学联姻。汉代象数派的形成之与天文学，宋代象数派的重起与数学，清代象数学的复光之与西学东渐，近年科学易的新起之与对后现代科学的期望，无一不与科学密切相关。”（《周易二十讲》第394页廖名春选编华夏出版社第418页-419页）
按董光璧的说法，那么现在应该是第四次象数科学易到来的时代了。不过笔者是很担心的，把从《易经》（所谓“三圣”之易说的《易》经）里的卦画符号派生出的“象数”易学说，说成是“旧瓶”，把《周易》里的“文辞”说成是“酒”。把《周易》的“文辞”比喻成“酒”并无不对，但“酒瓶”不是“象数”。“象数”也是“酒”。而“酒瓶”是“六十四画符号”。
《周易》里的“文辞”，即不是“象数”的结果，更不是“六十四画符号”的结果。若把“六十四画符号”比喻成“酒瓶”，那么，《周易》作者是用“六十四画符号”装进去六十四篇哲学文章，是哲学美酒。而春秋的巫史却用“六十四画符号”装进去的是“八卦取象占筮卜问的毒酒”。“酒瓶”一样，而内容却有质的不同。
董光壁的“旧瓶装新酒”说的“旧瓶”是指“象数学”，要通过“象数学”这“旧瓶”装进去“科学易”。这种说法正代表了当今“科学易”产生的理论根源。现今的“科学易”说无疑是从“六十四卦画”象数易学中派生出的新说法，这与《周易》无关。这一定要分清，否则，把《周易》说的越来越离谱，越神秘。
这话说的太动听了，把占筮的筮术（即迷信的算卦），美化成中国古代人认识世界的完善过程，真是羞辱了先秦那么多百家争鸣的学术理论家了，他们要在算卦（筮法）面前低下高贵的头颅。原来中国古代人认识世界的完善过程是通过算卦、批命这一巫术方式。这岂不是对古代“先贤”哲人的玷污，也是又一次对《周易》哲学的玷污。并且刘会长忘记了帛书《要》文里伟大孔子所发出的理性声音么？“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稀。”
且不说刘大钧把“八卦筮术”以讹传讹说成是《周易》，不论如何美化“八卦筮法”，那不过还是封建帝王时代里的巫术，即迷信的算命术而已。即使招魂出来，已然引领不了世界的文化朝流，更无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解放人们的思想。
刘大钧所讲的《纳甲筮法》与《周易》一书有关吗？实则与《周易》没有任何关系，可刘教授把《周易》与“八卦筮术”本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给混淆为一体。他所讲的“纳甲筮法”是现在俗称的“八卦算命”的东西，不能看作是《周易》里的东西。所以刘博导讲的那一套，只能对现在街头巷尾算卦先生包装成“预测”大师们的学习算卦批命有帮助，即为迷信招魂外，有什么意义呢？
刘大钧在《纳甲筮法》简介里又说：“但以‘纳甲’法进行占筮，在先秦文献中无明确记载，敝人在《周易概论》中曾指出：《蛊》卦卦辞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而《巽》卦其爻辞除有‘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外，又有‘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等等，作其补证，此足证《周易》作者已将天干纳入其占筮中了。故后人多以为《左传》、《国语》筮例中无干支之数，便断言占筮法不用天干地支，其实未必。”
这又是一位望文生意者，见“字”联想出自己的认为。看到“甲”、“庚”之字，就联想到《周易》是筮法并且已“纳甲”。如郭沫若看到《周易》某些篇章里出现的“鱼”、“猎”之字，就联想《周易》是产生在鱼猎的原始时代后期说法那样。这种联想做为证据是要不得的。刘大钧是没有弄懂《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多是比喻而说事理的含义。而却见某字，就用联想比类法，得出所谓的“足证”来，那不过是错误的“足证”而已。总之刘氏的《纳甲筮法》是讲如何算卦的理论与方法，为当今算卦业里的人所希望得到学习的算命书籍之一。可归为术数书类。刘大钧也就有了术数家的身份性质，是与其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身份不相称，应归为当今“预测”（算命）大师的行列。因为如《纳甲筮法》一书的内容，你随便在街头地摊书上，可看到很多类似的筮法，算卦书籍。其内容不外是“世”、“应”、“六亲”、“六兽”、“五行生克”等，而且还比刘教授讲的系统。只要用心一学，就能为人算卦批命了，也就骗你没商量了。那门“学问”一点也不难，实际要说“算卦”完全抛开纳甲八宫法，“高端”人不学八卦纳甲筮术，可学《老子》一书，可从《老子》一书得到启发去悟“道”，再算卦，一算一个准。常跑江湖的算卦高手，多有不知“纳甲筮法”的，可给人算命，要说论钱财收入多少看，比一肚子学问的卦术先生强百倍。这道理，不言而明，看你悟性如何了。本来传统算卦（即纳甲筮法）那一套与人事命运，是没有因果关系的。算卦术是人创造的一个符号系统，而人生命运与自然社会不无关系，并不与那一套（八卦符号）产生因果关系。人创造一个符号系统而类比人生命运的吉凶是一种符号拜物教的演变习俗观念而已。至于算对的道理也很简单，用任意的一种创设的方法都能算对一些人的所谓发生过的命运吉凶。因为人生命运与自然、社会间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可循的规律是有人生经验所积累，有丰富的人生经验的术士先生，不去学什么“纳甲筮术”一样可从求卦人的问话与交谈中，把所问事情给说个八九不离十。这种道理，高明的人士，心知肚明，不愿说破而已。而迷途不返的人，还在浩首穷经的苦读术数书，永远都寻不出个所以然来。按卦书一批就出错，而不知“纳甲筮法”根情原理，常跑江湖者反而一说就对。
这里是说明刘教授在如此倡明的科学时代，还研究纳甲筮法，是何目的、何用意呢？因为你本身不是为了难已生存下去为谋生的手段，还是下岗、无业游民无法生活而流落街头为打卦谋生。而古代打卦算命，也是为盲人和残疾人谋得一碗饭吃的手段。而你是拿着纳税人的钱，过着优裕的生活，又受到很高很多社会荣誉的知名学者，却去研究如何“纳甲筮法”是何道理呢？正是给打着《周易》（或《易经》称法）“预测”，而实为传统算命术者，寻找到一个借口。
而在今天那些打着《周易》“预测”而是算命热者与刘教授这种研究“纳甲筮法”的“启蒙”不无关系。因为你刘博导的是易学界上的权威，正是这权威人士代表着或引导着中国易学的发展方向。
而刘大钧的《周易古经白话解》一书，从解释上把《周易》文辞变成占筮辞了。刘把凡出现的“贞”字当“占”给解释了，这无疑把《周易》看作一部占筮书无疑了。
如对《履》的白话解，我们且看他给出的译文。
“今译：踩老虎尾巴，（老虎）不咬人，（此占）亨通。
初九：穿素鞋去，无灾。
九二：道路平坦，囚人占之则吉。
六三：偏盲而视，脚跛而行，踩老虎尾巴，（老虎）咬人凶，武人为大君报效。
九四：踩老虎尾巴，恐惧最终得吉。
九五：决然而行，占之将有危厉。
九六：审视其履行，考察其福祸吉凶，只有返回始可得吉。”（《周易古经白话解》刘大钧等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年版）
刘大均的《周易古经白话解》对《周易》文辞的译法，说明没有把《周易》一书文章弄懂，就连一些显而易见的文章句子都搞错，就别指望搞清《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了。
有记者访刘大均提到“《周易》很多人都首先和算卦联系起来，而且市面上一些算卦的，也大都声称自己是研究《周易》的，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刘教授回答说：“这个事情可以理解，过去直到上个世纪的1966年，算卦并不受禁止，没有受到打击，*****开始后，就不准算卦了。没办法，那些江湖术士就得为自己找一个保护伞，他就说《易经》算卦不是迷信，是学问，人家大学里都研究，这样就硬生生把算卦（包括梅花易数，八字命理，测字等筮法）和《易经》扯到一块。在民间，这一部分人的力量很大，久而久之，人们自然的把《易经》和算卦联系起来了。话又说回来了，《易经》原本就是占筮的书。《易学》研究确实有纳甲筮法，我们给学生讲的时候也要讲，不讲对《易》的研究就不完整，这样也容易让人们误解，但这种误解主要是由于民间搞算卦的人造成的。”
（中新社济南九六年2月28日电，记者袁崇和采访刘大钧网文）
听明白了吗？这不是不打自招了吗？可又把“这种误解”推给是“由于民间搞算卦的人造成的”。记者找着“污源”者，而让解释如何治理污染问题，可算找准目标了。可污染排放者却说出与自己无关的理由来，能说得通吗？
我们再听一位当今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现兼任国际《易》学联合会长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特约研究员，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院长的董光壁的说法。在他的一篇《关于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章里说：“形成于殷周之际的《易经》是一部占筮书，由“十翼”组成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解释《易经》的作品《易传》，已属哲学著作。”（《周易二十讲》第394页廖名春选编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董的那篇文章里又说：“《易传》的产生是易学史的第一大转折。中国哲学家余敦康对于这一转折曾给出精辟的论述：‘自从《易传》按照以"传"解"经"，牵经合传的原则对《易经》进行了全面解释之后，《易经》原来所具有的那种宗教巫术的思想内容和文化意义便完全改变了，其卦爻符号和卦爻辞只是作为一种思想依附于传而存在，被《易传》创造性地化为具有文理性特征的思想内容和文化意义。’①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主附的本末倒置，在《周易》的结构形式中本为主体的经成为附，而依附于经而存在的传反而成为主体。这就是它们所体现的文化意义而言的，而必然割裂《周易》的形式与内容，象数与义理完全可以并进，而且也应当并进，事实上也是并进的。但是，由于这一转变在内涵方面的深刻性，以于二千多年的经学传统是扬义理而抑象数的。从历史说，《易》原本象数，发为义理；从现实说，在科学文明的时代很可能再发生一次‘旧瓶装新酒’。这里还有一个象数与数术的问题。数术多与科学有关，这是不争的事实。
①余敦康《〈周易〉的思想精髓与价值思想》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42页。”
（《周易二十讲》第394页廖名春选编华夏出版社第419-420页）
这是董光壁引述余敦康文章里的一段话。显然余敦康的说法是错误的，不过这种认为，早就形成了一种流派，余敦康也不过是人云亦云的传播者而已。而董光壁竟然也把余敦康的这种说法信以为真了，说明董光壁也认可这种说法。
而董光壁同样是象数说《周易》者，这本身是“易学”传统，没有人不受传统象数易学的影响。所以董光壁说的“《易》原本象数，发为义理”，也就是老生常谈。至于董先生“在科学文明的时代很可能再发生一次‘旧瓶装新酒’”之说。但愿能出现这种希望结果来，那就真的庆幸中国有了这“旧瓶”之法宝，装进领导未来世界的科技新成果。若其结果又是一场愚昧、迷信恶梦的再现，那可就事与愿违了。至于把传统的“数术”(占卜之术)说成多与科学有关，实乃是玷污了近代之来的科学称号。
因为董认为“历史上象数易学三起三落，每种象数学都与科学联姻。汉代象数派的形成之与天文学，宋代象数派的重起与数学，清代象数学的复光之与西学东渐，近年科学易的新起之与对后现代科学的期望，无一不与科学密切相关。”（《周易二十讲》第394页廖名春选编华夏出版社第418页-419页）
按董光璧的说法，那么现在应该是第四次象数科学易到来的时代了。不过笔者是很担心的，把从《易经》（所谓“三圣”之易说的《易》经）里的卦画符号派生出的“象数”易学说，说成是“旧瓶”，把《周易》里的“文辞”说成是“酒”。把《周易》的“文辞”比喻成“酒”并无不对，但“酒瓶”不是“象数”。“象数”也是“酒”。而“酒瓶”是“六十四画符号”。
《周易》里的“文辞”，即不是“象数”的结果，更不是“六十四画符号”的结果。若把“六十四画符号”比喻成“酒瓶”，那么，《周易》作者是用“六十四画符号”装进去六十四篇哲学文章，是哲学美酒。而春秋的巫史却用“六十四画符号”装进去的是“八卦取象占筮卜问的毒酒”。“酒瓶”一样，而内容却有质的不同。
董光壁的“旧瓶装新酒”说的“旧瓶”是指“象数学”，要通过“象数学”这“旧瓶”装进去“科学易”。这种说法正代表了当今“科学易”产生的理论根源。现今的“科学易”说无疑是从“六十四卦画”象数易学中派生出的新说法，这与《周易》无关。这一定要分清，否则，把《周易》说的越来越离谱，越神秘。
转码声明：以上内容基于搜索引擎转码技术对网站内容进行转码阅读，自身不保存任何数据，请您支持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