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五篇(九)
既然扶风齐家村H90卜骨上的“刻辞”不是占卜辞，那么，出现在“卜骨”上的“刻画符号”既不能称“筮数”，更不能称“数字卦”。已知“卜骨”上的“刻辞”不是卜辞，那么，“卜骨”上的“刻符”与“刻辞”就不是卜筮的关系，即不是专家学者所说的“筮数”与“卜辞”的关系（李学勤先生认为是“筮数”与“卜辞”的关系，即认为是“实占”的结果）。而“卜骨”上的“刻符”自然也不是“占筮之后的筮卦符号”（曹玮先生则认为“右1、3、5条是占卜之后的卜辞，2、4、6条则是占筮之后的筮卦符号”，即认为是“筮卦符号”与“卜辞”的关系）。因“卜骨”上的“刻辞”不是卜辞，说明“卜骨”上的“刻符”与“刻辞”就不是筮卜或算卦的关系。
至于扶风齐家村H90卜骨上的“刻画符号”，为何同时与“祷祝辞”（或称“许愿辞”）出现在一起，即这些“六联体”的“刻符”（即“六十四画符号里的某些符号）出现的性质及用意是何？我们放到后面再讲。我们还是再回过头来看这“卜骨”上三个“刻画”的刻写形状，看是否是数字组合？或是“六十画符号”里的符号呢？
对“扶风齐家村H90卜骨”上的三个以“六联体”为一组的“刻符”，现在在学术上一般释文为数字组合。如前面所举李学勤、曹玮教授都认同是“（右2）八七五六八七（右4）八六七六八八（右6）八七六八六七”的数字组合。当然对这些“数字组合”，并不称“数字符号”，而认为是“数字卦”，即认为已是算卦的工具了。
对扶风齐家村H90卜骨的摹本中的三个“刻符”来看，这三个“刻符”虽然都是“六联体”的组合，不过这“六联体”里且无论是六个“符号”组合，还是六个“数字”组合。我们确实能够看出这“六联体”为一组的“符号”里却不是以两个“基础”符号所组合。如（右2）里出现的是“＋”、“八”、“?”（?即甲骨文数字“五”，横着的写法）、“∧”这四种不同的“符号”组合。而其它两组则是“八∧＋∧八八”，“八＋∧八∧＋”的组合，这两组虽然可以看作是有两个基础“符号”组合，但这两组里出现的“八”与“∧”，应是没有本质的区别。
对于考古上发现的属西周以前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以“六联体”为一组的“刻符”，是否是有数字组合而成，我们应综合的、总体的去分析和看待。我们以上从《楚竹书周易研究》“第三章考古易的发现”中所收录的出土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为一组的“刻符”来看，这些为“六联体”的“刻符”最早的标本时间是商朝晚期。所属商朝晚期的“刻符”，有引用资料（一）、（二）、（三）。这三个“刻符”是刻写在三种不同的材料上，即龟甲、骨头、磨石这三种材料。这刻写在龟甲、骨头、磨石三种材料上的三个“刻符”，出土地均是安阳殷墟。而引用资料里的另外三例是属于西周时期，即引用材料（四）、（五）、（六）内容。引用材料（五）与（六）的“刻符”，一个是刻写龟甲上，另一个是刻写在骨头上。其材料的标本应是西周初期。而引用资料（四）里的“刻符”是刻写在骨头上，其骨头标本应是西周中期以后。这属于西周时期的三个“刻符”标本均出土于陕西，但三个标本又分别于陕西长安、陕西岐山、陕西扶风三个不同地区。
总之，从《楚竹书周易研究》一书里收集的“刻符”标本时间来说，这些“六联体”的“刻符”，最早的时间没有超出商朝中期。就目前来说，见于报道的所谓“数字卦”标本，还没有超出商朝时间。
而对于这些“六联体”的“刻符”不单单是近几十年来考古上的发现，而早在北宋在孝感出土的安州六器中，有一件方鼎上的铭文后也有两个“六联体”的“符号”。对于这一方鼎（称“中方鼎”或“中鼎”）上的铭文和“符号”，李学勤的《周易溯源》一书里有详说，现摘录如下：
“数字符号最早一次发现，是北宋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孝感出土的安州六器中一件方鼎的铭文。铭文除数字符号外计五十五字，释文如次：惟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次。王令大史（贝兄）塥土。王曰：中，兹塥人入事，锡于珷王作臣。今（贝兄）畀汝塥土，作乃采。”中对王休令，将父乙樽。惟臣尚中臣，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鼎铭内容：中（人名）在周武王时期就归附周，西周昭王现在把塥土（地名）封为中的采地，中想知道塥土的人是否臣服于他，通过揲蓍筮得：七八六六六六（按周易为剥卦），八七六六六六（按周易为比卦），即遇剥（本卦）之比（之卦），五、上二爻变。《左》、《国》并无二爻变筮例。宋代朱子云：两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占，仍以上爻为主。经传无明文，以例推之当如此。我们看方鼎铭本卦是剥，两变爻是：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方鼎铭载中受昭王恩宠，赐以采地，占问当地之人是否臣服，这用上述《周易》爻辞来占，再合适也没有了。剥六五爻辞云受宠得当，无所不利；剥上九爻辞又说君子居之，民赖以安，如得乘车舆，与命辞对照，也是大吉大利。中把这一占筮铸于彝器，是合乎情理的”（摘自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1月第1版第212－216页）。
下图是笔者在网上搜索的应是“中方鼎”上的原初“铭文”及“刻符”：
(因无法上传图片，故略)
至于扶风齐家村H90卜骨上的“刻画符号”，为何同时与“祷祝辞”（或称“许愿辞”）出现在一起，即这些“六联体”的“刻符”（即“六十四画符号里的某些符号）出现的性质及用意是何？我们放到后面再讲。我们还是再回过头来看这“卜骨”上三个“刻画”的刻写形状，看是否是数字组合？或是“六十画符号”里的符号呢？
对“扶风齐家村H90卜骨”上的三个以“六联体”为一组的“刻符”，现在在学术上一般释文为数字组合。如前面所举李学勤、曹玮教授都认同是“（右2）八七五六八七（右4）八六七六八八（右6）八七六八六七”的数字组合。当然对这些“数字组合”，并不称“数字符号”，而认为是“数字卦”，即认为已是算卦的工具了。
对扶风齐家村H90卜骨的摹本中的三个“刻符”来看，这三个“刻符”虽然都是“六联体”的组合，不过这“六联体”里且无论是六个“符号”组合，还是六个“数字”组合。我们确实能够看出这“六联体”为一组的“符号”里却不是以两个“基础”符号所组合。如（右2）里出现的是“＋”、“八”、“?”（?即甲骨文数字“五”，横着的写法）、“∧”这四种不同的“符号”组合。而其它两组则是“八∧＋∧八八”，“八＋∧八∧＋”的组合，这两组虽然可以看作是有两个基础“符号”组合，但这两组里出现的“八”与“∧”，应是没有本质的区别。
对于考古上发现的属西周以前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以“六联体”为一组的“刻符”，是否是有数字组合而成，我们应综合的、总体的去分析和看待。我们以上从《楚竹书周易研究》“第三章考古易的发现”中所收录的出土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为一组的“刻符”来看，这些为“六联体”的“刻符”最早的标本时间是商朝晚期。所属商朝晚期的“刻符”，有引用资料（一）、（二）、（三）。这三个“刻符”是刻写在三种不同的材料上，即龟甲、骨头、磨石这三种材料。这刻写在龟甲、骨头、磨石三种材料上的三个“刻符”，出土地均是安阳殷墟。而引用资料里的另外三例是属于西周时期，即引用材料（四）、（五）、（六）内容。引用材料（五）与（六）的“刻符”，一个是刻写龟甲上，另一个是刻写在骨头上。其材料的标本应是西周初期。而引用资料（四）里的“刻符”是刻写在骨头上，其骨头标本应是西周中期以后。这属于西周时期的三个“刻符”标本均出土于陕西，但三个标本又分别于陕西长安、陕西岐山、陕西扶风三个不同地区。
总之，从《楚竹书周易研究》一书里收集的“刻符”标本时间来说，这些“六联体”的“刻符”，最早的时间没有超出商朝中期。就目前来说，见于报道的所谓“数字卦”标本，还没有超出商朝时间。
而对于这些“六联体”的“刻符”不单单是近几十年来考古上的发现，而早在北宋在孝感出土的安州六器中，有一件方鼎上的铭文后也有两个“六联体”的“符号”。对于这一方鼎（称“中方鼎”或“中鼎”）上的铭文和“符号”，李学勤的《周易溯源》一书里有详说，现摘录如下：
“数字符号最早一次发现，是北宋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孝感出土的安州六器中一件方鼎的铭文。铭文除数字符号外计五十五字，释文如次：惟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次。王令大史（贝兄）塥土。王曰：中，兹塥人入事，锡于珷王作臣。今（贝兄）畀汝塥土，作乃采。”中对王休令，将父乙樽。惟臣尚中臣，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鼎铭内容：中（人名）在周武王时期就归附周，西周昭王现在把塥土（地名）封为中的采地，中想知道塥土的人是否臣服于他，通过揲蓍筮得：七八六六六六（按周易为剥卦），八七六六六六（按周易为比卦），即遇剥（本卦）之比（之卦），五、上二爻变。《左》、《国》并无二爻变筮例。宋代朱子云：两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占，仍以上爻为主。经传无明文，以例推之当如此。我们看方鼎铭本卦是剥，两变爻是：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方鼎铭载中受昭王恩宠，赐以采地，占问当地之人是否臣服，这用上述《周易》爻辞来占，再合适也没有了。剥六五爻辞云受宠得当，无所不利；剥上九爻辞又说君子居之，民赖以安，如得乘车舆，与命辞对照，也是大吉大利。中把这一占筮铸于彝器，是合乎情理的”（摘自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1月第1版第212－216页）。
下图是笔者在网上搜索的应是“中方鼎”上的原初“铭文”及“刻符”：
(因无法上传图片，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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