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五十五)
卷三:忧患意识为政观
第一讲:《周易》的忧患意识
第五节
“《易》为君子谋”。《周易》是一部救世之策，是为“君子”（统治者）讲述治国安邦之策。
《周易》又是一部人生哲学，因《周易》一书里忧患意识特强，对人的生存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学，也就突出的是政治忧患。即让君子安邦治国上常怀忧患意识。严格的说《周易》里的忧患意识不是针对众人而讲，即不是对人生的命运苦短，命运无常上的忧患，而是针对“君子”所讲的忧患，是让统治者（“君子”）治国安邦上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不过《周易》里的忧患意识中引出了修“德”的思想来，《周易》里的修“德”，又是从政治实践中升华出来的忧患意识。修“德”成了“君子”趋吉避凶，安邦治国的法宝。这就是《坎》里说的：“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政治理路。《周易》里的“有孚”（爱）既是一个道德范畴，又是一个政治原则。故《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既突出在主体的道德性，而归结到的是政治目的性，即针对“君子”对自己所处的政治处境与未来时刻抱有警惕自省，以修“德”而趋吉避凶上的政治忧患，目的是掌握统治策略与政治智慧。
如《周易·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不能长久保持品德操行，是要承受其耻辱，前途艰难。）
如《周易·遁》：“遁尾，厉，勿用有攸往”。“好遁，君子吉”。“嘉遁，贞吉，肥遁，无不利”。
君子既常保品德操行，又要在仕途做好急流勇退。
《周易·困》篇更体现的是政治忧患，(原文)“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困于葛藟，于臲兀。曰动悔，有悔，征，吉。”
(译文)“处于困难险境，却能亨通，这是对贤德之人来说，没有灾祸，有这种说法，岂能不相信。等到屁股遭受了刑杖，又投入昏暗的牢房，三年不得相见（后悔莫及了）。受困于酒食宴会，佩着大红色的绶带接待方国的来宾，利用祭祀礼乐教化，征伐凶险，（礼乐教化）没有灾祸。否则绊着了后头，又按着了蒺藜，回到了住室，不见妻子，岂不是凶兆。遭受了割鼻断足之刑，这是迷恋于身佩红色绶带的显位之中。后慢慢的脱离了这种境地，是利用祭祀。前来总是从容不迫，这是迷恋亨受于豪华舒适的金车之中，招致耻辱，是总舍不得失去这种享受。困于葛藤缠绕里，身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有所行动，就悔上加悔，离开这种境地，吉祥。”
《周易·困》篇的忧患，则是让“君子”警惕政治仕途上的围困与险境，别迷恋于高官厚禄与荣华富贵。这里的忧患意识，就是来自于政治成败经验上的清醒认识。从政治经验上的忧患所引申出的“修德”与“退避”，成为“君子”统治者趋吉避凶的经验之谈，也成为“君子”之治的世界观与方*论。
所以《困》后是《井》，即如何摆脱“困”的局面，《井》篇给“君子”指明了方向。以“井”来寓意，使“君子”懂得养民的道理。作者忧患的是“井渫不食，为我心恻”。作者理想的“君子之治”是“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周易》作者的政治希望，是类如后儒的“仁政”。《周易》里讲的“有孚”就是“爱人”，后儒所讲的“仁”，就是“仁者爱人”。而《周易》彰显的正是“君子有孚于小人”，就是让统治者爱百姓。“爱”是道德范畴，可在儒学里则是一个政治准则。《井》里的“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正是体现了先儒的民本思想。政治忧患的出路在于——爱，即执政为民。
忧患意识是哲人对国家，人民命运前途的思考忧虑。“忧患”的含义本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周易》里的忧患意识，就是让“君子”在行为处事上，在治国安邦上居安思危。《周易》虽是真对“君子”而讲的道理，但《周易》里的忧患意识具有普世意义。
如《周易·既济》：“繻有衣袽，终日戒”（“华丽的丝錦美服，终会变成破衣败絮，终日要小心戒备）。这种忧患意识岂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的警示的教育意义。《周易》里的忧患意识又是充满着辩证法，可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是基于对矛盾法则的深刻理解，是对王朝兴衰存亡内在规律的重要思考，所以《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才凸显到治国理政上。
为什么儒者（严格地说，“儒者”即古代的读书人，古代文人学者就是儒者）常怀着对人对事的忧惧心理，儒家强调“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系辞）》，这个“几”就是隐微，即事物发展的苗头。也就是在事物即将显现而还没有显现的时刻，圣人能抓住时机，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可伸可屈。这正是东方的政治社会所造成的“圣人”，“君子”不能不去研“几”，人们从社会生活所得的经验就是“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这种因农耕文化，近乎原始自然生活中抽象出的人生经验，是用自然现象来说明人事道理，又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认识世界的方*论。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老子》里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到《红楼梦》里的“好了歌解”，把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历史一曲歌解，解释得淋漓尽致，即把人生里的自然与社会现象归结为悲剧意识。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这种人生体验令人惊悸。这所总结的人生命运的变化无常性，虽有自然的一面（如死亡），但更主要的是社会造成的，正是帝王专制社会造成了人生命运的无常性。专制的王权社会不能不让文人学者常怀忧惧之心，不能不生出忧患意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成为人生的警钟长鸣。
儒者常引《诗》里的一句话“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儒者是谁？即读书出仕做官者。后封建社会里的读书人，是准备考取功名，要出仕做官。而在封建王权时代里做官即是臣，臣是君的奴。臣一样没有国家法律（王法）上的生命权与人格权的保障。儒家至多是一个精神上的人格权与尊严。孔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畏就是怕。孟子不也说“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吗？孔子也说过“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吗？为何还有畏惧之心呢？在“天命”上儒者是最怕的。儒者不是劳动者，儒者是读书人，是读所谓圣贤之书的人，读书的目的是求功名，穷儒要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是憧憬着书里的“黄金屋”与“颜如玉”。求不上功名，求闻名，即立不了功，就去立德。“天命”是人的主宰者，在儒者看来，“天命”不可违。儒者求功名博得官禄地位，都是“天命”所赐。“天命”始终贯穿在后儒学的学说中。“天命”转换到社会人生的现实里就是“树高易折，楼高易倾”，“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也即“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读书不中，敬畏天来保佑。“天命”是儒家的头等大事。“大人言”就是王权，掌握着生杀之权的高官位重者，不能不让人畏惧。“灭门知县”（“灭门知县”，是意为一县百姓的身家性命，全都掌握在县太爷手里，生杀予夺，全在知县的一句话。在专制制度下，百姓面对知县大老爷的鱼肉之举，完全没有社会救济途径，即没有像现代民主国家里的权力制衡机制），一个知县可以灭门，能不让一个书生心生畏惧。圣人的言语也是权威，是准则。《尚书》里说“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渉于春冰。”《周易》里说“履尾虎”，总跟在老虎尾巴后面，能不畏惧吗？当然在王权社会里最畏惧而产生忧患意识的是读书人。也是有功有名者与有产者才具有畏惧之心。而无功无名与无产者（即“小人”），也没有什么畏惧之心。也无需忧患意识，他们或许还在祈盼着天下大乱，在改朝换代中改变自身的命运，从中分得一份财富。所以中国政治哲学中的忧患意识，是针对贵族统治阶层，而不是针对百姓所讲的东西。因为百姓是统治者关心施爱的对象，是官之子民，这正是先儒所奠定的东西。如《系辞》里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浴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撰》德之制也。”
《系辞》的作者认为作《周易》者所具有了忧患意识，故才强调了那么多的道德理念。《系辞》里这一认为，不无道理。我们不考证“《履》讲的是道理的基础。《谦》讲的是道德的枢纽。《复》讲的是道德的根本。《恒》讲的是道德的巩固。《损》讲的是道德的修养。《益》讲的是道德的增进。《困》讲的是道德的规范”，这些被《系辞》的作者所认为的是否正确。但《系辞》的作者说明了一个道理，无疑是正确的，即作《周易》者有了忧患意识，才把道德作为了立世的根本。
自《周易》始为“君子”设定了道德性的建设，把道德显然变成了政治谋略的促成条件，即“君子”的道德之目的成为了关乎政治成败的关键。只有心怀危机感和忧虑感的“君子”才能在众邦林立的竞争中寻求立足之地。而忧患又可使担当大任的“君子”经得住考验。
有了忧患意识，就有了思考，有了沉思。有了思考，有了沉思，才会对人生与社会有所认识，才不会对事物盲目的去迷信。《周易》作者的忧患意识，是对社会政治人生经过了一番沉思熟虑的理性思考，而产生了一部伟大的《周易》哲学，这理性之光，照亮了黑暗中的人们。
有了忧患意识，才不至于像迷途的羔羊。有了忧患意识，才能产生觉悟而担当起责任。有了忧患意识，才能看清未来而接近真理。
也正是《周易》作者的忧患意识，才树立起“有孚”（君子爱民）这面高高飘扬于东方的民本思想大旗。如同有了苏格拉底的忧患，把哲学从天上请回人间。如同有了普古斯丁的忧患（沉思），写出了《忏悔录》，把内心人生的苦难向上帝倾诉。如同有了笛长尔的忧患（沉思），写出了《第一哲学的沉思》，才开辟出近代认识论上的新航路。正是有了哲人的忧患，人类的航船才不会在迷茫中盘旋。有了哲人的忧患，才指引着人类朝着光明路途向前。
《周易》的忧患意识，是人类理性的起始，彰显着人文精神。《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是对客观世界及现实社会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及其所造成的事物的矛盾，而怀有一种积极向上主动的应对和预防意识。不同于宗教意识来源于对世界之不确定性的恐惧，而把自身寄托于神明，从而消除了自身的能动性。《周易》里的忧患目的是让统治者（君子）时刻觉醒，而提高执政与自身命运的警惕性。而转化忧患的根本出路在于“君子”的道德性，这就是《周易》政治哲学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并对其后的治国理政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周易》一书的忧患意识，虽然是对"君子"们讲述的，但适用于各个阶层的人。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周易》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人们都要头脑清醒，必须保持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个人得以平安，国家也得以保全。
第一讲:《周易》的忧患意识
第五节
“《易》为君子谋”。《周易》是一部救世之策，是为“君子”（统治者）讲述治国安邦之策。
《周易》又是一部人生哲学，因《周易》一书里忧患意识特强，对人的生存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学，也就突出的是政治忧患。即让君子安邦治国上常怀忧患意识。严格的说《周易》里的忧患意识不是针对众人而讲，即不是对人生的命运苦短，命运无常上的忧患，而是针对“君子”所讲的忧患，是让统治者（“君子”）治国安邦上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不过《周易》里的忧患意识中引出了修“德”的思想来，《周易》里的修“德”，又是从政治实践中升华出来的忧患意识。修“德”成了“君子”趋吉避凶，安邦治国的法宝。这就是《坎》里说的：“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政治理路。《周易》里的“有孚”（爱）既是一个道德范畴，又是一个政治原则。故《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既突出在主体的道德性，而归结到的是政治目的性，即针对“君子”对自己所处的政治处境与未来时刻抱有警惕自省，以修“德”而趋吉避凶上的政治忧患，目的是掌握统治策略与政治智慧。
如《周易·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不能长久保持品德操行，是要承受其耻辱，前途艰难。）
如《周易·遁》：“遁尾，厉，勿用有攸往”。“好遁，君子吉”。“嘉遁，贞吉，肥遁，无不利”。
君子既常保品德操行，又要在仕途做好急流勇退。
《周易·困》篇更体现的是政治忧患，(原文)“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困于葛藟，于臲兀。曰动悔，有悔，征，吉。”
(译文)“处于困难险境，却能亨通，这是对贤德之人来说，没有灾祸，有这种说法，岂能不相信。等到屁股遭受了刑杖，又投入昏暗的牢房，三年不得相见（后悔莫及了）。受困于酒食宴会，佩着大红色的绶带接待方国的来宾，利用祭祀礼乐教化，征伐凶险，（礼乐教化）没有灾祸。否则绊着了后头，又按着了蒺藜，回到了住室，不见妻子，岂不是凶兆。遭受了割鼻断足之刑，这是迷恋于身佩红色绶带的显位之中。后慢慢的脱离了这种境地，是利用祭祀。前来总是从容不迫，这是迷恋亨受于豪华舒适的金车之中，招致耻辱，是总舍不得失去这种享受。困于葛藤缠绕里，身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有所行动，就悔上加悔，离开这种境地，吉祥。”
《周易·困》篇的忧患，则是让“君子”警惕政治仕途上的围困与险境，别迷恋于高官厚禄与荣华富贵。这里的忧患意识，就是来自于政治成败经验上的清醒认识。从政治经验上的忧患所引申出的“修德”与“退避”，成为“君子”统治者趋吉避凶的经验之谈，也成为“君子”之治的世界观与方*论。
所以《困》后是《井》，即如何摆脱“困”的局面，《井》篇给“君子”指明了方向。以“井”来寓意，使“君子”懂得养民的道理。作者忧患的是“井渫不食，为我心恻”。作者理想的“君子之治”是“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周易》作者的政治希望，是类如后儒的“仁政”。《周易》里讲的“有孚”就是“爱人”，后儒所讲的“仁”，就是“仁者爱人”。而《周易》彰显的正是“君子有孚于小人”，就是让统治者爱百姓。“爱”是道德范畴，可在儒学里则是一个政治准则。《井》里的“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正是体现了先儒的民本思想。政治忧患的出路在于——爱，即执政为民。
忧患意识是哲人对国家，人民命运前途的思考忧虑。“忧患”的含义本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周易》里的忧患意识，就是让“君子”在行为处事上，在治国安邦上居安思危。《周易》虽是真对“君子”而讲的道理，但《周易》里的忧患意识具有普世意义。
如《周易·既济》：“繻有衣袽，终日戒”（“华丽的丝錦美服，终会变成破衣败絮，终日要小心戒备）。这种忧患意识岂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的警示的教育意义。《周易》里的忧患意识又是充满着辩证法，可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是基于对矛盾法则的深刻理解，是对王朝兴衰存亡内在规律的重要思考，所以《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才凸显到治国理政上。
为什么儒者（严格地说，“儒者”即古代的读书人，古代文人学者就是儒者）常怀着对人对事的忧惧心理，儒家强调“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系辞）》，这个“几”就是隐微，即事物发展的苗头。也就是在事物即将显现而还没有显现的时刻，圣人能抓住时机，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可伸可屈。这正是东方的政治社会所造成的“圣人”，“君子”不能不去研“几”，人们从社会生活所得的经验就是“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这种因农耕文化，近乎原始自然生活中抽象出的人生经验，是用自然现象来说明人事道理，又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认识世界的方*论。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老子》里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到《红楼梦》里的“好了歌解”，把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历史一曲歌解，解释得淋漓尽致，即把人生里的自然与社会现象归结为悲剧意识。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这种人生体验令人惊悸。这所总结的人生命运的变化无常性，虽有自然的一面（如死亡），但更主要的是社会造成的，正是帝王专制社会造成了人生命运的无常性。专制的王权社会不能不让文人学者常怀忧惧之心，不能不生出忧患意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成为人生的警钟长鸣。
儒者常引《诗》里的一句话“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儒者是谁？即读书出仕做官者。后封建社会里的读书人，是准备考取功名，要出仕做官。而在封建王权时代里做官即是臣，臣是君的奴。臣一样没有国家法律（王法）上的生命权与人格权的保障。儒家至多是一个精神上的人格权与尊严。孔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畏就是怕。孟子不也说“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吗？孔子也说过“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吗？为何还有畏惧之心呢？在“天命”上儒者是最怕的。儒者不是劳动者，儒者是读书人，是读所谓圣贤之书的人，读书的目的是求功名，穷儒要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是憧憬着书里的“黄金屋”与“颜如玉”。求不上功名，求闻名，即立不了功，就去立德。“天命”是人的主宰者，在儒者看来，“天命”不可违。儒者求功名博得官禄地位，都是“天命”所赐。“天命”始终贯穿在后儒学的学说中。“天命”转换到社会人生的现实里就是“树高易折，楼高易倾”，“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也即“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读书不中，敬畏天来保佑。“天命”是儒家的头等大事。“大人言”就是王权，掌握着生杀之权的高官位重者，不能不让人畏惧。“灭门知县”（“灭门知县”，是意为一县百姓的身家性命，全都掌握在县太爷手里，生杀予夺，全在知县的一句话。在专制制度下，百姓面对知县大老爷的鱼肉之举，完全没有社会救济途径，即没有像现代民主国家里的权力制衡机制），一个知县可以灭门，能不让一个书生心生畏惧。圣人的言语也是权威，是准则。《尚书》里说“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渉于春冰。”《周易》里说“履尾虎”，总跟在老虎尾巴后面，能不畏惧吗？当然在王权社会里最畏惧而产生忧患意识的是读书人。也是有功有名者与有产者才具有畏惧之心。而无功无名与无产者（即“小人”），也没有什么畏惧之心。也无需忧患意识，他们或许还在祈盼着天下大乱，在改朝换代中改变自身的命运，从中分得一份财富。所以中国政治哲学中的忧患意识，是针对贵族统治阶层，而不是针对百姓所讲的东西。因为百姓是统治者关心施爱的对象，是官之子民，这正是先儒所奠定的东西。如《系辞》里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浴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撰》德之制也。”
《系辞》的作者认为作《周易》者所具有了忧患意识，故才强调了那么多的道德理念。《系辞》里这一认为，不无道理。我们不考证“《履》讲的是道理的基础。《谦》讲的是道德的枢纽。《复》讲的是道德的根本。《恒》讲的是道德的巩固。《损》讲的是道德的修养。《益》讲的是道德的增进。《困》讲的是道德的规范”，这些被《系辞》的作者所认为的是否正确。但《系辞》的作者说明了一个道理，无疑是正确的，即作《周易》者有了忧患意识，才把道德作为了立世的根本。
自《周易》始为“君子”设定了道德性的建设，把道德显然变成了政治谋略的促成条件，即“君子”的道德之目的成为了关乎政治成败的关键。只有心怀危机感和忧虑感的“君子”才能在众邦林立的竞争中寻求立足之地。而忧患又可使担当大任的“君子”经得住考验。
有了忧患意识，就有了思考，有了沉思。有了思考，有了沉思，才会对人生与社会有所认识，才不会对事物盲目的去迷信。《周易》作者的忧患意识，是对社会政治人生经过了一番沉思熟虑的理性思考，而产生了一部伟大的《周易》哲学，这理性之光，照亮了黑暗中的人们。
有了忧患意识，才不至于像迷途的羔羊。有了忧患意识，才能产生觉悟而担当起责任。有了忧患意识，才能看清未来而接近真理。
也正是《周易》作者的忧患意识，才树立起“有孚”（君子爱民）这面高高飘扬于东方的民本思想大旗。如同有了苏格拉底的忧患，把哲学从天上请回人间。如同有了普古斯丁的忧患（沉思），写出了《忏悔录》，把内心人生的苦难向上帝倾诉。如同有了笛长尔的忧患（沉思），写出了《第一哲学的沉思》，才开辟出近代认识论上的新航路。正是有了哲人的忧患，人类的航船才不会在迷茫中盘旋。有了哲人的忧患，才指引着人类朝着光明路途向前。
《周易》的忧患意识，是人类理性的起始，彰显着人文精神。《周易》里的忧患意识是对客观世界及现实社会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及其所造成的事物的矛盾，而怀有一种积极向上主动的应对和预防意识。不同于宗教意识来源于对世界之不确定性的恐惧，而把自身寄托于神明，从而消除了自身的能动性。《周易》里的忧患目的是让统治者（君子）时刻觉醒，而提高执政与自身命运的警惕性。而转化忧患的根本出路在于“君子”的道德性，这就是《周易》政治哲学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并对其后的治国理政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周易》一书的忧患意识，虽然是对"君子"们讲述的，但适用于各个阶层的人。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周易》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人们都要头脑清醒，必须保持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个人得以平安，国家也得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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