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十五)
上卷:先秦"易学"评论
——《周易》一书在先秦时期形成的"易学"派别
先秦孔子的"易学"(《周易》学术)思想
第二讲、帛书佚文记载孔子"易学"(《周易》学)上的鲜明立场(续)
孔子在对子贡讲《周易》是如何的一部书，为了证明《周易》有“古之遗言”，就与文王挂起勾来。这是史料第一次认为《周易》一书的作者是谁的说法。通行本《系辞》里虽然也认为“《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未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今本《系辞》里的这种说法是《易传》佚文《衷》里的说法，因《帛书》“系辞”里还没有这些说法。显然，通行本《系辞》是把佚文《衷》里的说法移了过来。但没有说是文王作《周易》，而在涉及《周易》一书的作者是谁?是《要》文里明确指出：“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这是最早的说法了。孔子说《周易》一书是“文王作”。唯此孔子这说法，先秦没见第二人说过。后来司马迁也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认为《周易》一书是讲德义的，但历史上并没有留下谁作《周易》的说法，虽然在孔子还是孩童时期时，韩宣子出使鲁国，见到《易象》，也发出了“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的感叹。韩宣子也只是认为《周易》与周公之德有关，没有说谁做了《易》。到孔子老而好《易》，所见到《周易》里是讲德义，就无形的联想到了周文王，这在常理之中。《周易》一书是产生在西周后期，显然孔子认为的文王作《周易》是不能成立的。而孔子对《周易》一书的德义之说无疑是正确的，是与史巫卜筮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回事。
帛书《要》文记述了孔子对弟子子贡的质疑一一给于解释，为何自己现在喜欢《周易》，喜观《周易》就是看到了《周易》里有“古之遗言”，有文王的仁义思想。但子贡还是疑惑《周易》一书，终于说出“夫子亦信其筮乎”。子贡终于忍耐不着说出心中的想法，老师这么的喜欢《周易》，难道是相信了筮卜吗？在子贡的眼里，喜欢《周易》就等同于“信其筮”。这正是在当时史巫曾用春秋繇称文本《周易》而卜筮。也正是在这些人们的眼里认为《周易》是一部占筮的书。子贡也只记着老师已往的教导，是反对占筮的，孔子的教导是：“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这无疑说明孔子是反对卜筮和信神灵的那些做法（这里并不是说孔子已往教育弟子说过《周易》是卜筮之书）。只是子贡眼里认为《周易》被用来卜筮，自然就是卜筮之书，而自己的老师曾教导过不能信神灵与卜筮，可老师现在喜欢《周易》达到痴迷的地步，就指责老师难道也“信其筮乎”。
孔子对子贡的这最终的疑问，给出的回答是“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后乎？’”
这段话里的“吾百占而七十当，唯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这句子内容虽不好理解。但并不表明孔子自已是个信占筮者，并且还是个占筮高手，那就误解了。那是讲述为何信从占筮者的道理。
然而也正是帛书《要》文里出现“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这句话却被当今学界里认为孔子不但信筮卜，而且还是筮卜高手的证据了。
学界里一般把这句话理解为：“我一百次占，有七十次占对（或有的译：我占筮的准确率是百分之七十）。就是周梁山占的那一次（或有的译：就是用周梁山这种占法），也一定是取少数服从多数而已。”
这就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本来是反对占筮，也常常教育其弟子们“德行王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光辉形象给推翻了。孔子岂不是变成了一个没有智谋的好卜之徒了吗？把孔子说成不但不反对占筮，而且自己还常常筮卜。就出现在帛书《要》文里的那一句话，就要推翻《论语》中反映的“不承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则可无大过矣”的孔子对《周易》如此的理性认识。显然靠《易传》佚文《要》里的那句话，就能证实孔子常常卜筮，这符合真实的孔子吗？这与《论语》一书所体现孔子的伦理道德政治思想不是相背离的吗？也与《论语》里记“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相背离吗？
至于《要》文里出现的“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这是孔子在学生子贡质疑其“夫子信其筮乎”，是来解释信筮者的道理，不是指自己信筮的行为与做法。孔子在回答子贡“夫子信其筮乎”时，孔子用了两个内容的回答，出现了两个“子曰”，是两层意思(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第一层“子曰“意思是孔子“引用”，用“吾”(自己假若一百次占……)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讲信筮与不信筮的道理；第二层意思“子曰”才是孔子是阐明自己的“易学”立场，才用“我”字，而不同于前一句里的“吾”字。
如《论语》里引用“不恒其德，或承之着”时也没点明出处，而紧跟的是“子曰：不占而已矣”，才是孔子要表达的思想。也是孔子阐明自己的“易学”立场。同理《要》里孔子在回答子贡“夫子信其筮乎”的那段内容，也是两个层次。先是引用来说理，尔后才是孔子要阐述自己的“易学”观点。前一句“子曰”不能认为是孔子自己的行为做法。那样认为就错了。至于那句话“用典”现没有人知道出自何处，自然对“周梁山之占”更是难以解读。一些学者望文生义的说法，也只是一种假说。在学界没有解读出这“周梁山之占”是何意时，就下结论得出孔子自己占筮一百次就准确七十次”，这就成为孔子是常占筮的证据，这种认为是不能成立的，是错误的。
纵观孔子回答子贡“夫子亦信其筮乎”的那段话。第一个“子曰”无疑是“引典”说明占卜为何出现“从其多者”的道理，不是说自己占卜的经验方法。那句话是当今学界里没有正确理解所至。一般把“吾百占而七十当”，解释为“我占卜一百次，有七十次相当”，是把“而”解释“有”，把“当”从古意认为的“中”。而关键这句话的“而”做何解释，应该通篇内容分析考虑孔子的思想目的。无疑这“而”字不能当“有”讲，这里的“而”应当作“连词”里的如果讲。这句话是孔子引典来说明信占卜者的道理。虽然这引典“周梁山之占”不详出处，也不解其意。但通句并不表明是孔子“自己占一百次就有七十次相当”行为。
这一句话的译文应是“孔子说：‘自已若一百次占卜，如果七十次相当。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从参与的人就会多了。谨止于此罢！’”这分明是一种假设的说法，关键语是“谨止于此罢”。孔子回答子贡“夫子也信其筮乎”而做出的人们为何信筮的问题。现在的人们是断章取义，而不连系后面句子内容综合分析(“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从参与的人就会多了。谨止于此罢！”)。反而认为是孔子常占筮的高手，实是没有正确的理解这句话而曲解了孔子。所以第二个“子曰”的内容就是继第一个问题，阐述自己对“易学”的立场，是非常明确表述自己的立场观点。
“《易》我后其筮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孔子表述自己的观点是旗帜鲜明的，那些把孔子说成是一个不但相信占筮，还是一个常占筮的人，简至是对孔子的亵渎。
再说，若按学界里认为“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理解认为孔子成了善于占筮的人。岂不与《要》文里子贡说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的说法相矛盾吗？子贡这说法不是已证明孔子以往常教育其弟子们，是反对占筮的。又怎能把孔子说成是常占筮的人呢？孔子若成了常占筮的，那么子贡说的“夫子它日教化弟子曰”又如何解释呢？孔子本是一位反对卜筮的伟大思想家，却被今天的人因考古上发现了帛书《要》文里的一句话，而不能给于正确的理解，反尔把孔子说成是善于占卦的人，这岂不是又制造了一个天下奇冤吗？
孔子一心一意的是要建立他的伦理道德秩序王国。孔子认为的是，都去行道德仁义了，自然有背于道德仁义的事情就消失了，那些祭祀卜筮之事也自然就不存在了。
孔子在回答子贡的质疑时，强调要行“德”，“仁”的理念，无疑是不赞成那些祭祀和卜筮的行为。这是表现的孔子道德教化思想是与《论语》的宗旨是一样的。这里反映的卜筮的看法，也与《论语》里“不占而已矣”的内涵相一致的。《要》文，体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与卜筮的辩证认识，无疑又是理性的启蒙。这种思想与《论语》里反映孔子对《周易》的认识是相符合的。这是先秦儒者与后封建社会里的儒者对占筮认识上的重大区别。
孔子不但不信卜筮，还是一位反对占筮的先行者。孔子在《周易》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从学术理论上把《周易》从史巫卜筮中分辨清楚。因《周易》产生之后被史巫蒙羞，孔子并不被卜筮之用的繇式《周易》外在格式所迷惑，而孔子看懂了《周易》内容的义理。
孔子在对《周易》一书的论述，无疑在《周易》学术史上，是一面光辉的旗帜。那些从考古发现的资料上，没能正确理解，而曲解孔子，应当彻底的纠正。否则一次次，轰动中外，又让众多学者欣喜若狂的考古文化大发现，却变成了先秦进步文化及思想家的罪证，那就适得其反了。若真是真实的证据材料还罢，可那是不慎重对待学问而产生的错误理解，势必造成学术上很坏的影响。
如“竹书《周易》的发现，被研究竹书《周易》的权威学者所下的一个结论：“在《易学》研究中有所谓“九六”的争论。有的人认为“九六”之名是汉代的人加上去的，先秦时《周易》没有“九六”。楚竹书《周易》的问世，真相大白，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楚竹书《周易》的问世，证明了“九六”这个名称，在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见“楚竹书《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濮茅右著2006年版）
我们认为这种结论下的还过早。以“竹书《周易》”的发现，就认为“九·六”争论画上了句号，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并且竹书《周易》资料鉴定时间的下限并未排除汉初。竹书《周易》又是海外古玩市场购回的，没有考古出处。且不说其伪。就算竹书《周易》是战国未期的传本。竹书《周易》只能证明战国末期《周易》已经有“九·六”之说了。而“九·六”之说也正是战国末期的产物。那么，竹书《周易》自然不能证明《周易》原创时就有“九·六”的称法，故不能说先秦时期《周易》已经有这些“九·六”之称。我们认为“九·六”之争画上句号，正说明不是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九·六”之称，而是秦汉之际添加进《周易》文本的，说是先秦就存在的，显然是错误的说法。
又如《清华简》的发现（清华入藏战国竹简），已有研究者通过对《保训》篇的发布，而从其中的“侌（阴阳）之勿（物），咸川（顺）不（逆）”。这一句里理解认为，《周易》在周文王时期已经产生。把“川”理解为“坤”卦解释。这本是在传播中，连竹简上的文字都没有统一规范及公认的说法时，以及竹简的真伪还在争论中(因竹简是从海外古玩市场上购回的，并没有出处)，可有人望字生意，就论证出《周易》如何如何的，那只是以讹传讹的说法而已。
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孔子是春秋后期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与论述，无疑在先秦时期为战国百家争鸣，开启了理性之门，也为先秦时期那场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做了一个奠基。
帛书《要》文反映孔子对卜筮与《周易》讲德义的论辩，无疑是理性与进步的思想。那应是先秦最具有启蒙意义的哲学思想了。那段话所表现的思想性，无论先秦，抑或是后封建社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再没有人，也没有典章里出现过真对《周易》是卜筮是义理的辩证论述了。《要》文之后，纵然长达两千年里再没有过谁能像孔子那样精辟的对《周易》一书正确的认识过。但遗憾的是就这《要》文却成了绝学，不传于后世。正因是帝国的统治者，看到那理性的东西与帝王专治家天下的统治思想是不相适应，所以才庶蔽起来，只能带到坟墓里去了。汉统治者把先秦《易传》不适应统治要求的思想观点删除掉，而把适合的给保留下来。这才是帛书《易传》里《要》文不见天日的真正原因。
孔子是老而喜好上了《周易》，虽然已发现了《周易》一书里的德、义思想，可也曾感叹时间上来不及对《周易》彻底弄明白。弄明白什么呢？自然是一部有古圣贤者的话，又是讲德义思想的书，为何落到史巫者用于卜筮呢？当然孔子没有时间弄明白史巫用《周易》卜筮的历史成因，那时也没有考古学，也不知道《周易》所用那套符号何时产生，又如何被史巫衍生为卜筮工具。面对史巫用《周易》卜筮的局面，孔子只能认为“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而已。
由此也已然表明孔子的伟大与理性。在先秦唯孔子发现了《周易》一书的真理，旗帜鲜明的表述《周易》是讲“德、义”之书，并理性的向世人宣言:“吾与史巫不同，吾求其德而已”。无疑孔子的目的是想把《周易》从史巫手里纠正过来，并致力于恢复《周易》里的本来思想。
孔子看到了《周易》一书里的真理，可无情的苍天没有“降斯于大任”于孔子，若孔子多活上几年，就能够把《周易》的文辞和义理充分掌握了，也会懂清楚史巫为何错把《周易》当卜筮而用的历史成因。可孔子没有完成这一划时代的历史重任，而孔子刚刚发现《周易》里的“德、义”之声，也被无情的历史之门关闭了。这刚刚开启的希望之门一关就是两千多年。孔子对《周易》真知灼见的认识，被埋葬在地下，一埋就是整个后封建时代。帛书《周易》与《易传》的考古发现，无疑对《周易》的再认识将起到大变化。
也正如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他在《郭店楚简的价值和意义》中说：“……这次大批简书的缤纷出土和研究的逐步深化，势必对中华学术文化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
而此文中引用了在香*举行的“传统文化与21世纪”学术会上饶宗颐先生的话：“近二十年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引起的新文艺运动。”（《部分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饶先生的预见是可能的。有可能从考古发现的简帛书上的研究，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新发现与对古典文化的再认识。看有多少先秦理性的东西而被黑暗的后封建社会里所庶蔽。但愿出现饶先生的那种愿望的预见，而不是像学界里从帛书《易传·要》文里错误的研究认为，把孔子变成一个非理性的人了。说孔子常常占筮，还是占筮高手，这恐怕不但不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是带来了一场封建巫术占卜算命迷信上的复兴，那可是很悲哀的结果了。
不但现在人因考古上发现的资料，而不能正确释解，错把孔子说成占筮者，还是占筮高手，无疑是对伟大孔子的亵渎。而且在后封建时代为了神道设教，在非儒门的杂书里及伪书里同样把孔子说成是占筮者，显然与真实的孔子不相符。
接下来我们顺便说一说帝制早期里哪些书籍把孔子说成是个卜筮者。
①《吕氏春秋·慎行论·壹行》：
“人之所乘船者，为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贤君子者，为其能行义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故贤者所恶於物，无恶於无处。”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统治时期，即统一六国前夕。是秦国丞相吕不韦，集合门下门客编撰的一部杂家著作。并不是出自儒门人的记载，无疑是杂家神道设教而篡入的。
这虽是以孔子占筮来说明道理，但无疑造成孔子是位占筮者的错误影响。
②《孔子家语》
此书里有孔子筮得《贲卦》一说：“子常自筮其卦，得《贲》焉，愀然有不平之状。子张进曰：‘师闻卜者得《贲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对曰：‘以其离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谓之《贲》，非正色之卦也。夫质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贲》，非吾兆也。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质有余不受饰故也。”
《孔子家语》应是汉时的伪书，而在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出土了汉墓竹简中有内容与《孔子家语》里有相近的一些内容，被定名为《儒家者言》。但《儒家者言》竹简释文里并无孔子占筮一说，说明孔门弟子并无记载孔子占筮说法。
实际《儒家者言》行文与《孔子家语》已大不相同，不是一个时代的文风。不否认《儒家者言》是战国时期的。正如《系辞》到西汉才篡入大衍之数的筮术方法。《儒家者言》不是《孔子家语》的另种版本，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只能说《孔子家语》参考了《儒家者言》。或叫在《儒家者言》的参考上伪作了《孔子家语》。伪书《孔子家语》里记孔子占筮说，无疑是从《吕氏春秋》里篡入的，由考古上发现的《儒家者言》里并无记孔子占筮说，也由此证明《吕氏春秋》里所记是个妄说。
③《说苑·反质》：
《说苑·反质》是西汉后期史学家刘向创作的一篇散文。
“孔子卦得贲，喟然仰而叹息，意不平。子张进，举手而问曰：“师闻贲者吉卦，而叹之乎？”孔子曰：“贲，非正色也，是以叹之。吾思夫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文质又何也？吾亦闻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
这里已然是抄袭《吕氏春秋》里的说法。
④《易伟乾坤凿度》卷下
“孔子附，仲尼，鲁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请益于商瞿氏，曰:子有圣智而无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鳯鸟不来，河无图至，呜呼，天命之也。叹讫而后，息志停读，礼止史削。”
《易纬》西汉末期产生。纬书，是汉代依托儒家经义宣扬符箓瑞应占验之书，更不值一提。
还有其它书里所言孔子卜筮更不足以论。
——《周易》一书在先秦时期形成的"易学"派别
先秦孔子的"易学"(《周易》学术)思想
第二讲、帛书佚文记载孔子"易学"(《周易》学)上的鲜明立场(续)
孔子在对子贡讲《周易》是如何的一部书，为了证明《周易》有“古之遗言”，就与文王挂起勾来。这是史料第一次认为《周易》一书的作者是谁的说法。通行本《系辞》里虽然也认为“《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未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今本《系辞》里的这种说法是《易传》佚文《衷》里的说法，因《帛书》“系辞”里还没有这些说法。显然，通行本《系辞》是把佚文《衷》里的说法移了过来。但没有说是文王作《周易》，而在涉及《周易》一书的作者是谁?是《要》文里明确指出：“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这是最早的说法了。孔子说《周易》一书是“文王作”。唯此孔子这说法，先秦没见第二人说过。后来司马迁也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认为《周易》一书是讲德义的，但历史上并没有留下谁作《周易》的说法，虽然在孔子还是孩童时期时，韩宣子出使鲁国，见到《易象》，也发出了“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的感叹。韩宣子也只是认为《周易》与周公之德有关，没有说谁做了《易》。到孔子老而好《易》，所见到《周易》里是讲德义，就无形的联想到了周文王，这在常理之中。《周易》一书是产生在西周后期，显然孔子认为的文王作《周易》是不能成立的。而孔子对《周易》一书的德义之说无疑是正确的，是与史巫卜筮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回事。
帛书《要》文记述了孔子对弟子子贡的质疑一一给于解释，为何自己现在喜欢《周易》，喜观《周易》就是看到了《周易》里有“古之遗言”，有文王的仁义思想。但子贡还是疑惑《周易》一书，终于说出“夫子亦信其筮乎”。子贡终于忍耐不着说出心中的想法，老师这么的喜欢《周易》，难道是相信了筮卜吗？在子贡的眼里，喜欢《周易》就等同于“信其筮”。这正是在当时史巫曾用春秋繇称文本《周易》而卜筮。也正是在这些人们的眼里认为《周易》是一部占筮的书。子贡也只记着老师已往的教导，是反对占筮的，孔子的教导是：“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这无疑说明孔子是反对卜筮和信神灵的那些做法（这里并不是说孔子已往教育弟子说过《周易》是卜筮之书）。只是子贡眼里认为《周易》被用来卜筮，自然就是卜筮之书，而自己的老师曾教导过不能信神灵与卜筮，可老师现在喜欢《周易》达到痴迷的地步，就指责老师难道也“信其筮乎”。
孔子对子贡的这最终的疑问，给出的回答是“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后乎？’”
这段话里的“吾百占而七十当，唯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这句子内容虽不好理解。但并不表明孔子自已是个信占筮者，并且还是个占筮高手，那就误解了。那是讲述为何信从占筮者的道理。
然而也正是帛书《要》文里出现“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这句话却被当今学界里认为孔子不但信筮卜，而且还是筮卜高手的证据了。
学界里一般把这句话理解为：“我一百次占，有七十次占对（或有的译：我占筮的准确率是百分之七十）。就是周梁山占的那一次（或有的译：就是用周梁山这种占法），也一定是取少数服从多数而已。”
这就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本来是反对占筮，也常常教育其弟子们“德行王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光辉形象给推翻了。孔子岂不是变成了一个没有智谋的好卜之徒了吗？把孔子说成不但不反对占筮，而且自己还常常筮卜。就出现在帛书《要》文里的那一句话，就要推翻《论语》中反映的“不承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则可无大过矣”的孔子对《周易》如此的理性认识。显然靠《易传》佚文《要》里的那句话，就能证实孔子常常卜筮，这符合真实的孔子吗？这与《论语》一书所体现孔子的伦理道德政治思想不是相背离的吗？也与《论语》里记“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相背离吗？
至于《要》文里出现的“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这是孔子在学生子贡质疑其“夫子信其筮乎”，是来解释信筮者的道理，不是指自己信筮的行为与做法。孔子在回答子贡“夫子信其筮乎”时，孔子用了两个内容的回答，出现了两个“子曰”，是两层意思(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第一层“子曰“意思是孔子“引用”，用“吾”(自己假若一百次占……)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讲信筮与不信筮的道理；第二层意思“子曰”才是孔子是阐明自己的“易学”立场，才用“我”字，而不同于前一句里的“吾”字。
如《论语》里引用“不恒其德，或承之着”时也没点明出处，而紧跟的是“子曰：不占而已矣”，才是孔子要表达的思想。也是孔子阐明自己的“易学”立场。同理《要》里孔子在回答子贡“夫子信其筮乎”的那段内容，也是两个层次。先是引用来说理，尔后才是孔子要阐述自己的“易学”观点。前一句“子曰”不能认为是孔子自己的行为做法。那样认为就错了。至于那句话“用典”现没有人知道出自何处，自然对“周梁山之占”更是难以解读。一些学者望文生义的说法，也只是一种假说。在学界没有解读出这“周梁山之占”是何意时，就下结论得出孔子自己占筮一百次就准确七十次”，这就成为孔子是常占筮的证据，这种认为是不能成立的，是错误的。
纵观孔子回答子贡“夫子亦信其筮乎”的那段话。第一个“子曰”无疑是“引典”说明占卜为何出现“从其多者”的道理，不是说自己占卜的经验方法。那句话是当今学界里没有正确理解所至。一般把“吾百占而七十当”，解释为“我占卜一百次，有七十次相当”，是把“而”解释“有”，把“当”从古意认为的“中”。而关键这句话的“而”做何解释，应该通篇内容分析考虑孔子的思想目的。无疑这“而”字不能当“有”讲，这里的“而”应当作“连词”里的如果讲。这句话是孔子引典来说明信占卜者的道理。虽然这引典“周梁山之占”不详出处，也不解其意。但通句并不表明是孔子“自己占一百次就有七十次相当”行为。
这一句话的译文应是“孔子说：‘自已若一百次占卜，如果七十次相当。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从参与的人就会多了。谨止于此罢！’”这分明是一种假设的说法，关键语是“谨止于此罢”。孔子回答子贡“夫子也信其筮乎”而做出的人们为何信筮的问题。现在的人们是断章取义，而不连系后面句子内容综合分析(“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从参与的人就会多了。谨止于此罢！”)。反而认为是孔子常占筮的高手，实是没有正确的理解这句话而曲解了孔子。所以第二个“子曰”的内容就是继第一个问题，阐述自己对“易学”的立场，是非常明确表述自己的立场观点。
“《易》我后其筮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孔子表述自己的观点是旗帜鲜明的，那些把孔子说成是一个不但相信占筮，还是一个常占筮的人，简至是对孔子的亵渎。
再说，若按学界里认为“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理解认为孔子成了善于占筮的人。岂不与《要》文里子贡说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的说法相矛盾吗？子贡这说法不是已证明孔子以往常教育其弟子们，是反对占筮的。又怎能把孔子说成是常占筮的人呢？孔子若成了常占筮的，那么子贡说的“夫子它日教化弟子曰”又如何解释呢？孔子本是一位反对卜筮的伟大思想家，却被今天的人因考古上发现了帛书《要》文里的一句话，而不能给于正确的理解，反尔把孔子说成是善于占卦的人，这岂不是又制造了一个天下奇冤吗？
孔子一心一意的是要建立他的伦理道德秩序王国。孔子认为的是，都去行道德仁义了，自然有背于道德仁义的事情就消失了，那些祭祀卜筮之事也自然就不存在了。
孔子在回答子贡的质疑时，强调要行“德”，“仁”的理念，无疑是不赞成那些祭祀和卜筮的行为。这是表现的孔子道德教化思想是与《论语》的宗旨是一样的。这里反映的卜筮的看法，也与《论语》里“不占而已矣”的内涵相一致的。《要》文，体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与卜筮的辩证认识，无疑又是理性的启蒙。这种思想与《论语》里反映孔子对《周易》的认识是相符合的。这是先秦儒者与后封建社会里的儒者对占筮认识上的重大区别。
孔子不但不信卜筮，还是一位反对占筮的先行者。孔子在《周易》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从学术理论上把《周易》从史巫卜筮中分辨清楚。因《周易》产生之后被史巫蒙羞，孔子并不被卜筮之用的繇式《周易》外在格式所迷惑，而孔子看懂了《周易》内容的义理。
孔子在对《周易》一书的论述，无疑在《周易》学术史上，是一面光辉的旗帜。那些从考古发现的资料上，没能正确理解，而曲解孔子，应当彻底的纠正。否则一次次，轰动中外，又让众多学者欣喜若狂的考古文化大发现，却变成了先秦进步文化及思想家的罪证，那就适得其反了。若真是真实的证据材料还罢，可那是不慎重对待学问而产生的错误理解，势必造成学术上很坏的影响。
如“竹书《周易》的发现，被研究竹书《周易》的权威学者所下的一个结论：“在《易学》研究中有所谓“九六”的争论。有的人认为“九六”之名是汉代的人加上去的，先秦时《周易》没有“九六”。楚竹书《周易》的问世，真相大白，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楚竹书《周易》的问世，证明了“九六”这个名称，在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见“楚竹书《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濮茅右著2006年版）
我们认为这种结论下的还过早。以“竹书《周易》”的发现，就认为“九·六”争论画上了句号，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并且竹书《周易》资料鉴定时间的下限并未排除汉初。竹书《周易》又是海外古玩市场购回的，没有考古出处。且不说其伪。就算竹书《周易》是战国未期的传本。竹书《周易》只能证明战国末期《周易》已经有“九·六”之说了。而“九·六”之说也正是战国末期的产物。那么，竹书《周易》自然不能证明《周易》原创时就有“九·六”的称法，故不能说先秦时期《周易》已经有这些“九·六”之称。我们认为“九·六”之争画上句号，正说明不是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九·六”之称，而是秦汉之际添加进《周易》文本的，说是先秦就存在的，显然是错误的说法。
又如《清华简》的发现（清华入藏战国竹简），已有研究者通过对《保训》篇的发布，而从其中的“侌（阴阳）之勿（物），咸川（顺）不（逆）”。这一句里理解认为，《周易》在周文王时期已经产生。把“川”理解为“坤”卦解释。这本是在传播中，连竹简上的文字都没有统一规范及公认的说法时，以及竹简的真伪还在争论中(因竹简是从海外古玩市场上购回的，并没有出处)，可有人望字生意，就论证出《周易》如何如何的，那只是以讹传讹的说法而已。
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孔子是春秋后期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与论述，无疑在先秦时期为战国百家争鸣，开启了理性之门，也为先秦时期那场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做了一个奠基。
帛书《要》文反映孔子对卜筮与《周易》讲德义的论辩，无疑是理性与进步的思想。那应是先秦最具有启蒙意义的哲学思想了。那段话所表现的思想性，无论先秦，抑或是后封建社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再没有人，也没有典章里出现过真对《周易》是卜筮是义理的辩证论述了。《要》文之后，纵然长达两千年里再没有过谁能像孔子那样精辟的对《周易》一书正确的认识过。但遗憾的是就这《要》文却成了绝学，不传于后世。正因是帝国的统治者，看到那理性的东西与帝王专治家天下的统治思想是不相适应，所以才庶蔽起来，只能带到坟墓里去了。汉统治者把先秦《易传》不适应统治要求的思想观点删除掉，而把适合的给保留下来。这才是帛书《易传》里《要》文不见天日的真正原因。
孔子是老而喜好上了《周易》，虽然已发现了《周易》一书里的德、义思想，可也曾感叹时间上来不及对《周易》彻底弄明白。弄明白什么呢？自然是一部有古圣贤者的话，又是讲德义思想的书，为何落到史巫者用于卜筮呢？当然孔子没有时间弄明白史巫用《周易》卜筮的历史成因，那时也没有考古学，也不知道《周易》所用那套符号何时产生，又如何被史巫衍生为卜筮工具。面对史巫用《周易》卜筮的局面，孔子只能认为“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而已。
由此也已然表明孔子的伟大与理性。在先秦唯孔子发现了《周易》一书的真理，旗帜鲜明的表述《周易》是讲“德、义”之书，并理性的向世人宣言:“吾与史巫不同，吾求其德而已”。无疑孔子的目的是想把《周易》从史巫手里纠正过来，并致力于恢复《周易》里的本来思想。
孔子看到了《周易》一书里的真理，可无情的苍天没有“降斯于大任”于孔子，若孔子多活上几年，就能够把《周易》的文辞和义理充分掌握了，也会懂清楚史巫为何错把《周易》当卜筮而用的历史成因。可孔子没有完成这一划时代的历史重任，而孔子刚刚发现《周易》里的“德、义”之声，也被无情的历史之门关闭了。这刚刚开启的希望之门一关就是两千多年。孔子对《周易》真知灼见的认识，被埋葬在地下，一埋就是整个后封建时代。帛书《周易》与《易传》的考古发现，无疑对《周易》的再认识将起到大变化。
也正如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他在《郭店楚简的价值和意义》中说：“……这次大批简书的缤纷出土和研究的逐步深化，势必对中华学术文化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
而此文中引用了在香*举行的“传统文化与21世纪”学术会上饶宗颐先生的话：“近二十年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引起的新文艺运动。”（《部分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饶先生的预见是可能的。有可能从考古发现的简帛书上的研究，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新发现与对古典文化的再认识。看有多少先秦理性的东西而被黑暗的后封建社会里所庶蔽。但愿出现饶先生的那种愿望的预见，而不是像学界里从帛书《易传·要》文里错误的研究认为，把孔子变成一个非理性的人了。说孔子常常占筮，还是占筮高手，这恐怕不但不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是带来了一场封建巫术占卜算命迷信上的复兴，那可是很悲哀的结果了。
不但现在人因考古上发现的资料，而不能正确释解，错把孔子说成占筮者，还是占筮高手，无疑是对伟大孔子的亵渎。而且在后封建时代为了神道设教，在非儒门的杂书里及伪书里同样把孔子说成是占筮者，显然与真实的孔子不相符。
接下来我们顺便说一说帝制早期里哪些书籍把孔子说成是个卜筮者。
①《吕氏春秋·慎行论·壹行》：
“人之所乘船者，为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贤君子者，为其能行义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故贤者所恶於物，无恶於无处。”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统治时期，即统一六国前夕。是秦国丞相吕不韦，集合门下门客编撰的一部杂家著作。并不是出自儒门人的记载，无疑是杂家神道设教而篡入的。
这虽是以孔子占筮来说明道理，但无疑造成孔子是位占筮者的错误影响。
②《孔子家语》
此书里有孔子筮得《贲卦》一说：“子常自筮其卦，得《贲》焉，愀然有不平之状。子张进曰：‘师闻卜者得《贲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对曰：‘以其离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谓之《贲》，非正色之卦也。夫质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贲》，非吾兆也。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质有余不受饰故也。”
《孔子家语》应是汉时的伪书，而在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出土了汉墓竹简中有内容与《孔子家语》里有相近的一些内容，被定名为《儒家者言》。但《儒家者言》竹简释文里并无孔子占筮一说，说明孔门弟子并无记载孔子占筮说法。
实际《儒家者言》行文与《孔子家语》已大不相同，不是一个时代的文风。不否认《儒家者言》是战国时期的。正如《系辞》到西汉才篡入大衍之数的筮术方法。《儒家者言》不是《孔子家语》的另种版本，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只能说《孔子家语》参考了《儒家者言》。或叫在《儒家者言》的参考上伪作了《孔子家语》。伪书《孔子家语》里记孔子占筮说，无疑是从《吕氏春秋》里篡入的，由考古上发现的《儒家者言》里并无记孔子占筮说，也由此证明《吕氏春秋》里所记是个妄说。
③《说苑·反质》：
《说苑·反质》是西汉后期史学家刘向创作的一篇散文。
“孔子卦得贲，喟然仰而叹息，意不平。子张进，举手而问曰：“师闻贲者吉卦，而叹之乎？”孔子曰：“贲，非正色也，是以叹之。吾思夫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文质又何也？吾亦闻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
这里已然是抄袭《吕氏春秋》里的说法。
④《易伟乾坤凿度》卷下
“孔子附，仲尼，鲁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请益于商瞿氏，曰:子有圣智而无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鳯鸟不来，河无图至，呜呼，天命之也。叹讫而后，息志停读，礼止史削。”
《易纬》西汉末期产生。纬书，是汉代依托儒家经义宣扬符箓瑞应占验之书，更不值一提。
还有其它书里所言孔子卜筮更不足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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