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十二)
上卷:先秦"易学"评论
——《周易》一书在先秦时期形成的"易学"派别
由《左传》一书反映人们最早对《周易》的运用，也反映了先秦"易学"流派的雏形
第五讲:由《左传》一书所涉及人们运用和言论《周易》的总结
我们通过先秦地上最早文献《左传》一书所记载对《周易》的运用和言论，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并对后世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一、占筮运用
史巫由《周易》一书里所用那套符号衍生出八卦筮术，而错把《周易》文辞改造当卜筮的繇辞“以《周易》筮之"。
已知《周易》是一本书，并且在春秋时期是有一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统领着《周易》六十四篇文章和每篇文章里的六个句子题称。也已知这种《周易》文本格式，是史巫在《周易》一书所用的一套符号基础上篡改成繇题式的结果。
我们从《左传》里的筮例的说辞来看，使我们能够知道《左传》一书记载的春秋时期史巫是如何用《周易》"筮之"的。
由此说明商代与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是一套组合符号而已(并不是误认为的"数字卦"说法)，就是《周易》成书时所用，并保留下来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
由《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在历史上产生及流传写法演变过程，已知并不是《周易》一书原创的东西，是早于《周易》(《周易》产生于西周后期)成书几百年前就有的东西。说明那套符号并不是与《周易》一书共生一体的东西，一套符号谁都可以用之，如同数字符号那样。《周易》作者写书时也只是使用了这套符号而已。
《周易》成书时所用那套符号的性质已知还不是算卦的工具，《周易》只是用作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已。
况且我们再从那套符号与《周易》内容思想上来看，是没有关联性，而不是所谓的按"象"(由那套符号后来衍生出的"八卦取象"说)填的辞。并且我们通过《周易》原初文本内容，已知讲述的是君子治国道理，也不是卜筮之辞。
史巫"以《周易》筮之"，关键是《周易》一书所用的那套符号造成史巫认识上的错，并埋下《周易》为卜筮之用的祸根。这原因的根本是与传统上占卜的习俗有关。
由《左传》筮例来看，春秋史巫“以《周易》筮之”的筮法，即春秋筮法是运用传承下来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所衍生出了一套不同于以往的巫术新法，即符号筮术方法。
这套筮法是运用六十四个符号，而又在那套符号上衍生出八卦取象，并借用《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名称和文辞，把《周易》阉割成“六繇式”的结构形式而用于卜筮之用。自此一部伟大的哲学书，却逐步被被阉割成卜筮（“八卦六爻”算卦术）结构形式而用之。这就是春秋时期为何史巫错把《周易》当成卜筮的历史成因。
自此把《周易》所用的那套符号衍生的八卦筮术上的取"象"混同于《周易》。自此把卜筮贴到《周易》身上，《周易》背上卜筮的黑锅到如今。也就继承于后世的误为《周易》上的占筮派。
二、义理引用
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直接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句用于说理。
春秋时期在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眼里并没把《周易》当成卜筮之书看待，而是作为义理书直接引用并阐明事物的道理，这也是个不争的实事。
《左传》里记载所引用《周易》，如同《诗》、《书》那样直接引用说明事理。这种引用《周易》文句说理一直影响了整个帝制时期里2千多年里没有中断。
三、取象引用
由史与医从那套符号衍生出的八卦取象筮术混同于《周易》，而引用取象来说明事理。
《左传》里已明显出现了两种引用用法，既取"辞"(《周易》里文辞)引用和取"象"(《周易》所用符号上已被衍生出八种物象，后称"八卦"取象)引用。
特别是史与医的"取象"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医和，史墨引用八卦卜筮内容引入《周易》内容，虽是用于说理，但混淆《周易》与八卦筮术概念，是造成混乱的开始，是把《周易》后出的"八卦"筮术用语混同于《周易》。
并且这是由"象"占(八卦取象卜筮)而引发出"象"理(取象说明事理)，影响后世发展出庞大的"象数派"易学学说(当然是《周易》又被篡改成数字卦爻格式后，增加了"数"说)。
四、义理解释《周易》文字
《左传·襄公九年》里记：“穆姜对《周易》里的“元、亨、利、贞”解释为:“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
这是《易传》以外的对《周易》最早上的学术。
穆姜是开义理释《周易》文辞之先。并对后世《周易》一书文辞的注释同样影响之深。
是后世对《周易》一书里文字进行义理阐释的渊源。
五、义理阐述《周易》一书的性质
《左传·昭公二年》里记载:“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韩宣子是一种间接的对《周易》一书的评论，也是开议论《周易》是一部义理之书之先。
此对孔子影响之深。
六、亦筮亦理双重看待《周易》
《左传·昭公十二年》又出现了子服惠伯对《周易》的说法。
子服惠伯既对《周易·坤》里的“黄裳元吉”从义理上解释为“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
又把《周易》解释为“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子服惠伯开创了对《周易》一书“亦理亦筮”的观点。既义理解释《周易》文辞，又解释忠信“可筮”。对后世"亦理亦筮"双重标准对待《周易》影响深运。
如《易传·系辞》里的说法:“《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再如现在的“辞书”及学者们对《周易》性质说"《周易》是一部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这说法既是个双重说法，又是个悖论。
总之，《左传》一书所记载春秋时期人们运用和言论的繇题式《周易》，对后世“易学”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那么，《左传》一书能否做为先秦地上最早文献史料，以此反映《周易》一书最早的例证呢？
因目前从地下考古资料还没有超过《左传》一书对《周易》的记载。
接下来我们顺便说一说《左传》一书产生的时代。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代以后才多称为《左传》。
《春秋左氏传》是儒家经典之一，西汉时同样与《春秋》被尊奉为"经"。
《左传》是传《春秋》史的(也有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联系)，虽然《春秋》也没涉及卜筮，也无涉及《周易》。《左传》是被认为战国前期成书的(战国时间是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被认为研究《左传》权威人士的杨伯峻，研究《左传》所认为的成书年代是前403——前389年间，也应属战国前期。不免是战国前期写《左传》者，加入的"以《周易》筮之"的春秋卜筮例子，目的是神道设教。《左传》里记载的无论"以《周易》筮之"的卜筮，或"《周易》有之"的引用，均说明《周易》文本不同于今本《周易》。也由此说明《左传》一书是今本《周易》定型前的书籍，因《左传》一书不反映“六·九”数字爻题《周易》，无疑是战国时期的书籍。
不过也有人认为《左传》是刘歆所作。如徐仁甫(1901-1988)撰写的《左传疏证》一书，将《左传》与有关古籍细加剖析之后，认为《左传》并非成书于先秦的解经之作，而是西汉末年刘歆所作。
说《左传》是西汉刘歆作的说法，无疑被《左传》里运用《周易》的筮之和引用称法的繇题式就否决了。因西汉所用的《周易》文本已是数字爻式格式。更何况徐还没能看到浙大简上的《左传》。
因一批被盗卖至海外的战国楚简，由浙大校友出资于2009年得以从海外回归，并入藏浙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这批竹简被介绍，竹简从海外回归后，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层层科学和考古鉴定，最终确定，是在公元前340年(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由战国时期的楚国出产的(也有认为是中原出产的)。这批楚简的内容和当今流行的《左传》本内容基本一致。
由《左传》一书首次反映的不是"六·九"数字卦爻式《周易》格式和发现属战国中期的竹简《左传》，说明《左传》成书于战国前期。
那么，《左传》做为《周易》一书最早例证是可信的。
——《周易》一书在先秦时期形成的"易学"派别
由《左传》一书反映人们最早对《周易》的运用，也反映了先秦"易学"流派的雏形
第五讲:由《左传》一书所涉及人们运用和言论《周易》的总结
我们通过先秦地上最早文献《左传》一书所记载对《周易》的运用和言论，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并对后世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一、占筮运用
史巫由《周易》一书里所用那套符号衍生出八卦筮术，而错把《周易》文辞改造当卜筮的繇辞“以《周易》筮之"。
已知《周易》是一本书，并且在春秋时期是有一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统领着《周易》六十四篇文章和每篇文章里的六个句子题称。也已知这种《周易》文本格式，是史巫在《周易》一书所用的一套符号基础上篡改成繇题式的结果。
我们从《左传》里的筮例的说辞来看，使我们能够知道《左传》一书记载的春秋时期史巫是如何用《周易》"筮之"的。
由此说明商代与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是一套组合符号而已(并不是误认为的"数字卦"说法)，就是《周易》成书时所用，并保留下来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
由《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在历史上产生及流传写法演变过程，已知并不是《周易》一书原创的东西，是早于《周易》(《周易》产生于西周后期)成书几百年前就有的东西。说明那套符号并不是与《周易》一书共生一体的东西，一套符号谁都可以用之，如同数字符号那样。《周易》作者写书时也只是使用了这套符号而已。
《周易》成书时所用那套符号的性质已知还不是算卦的工具，《周易》只是用作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已。
况且我们再从那套符号与《周易》内容思想上来看，是没有关联性，而不是所谓的按"象"(由那套符号后来衍生出的"八卦取象"说)填的辞。并且我们通过《周易》原初文本内容，已知讲述的是君子治国道理，也不是卜筮之辞。
史巫"以《周易》筮之"，关键是《周易》一书所用的那套符号造成史巫认识上的错，并埋下《周易》为卜筮之用的祸根。这原因的根本是与传统上占卜的习俗有关。
由《左传》筮例来看，春秋史巫“以《周易》筮之”的筮法，即春秋筮法是运用传承下来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所衍生出了一套不同于以往的巫术新法，即符号筮术方法。
这套筮法是运用六十四个符号，而又在那套符号上衍生出八卦取象，并借用《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名称和文辞，把《周易》阉割成“六繇式”的结构形式而用于卜筮之用。自此一部伟大的哲学书，却逐步被被阉割成卜筮（“八卦六爻”算卦术）结构形式而用之。这就是春秋时期为何史巫错把《周易》当成卜筮的历史成因。
自此把《周易》所用的那套符号衍生的八卦筮术上的取"象"混同于《周易》。自此把卜筮贴到《周易》身上，《周易》背上卜筮的黑锅到如今。也就继承于后世的误为《周易》上的占筮派。
二、义理引用
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直接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句用于说理。
春秋时期在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眼里并没把《周易》当成卜筮之书看待，而是作为义理书直接引用并阐明事物的道理，这也是个不争的实事。
《左传》里记载所引用《周易》，如同《诗》、《书》那样直接引用说明事理。这种引用《周易》文句说理一直影响了整个帝制时期里2千多年里没有中断。
三、取象引用
由史与医从那套符号衍生出的八卦取象筮术混同于《周易》，而引用取象来说明事理。
《左传》里已明显出现了两种引用用法，既取"辞"(《周易》里文辞)引用和取"象"(《周易》所用符号上已被衍生出八种物象，后称"八卦"取象)引用。
特别是史与医的"取象"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医和，史墨引用八卦卜筮内容引入《周易》内容，虽是用于说理，但混淆《周易》与八卦筮术概念，是造成混乱的开始，是把《周易》后出的"八卦"筮术用语混同于《周易》。
并且这是由"象"占(八卦取象卜筮)而引发出"象"理(取象说明事理)，影响后世发展出庞大的"象数派"易学学说(当然是《周易》又被篡改成数字卦爻格式后，增加了"数"说)。
四、义理解释《周易》文字
《左传·襄公九年》里记：“穆姜对《周易》里的“元、亨、利、贞”解释为:“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
这是《易传》以外的对《周易》最早上的学术。
穆姜是开义理释《周易》文辞之先。并对后世《周易》一书文辞的注释同样影响之深。
是后世对《周易》一书里文字进行义理阐释的渊源。
五、义理阐述《周易》一书的性质
《左传·昭公二年》里记载:“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韩宣子是一种间接的对《周易》一书的评论，也是开议论《周易》是一部义理之书之先。
此对孔子影响之深。
六、亦筮亦理双重看待《周易》
《左传·昭公十二年》又出现了子服惠伯对《周易》的说法。
子服惠伯既对《周易·坤》里的“黄裳元吉”从义理上解释为“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
又把《周易》解释为“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子服惠伯开创了对《周易》一书“亦理亦筮”的观点。既义理解释《周易》文辞，又解释忠信“可筮”。对后世"亦理亦筮"双重标准对待《周易》影响深运。
如《易传·系辞》里的说法:“《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再如现在的“辞书”及学者们对《周易》性质说"《周易》是一部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这说法既是个双重说法，又是个悖论。
总之，《左传》一书所记载春秋时期人们运用和言论的繇题式《周易》，对后世“易学”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那么，《左传》一书能否做为先秦地上最早文献史料，以此反映《周易》一书最早的例证呢？
因目前从地下考古资料还没有超过《左传》一书对《周易》的记载。
接下来我们顺便说一说《左传》一书产生的时代。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代以后才多称为《左传》。
《春秋左氏传》是儒家经典之一，西汉时同样与《春秋》被尊奉为"经"。
《左传》是传《春秋》史的(也有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联系)，虽然《春秋》也没涉及卜筮，也无涉及《周易》。《左传》是被认为战国前期成书的(战国时间是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被认为研究《左传》权威人士的杨伯峻，研究《左传》所认为的成书年代是前403——前389年间，也应属战国前期。不免是战国前期写《左传》者，加入的"以《周易》筮之"的春秋卜筮例子，目的是神道设教。《左传》里记载的无论"以《周易》筮之"的卜筮，或"《周易》有之"的引用，均说明《周易》文本不同于今本《周易》。也由此说明《左传》一书是今本《周易》定型前的书籍，因《左传》一书不反映“六·九”数字爻题《周易》，无疑是战国时期的书籍。
不过也有人认为《左传》是刘歆所作。如徐仁甫(1901-1988)撰写的《左传疏证》一书，将《左传》与有关古籍细加剖析之后，认为《左传》并非成书于先秦的解经之作，而是西汉末年刘歆所作。
说《左传》是西汉刘歆作的说法，无疑被《左传》里运用《周易》的筮之和引用称法的繇题式就否决了。因西汉所用的《周易》文本已是数字爻式格式。更何况徐还没能看到浙大简上的《左传》。
因一批被盗卖至海外的战国楚简，由浙大校友出资于2009年得以从海外回归，并入藏浙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这批竹简被介绍，竹简从海外回归后，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层层科学和考古鉴定，最终确定，是在公元前340年(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由战国时期的楚国出产的(也有认为是中原出产的)。这批楚简的内容和当今流行的《左传》本内容基本一致。
由《左传》一书首次反映的不是"六·九"数字卦爻式《周易》格式和发现属战国中期的竹简《左传》，说明《左传》成书于战国前期。
那么，《左传》做为《周易》一书最早例证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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