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二十一)
卷一:正本清源话《周易》
第三讲:后封建时期对《周易》一书是如何的说法
第四节:明清时期
历史进入明朝后，也有一位大儒王阳明，其“易学”上也有说法。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表现在《传习录》里。王阳明的哲学成就是“心学”以及“知行合一”学说。王阳明的“心学”，心即是理。由“心”到“致良知”的修养。“良知”就是“天理”，天理不外是儒家的道德政治观，即仁义礼智，忠孝悌信的封建道德秩序规范。如何由“心”到“良知”、“天理”的贯通，就是“知行合一”的方法。不仅光有口号、思想（“知”），而且要付诸于行动，即不能是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行诸的是男盗女娼。
既然“良知”是仁义道德，而行动就应按仁义道德去付诸。这是王的“心学”内涵，这也是先秦儒学传统的内涵。王阳明想以“心学”建构仁义道德之国，无疑于类似“上帝之国”的一种幻想。当然帝王官僚统治者，不会真的去行“仁义道德”，那只是他们教育被统治者做良民、顺民的法宝而已。
而王阳明对《易》的说法，可是“易学”史里最奇特的说法。看这位大儒，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是如何对《周易》的认识。
《传习录》里有这样的说法：“问：‘《易》，朱子主卜筮，程《传》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只为后世将卜筮专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艺，不知今之师友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皆是卜筮。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己，《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谓人心有尚有所涉，惟天下不容伪耳。”（《传习录》王阳明撰，下卷）
这是有人向王阳明问，朱熹把《周易》讲成卜筮的东西，而程颐认为《周易》是阐明道理的书。为何出现这种分歧的说法呢？而王阳明对这种疑问的问答，可不是如同今天的一种调侃的那种说法，而是正儿八经的做学问。王阳明的这种解释，难道在他心里就没有了是非原则的对事物判定的标准了吗？难道卜筮等同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辩之行为了。在王阳明的心里卜筮问吉凶（算卦），同做学问是一回事。这正体现了后封建社会里那些儒者的世界观与方*论。在他们心里，鬼神，天道，人世是一体的，还处于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地带。王阳明的思想里已然是“天人和一”神学观方法思维。王阳明把程颐讲义理的《周易》与朱熹讲筮卜的《周易》，说成本质是一样的，没有区分，这主筮与主理的原是一回事，这就是大儒王阳明的逻辑思维。
在西汉之前的“易学”佚文里，孔子对《周易》的义理定性是非常的睿智与理性：“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
孔子对卜筮的认识是何等的理性与睿智，体现了孔子的伟大之处。难道王阳明就分不清卜筮与义理之学两者的区别么？王阳明能有如此的认识，可想“阳明学”的理论了。朱子把《周易》讲成卜筮，程颐把《周易》解释为义理。到王阳明这里把两者说成是一回事。那么，汉象数灾异筮术之学与王弼的义理“易学”，也就成了一码子事了吗？无论是讲卜筮，占问，还是讲义理（道德文章）均是一回事，没有本质区别，这就是大思想家王阳明的结论。若站在后封建社会里来看，王阳明的说法，还真是蛮正确的。若搁在现在来看，王阳明的说法是颠倒黑白，不明事非的疯话。
王阳明把程颐的义理《易》与朱熹的筮卜《易》说是一回事，同是决疑的。
“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
这正是王阳明把卜筮与义理等同看待的理论依据，这在后封建时代，就是这个理，后封建社会里确实无论讲什么义理，还讲什么占验卜筮，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后封建社会里，是“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论思维。后封建社会里是鬼神、巫术、迷信横行在人们精神世界里的时代。
后封建社会里一些“义理”之说，只能助长人们更加的迷信，与失去主体的独立精神，与筮卜没有什么两样。从这个方面来看，王阳明说的“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是真实的反映出了后封建社会里人们的世界观。但这里也别认为王阳明对帝王社会里的思想意识有了什么反思，才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说法来。其实王阳明的思维逻辑，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一样是“巫术式”的。
王阳明的《传习录》里这样说：“《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又说：“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这充分表明王阳明的思维方法，还停留在巫术思维里。
而明朝后期也有一位易学家来知德写了一部《周易集注》，完全继承发挥朱熹的易学思想，形成“舍象不可以言易”的“易学”认知，来知德的《周易集注》是象数学释《周易》，终于又回归到“象数易学”上去了。
到了满人建立了满人贵族统治的大清帝国，而坐拥北京城，一样的“坐北面南”统治着华夏的大江南北，虽是照搬前朝古制，可又多了个民族不平等的帝王专制。
大清帝国终于把华夏这个古老民族，奴役的遍体鳞伤，把曾是世界上的“巨人之国”，彻底的变成了“东亚病夫”。
那么，清朝里对《周易》的性质是如何的看待呢？又是如何解《易》呢？
被称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也写了传世的易学著作《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发例》，《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大象解》。
《周易内传》是注释《周易》与《易传》。其它易学著作是对《周易》和《易传》所做的研究。古人的“易学”著作不能与今人的注释和研究上的那种明确分类。古人所谓注释中有论述，而论述中又有注释。
王夫之的《周易内传》在注释《周易》，被认为属于传统上所谓的“义理”来解释的。
实际王夫之注释今本《周易》，已然是以“象数”释之。只是以“象数”说学释解今本《周易》而阐发出一番“道理”。
如对《乾》里的“初九，潜龙勿用”的解释：
“初者，筮始得之爻。‘上’，卦成而在上也。‘九’者，过揲之策三十六，以四为一则九也。于象则一，而函三奇之画。一，全具其数；三，奇而成阳；三三凡九。阴，左一，右一，中缺其一；三二而为六。阳，清虚浩大，有形无形皆彻焉，故极乎函三之全体而九。阴，聚而吝于用，则虽重浊，而中因虚以受阳之施，故象数皆有所歉而俭于六。‘初’，‘上’先言卦位，而后言象数；‘初’为位所自定……
伏而不见之谓“潜”，“龙”阳升而出，阳降而蜇，绝地而游，乘气而变，纯阳之物也。乾，纯阳，故取象焉。六爻成而龙德始就，乃随一爻而皆言龙者，六爻相得以成象，虽在一爻，全体已具，亦可以见爻之未离乎彖也。《易》参三才而两之。初，二，地位；三，四，人位；五，上，天位；其常也。而易之为道，无有故常，不可为典要，唯乾，坤为天地之定位，故分六爻为三才。初在地之下，龙之蛰乎地中者也，故曰‘潜龙’。‘勿’者，戒止辞。‘勿用’，为占者言也。龙这为道，潜则固不用矣，无待上也。占者因其时，循其道，当体潜为德而勿用焉……。”
这王夫之能从一个“初九”和后面的四个字“潜龙勿用”，却演义出六百多字的“解释”来。那么倒底让后人明白这几个字什么意思么？没人能说得清楚。这王夫之是在讲象数义理呢？还是在讲象数占筮呢？已难分难解了。后封建社会里的读书做学问，做进了死胡同。
王夫之所谓注释《周易》，完全是照前人的“象数易学”而想象发挥之。重其“象数”，而轻视文辞，必然走进释《周易》的歧路上去。你看王夫之对这“初九”，本不是内容而当成重要的内容，说长道短，对现在看来很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而对普及学问来说，大众如何能看懂这种注释呢？难怪没有人不认为《周易》之神秘与深奥。到封建帝王社会后期，对《周易》的注释越繁，让人读那些《周易》注释文章，就头痛。这是在“注释”《周易》吗？对《周易》里的每一句话，王夫之“注释”长则几百上千字，短则几十字的说法，但又能说明了什么呢？看那些说法，似云里雾里，像是“神话”，像是痴人梦语。从王夫之的这些所谓的“易学”说法来看，充分说明王夫之继承的是《系辞传》的衣钵。王夫之一样认为《周易》是为筮卜而作，并强调不可偏废“占”。封建帝国时期里的各种占验术数，被后儒者称为“技术之书”，那么支撑这些“技术之书”的正是帝国里的阴阳五行哲学理论。无论王夫之从“象数”义理上如何附会出封建帝王社会里的道德政治观，都不足以他认为《周易》是为筮卜，并不可偏废筮卜，而抵消了一切的义理之说。王夫之的“易学”况有百万言于世又有何补呢？王夫之一样是一位亦巫亦理的“象数易学”者。似乎他的“易学”诠释了王阳明的那句经典之话，“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这就是中国古代里所谓的大思想家、哲学家眼里的“卜筮”（算卦迷信）与“义理”（道德文章）观吗？
清代“易学”突出的是汉“象数“易学，汉虞翻“易学“受到清“易学“研究的重视。虞易学是以象数解《易》，在以“象数”解《易》中，已突破了八种物象（八卦取象）解《易》，而发展出很多取象。清“易学“名家张惠言作《周易虞氏义》，用虞氏取象说来解《易》。在复古“象数“学说而解《易》的还有焦循等。
清人皮锡瑞的《经学通论》里有此说：“《四库全书·经部》惟《易经》为最多，《提要》别择之亦最严。‘存目’之外，又别出‘术数’，不欲以混经也，《易》义无所不包，又本卜筮之书，一切术数，皆可依托。或得《易》一端，而要不足以尽《易》，虽云密合，亦属强附。汉学误于谶纬，宋学乱于图书，当时矜为秘传，后儒不得不加以论辩。今辩之已晰，人皆知其不关大义，学者可以不必诵习，亦不必再加论辩矣。其余一切术数风角壬遁，实有征验，丹鼎炉火，亦足养生。其书亦或假《易》为名，要不尽符于《易》之理。盖汉儒之书不传，自宋至今，能治专家之学如张惠言，通全经之学如焦循者，实不多觏。故后之学《易》者，必自此二家始。”
皮锡瑞的总结，虽然也认为“《易》又本卜筮之书”，但所认为的“汉学误于谶纬，宋学乱于图书”确实正确，但皮同样说的个悖论。
而皮锡瑞提及的张惠言与焦循，实际是复兴后汉开始的象数义理释《周易》学说，当然与谶纬之学是不相同的学说。谶纬之学是偏重于阴阳灾异占验之学，而汉象数义理学是从象数上解释《周易》的义理。
张惠言以象数解《易》，是以虞翻象数易学基础。但虞氏取象释《易》，已感觉《说卦》中的那些八卦取象不能满足解释《周易》，虞就发展了八卦取象。这被虞发展出的八卦取象，在易学上称为虞氏逸象。
张惠言在他的代表作《周易虞氏义》书中大量运用了虞氏逸象，张惠言的《周易虞氏义》是一部疏解補注类的著作，以《周易集解》中有虞翻《易》注者全录，并对其中一些加以疏解。而《周易集解》中没有虞翻注解《周易》的，则根据虞翻解《易》的思路，加以補注，可想是以象数阐发《周易》之理。实乃是对所谓“易卦”里某一卦象，能出现几十种取象解释，哪里是在解释《周易》呢？
“象数易学”都是从《周易》里的一套符号系统派生出的卦学学说，与《周易》已无干系了。
“象数易学”到清代复兴起来，代表人物是张惠言、惠栋和焦循。惠栋整理并注解虞氏易学，张惠言进一步加以充实。清朝汉象数易学复兴，是清初黄宗羲易学所开的先河。
黄宗羲不但是清复兴汉象数易学的开端，又是清考辩《易》学的开始。
在考辩《易》学上的代表人物是黄氏兄弟（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他的重要成就在于政治学说，他54岁时写出了《明夷待访录》，在近代以来此书呼声很高。
而黄宗羲在《易》学方面，即是开清考辩《易》学之先者，又是清朝复兴汉象数《易》学之先导。
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六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的那样：“前三卷论《河图》、《洛书》、先天、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而附以所著《原象》为内容，皆象也。后三卷论《太乙》、《乾凿度》、《元包》、《潜虚》、《洞极》、《洪范》数、《皇极》数以及“六壬”、“太乙”、“遁甲”为外篇，皆数也。大旨谓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者备而象穷矣。后儒之说，有纳甲，动爻，卦变，先天，四者杂而七者晦。故是编崇七象而斥四象，而七者之中又必求其合于古，以辨象学之讹。又《遁甲》、《太乙》、《六壬》三书；世谓之“三式”，皆主九宫，以参详人事，是编以郑康成之太乙行九宫法证《太乙》，以《吴越春秋》之占法，《国语》泛州鸠之对证《六壬》，而云后世皆失其传，以订“数”学之失。其持论皆有依据。盖宗羲究心象数，故一一能洞晓其始未，因而尽得其瑕疵……然其宏纲巨目，辨论精详，与胡渭《易图明辨》均可谓有功《易》道者矣。”
我们只要看一看黄的《易学象数论》纲目与内容，就知是什么了。内容虽然以考辩“象”与“数”，无非是将汉象数易学与后来产生的图式易学做考辩，得出什么圣人以象示人，其象有七之说，已然是以讹传讹。内容无非是彰显汉象数易学，排宋《易》学之说，是有其政治思想目的。其目的是超越宋明理学不切实际高谈心性的空疏学风。而黄开汉象易学复兴于清与宋易图学并无二致。从原创《周易》内容来说，都是讹传。与《周易》内容不相干。若从“八卦学”上来说，皆是“八卦学”上的发展，黄的《易学象数论》改称《八卦象数论》倒是贴切。“象数”实乃是“八卦筮术”里产生的东西。
而毛奇龄的“《推易始未》四卷，综核卦变之著作，举春秋内外传中，有得于筮占者汇编成书，汉晋以后占筮有合于古法者亦随类附于其后。”
毛已然是考辩的春秋与汉晋以后的筮卜方法，那均是八卦占筮术上的东西，即是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的卦术，与《周易》是风马牛不相及。
而胡渭作《易图明辩》解释“易卦”与“蓍筮”的关系，是用中国古代哲学上的一对范畴，“体用”关系释之（这是导致今天“易学”上的错误认为，往往称其“易学理论与应用”，这应用就是指“算卦”）。那本身是“八卦筮卜术”上的东西来，而胡渭的《易图明辩》却成了《周易》上的东西，这就非常错误了。可胡渭把“卦”看作是《周易》的根本，即“体”了，而“蓍”起卦占卜才是“用”。
而胡渭《易图明辨》也实难辨明宋时产生的“图式”真假与对否，更无意于揭示《周易》之本义。不过胡渭还可归为象数义理讲《周易》的，还是有别于象数筮术之说的。
在《易图明辨》未尾，胡渭质疑：“圣人岂专为卜筮而著一书，使天下后世之人日日端策拂龟，听命于鬼神而不务民义也哉，亭材论卜筮十则，可以箴宋人之膏盲，余故备录之而缀以管见如此。”
看来胡渭还是反对把《易》讲成是占筮的东西，但胡无法弄明白先秦筮卜与《易传》里的象数卦术理论根源，又以象数卦学之说去说《周易》，同样就陷入了传统象数释《易》的泥淖里去了。这也是以象数义理释《周易》的通病，关键是在于今本《周易》的结构体式误导的根源。
无论清朝时期复兴的汉象数“易学”，还是所谓的考辩“易学”，都无法离开“象数”而说《易》理，但都不是《周易》里的义理。象数“易学”在清代是蔚然大观，至清未尚秉和与杭辛斋为止，终于在复兴的汉象数“易学”与新兴的考辩“易学”影响与应用于筮卜术（算卦）是越来越紧密了。
而尚秉和却主张“象”为学《易》之本，曾全面考究汉《易》象数学的特点，使西汉象数易学“复明于世”。
尚认为学易必须寻根溯源，只有先明《周易》的占筮方法，方能进入《周易》之门。他说：“易本用以卜筮，不娴筮法，九六之义即不知何来，而《系辞》大衍一章尤难索解，春秋传所谓某卜之某卦莫明其故。故学易者宜先明筮法。”（《周易古筮考》）
尚的《周易古筮考》一书是“上自《春秋左传》、《国语》，下迄明清传记所载，凡以辞象为占而存有本卦者，概为辑录，凡得筮案一百有六则，一百一十卦，依类排列，逐一剖析，揲蓍之法遂昭然若揭。其或词义，怪奇，深奥难知者，则推求本卦，章解句释，以俾学者，洞明筮辞及旨趣，而有所遵循。”（《周易古筮考》
“读易者欲明诸卦爻辞之含义，须先知卦爻辞从何象，而生，然后象与辞方相属。辞而吉，象吉也。辞而凶，象凶也。”（《周易古筮》卷首说例）
尚秉和的以上诸说，无疑是同春秋史巫一样是阉割《周易》政治哲学的刀斧手。
尚通过对象数的阐发和筮法的研究提出了解《周易》的新说，推崇“未学易，先学筮”。尚的象数易学，对民国影响很大。其著《周易尚氏学》，《周易古筮考》，《易筮卦验集存》，《洞林筮案》等。尚完全是以一个筮术者的身份研究《易》学，并完全走向《周易》的反动，即将《周易》引向筮术之学的死胡同。
杭辛斋是开西学解释《易》的先河，即把西方的种种学问，创新发现，认为是根源于《易经》，此说对近代影响极大。
杭氏《易》学是传统象数易学的新枝，他反对一切离开象数而去讲论《周易》，这无疑是不明《周易》文本之演变，而受其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文本）及《系辞传》的影响。
杭氏是在传统的象数易学里发展了象数易学。杭解《易》常以西方或中国以外的各种新制度，新学说，新发明作为“易象”之推广、比喻或相互参证。这与杭的生活时代与工作文化环境相关联。杭氏的“新象数”易学，只能对“象数”无限想像所开辟了空间，也为筮术上丰富取象比类以“启蒙”，但与揭示《周易》本义没有什么益处。
总之，清朝“易学”学说之多，著作之丰，无法穷尽，但不外以上那些《易》家说法，从象数义理终于再次与筮术紧密结合，不离不弃，一直影响到今天。
无论西学东渐，到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把神鬼横行在中国人精神世界里而“祛魅”出去。尤其是清朝后期与民国初期，思想一解放，迷信就泛滥。
我们对整个后封建时期对今本《周易》一书的说法（即所谓的“易学”），作一小结：
秦朝是把《周易》当作卜筮之书，而不禁止。
汉承秦发扬光大的是“八卦”卜筮，而发展出象数占验易学。
虽然汉把《周易》与《易传》做为《易经》，列为五经之首，同理是把《周易》看成即筮即理的双重性质。这种亦筮亦理的看待《周易》是源于《系辞》传，自此影响了二千多年无论是象数义理释解《周易》，还是象数筮术说《周易》，都认为“象数”与《周易》不可分割。
而王弼继承开拓“忘象得意”释《周易》方法，在帝制时代里唯王弼注释《周易》的方法是难能可贵的。但无法也不可能彻底抛弃“象数”解释《周易》，因王弼所研究的《周易》，是个算卦格式的《周易》。唐朝重视王弼注《易》成果，收王弼注于《周易正义》，作为《五经正义》之首，长期立于学官。确实王弼开拓“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释解《周易》的方法，开唐朝象数义理释《周易》的新风。但《周易正义》并没继承王弼不注《系辞》、《说卦》、《杂卦》、《序卦》的凡“卦说”《易传》。王弼用意十分明确是想排除其“卦说”，即与《周易》义理不合的说法。而《周易正义》却把《易传》里的《系辞》、《说卦》等编入一并疏解，自然把《周易》又变成双重性质，即理即筮的性质。
如《周易正义》卷七里言：“疏，正义曰，天一地二，至谓之神此第十章也。前章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卜筮尚其占。此章明卜筮蓍龟所用，能通神知也。”
所以到北宋虽有程颐言《易》，是遵循了王弼的象数义理释解《周易》，被后人认为是纯义理派，实是谬认。程颐已然是以象数义理释《周易》，并且认为《周易》有“占”。《程氏易传》序里明确无误的认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
这程颐岂能归为纯义理派么？不但“易学”史里没有纯义理派，皆是以象数解释《周易》的。程颐既称不上纯义理派，而且还把《周易》恢复到《系辞传》所言那样，即筮即理的性质上。
在“易学”史上唯有王弼的象数释解《周易》的义理而不杂筮说外，而整个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里既是从象数解释《周易》，又是把《周易》作双重性质，只是在双重性质说上，孰重孰轻而已。
到南宋朱熹，终于站出来说《周易》是卜筮之书，著《周易本义》，从占筮的角度去讲《周易》，并无端的增加出筮理与筮法。可朱熹已然不忘从认为的占筮《周易》里以“象数”占法阐释《周易》文辞，却阐发出不伦不类封建的道德义理来。朱子之学成为明清思想界上的垄断地位，中国从此向无边的黑暗深处滑去。
明、清的“易学”终于与占筮紧密结合，以《周易》之名而讲占筮之用的内容方法出现，《周易》的义理彻底被巫术思想笼罩。
而整个后封建时代里，再没有像《易传》佚文里孔子对《周易》理性认识的声音了，而是假托孔圣人的话，把《周易》当作占筮之功能，《系辞传》统领了整个后封建二千多年的“易学”界，整个后封建时期的二千多年里学界，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解释上，我们用王阳明那句“经典”话，做为总结语——“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
王阳明的说法，可以做为整个后封建社会里对《周易》一书性质的总概括，最为恰当了。
总之，整个后封建社会里的思维是巫术的思维方式，“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卜筮”是通天神启，“理”一样是讲天道，天理。所以后封建时期里两者本身就是一回事，后封建社会里的象数义理解释《周易》，无非也是从天道、阴阳上说《周易》）。这正是帝王时代里的世界观与方*论。
第三讲:后封建时期对《周易》一书是如何的说法
第四节:明清时期
历史进入明朝后，也有一位大儒王阳明，其“易学”上也有说法。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表现在《传习录》里。王阳明的哲学成就是“心学”以及“知行合一”学说。王阳明的“心学”，心即是理。由“心”到“致良知”的修养。“良知”就是“天理”，天理不外是儒家的道德政治观，即仁义礼智，忠孝悌信的封建道德秩序规范。如何由“心”到“良知”、“天理”的贯通，就是“知行合一”的方法。不仅光有口号、思想（“知”），而且要付诸于行动，即不能是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行诸的是男盗女娼。
既然“良知”是仁义道德，而行动就应按仁义道德去付诸。这是王的“心学”内涵，这也是先秦儒学传统的内涵。王阳明想以“心学”建构仁义道德之国，无疑于类似“上帝之国”的一种幻想。当然帝王官僚统治者，不会真的去行“仁义道德”，那只是他们教育被统治者做良民、顺民的法宝而已。
而王阳明对《易》的说法，可是“易学”史里最奇特的说法。看这位大儒，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是如何对《周易》的认识。
《传习录》里有这样的说法：“问：‘《易》，朱子主卜筮，程《传》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只为后世将卜筮专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艺，不知今之师友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皆是卜筮。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己，《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谓人心有尚有所涉，惟天下不容伪耳。”（《传习录》王阳明撰，下卷）
这是有人向王阳明问，朱熹把《周易》讲成卜筮的东西，而程颐认为《周易》是阐明道理的书。为何出现这种分歧的说法呢？而王阳明对这种疑问的问答，可不是如同今天的一种调侃的那种说法，而是正儿八经的做学问。王阳明的这种解释，难道在他心里就没有了是非原则的对事物判定的标准了吗？难道卜筮等同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辩之行为了。在王阳明的心里卜筮问吉凶（算卦），同做学问是一回事。这正体现了后封建社会里那些儒者的世界观与方*论。在他们心里，鬼神，天道，人世是一体的，还处于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地带。王阳明的思想里已然是“天人和一”神学观方法思维。王阳明把程颐讲义理的《周易》与朱熹讲筮卜的《周易》，说成本质是一样的，没有区分，这主筮与主理的原是一回事，这就是大儒王阳明的逻辑思维。
在西汉之前的“易学”佚文里，孔子对《周易》的义理定性是非常的睿智与理性：“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
孔子对卜筮的认识是何等的理性与睿智，体现了孔子的伟大之处。难道王阳明就分不清卜筮与义理之学两者的区别么？王阳明能有如此的认识，可想“阳明学”的理论了。朱子把《周易》讲成卜筮，程颐把《周易》解释为义理。到王阳明这里把两者说成是一回事。那么，汉象数灾异筮术之学与王弼的义理“易学”，也就成了一码子事了吗？无论是讲卜筮，占问，还是讲义理（道德文章）均是一回事，没有本质区别，这就是大思想家王阳明的结论。若站在后封建社会里来看，王阳明的说法，还真是蛮正确的。若搁在现在来看，王阳明的说法是颠倒黑白，不明事非的疯话。
王阳明把程颐的义理《易》与朱熹的筮卜《易》说是一回事，同是决疑的。
“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
这正是王阳明把卜筮与义理等同看待的理论依据，这在后封建时代，就是这个理，后封建社会里确实无论讲什么义理，还讲什么占验卜筮，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后封建社会里，是“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论思维。后封建社会里是鬼神、巫术、迷信横行在人们精神世界里的时代。
后封建社会里一些“义理”之说，只能助长人们更加的迷信，与失去主体的独立精神，与筮卜没有什么两样。从这个方面来看，王阳明说的“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是真实的反映出了后封建社会里人们的世界观。但这里也别认为王阳明对帝王社会里的思想意识有了什么反思，才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说法来。其实王阳明的思维逻辑，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一样是“巫术式”的。
王阳明的《传习录》里这样说：“《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又说：“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这充分表明王阳明的思维方法，还停留在巫术思维里。
而明朝后期也有一位易学家来知德写了一部《周易集注》，完全继承发挥朱熹的易学思想，形成“舍象不可以言易”的“易学”认知，来知德的《周易集注》是象数学释《周易》，终于又回归到“象数易学”上去了。
到了满人建立了满人贵族统治的大清帝国，而坐拥北京城，一样的“坐北面南”统治着华夏的大江南北，虽是照搬前朝古制，可又多了个民族不平等的帝王专制。
大清帝国终于把华夏这个古老民族，奴役的遍体鳞伤，把曾是世界上的“巨人之国”，彻底的变成了“东亚病夫”。
那么，清朝里对《周易》的性质是如何的看待呢？又是如何解《易》呢？
被称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也写了传世的易学著作《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发例》，《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大象解》。
《周易内传》是注释《周易》与《易传》。其它易学著作是对《周易》和《易传》所做的研究。古人的“易学”著作不能与今人的注释和研究上的那种明确分类。古人所谓注释中有论述，而论述中又有注释。
王夫之的《周易内传》在注释《周易》，被认为属于传统上所谓的“义理”来解释的。
实际王夫之注释今本《周易》，已然是以“象数”释之。只是以“象数”说学释解今本《周易》而阐发出一番“道理”。
如对《乾》里的“初九，潜龙勿用”的解释：
“初者，筮始得之爻。‘上’，卦成而在上也。‘九’者，过揲之策三十六，以四为一则九也。于象则一，而函三奇之画。一，全具其数；三，奇而成阳；三三凡九。阴，左一，右一，中缺其一；三二而为六。阳，清虚浩大，有形无形皆彻焉，故极乎函三之全体而九。阴，聚而吝于用，则虽重浊，而中因虚以受阳之施，故象数皆有所歉而俭于六。‘初’，‘上’先言卦位，而后言象数；‘初’为位所自定……
伏而不见之谓“潜”，“龙”阳升而出，阳降而蜇，绝地而游，乘气而变，纯阳之物也。乾，纯阳，故取象焉。六爻成而龙德始就，乃随一爻而皆言龙者，六爻相得以成象，虽在一爻，全体已具，亦可以见爻之未离乎彖也。《易》参三才而两之。初，二，地位；三，四，人位；五，上，天位；其常也。而易之为道，无有故常，不可为典要，唯乾，坤为天地之定位，故分六爻为三才。初在地之下，龙之蛰乎地中者也，故曰‘潜龙’。‘勿’者，戒止辞。‘勿用’，为占者言也。龙这为道，潜则固不用矣，无待上也。占者因其时，循其道，当体潜为德而勿用焉……。”
这王夫之能从一个“初九”和后面的四个字“潜龙勿用”，却演义出六百多字的“解释”来。那么倒底让后人明白这几个字什么意思么？没人能说得清楚。这王夫之是在讲象数义理呢？还是在讲象数占筮呢？已难分难解了。后封建社会里的读书做学问，做进了死胡同。
王夫之所谓注释《周易》，完全是照前人的“象数易学”而想象发挥之。重其“象数”，而轻视文辞，必然走进释《周易》的歧路上去。你看王夫之对这“初九”，本不是内容而当成重要的内容，说长道短，对现在看来很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而对普及学问来说，大众如何能看懂这种注释呢？难怪没有人不认为《周易》之神秘与深奥。到封建帝王社会后期，对《周易》的注释越繁，让人读那些《周易》注释文章，就头痛。这是在“注释”《周易》吗？对《周易》里的每一句话，王夫之“注释”长则几百上千字，短则几十字的说法，但又能说明了什么呢？看那些说法，似云里雾里，像是“神话”，像是痴人梦语。从王夫之的这些所谓的“易学”说法来看，充分说明王夫之继承的是《系辞传》的衣钵。王夫之一样认为《周易》是为筮卜而作，并强调不可偏废“占”。封建帝国时期里的各种占验术数，被后儒者称为“技术之书”，那么支撑这些“技术之书”的正是帝国里的阴阳五行哲学理论。无论王夫之从“象数”义理上如何附会出封建帝王社会里的道德政治观，都不足以他认为《周易》是为筮卜，并不可偏废筮卜，而抵消了一切的义理之说。王夫之的“易学”况有百万言于世又有何补呢？王夫之一样是一位亦巫亦理的“象数易学”者。似乎他的“易学”诠释了王阳明的那句经典之话，“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这就是中国古代里所谓的大思想家、哲学家眼里的“卜筮”（算卦迷信）与“义理”（道德文章）观吗？
清代“易学”突出的是汉“象数“易学，汉虞翻“易学“受到清“易学“研究的重视。虞易学是以象数解《易》，在以“象数”解《易》中，已突破了八种物象（八卦取象）解《易》，而发展出很多取象。清“易学“名家张惠言作《周易虞氏义》，用虞氏取象说来解《易》。在复古“象数“学说而解《易》的还有焦循等。
清人皮锡瑞的《经学通论》里有此说：“《四库全书·经部》惟《易经》为最多，《提要》别择之亦最严。‘存目’之外，又别出‘术数’，不欲以混经也，《易》义无所不包，又本卜筮之书，一切术数，皆可依托。或得《易》一端，而要不足以尽《易》，虽云密合，亦属强附。汉学误于谶纬，宋学乱于图书，当时矜为秘传，后儒不得不加以论辩。今辩之已晰，人皆知其不关大义，学者可以不必诵习，亦不必再加论辩矣。其余一切术数风角壬遁，实有征验，丹鼎炉火，亦足养生。其书亦或假《易》为名，要不尽符于《易》之理。盖汉儒之书不传，自宋至今，能治专家之学如张惠言，通全经之学如焦循者，实不多觏。故后之学《易》者，必自此二家始。”
皮锡瑞的总结，虽然也认为“《易》又本卜筮之书”，但所认为的“汉学误于谶纬，宋学乱于图书”确实正确，但皮同样说的个悖论。
而皮锡瑞提及的张惠言与焦循，实际是复兴后汉开始的象数义理释《周易》学说，当然与谶纬之学是不相同的学说。谶纬之学是偏重于阴阳灾异占验之学，而汉象数义理学是从象数上解释《周易》的义理。
张惠言以象数解《易》，是以虞翻象数易学基础。但虞氏取象释《易》，已感觉《说卦》中的那些八卦取象不能满足解释《周易》，虞就发展了八卦取象。这被虞发展出的八卦取象，在易学上称为虞氏逸象。
张惠言在他的代表作《周易虞氏义》书中大量运用了虞氏逸象，张惠言的《周易虞氏义》是一部疏解補注类的著作，以《周易集解》中有虞翻《易》注者全录，并对其中一些加以疏解。而《周易集解》中没有虞翻注解《周易》的，则根据虞翻解《易》的思路，加以補注，可想是以象数阐发《周易》之理。实乃是对所谓“易卦”里某一卦象，能出现几十种取象解释，哪里是在解释《周易》呢？
“象数易学”都是从《周易》里的一套符号系统派生出的卦学学说，与《周易》已无干系了。
“象数易学”到清代复兴起来，代表人物是张惠言、惠栋和焦循。惠栋整理并注解虞氏易学，张惠言进一步加以充实。清朝汉象数易学复兴，是清初黄宗羲易学所开的先河。
黄宗羲不但是清复兴汉象数易学的开端，又是清考辩《易》学的开始。
在考辩《易》学上的代表人物是黄氏兄弟（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他的重要成就在于政治学说，他54岁时写出了《明夷待访录》，在近代以来此书呼声很高。
而黄宗羲在《易》学方面，即是开清考辩《易》学之先者，又是清朝复兴汉象数《易》学之先导。
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六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的那样：“前三卷论《河图》、《洛书》、先天、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而附以所著《原象》为内容，皆象也。后三卷论《太乙》、《乾凿度》、《元包》、《潜虚》、《洞极》、《洪范》数、《皇极》数以及“六壬”、“太乙”、“遁甲”为外篇，皆数也。大旨谓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者备而象穷矣。后儒之说，有纳甲，动爻，卦变，先天，四者杂而七者晦。故是编崇七象而斥四象，而七者之中又必求其合于古，以辨象学之讹。又《遁甲》、《太乙》、《六壬》三书；世谓之“三式”，皆主九宫，以参详人事，是编以郑康成之太乙行九宫法证《太乙》，以《吴越春秋》之占法，《国语》泛州鸠之对证《六壬》，而云后世皆失其传，以订“数”学之失。其持论皆有依据。盖宗羲究心象数，故一一能洞晓其始未，因而尽得其瑕疵……然其宏纲巨目，辨论精详，与胡渭《易图明辨》均可谓有功《易》道者矣。”
我们只要看一看黄的《易学象数论》纲目与内容，就知是什么了。内容虽然以考辩“象”与“数”，无非是将汉象数易学与后来产生的图式易学做考辩，得出什么圣人以象示人，其象有七之说，已然是以讹传讹。内容无非是彰显汉象数易学，排宋《易》学之说，是有其政治思想目的。其目的是超越宋明理学不切实际高谈心性的空疏学风。而黄开汉象易学复兴于清与宋易图学并无二致。从原创《周易》内容来说，都是讹传。与《周易》内容不相干。若从“八卦学”上来说，皆是“八卦学”上的发展，黄的《易学象数论》改称《八卦象数论》倒是贴切。“象数”实乃是“八卦筮术”里产生的东西。
而毛奇龄的“《推易始未》四卷，综核卦变之著作，举春秋内外传中，有得于筮占者汇编成书，汉晋以后占筮有合于古法者亦随类附于其后。”
毛已然是考辩的春秋与汉晋以后的筮卜方法，那均是八卦占筮术上的东西，即是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的卦术，与《周易》是风马牛不相及。
而胡渭作《易图明辩》解释“易卦”与“蓍筮”的关系，是用中国古代哲学上的一对范畴，“体用”关系释之（这是导致今天“易学”上的错误认为，往往称其“易学理论与应用”，这应用就是指“算卦”）。那本身是“八卦筮卜术”上的东西来，而胡渭的《易图明辩》却成了《周易》上的东西，这就非常错误了。可胡渭把“卦”看作是《周易》的根本，即“体”了，而“蓍”起卦占卜才是“用”。
而胡渭《易图明辨》也实难辨明宋时产生的“图式”真假与对否，更无意于揭示《周易》之本义。不过胡渭还可归为象数义理讲《周易》的，还是有别于象数筮术之说的。
在《易图明辨》未尾，胡渭质疑：“圣人岂专为卜筮而著一书，使天下后世之人日日端策拂龟，听命于鬼神而不务民义也哉，亭材论卜筮十则，可以箴宋人之膏盲，余故备录之而缀以管见如此。”
看来胡渭还是反对把《易》讲成是占筮的东西，但胡无法弄明白先秦筮卜与《易传》里的象数卦术理论根源，又以象数卦学之说去说《周易》，同样就陷入了传统象数释《易》的泥淖里去了。这也是以象数义理释《周易》的通病，关键是在于今本《周易》的结构体式误导的根源。
无论清朝时期复兴的汉象数“易学”，还是所谓的考辩“易学”，都无法离开“象数”而说《易》理，但都不是《周易》里的义理。象数“易学”在清代是蔚然大观，至清未尚秉和与杭辛斋为止，终于在复兴的汉象数“易学”与新兴的考辩“易学”影响与应用于筮卜术（算卦）是越来越紧密了。
而尚秉和却主张“象”为学《易》之本，曾全面考究汉《易》象数学的特点，使西汉象数易学“复明于世”。
尚认为学易必须寻根溯源，只有先明《周易》的占筮方法，方能进入《周易》之门。他说：“易本用以卜筮，不娴筮法，九六之义即不知何来，而《系辞》大衍一章尤难索解，春秋传所谓某卜之某卦莫明其故。故学易者宜先明筮法。”（《周易古筮考》）
尚的《周易古筮考》一书是“上自《春秋左传》、《国语》，下迄明清传记所载，凡以辞象为占而存有本卦者，概为辑录，凡得筮案一百有六则，一百一十卦，依类排列，逐一剖析，揲蓍之法遂昭然若揭。其或词义，怪奇，深奥难知者，则推求本卦，章解句释，以俾学者，洞明筮辞及旨趣，而有所遵循。”（《周易古筮考》
“读易者欲明诸卦爻辞之含义，须先知卦爻辞从何象，而生，然后象与辞方相属。辞而吉，象吉也。辞而凶，象凶也。”（《周易古筮》卷首说例）
尚秉和的以上诸说，无疑是同春秋史巫一样是阉割《周易》政治哲学的刀斧手。
尚通过对象数的阐发和筮法的研究提出了解《周易》的新说，推崇“未学易，先学筮”。尚的象数易学，对民国影响很大。其著《周易尚氏学》，《周易古筮考》，《易筮卦验集存》，《洞林筮案》等。尚完全是以一个筮术者的身份研究《易》学，并完全走向《周易》的反动，即将《周易》引向筮术之学的死胡同。
杭辛斋是开西学解释《易》的先河，即把西方的种种学问，创新发现，认为是根源于《易经》，此说对近代影响极大。
杭氏《易》学是传统象数易学的新枝，他反对一切离开象数而去讲论《周易》，这无疑是不明《周易》文本之演变，而受其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文本）及《系辞传》的影响。
杭氏是在传统的象数易学里发展了象数易学。杭解《易》常以西方或中国以外的各种新制度，新学说，新发明作为“易象”之推广、比喻或相互参证。这与杭的生活时代与工作文化环境相关联。杭氏的“新象数”易学，只能对“象数”无限想像所开辟了空间，也为筮术上丰富取象比类以“启蒙”，但与揭示《周易》本义没有什么益处。
总之，清朝“易学”学说之多，著作之丰，无法穷尽，但不外以上那些《易》家说法，从象数义理终于再次与筮术紧密结合，不离不弃，一直影响到今天。
无论西学东渐，到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把神鬼横行在中国人精神世界里而“祛魅”出去。尤其是清朝后期与民国初期，思想一解放，迷信就泛滥。
我们对整个后封建时期对今本《周易》一书的说法（即所谓的“易学”），作一小结：
秦朝是把《周易》当作卜筮之书，而不禁止。
汉承秦发扬光大的是“八卦”卜筮，而发展出象数占验易学。
虽然汉把《周易》与《易传》做为《易经》，列为五经之首，同理是把《周易》看成即筮即理的双重性质。这种亦筮亦理的看待《周易》是源于《系辞》传，自此影响了二千多年无论是象数义理释解《周易》，还是象数筮术说《周易》，都认为“象数”与《周易》不可分割。
而王弼继承开拓“忘象得意”释《周易》方法，在帝制时代里唯王弼注释《周易》的方法是难能可贵的。但无法也不可能彻底抛弃“象数”解释《周易》，因王弼所研究的《周易》，是个算卦格式的《周易》。唐朝重视王弼注《易》成果，收王弼注于《周易正义》，作为《五经正义》之首，长期立于学官。确实王弼开拓“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释解《周易》的方法，开唐朝象数义理释《周易》的新风。但《周易正义》并没继承王弼不注《系辞》、《说卦》、《杂卦》、《序卦》的凡“卦说”《易传》。王弼用意十分明确是想排除其“卦说”，即与《周易》义理不合的说法。而《周易正义》却把《易传》里的《系辞》、《说卦》等编入一并疏解，自然把《周易》又变成双重性质，即理即筮的性质。
如《周易正义》卷七里言：“疏，正义曰，天一地二，至谓之神此第十章也。前章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卜筮尚其占。此章明卜筮蓍龟所用，能通神知也。”
所以到北宋虽有程颐言《易》，是遵循了王弼的象数义理释解《周易》，被后人认为是纯义理派，实是谬认。程颐已然是以象数义理释《周易》，并且认为《周易》有“占”。《程氏易传》序里明确无误的认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
这程颐岂能归为纯义理派么？不但“易学”史里没有纯义理派，皆是以象数解释《周易》的。程颐既称不上纯义理派，而且还把《周易》恢复到《系辞传》所言那样，即筮即理的性质上。
在“易学”史上唯有王弼的象数释解《周易》的义理而不杂筮说外，而整个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里既是从象数解释《周易》，又是把《周易》作双重性质，只是在双重性质说上，孰重孰轻而已。
到南宋朱熹，终于站出来说《周易》是卜筮之书，著《周易本义》，从占筮的角度去讲《周易》，并无端的增加出筮理与筮法。可朱熹已然不忘从认为的占筮《周易》里以“象数”占法阐释《周易》文辞，却阐发出不伦不类封建的道德义理来。朱子之学成为明清思想界上的垄断地位，中国从此向无边的黑暗深处滑去。
明、清的“易学”终于与占筮紧密结合，以《周易》之名而讲占筮之用的内容方法出现，《周易》的义理彻底被巫术思想笼罩。
而整个后封建时代里，再没有像《易传》佚文里孔子对《周易》理性认识的声音了，而是假托孔圣人的话，把《周易》当作占筮之功能，《系辞传》统领了整个后封建二千多年的“易学”界，整个后封建时期的二千多年里学界，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解释上，我们用王阳明那句“经典”话，做为总结语——“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
王阳明的说法，可以做为整个后封建社会里对《周易》一书性质的总概括，最为恰当了。
总之，整个后封建社会里的思维是巫术的思维方式，“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卜筮”是通天神启，“理”一样是讲天道，天理。所以后封建时期里两者本身就是一回事，后封建社会里的象数义理解释《周易》，无非也是从天道、阴阳上说《周易》）。这正是帝王时代里的世界观与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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