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七篇(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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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儒家特强调“道德治国”的政治学说呢？这应从历史文化背景去认识。正如黑格尔指出：“哲学作为时代的思想:……由此可以推知哲学与它的时代是不可分的。所以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同样，个人作为时代的产儿，更不是站在他的时代以外，他只在他自己的特殊形式下表现这个时代的实质——这也就是他自己的本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印刷第57页）
所以，古希腊的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都与各自的时代分不开。希腊哲学的时代精神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故两地的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精神内涵是不相同的。
那么，中国古代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即是什么样的历史特性呢？
我们依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中真对“中国历史的停滞与儒学”所引用黑格尔的话以及自己以一段论述，做为以上问题的回答：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对中华帝国的特性作了如下的阐述：
＂中国和蒙古是神权专制政治帝国，其根基是父家长制。父之一人位于最高层，对我们来说是服从良心的事，他也要进行统治。在中国，这种父家长制原理，系统化地被扩展到了国家。……在中国，专制君主一人位于顶端，他通过等级制度的众多序列，指导有组织机构的政府。在此，就连宗教领域和家庭事务也要由国法来定夺。个人在道德上处于无意识状态。＂
不言而喻，在此，黑格尔关心的是他的历史哲学图式。这一图式开始于东方世界，经过希腊罗马，在日尔曼完成。黑格尔是从担当各个时代世界精神的民族兴亡的角度，来阐述世界精神的发展过程。因而在他那里，地理上的区分同时就意味着历史的阶段。黑格尔的这一图式本身，从实证历史学的立场来看，不免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但是黑格尔所说的作为中国的或东方的那种特性，尽管在程度上的差异，但几乎在东方所有国家的历史中都一度存在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这种特性不只是出现在一个阶段上，而是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这就是所说的中国历史的停滞性。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也作出了准确的洞察：
＂因此，在这里，首先所看到的是，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即主体尚未自觉到自己的权利，索性说，是法律法的直接的人伦形态统治着，这是历史的幼年时代。这种形态可分为两个侧面。第一个侧面，它是在家庭关系上所建筑起来的国家，是凭借训诫和管教，赋予全体以秩序的国家。在这里，对立和理念性尚未表现出来，所以，可以说是具有诗意性的帝国。与此同时，它又是持续性的帝国。换句话说，它没能通过自身使自己发生变化。这正是东亚特别是中华帝国的形态。与空间上的这种持续性不同，第二个侧面是时间形式上的对立。这些国家在自身内部，即在自己的原理中，尽管没有变化，但是，它们相互间的地位却在不断变化之中。它们相互残杀，从不停息，促使了它们自己的迅速没落。……但这里所说的没落，并不是真正的没落。因为在这一切的不断变化中，并没有任何进展。那个取代没落而新出现的东西，依然看不到什么进步之处，随后却又走上了没落的老圈子。这部历史可以说是非历史的历史，因为它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毁灭。＂
黑格尔所指出的中华帝国的特性，只有与中国历史的反复性放在一起考虑时才能被理解。被父家长绝对权威所统领的封闭性家庭社会成了一切社会关系的单位，国家秩序也是在这一根基上以阶梯性的形式被构筑起来的。具有＂父亲般关怀＂的专制君主位于它的顶点。由于这种社会结构在中华帝国极为牢固，所以在其内部，主体（个体）还不能自觉到自己的权利，并且只能停留在自身之内没有孕育出对立的直接的统一。因此，这应是一个＂持续的帝国＂。但是，正因为在自身中它泯灭了对立，对立就在固定的国家秩序之外从天而降。＂一方面所看到的是持续，固定的东西，与此同时，另一方面所看到的则是对此的随心所欲地破坏。……这样，极为放纵的随意性就与不允许有任何东西的分离，禁止一切独自性东西的形成这种强大的权力构造结成一体。＂因此，这种乍看起来其固无比的王朝，一旦遇到像蛮族入侵这种外部的冲击，一下子就分崩离析。但是，新的王朝也因仍旧是在同一基础上产生的，并采取完全相同的结构，所以也只能完全重复同样的命运。尽管王朝频频更替，但是，中国历史的＂非历史性＂并不是因为内部有分裂，恰恰相反，是因为内部完全没有分化。黑格尔的这种解释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那么，中国历史的这种特性与中国历史中儒学的地位难道没有密切关系吗？不管儒学的起源考证性研究如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儒学，是通过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论逐渐形成体系，经过秦到前汉，随着统一的国家秩序大体上产生，武帝（公元前140年即位）之时，它作为官学开始占据了独尊的地位。儒学把子对父的服从置于一切人伦的出发点上，在与父子的类比中，在上下尊卑关系中，使君主、夫妇、长幼（兄弟）等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结合起来，强调严格的＂区别＂。儒学的这种道德，对于由＂帝王之父的关怀和不脱离道德家族圈从而不能获得任何市民独立自由的儿子之臣下精神＂所构成的庞大汉朝帝国来说，大概是最为合拍的思想体系。前汉以后，王莽、后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先后王朝，兴兴灭灭。但是，不管有多少盛衰，儒学却总是依靠新王朝而确保了国教的权威。一般认为，这与作为儒学道德产生之前题的中国社会关系不断再生产这一事实分不开。在此，能够与儒学对抗的思想体系一直到清代都未曾兴起。如果把宗教思想除外，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可以说只是在儒学思想内部进行的。与中华帝国一样，中国学术思想亦未曾体验过真正的思想对立。从近代开始，当国际性压力渐渐使现代性，市民性的东西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时候，儒学第一次直面到了三民主义这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系统的社会思想。”（中译本《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页）
那么，为何儒家特强调“道德治国”的政治学说呢？这应从历史文化背景去认识。正如黑格尔指出：“哲学作为时代的思想:……由此可以推知哲学与它的时代是不可分的。所以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同样，个人作为时代的产儿，更不是站在他的时代以外，他只在他自己的特殊形式下表现这个时代的实质——这也就是他自己的本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印刷第57页）
所以，古希腊的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都与各自的时代分不开。希腊哲学的时代精神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故两地的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精神内涵是不相同的。
那么，中国古代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即是什么样的历史特性呢？
我们依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中真对“中国历史的停滞与儒学”所引用黑格尔的话以及自己以一段论述，做为以上问题的回答：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对中华帝国的特性作了如下的阐述：
＂中国和蒙古是神权专制政治帝国，其根基是父家长制。父之一人位于最高层，对我们来说是服从良心的事，他也要进行统治。在中国，这种父家长制原理，系统化地被扩展到了国家。……在中国，专制君主一人位于顶端，他通过等级制度的众多序列，指导有组织机构的政府。在此，就连宗教领域和家庭事务也要由国法来定夺。个人在道德上处于无意识状态。＂
不言而喻，在此，黑格尔关心的是他的历史哲学图式。这一图式开始于东方世界，经过希腊罗马，在日尔曼完成。黑格尔是从担当各个时代世界精神的民族兴亡的角度，来阐述世界精神的发展过程。因而在他那里，地理上的区分同时就意味着历史的阶段。黑格尔的这一图式本身，从实证历史学的立场来看，不免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但是黑格尔所说的作为中国的或东方的那种特性，尽管在程度上的差异，但几乎在东方所有国家的历史中都一度存在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这种特性不只是出现在一个阶段上，而是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这就是所说的中国历史的停滞性。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也作出了准确的洞察：
＂因此，在这里，首先所看到的是，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即主体尚未自觉到自己的权利，索性说，是法律法的直接的人伦形态统治着，这是历史的幼年时代。这种形态可分为两个侧面。第一个侧面，它是在家庭关系上所建筑起来的国家，是凭借训诫和管教，赋予全体以秩序的国家。在这里，对立和理念性尚未表现出来，所以，可以说是具有诗意性的帝国。与此同时，它又是持续性的帝国。换句话说，它没能通过自身使自己发生变化。这正是东亚特别是中华帝国的形态。与空间上的这种持续性不同，第二个侧面是时间形式上的对立。这些国家在自身内部，即在自己的原理中，尽管没有变化，但是，它们相互间的地位却在不断变化之中。它们相互残杀，从不停息，促使了它们自己的迅速没落。……但这里所说的没落，并不是真正的没落。因为在这一切的不断变化中，并没有任何进展。那个取代没落而新出现的东西，依然看不到什么进步之处，随后却又走上了没落的老圈子。这部历史可以说是非历史的历史，因为它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毁灭。＂
黑格尔所指出的中华帝国的特性，只有与中国历史的反复性放在一起考虑时才能被理解。被父家长绝对权威所统领的封闭性家庭社会成了一切社会关系的单位，国家秩序也是在这一根基上以阶梯性的形式被构筑起来的。具有＂父亲般关怀＂的专制君主位于它的顶点。由于这种社会结构在中华帝国极为牢固，所以在其内部，主体（个体）还不能自觉到自己的权利，并且只能停留在自身之内没有孕育出对立的直接的统一。因此，这应是一个＂持续的帝国＂。但是，正因为在自身中它泯灭了对立，对立就在固定的国家秩序之外从天而降。＂一方面所看到的是持续，固定的东西，与此同时，另一方面所看到的则是对此的随心所欲地破坏。……这样，极为放纵的随意性就与不允许有任何东西的分离，禁止一切独自性东西的形成这种强大的权力构造结成一体。＂因此，这种乍看起来其固无比的王朝，一旦遇到像蛮族入侵这种外部的冲击，一下子就分崩离析。但是，新的王朝也因仍旧是在同一基础上产生的，并采取完全相同的结构，所以也只能完全重复同样的命运。尽管王朝频频更替，但是，中国历史的＂非历史性＂并不是因为内部有分裂，恰恰相反，是因为内部完全没有分化。黑格尔的这种解释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那么，中国历史的这种特性与中国历史中儒学的地位难道没有密切关系吗？不管儒学的起源考证性研究如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儒学，是通过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论逐渐形成体系，经过秦到前汉，随着统一的国家秩序大体上产生，武帝（公元前140年即位）之时，它作为官学开始占据了独尊的地位。儒学把子对父的服从置于一切人伦的出发点上，在与父子的类比中，在上下尊卑关系中，使君主、夫妇、长幼（兄弟）等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结合起来，强调严格的＂区别＂。儒学的这种道德，对于由＂帝王之父的关怀和不脱离道德家族圈从而不能获得任何市民独立自由的儿子之臣下精神＂所构成的庞大汉朝帝国来说，大概是最为合拍的思想体系。前汉以后，王莽、后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先后王朝，兴兴灭灭。但是，不管有多少盛衰，儒学却总是依靠新王朝而确保了国教的权威。一般认为，这与作为儒学道德产生之前题的中国社会关系不断再生产这一事实分不开。在此，能够与儒学对抗的思想体系一直到清代都未曾兴起。如果把宗教思想除外，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可以说只是在儒学思想内部进行的。与中华帝国一样，中国学术思想亦未曾体验过真正的思想对立。从近代开始，当国际性压力渐渐使现代性，市民性的东西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时候，儒学第一次直面到了三民主义这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系统的社会思想。”（中译本《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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