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七篇(三)
历史进入西周时期，青铜器的使用与商朝相比并无大的变化，同样的是青铜并没有使用在生产工具上。若说有变化的是，西周青铜礼器的最大变化是铭文有了发展。礼器成了维护西周封建氏族贵族统治大造舆论，进一步强化封建贵族统治权力工具。
西周时期出现了列鼎制度，青铜鼎（礼器一种）用以表示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列鼎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时期，是先秦封建社会礼制的最突出的代表。
西周青铜乐器也有了飞跃的发展，青铜乐器也是贵族等级身份的象征。西周的青铜主要用于礼、乐器及车马器、兵器具，表明西周礼制制度的加强。
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化传承，而不是到了西周初出现了变革，正如胡厚宣先生所言：“故汉代及其以后旧籍从封建之制起源于三皇五帝之世或更以前，此固不可信。然近儒谓封建之制，不特为周之所特有，且系周公之所独创者，亦不然也。
盖今人每以中国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中国一切传统的文化礼制，大半皆由于周公之制礼。据吾人观之，周起西土，在早期几无文化之可言，及入主中土，乃全袭殷商之文化，几乎无所变革，故殷与西周实乃为一个文化单位，其剧变化不在殷周之际，乃在东周以来。周初之文化制度，不特非周公一人所独创，且亦非周代所特有，举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后世有意之傅会，则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也。”（《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胡厚宣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在很多方面继续着商代后期器物的作风。这是由于周人在商代接受了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伐纣以后，殷商旧地更沿袭着那里的传统。”（《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李学勤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大抵周承商制不假，在商、周（西周）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农业，而手工业和商业，如同土地那样是被王与贵族所袭断与控制。
“周朝灭商以后，完全袭用了商朝的官府手工业制度，在周初分封的时候，原来殷王室控制下的官府手工业者仍以原来整个家庭形式被分配到各个封国中去。……整个西周时期和春秋时期手工业和商业的主导形式都是官办和官营，时称＂工商食官＂”。（《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刘泽华等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周人继承商制，已然是对社会各方面施行的是垄断。君王与贵族统治者考虑的是“祀与戎”，虽然对生产工具的改进并不关注，在商与西周时期青铜主要用于青铜礼器与兵器，所以考古上很少发现青铜的生产农具。而从文献上也不反映青铜使用在农业生产工具上。
“在殷墟发掘中，从无发现清晰可以确认之农具，在甲骨文中亦从未见有关使用农具之卜辞。”（《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胡厚宣著第713页）
商、周（西周）虽进入青铜时代，但在农业生产上还主要是以木器、石器、蚌器、骨器农具，农业上并没有推广青铜生产工具，这是事实。
地上最早的文献是《书》、《诗》、《易》（周易）。而《书》里有伪作的篇章，《诗》作又夸度的时间长，有一些诗是春秋的诗作，而唯有《周易》是最早的可信书证了。即使《书》里的“商书”、“周书”文里没有涉及“青铜”这一材料的记录，也没有出现“铁”字。倒是《周易》一书里反映了有关青铜器物，但也没有“铁”字出现。
《周易》“噬嗑”篇中有“噬干胏，得金矢”，“噬干肉，得黄金”的说法。这里的“金矢”，是指青铜的箭头。这里的“黄金”是指青铜的金属物。
《周易》“解”篇中说：“田获三狐，得黄矢”。这里的“黄矢”同样是指青铜箭头。这一句是说猎获了三只狐狸，却又得回了铜箭头。
《周易》“姤”里有“系于金柅”。此处的“金柅”是纺线手工车上的一个青铜做的锭子。这反映了青铜用于家庭手工生产工具上的例子。
《周易》“困”篇里讲：“来徐徐，困于金车”。这里说的“金车”，属于贵族乘坐的车马交通工具。考古上多有出土商周时期的车马具。
《周易》“鼎”篇以鼎喻事理，此篇中讲的“鼎”，就是指青铜鼎，青铜鼎属于礼器。
从《周易》里看到的青铜用在打猎的弓箭（也是兵器），车马交通工具，礼器，手工生产工具等，但没有反映青铜用在农业生产工具上。
从中国的青铜发展史来看，虽然青铜出现的早，而用在农业生产工具上却不曾出现。上古支撑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是农业为根本，却在农业生产上从“野蛮”到“文明”并没有把先进的青铜用于农业生产工具上。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从生产工具到生产技术保持了氏族社会的连续性。
那么我们再以希腊为参照看一看希腊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生产工具与生产手段的变化情况。
希腊文明最早是从爱琴文明开始的，公元前3000年代初，希腊爱琴地区进入早期青铜时代。公元前2000年代则为中晚期青铜时代。先在克里特，后在希腊半岛出现了最早的文明和国家，统称爱琴文明。古希腊的历史大致分为5个阶段：
1、爱琴文明（青铜时代或称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前20—前12世纪，相当于中国夏、商时期。
2、荷马时代（铁器时代，原始社会解体）前11世纪—前9世纪，从时间说，相当我国的西周时期。
3、古风时代（城邦形成时期）前8世纪—前6世纪，这时中国进入春秋时期。
4、古典时代（城邦鼎盛时期）前5—前4世纪，这时中国进入战国时期。
5、希腊化时期（古希腊城邦灭亡，相继被马其顿，罗马控制）前4世纪晚期—前34年，这一时期相当于我国的战国后期至西汉时期。
古希腊历史时间相当于中国经历的夏、商、周、秦、汉（西汉）时期。因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最早的文明是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19世纪以前，关于这两地的远古历史，只有荷马史诗中一些叙述和希腊人留下来的传说。也就是指荷马时代以前的希腊文明，主要以克里特岛和希腊半岛南部的迈锡尼为中心。这两地的文明是后来考古发现的。克里特文明被考古认为毁灭于火山，而迈锡尼文明毁灭野蛮部落的入侵。两地文明被毁后希腊进入了一个被称为“黑暗时代”（荷马时代）的衰败时期。史家认为这一时期相对于迈锡尼的奴隶制国家社会，希腊各地又退回到原始社会时代。即以入侵部落的氏族联盟军事民主制社会组织代替了迈锡尼的国家体制而普通流行于希腊全境。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就是铁的使用。铁器是随多利亚人的入侵而由北到南传遍希腊，希腊进入铁器时代。公元前10—前9世纪时期，希腊各地用铁已较普遍，铁器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使希腊全境较普遍地出现农耕经济。因铁器的出现，希腊手工业也有了大发展，如造船业。荷马时代作为铁器的时代的开始，较迈锡尼的青铜文明仍有其进步意义。而这时的西周时期还是金石并用时期，中国铁器用在生产上，还是在春秋以后的事。在前8世纪至前6世纪是希腊奴隶制城邦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称古风时期，铁制工具逐渐普遍应用，装有铁铧的犁，铁锄和铁锹等农具广泛应用，使希腊多山而贫瘠的土地成片地得到开垦和深耕。手工业和商业同农业之间的分工已经完成，冶金、制陶和造船等手工业发展最为显著，焊铁术和铸铜术已普遍应用，并在各地开采有色金属。
希腊进入城邦制国家是伴随铁器的使用，铁器的在和产工具上的普遍使用，催生了希腊城邦国家的诞生。
铁的使用，最早是地中海小亚的赫梯人，时间约在公元前16—前15世纪左右。但赫梯把冶铁术垄断起来，秘而不宣，所以它在古代东方文明诸国中没起什么作用。
中国古代到“战国中、晚期时，铁工具已经代替青铜工具而在生产工具中战据了主导地位，例如在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遗址出土的一批铁、石、骨、蚌生产工具中，铁工具占65%。古代文献记载，如《孟子·许行章》：‘许子……以铁耕乎？’也是佐证。尤其是V字形铁口犁铧冠（套在木犁前端）的出现，使牛耕得到普遍的推广，这和过去的耜耕相比，是中国农业技术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与进步。”（《商周青铜文化》李先登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通过对比，从生产工具的使用材料来看，中国早在原始氏族社会使用的是石、木、骨、蚌生产工具，而进入文明时代（商、西周国家），已然是大量的运用石、木、骨、蚌制作的生产工具，即生产工具使用上变化不大。而希腊从野蛮进文明时代（即城邦时期），生产工具却变化很大。以上是从生产工具上看东西古代的发展不同，接下来，我们从城市的发展与功能上看东西文化发展的路径。
西周时期出现了列鼎制度，青铜鼎（礼器一种）用以表示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列鼎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时期，是先秦封建社会礼制的最突出的代表。
西周青铜乐器也有了飞跃的发展，青铜乐器也是贵族等级身份的象征。西周的青铜主要用于礼、乐器及车马器、兵器具，表明西周礼制制度的加强。
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化传承，而不是到了西周初出现了变革，正如胡厚宣先生所言：“故汉代及其以后旧籍从封建之制起源于三皇五帝之世或更以前，此固不可信。然近儒谓封建之制，不特为周之所特有，且系周公之所独创者，亦不然也。
盖今人每以中国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中国一切传统的文化礼制，大半皆由于周公之制礼。据吾人观之，周起西土，在早期几无文化之可言，及入主中土，乃全袭殷商之文化，几乎无所变革，故殷与西周实乃为一个文化单位，其剧变化不在殷周之际，乃在东周以来。周初之文化制度，不特非周公一人所独创，且亦非周代所特有，举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后世有意之傅会，则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也。”（《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胡厚宣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在很多方面继续着商代后期器物的作风。这是由于周人在商代接受了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伐纣以后，殷商旧地更沿袭着那里的传统。”（《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李学勤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大抵周承商制不假，在商、周（西周）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农业，而手工业和商业，如同土地那样是被王与贵族所袭断与控制。
“周朝灭商以后，完全袭用了商朝的官府手工业制度，在周初分封的时候，原来殷王室控制下的官府手工业者仍以原来整个家庭形式被分配到各个封国中去。……整个西周时期和春秋时期手工业和商业的主导形式都是官办和官营，时称＂工商食官＂”。（《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刘泽华等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周人继承商制，已然是对社会各方面施行的是垄断。君王与贵族统治者考虑的是“祀与戎”，虽然对生产工具的改进并不关注，在商与西周时期青铜主要用于青铜礼器与兵器，所以考古上很少发现青铜的生产农具。而从文献上也不反映青铜使用在农业生产工具上。
“在殷墟发掘中，从无发现清晰可以确认之农具，在甲骨文中亦从未见有关使用农具之卜辞。”（《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胡厚宣著第713页）
商、周（西周）虽进入青铜时代，但在农业生产上还主要是以木器、石器、蚌器、骨器农具，农业上并没有推广青铜生产工具，这是事实。
地上最早的文献是《书》、《诗》、《易》（周易）。而《书》里有伪作的篇章，《诗》作又夸度的时间长，有一些诗是春秋的诗作，而唯有《周易》是最早的可信书证了。即使《书》里的“商书”、“周书”文里没有涉及“青铜”这一材料的记录，也没有出现“铁”字。倒是《周易》一书里反映了有关青铜器物，但也没有“铁”字出现。
《周易》“噬嗑”篇中有“噬干胏，得金矢”，“噬干肉，得黄金”的说法。这里的“金矢”，是指青铜的箭头。这里的“黄金”是指青铜的金属物。
《周易》“解”篇中说：“田获三狐，得黄矢”。这里的“黄矢”同样是指青铜箭头。这一句是说猎获了三只狐狸，却又得回了铜箭头。
《周易》“姤”里有“系于金柅”。此处的“金柅”是纺线手工车上的一个青铜做的锭子。这反映了青铜用于家庭手工生产工具上的例子。
《周易》“困”篇里讲：“来徐徐，困于金车”。这里说的“金车”，属于贵族乘坐的车马交通工具。考古上多有出土商周时期的车马具。
《周易》“鼎”篇以鼎喻事理，此篇中讲的“鼎”，就是指青铜鼎，青铜鼎属于礼器。
从《周易》里看到的青铜用在打猎的弓箭（也是兵器），车马交通工具，礼器，手工生产工具等，但没有反映青铜用在农业生产工具上。
从中国的青铜发展史来看，虽然青铜出现的早，而用在农业生产工具上却不曾出现。上古支撑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是农业为根本，却在农业生产上从“野蛮”到“文明”并没有把先进的青铜用于农业生产工具上。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从生产工具到生产技术保持了氏族社会的连续性。
那么我们再以希腊为参照看一看希腊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生产工具与生产手段的变化情况。
希腊文明最早是从爱琴文明开始的，公元前3000年代初，希腊爱琴地区进入早期青铜时代。公元前2000年代则为中晚期青铜时代。先在克里特，后在希腊半岛出现了最早的文明和国家，统称爱琴文明。古希腊的历史大致分为5个阶段：
1、爱琴文明（青铜时代或称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前20—前12世纪，相当于中国夏、商时期。
2、荷马时代（铁器时代，原始社会解体）前11世纪—前9世纪，从时间说，相当我国的西周时期。
3、古风时代（城邦形成时期）前8世纪—前6世纪，这时中国进入春秋时期。
4、古典时代（城邦鼎盛时期）前5—前4世纪，这时中国进入战国时期。
5、希腊化时期（古希腊城邦灭亡，相继被马其顿，罗马控制）前4世纪晚期—前34年，这一时期相当于我国的战国后期至西汉时期。
古希腊历史时间相当于中国经历的夏、商、周、秦、汉（西汉）时期。因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最早的文明是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19世纪以前，关于这两地的远古历史，只有荷马史诗中一些叙述和希腊人留下来的传说。也就是指荷马时代以前的希腊文明，主要以克里特岛和希腊半岛南部的迈锡尼为中心。这两地的文明是后来考古发现的。克里特文明被考古认为毁灭于火山，而迈锡尼文明毁灭野蛮部落的入侵。两地文明被毁后希腊进入了一个被称为“黑暗时代”（荷马时代）的衰败时期。史家认为这一时期相对于迈锡尼的奴隶制国家社会，希腊各地又退回到原始社会时代。即以入侵部落的氏族联盟军事民主制社会组织代替了迈锡尼的国家体制而普通流行于希腊全境。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就是铁的使用。铁器是随多利亚人的入侵而由北到南传遍希腊，希腊进入铁器时代。公元前10—前9世纪时期，希腊各地用铁已较普遍，铁器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使希腊全境较普遍地出现农耕经济。因铁器的出现，希腊手工业也有了大发展，如造船业。荷马时代作为铁器的时代的开始，较迈锡尼的青铜文明仍有其进步意义。而这时的西周时期还是金石并用时期，中国铁器用在生产上，还是在春秋以后的事。在前8世纪至前6世纪是希腊奴隶制城邦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称古风时期，铁制工具逐渐普遍应用，装有铁铧的犁，铁锄和铁锹等农具广泛应用，使希腊多山而贫瘠的土地成片地得到开垦和深耕。手工业和商业同农业之间的分工已经完成，冶金、制陶和造船等手工业发展最为显著，焊铁术和铸铜术已普遍应用，并在各地开采有色金属。
希腊进入城邦制国家是伴随铁器的使用，铁器的在和产工具上的普遍使用，催生了希腊城邦国家的诞生。
铁的使用，最早是地中海小亚的赫梯人，时间约在公元前16—前15世纪左右。但赫梯把冶铁术垄断起来，秘而不宣，所以它在古代东方文明诸国中没起什么作用。
中国古代到“战国中、晚期时，铁工具已经代替青铜工具而在生产工具中战据了主导地位，例如在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遗址出土的一批铁、石、骨、蚌生产工具中，铁工具占65%。古代文献记载，如《孟子·许行章》：‘许子……以铁耕乎？’也是佐证。尤其是V字形铁口犁铧冠（套在木犁前端）的出现，使牛耕得到普遍的推广，这和过去的耜耕相比，是中国农业技术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与进步。”（《商周青铜文化》李先登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通过对比，从生产工具的使用材料来看，中国早在原始氏族社会使用的是石、木、骨、蚌生产工具，而进入文明时代（商、西周国家），已然是大量的运用石、木、骨、蚌制作的生产工具，即生产工具使用上变化不大。而希腊从野蛮进文明时代（即城邦时期），生产工具却变化很大。以上是从生产工具上看东西古代的发展不同，接下来，我们从城市的发展与功能上看东西文化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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