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六篇(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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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复原的诗体形式来看，即使《周易》里没有如《诗》里的诗作那样工整的四言诗句，但也有杂言诗或散文诗那样的优美与流畅。
《周易》一书不但是诗的结构形式，而且与《诗》里诗歌表现手法上有相似之处,反映出两者的相关联系。
不过《周易》毕竟不是诗，而是说理之文。诗主要是抒情，而《周易》之文是说理，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周易》作者是用诗的“语言手段”表达了政治理念。《周易》是在诗的体式上增加上判断词（如：吉，凶，悔，亡，无咎，等），实为创造出一种史无先例的说理文体，即比喻说理。或者称为诗喻式推理。可称为东方逻辑（或称周易逻辑）。因为在《周易》之前，除了诗歌作为人们表述情感和思想的交流工具外，还没有创造出一种更好的文章体裁，是《周易》突破了诗体式表述工具，而创造出“周易逻辑”，即比喻推理。《周易》虽突出比喻，但在比喻事理过程中往往是辩证的，对比的，用事实判明是非关系，即运用经验归纳及对比的手**明政治观点。《周易》虽有不少如诗的句子，但毕竟不是诗，而是文，即理论文章。虽然多用比喻、象征，与诗的比兴一样，但《诗》里的诗歌用比兴，只有比喻与象征而没有推理。而《周易》则运用比兴（比喻）意在是推明事理。我们通过读《周易》与《诗》两者的区别就昭然若揭了。但《周易》里的思维方法又无疑是诗性思维，这又是不争的事实。《周易》的哲学思想突破了传统，但《周易》的思维方法却继承了传统。而没有像希腊古典哲学那样产生出理论思维。以上大略简述《周易》哲学的思维特征，即比喻思维或诗性思维。
总之，这种思维（即比喻思维或者诗性思维）已然是原始思维的延伸。那么下面我们将认识如何会行成《周易》哲学没有突破原始思维，而保持了这种思维的连续性。并对先秦诸子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成因呢？
对于《周易》思维方法的成因，前面已经有所涉及，但不具有系统性。关于《周易》思维方法的行成因素，我们首先对已有的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研究成果作以引述。笔者以下所引述的学者的文章虽然都不是针对《周易》一书的思维方法做出的研究。但同样对《周易》思维方法的成因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源头正是《周易》。
叶舒宪在他的《诗经的文化阐述》里的“神话思维与诗国文化”一章里对诗性思维有过不少的精辟的论述，虽然叶先生是对诗经文化的阐释，但却能加深对《周易》为何是诗性思维的认识。
“在于＂中国的柏拉图＂之称的孔子那里，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与柏拉图十分近似的那种以政治、伦理为本位的理性精神。尤其是对待神话、宗教一类超自然现象的强烈怀疑和批判态度，孔子同样为儒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信条。然而，具有重大文化价值的差异在于，孔子并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把诗同神话并列为一体，作为理性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孔子一方面拒绝神话，如把＂黄帝四面＂的神话意象加以纯然理性化的解释，另一方面却极度推崇神话时代的精神产物——音乐与诗歌，把它们看做是人格教育的根本和基础。这种对诗的截然相反的理性态度绝不是个人爱好和趣味的问题，它恰恰暗示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理性不同于希腊的逻辑理性的特异之处。从这一意义上看，孔子关于＂诗可以兴＂的理论命题的价值和意义就不是单纯的文学或修辞学范围内所能理解的，它实际上成了一个人类学即比较文化的课题。孔子在拒斥神话的同时推崇诗歌，这无异于拒绝接受神话的非理性内容而接受了神话思维的非逻辑形式，而这种神话思维的非逻辑形式对于奠定中国哲学思维的传统、塑造中国特殊的理性人格形态均有不可估量的潜在作用。就此而言，孔子在拒斥＂怪力乱神＂之类非理性的思维内容的同时，却倡导以诗的比兴为代表的非逻辑的思维方式，这正是由神话到哲学的思想史变革在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渐变过程的表现，不同于古希腊的激进的哲学革命。”（《诗经的文化阐释》叶舒宪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第408页）
“从＂兴＂的类比作用着眼，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先秦理性思维的一个特异之处。引诗用诗的时代偏好在本质上不是修辞技巧问题，而是思维传统问题。古代流传下来的诗歌之所以被广泛引用，在当时与其说是附庸风雅，不如说是为类比推理寻找令人信服的根据。”（同上第417页）
“不论是谚语还是诗歌，乃至寓言和故事等，作为理性思维的一种初级形式，都是神话类比联想的派生物，因而有别于以形式逻辑为准则的抽象理性思维。至于选择诗还是其他形式作为全民族性的论证推理工具，则完全是文化因素所注定的。中国式的＂兴于诗＂和尼日利亚的＂兴于谚语＂，乃至印度的＂兴于寓言＂、阿拉伯的＂兴于故事＂，就其人类学意义上看，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简言之都是稽古式思维定势的衍生物。”（同上第423页）
“借助于西哲的这些分析，我们可以更加确定比喻象征和类比联想都可以归入一种以建立事物间相似联系的特殊认知方式，当这种认知方式不是作为纯抽象的思辨理性之辅助和补充，而是作为全民性的普遍的思维特征时，诗国文化的独异之处也就必然的由此而产生了。就此而言，孔子关于＂不学诗，无以言＂的信条和《淮南子》关于＂不知比喻，则无以推明事＂的理论命题。都只有在以＂诗性智慧＂为理性认识的主要方式的诗国文化中才得以成立。不论是孔子，还是《淮江南》一书的作者们，都不是为了号召人们去争取当诗人才说出的上述见解的，他们只不过是以诗国文化特有的价值观的代言人身份道出了该文化的普遍观念而已。对于一个完全否定神话思维，把＂诗性智慧＂贬值为非理性的文化传统来说，所能代表文化普遍价值观的命题自然会与此相反，如布莱克所引述的那样＂要人们注意一个哲学家的隐喻，就是小看了这位哲学家＂。除此之外，或者可加上黑格尔的更具权威性的命题：＂谁把思想埋在象征中，谁就没有思想＂。在如此鲜明的对照之中，中国诗文化的特点和弱点，将变得更为清晰可辨和易于理解。若从根本上讲，两种文化的思维特质之终极差异似应该归结到有象和抽象的差异。……有像思维也大大妨碍了抽象理论系统的建构，不利于发展思辩哲学和自然科学，是中国科学长期以来停留在经验描述的而不是理论体系的层次上。除此之外，诗思与类比的滥用，还成为迷信产生的温床，陈规陋习的避难所。”（《诗经的文化阐释》第433-435页）
（以上见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里的第六章“诗可以兴”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通过以上文章的引述，已知中国传统思维的特征，即诗性智慧。叶先生虽然阐述的是《诗经》文化，但对认识中国哲学思维特质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帮助。中国哲学诗性智慧的结晶与源头是《周易》，先秦哲学无不是诗性思维的方式。但为何是这样？为何孔子推崇诗？为何形成有象？叶先生并没有进一步揭示这种现象不被中断，却得到延伸发扬的原因所在。
从以上复原的诗体形式来看，即使《周易》里没有如《诗》里的诗作那样工整的四言诗句，但也有杂言诗或散文诗那样的优美与流畅。
《周易》一书不但是诗的结构形式，而且与《诗》里诗歌表现手法上有相似之处,反映出两者的相关联系。
不过《周易》毕竟不是诗，而是说理之文。诗主要是抒情，而《周易》之文是说理，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周易》作者是用诗的“语言手段”表达了政治理念。《周易》是在诗的体式上增加上判断词（如：吉，凶，悔，亡，无咎，等），实为创造出一种史无先例的说理文体，即比喻说理。或者称为诗喻式推理。可称为东方逻辑（或称周易逻辑）。因为在《周易》之前，除了诗歌作为人们表述情感和思想的交流工具外，还没有创造出一种更好的文章体裁，是《周易》突破了诗体式表述工具，而创造出“周易逻辑”，即比喻推理。《周易》虽突出比喻，但在比喻事理过程中往往是辩证的，对比的，用事实判明是非关系，即运用经验归纳及对比的手**明政治观点。《周易》虽有不少如诗的句子，但毕竟不是诗，而是文，即理论文章。虽然多用比喻、象征，与诗的比兴一样，但《诗》里的诗歌用比兴，只有比喻与象征而没有推理。而《周易》则运用比兴（比喻）意在是推明事理。我们通过读《周易》与《诗》两者的区别就昭然若揭了。但《周易》里的思维方法又无疑是诗性思维，这又是不争的事实。《周易》的哲学思想突破了传统，但《周易》的思维方法却继承了传统。而没有像希腊古典哲学那样产生出理论思维。以上大略简述《周易》哲学的思维特征，即比喻思维或诗性思维。
总之，这种思维（即比喻思维或者诗性思维）已然是原始思维的延伸。那么下面我们将认识如何会行成《周易》哲学没有突破原始思维，而保持了这种思维的连续性。并对先秦诸子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成因呢？
对于《周易》思维方法的成因，前面已经有所涉及，但不具有系统性。关于《周易》思维方法的行成因素，我们首先对已有的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研究成果作以引述。笔者以下所引述的学者的文章虽然都不是针对《周易》一书的思维方法做出的研究。但同样对《周易》思维方法的成因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源头正是《周易》。
叶舒宪在他的《诗经的文化阐述》里的“神话思维与诗国文化”一章里对诗性思维有过不少的精辟的论述，虽然叶先生是对诗经文化的阐释，但却能加深对《周易》为何是诗性思维的认识。
“在于＂中国的柏拉图＂之称的孔子那里，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与柏拉图十分近似的那种以政治、伦理为本位的理性精神。尤其是对待神话、宗教一类超自然现象的强烈怀疑和批判态度，孔子同样为儒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信条。然而，具有重大文化价值的差异在于，孔子并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把诗同神话并列为一体，作为理性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孔子一方面拒绝神话，如把＂黄帝四面＂的神话意象加以纯然理性化的解释，另一方面却极度推崇神话时代的精神产物——音乐与诗歌，把它们看做是人格教育的根本和基础。这种对诗的截然相反的理性态度绝不是个人爱好和趣味的问题，它恰恰暗示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理性不同于希腊的逻辑理性的特异之处。从这一意义上看，孔子关于＂诗可以兴＂的理论命题的价值和意义就不是单纯的文学或修辞学范围内所能理解的，它实际上成了一个人类学即比较文化的课题。孔子在拒斥神话的同时推崇诗歌，这无异于拒绝接受神话的非理性内容而接受了神话思维的非逻辑形式，而这种神话思维的非逻辑形式对于奠定中国哲学思维的传统、塑造中国特殊的理性人格形态均有不可估量的潜在作用。就此而言，孔子在拒斥＂怪力乱神＂之类非理性的思维内容的同时，却倡导以诗的比兴为代表的非逻辑的思维方式，这正是由神话到哲学的思想史变革在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渐变过程的表现，不同于古希腊的激进的哲学革命。”（《诗经的文化阐释》叶舒宪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第408页）
“从＂兴＂的类比作用着眼，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先秦理性思维的一个特异之处。引诗用诗的时代偏好在本质上不是修辞技巧问题，而是思维传统问题。古代流传下来的诗歌之所以被广泛引用，在当时与其说是附庸风雅，不如说是为类比推理寻找令人信服的根据。”（同上第417页）
“不论是谚语还是诗歌，乃至寓言和故事等，作为理性思维的一种初级形式，都是神话类比联想的派生物，因而有别于以形式逻辑为准则的抽象理性思维。至于选择诗还是其他形式作为全民族性的论证推理工具，则完全是文化因素所注定的。中国式的＂兴于诗＂和尼日利亚的＂兴于谚语＂，乃至印度的＂兴于寓言＂、阿拉伯的＂兴于故事＂，就其人类学意义上看，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简言之都是稽古式思维定势的衍生物。”（同上第423页）
“借助于西哲的这些分析，我们可以更加确定比喻象征和类比联想都可以归入一种以建立事物间相似联系的特殊认知方式，当这种认知方式不是作为纯抽象的思辨理性之辅助和补充，而是作为全民性的普遍的思维特征时，诗国文化的独异之处也就必然的由此而产生了。就此而言，孔子关于＂不学诗，无以言＂的信条和《淮南子》关于＂不知比喻，则无以推明事＂的理论命题。都只有在以＂诗性智慧＂为理性认识的主要方式的诗国文化中才得以成立。不论是孔子，还是《淮江南》一书的作者们，都不是为了号召人们去争取当诗人才说出的上述见解的，他们只不过是以诗国文化特有的价值观的代言人身份道出了该文化的普遍观念而已。对于一个完全否定神话思维，把＂诗性智慧＂贬值为非理性的文化传统来说，所能代表文化普遍价值观的命题自然会与此相反，如布莱克所引述的那样＂要人们注意一个哲学家的隐喻，就是小看了这位哲学家＂。除此之外，或者可加上黑格尔的更具权威性的命题：＂谁把思想埋在象征中，谁就没有思想＂。在如此鲜明的对照之中，中国诗文化的特点和弱点，将变得更为清晰可辨和易于理解。若从根本上讲，两种文化的思维特质之终极差异似应该归结到有象和抽象的差异。……有像思维也大大妨碍了抽象理论系统的建构，不利于发展思辩哲学和自然科学，是中国科学长期以来停留在经验描述的而不是理论体系的层次上。除此之外，诗思与类比的滥用，还成为迷信产生的温床，陈规陋习的避难所。”（《诗经的文化阐释》第433-435页）
（以上见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里的第六章“诗可以兴”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通过以上文章的引述，已知中国传统思维的特征，即诗性智慧。叶先生虽然阐述的是《诗经》文化，但对认识中国哲学思维特质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帮助。中国哲学诗性智慧的结晶与源头是《周易》，先秦哲学无不是诗性思维的方式。但为何是这样？为何孔子推崇诗？为何形成有象？叶先生并没有进一步揭示这种现象不被中断，却得到延伸发扬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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