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四十四)
中卷:帝制时期"易学"评论
第二篇:三国时期"易学"评论
第一节
上节讲了三国时期的吴国虞翻已然承继的是汉后期以象数解释《周易》文辞的方法。而到虞翻晚年时期魏国出生了一位易学大家王弼，一扫前人以象数注释《周易》的风气，恢复了战国时期义理注释《周易》的传统。
"易学"传承到三国魏时(公元220年-265年），由王弼力排汉象数释《易》方法，而恢复先秦义理释《周易》的传统。王弼注释《易经》，成为后封建社会里所谓义理释注《易经》(《周易》加《易传》)的范式。
历史由大一统到分裂为三国的时期里，魏国里的王弼注释了今本《周易》一书和《易传》里一部分内容，被后人及今天认为是创立了义理学派的鼻祖，也在“易学”上有了学派之分。
王弼（226年～249年）《三国志》里无传，他的事迹在《三国志·钟会传》里有寥寥数语：“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
《三国志》里说的王弼注《易》，就是王弼对《周易》做了注释，包括对《易传》里的《文言》、《易传》、《象传》进行了注，而不对《系辞传》、《说卦传》、《序卦》、《杂卦》作注，这正是王弼的慧眼。
对王弼注《易》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称道，说王弼的“易学”是扫象数而归义理，以及以“老”解“易”，援“玄”入《易》成为一般的公认。
说王弼注《易》为义理派也没有错，这是与汉象数易学相比是正确的。但说王弼“尽黜出汉代象数，纯以义理注易”就不正确了。王弼是尽黜汉代象易学把《易》指向筮术占验上的那些东西，而没有尽黜汉代以象数把《易》指向义理上的那些东西，并切王弼也同样用“象数”注释《周易》。说王弼尽扫象数是抬高易学上义理释《易》的说法而已。
自先秦到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没有什么纯“义理”释《周易》的。包括今天的“易学”都离不开“象数”以解释《周易》。为什么呢？因为《周易》一书出现在社会面前，是先有史巫用于筮卜的面目出现。《周易》里并切有六十四个画符号，及后来添加进去“六九”爻数之说。自汉的《周易》传本本身是“六九”卦爻结构形式的《周易》文本。这些“象”与“数”就与今本《周易》一书不离不弃了。
自先秦“易学”学上的“大象文”，就有“取象”之说。而《易传》里的《系辞》与《说卦》更是从理论高度给于今本《周易》里的“象”与“数”的理论化。
“易学”之前的《易传》就开始以“象”释《周易》，只是“易学”之前《易传》里的《彖》、《象》虽以“象”释《周易》，而指向的是义理，并非占验筮术，这是不容混淆的两种概念与质的区别。
自《系辞》始，把筮术与义理混淆在一起了，才有两汉“象数”占验筮术的大发展。而到东汉后期，又开始从象数占验筮术易学里走向以“象数”释解《易》经（《周易》加《易传》）的义理。如《周易集解》里收集的那些象数易学者释《易》的内容。王弼只是把汉象数占验筮术上的那些繁杂的学说而不入释《易》的义理之中，这是很正确的。
但王弼注《易》已然保留了一些“象数”学说，他不可能尽把“象数”扫尽，若扫完、扫尽了，后来的“易学”，也不是今天所看到的那种了。他同样无法揭示今本《周易》一书的“六·九”来历，也无法揭示六十四画符号与《周易》的关系。也无法说明史巫为何“以《周易》筮之”的历史原因，他无法说清楚这些东西，他就无法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一书上的“象数”之说；他无法排除“象数”，就不可能扫尽什么“象数”。他也用“象数”来释解《周易》的只是所用的象数不同他前面那些以象数释《周易》的方法。他是少用象数，而多从《周易》文辞的义理上去释解。王弼的义理释解《周易》，引向的是儒家的义理，已然是以儒家的价值观来注释《周易》，也没有把《易》玄学化，即老庄思想化。
王弼注《周易》相对汉象数易学来说，确是时代的新风，这与他成长生活的时代背景有关。但王弼注释《周易》没有超越先秦取象义理释解《周易》的方法，即方*注上没有新的突破，只不过相对汉象数易学的占验筮术，王弼并没有关注那些学说，而是关注《周易》里义理。实际这本是两股道上的车，各行其道。自先秦时期史巫把《周易》用于筮卜，而从六十四画符号中纳入八卦取象说，后又对《周易》结构纳入“九·六”数目说，由此将本是义理之书的《周易》转变成八卦筮术。而《易传》里的《系辞》、《说卦》正是掺杂着八卦筮术理论的东西。而秦统治者，把《易》做卜筮之书，而不禁，汉才传者不绝。这汉人传者不绝，正是以转换完成的六爻八卦筮术文本之《易》了(今本《周易》)。汉象数占验筮术是在“八卦筮术易”上的发展，虽无背离“八卦筮术易”的宗旨，但是却将“八卦筮术易”的东西，用于解释传承的《周易》，无疑是错误的。
而王弼注释《周易》里的义理是早有传统，而两汉里的典章书籍里也不凡引用《周易》的文句直接用于说理，自然那是把《周易》里的文章看作是义理。后汉的那些人虽以象数注释《周易》的"象"说，也是早有传统，并不是他们新创。所谓义理《易》与象数（或称筮术）《易》都有渊源。说王弼开创义理释《易》的先河不恰当，说王弼为魏以前的义理释《易》集大成是恰当的。
而历史上把释《周易》分“象数”与“义理”派也是不科学的。单从注释《周易》的义理角度上来说（不说那些用象数把《周易》从筮卜角度上发展的“八卦筮术”上的解释），没有什么纯义理派，只有象数释《周易》里的义理学说。只是在以象数注释《周易》里的义理时熟轻熟重而已。
《周易》学术发展史上看，无论先秦还是后封建时期里没有所谓的纯义理派。只有一种以“象数”角度去释解《周易》的。《易传》里的《象》、《彖》、《文言》是归象数派呢？还是归义理派呢？而这些文章也是公认的哲学，即是义理，又是以义理释《周易》的文章。但那些文章是用“象”或者“爻位”、“阴阳”、“刚柔”之说来阐发《周易》的义理。就连汉朝被公认的一些“象数派”易学者，从他们的“象数”易学里看，有不少是以“象数”来探究世界道理的，而初衷并不是去阐述筮卜人事吉凶的，哪是否属于义理派呢？把王弼说成是义理派的始祖，他并没有抛开“象数”而创出什么纯义理释《易》的范式。从“易学”史而看，所谓的义理派里有“象数”，“象数”派里有义理。没有纯义理派之说，纯义理不杂象数而解释《周易》，在后封建时代不可能诞生。
王弼实属重义理，而轻象数。王弼是把《周易》视为义理一书去注释。
那么我们看王弼是如何注释《周易》的。
我们且看王弼对《周易·乾》所作的注：
“（乾）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王注）“《文言》备矣。”
（乾文）“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王注）“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乾文）“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王注）“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上不在天，来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宁其居也。纯修下道，则居上之德废，纯修上道，则处下之礼旷。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居上不骄，在下不忧，因时而惕，不失其几，虽危而劳，可以‘无咎’。处下卦之极，愈于上九之亢，故竭知力而后免于咎也。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
（乾文）：“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王注）：“去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乾道革之时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履重刚之险，而无定位所处，斯诚进退无常之时也。近乎尊位，欲进其道，迫乎在下，非跃所及。欲静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犹豫，未敢决志。用心存公，进不在私，疑以为虑，不谬于果，故‘无咎’也。”
（乾文）：“九五，飞龙在无，利见大人。”
（王注）：“不行不跃而在乎天，非飞而何？故曰‘飞龙’也。龙德在天，则在人之路亭也。夫位以德兴，德从位叙，以至德而处盛位，万物之睹，不亦宜乎？”
（乾文）“上九，亢龙有悔。”
（无注）
（乾文）“用九，见群龙首，吉。”
（王注）“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侫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
从王弼对《周易》“乾”文的注释来看，即有象数学里的“爻位”、“爻数”、“卦体”来阐述《周易》文辞的义理(当然王弼无法知道原初《周易》又是如何被篡改成“卦爻式”《周易》的历史过程)。
这是什么义理呢？自然是儒家的道德政治学说，又结合先秦“易学”上的《象传》与《文言传》释“乾文”的思想宗旨，而进一步阐述儒家的道德政治观。
从王弼对《周易·乾》文辞的注释来看，王弼对每句文辞的注释基本按照《象传》与《文言传》里学理宗旨。王弼注释《周易》，没有背离《象传》的宗旨。
在对《乾》的注释，王弼没有对所谓的卦辞和第一爻辞做注，而是以“《文言》备矣”之说，那是保留《文言》的说法，自己就不在说了。
对今本《乾》里的第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注是按《象》里讲的“德普施也”四字进一步的阐发。可以说《小象文》成为王弼注释《周易》文辞的纲要，是在《小象文》的思想宗旨上对《周易》文辞进一步的阐发。在阐发的过程中又结合了“象数”说，如对此句注，从《小象文》的“德普施也”，引出“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这即按《小象文》的思想宗旨，又从爻位之说引申到君德之说上来。
而王弼的“居中不偏”、“君之德也”，又是从《文言》里转述过来的话。《文言》里说：“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中正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闭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可以说王弼把《象传》与《文言传》释《周易·乾》的内容，换个说法就成了自己论《周易》的文章了，只是又增加了象数的说法来。
如本句里的“虽非君位”，这是象数的爻位说。而本句注里的“初”、“三”、“四”、“二、五焉”是“象数”学里的爻数说。王弼虽然运用了“象数”里“爻位”之说，但没有消弱儒家的思想宗旨，没有背离《象》与《文言》里所释《周易》阐发出的义理思想，是保持高度的一致，总之不是讲述筮法的。
再如，王弼对今本《周易·乾》里所谓第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注释。王弼首先用象数学里的“卦体”、“爻位”、“刚柔”之说来注释此“辞”。
“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这就是此注里出现了“体”、“位”、“刚”之说。
而王弼注这段话里的“道”，正是来自于《象传》“终日乾乾，反复道也”里的“道”说。而那些“居上”、“处下”引申出一凡道德文章也正是从《文言》里的解释转换来的，只是王弼又加杂进去“象数”学里的“卦”与“数”学说。
《文言传》里说：“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为也？子曰：‘君子进德脩也。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我们看王弼对《乾》里的“九三”内容之注与《象》及《文言》里的释解内容思想基本一样。
《文言》：“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王弼注里一些句子基本保持了《文言》里的原句，或稍有改动照抄过来。
再看王弼对《乾》的“九四”文辞所注内容，同样是来自于《易传》里的《小象传》与《文言传》释解《乾》“九四”文句的思想内容。《小象》文里讲“进无咎也”，王弼注里就出现了“进退”之说。
而《文言传》是这样说的：“九四曰：‘式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脩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文言传》又说：“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我们对照王弼注与这《文言》里的说法有没有出入呢？其思想性完全一致，连一些《文言》里的原文句子，王弼都没改动就“抄”袭过来，就成自己的注释内容了。因王弼并没有说明，这是引自还参阅《文言传》内容而写的，这就有点抄袭他人成果的嫌疑了。不过古代没有版权一说，故没有剽袭之说。
我们再看王弼对《周易·屯》的注释。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注)刚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则否，故屯乃大亨也。大亨则无险，故“利贞”。往，益“屯”也。得主则定。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注)处屯之初，动则难生，不可以进，故“磐桓”也。处此时也，其利安在？不唯居贞建侯乎？夫息乱以静，守静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谦。屯难之世，阴求於阳，弱求於强，民思其主之时也。初处其首而又下焉。爻备斯义，宜其得民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注)志在乎“五”，不从於初。屯难之时，正道未行，与初相近而不相得，困於侵害，故屯邅。“屯”时方屯难，正道未通，涉远而行，难可以进，故曰：“乘马班如”也。寇谓初也。无“初”之难，则与“五”婚矣，故曰“匪寇婚媾”也。“志在於五”，不从於初，故曰“女子贞不字”也。屯难之世，势不过十年者也。十年则反常，反常则本志斯获矣。故曰“十年乃字”。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注)三既近五而无寇难，四虽比五，其志在初，不妨已路，可以进而无屯邅也。见路之易，不揆其志，五应在二，往必不纳，何异无虞以从禽乎？虽见其禽而无其虞，徒入于林中，其可获乎？几，辞也。夫君子之动，岂取恨辱哉！故不如舍，“往吝，穷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注)二虽比初，执贞不从，不害已志者也。求与合好，往必见纳矣。故曰“往吉，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注)处屯难之时，居尊位之上，不能恢弘博施，无物不与，拯济微滞，亨于群小，而系应在二，屯难其膏，非能光其施者也。固志同好，不容他间，小贞之吉，大贞之凶。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注)处险难之极，下无应援，进无所适，虽比於五，五屯其膏，不与相得，居不获安，行无所，适穷困闉厄，无所委仰，故"泣血涟如"。”
从对这一卦文辞的解释来看，王弼还是运用象数里的“卦位”和“数”来说事。
首先用其卦符号取象而称"刚柔"解释所谓的卦辞，是继承《易传·象》文的说法，通过符号而产生的"刚柔"说。如:"刚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则否，故屯乃大亨也。”一直推理出“大亨则无险，故“利贞”。往，益“屯”也。得主则定。”
其次对所谓的爻辞注释，已然通过阴阳、数位等去阐述。
如:“志在乎五，不从於初。”
“阴求於阳，弱求於强，民思其主之时也。”
“无初之难，则与五婚矣，故曰"匪寇婚媾"也。”
“三既近五而无寇难，四虽比五，其志在初，不妨已路，可以进而无屯邅也。见路之易，不揆其志，五应在二，往必不纳，何异无虞以从禽乎？”
“二虽比初，执贞不从，不害已志者也。”
“处屯难之时，居尊位之上。”
“亨于群小，而系应在二。”
“下无应援，进无所适，虽比於五，五屯其膏，不与相。”
从这些"数"去释说《周易》文辞，我们能看明白是注释的什么含义吗？恐怕无异于帮助看明白《周易·屯》文辞的含义。再者说，由此来看，王弼岂是不杂象数的纯义理"易学"么？他既没把今本《周易》彻底懂明白，也不可不受"象数"的影响。
我们再看王弼对《周易·履》文辞的解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对本句话的注，王弼是连《象》文一并做出的注，来说明这句话的含义。
《象》（即《小象》）：“履，柔履刚也，说而在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王弼注）：“凡‘彖’者，言乎一卦之所以为主也，成卦之体在六三也。‘履虎尾’者，言其危也。三为履主，以柔履刚，履危者也。‘履虎尾’，而‘不见咥’者，以其说而应乎乾也。乾，刚正之德者也。不以说行夫侫邪，而以说应乎乾，宜其‘履虎尾’，不见咥而亨。”
王弼是通过《象》文的意思而对“履虎尾，不咥人，亨”进行的注解，但不能认为是对《象》文做的注，而是通过《象》文意对所谓的《履》卦辞做的注。王弼同样是完全按照《象》文章对所谓的“卦辞”做出的注释，并切是从“卦体”之象，以及“爻数”来注释的。如本段注里的“乾”、“刚”就是从卦画符号的八卦取象，而本段里说的“成卦之体在六三也”、“三为履主”里的“六三”及“三”是爻数之说。王弼注《易》（即《周易》）已然是离不开“卦象”与“爻数”。
再看王弼对《履》所谓的爻辞的注释：
“初九，素履往，无咎。”
(王弼注)：“处履之初，为履之始，履道恶华，故素乃无咎。处履以来，何往不从？必独行其愿，物无犯也。”
那么，《小象文》又是如何解释这句话呢？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而王弼对“初九爻辞”的解释，是按“爻象”来解释“爻辞”。
“处履之初，为履之始”。这是通过“初九”爻象数的说法引出“为履之始”的，又通过爻辞“素履往”来玩文字游戏，即变成了“处履以素，何往不从”的注释。而最后的“必独行其愿，物无犯也”是从“《象》曰独行愿也”的转换而来。这一段里的注是通过“爻象”、“爻辞”字意，以及结合《易传·象》文之意综合而成。是“象”、“辞”、“意”的结合，又不违背《象》文里的说法，继承了先秦“易学”（即《周易》之学）思想宗旨。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王弼注)：“履道尚谦，不喜处盈，务在致诚，恶夫外饰者也。而二以阳处阴，履于谦也。居内履中，隐显同也。履道之美，于斯为盛。故‘履道坦坦’，无险厄也。在幽而贞，宜其吉”。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九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大君。”
(王弼注)：“居‘履’之时，以阳处阳，犹曰不谦，而视以阴居阳，以柔乘刚者乎？故以此为明眇目者也。以此为行，跛足者也，以此履危见咥者也。志在刚健，不修所履，欲以陵武于人，为于大君，行未能免于凶，而志存于五，顽之其也。”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王弼注)：“逼近至尊，以阳承阳，处多惧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阳居阴，此谦为本，虽处危惧，终获其志，故‘终吉’也”。
“《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贞厉。”
(王弼注)：“得位处尊，以刚决正，故曰‘夫履贞厉’也。履道恶盈而五处尊，是以危。”
“《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王弼注)：“祸福之祥，生乎所履。处履之极，履道成矣，故可‘视履’而‘考祥’也。居报应说，高而不危，是其旋也。履道大成。故‘元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我们可通过以上王弼对《履》的注释看到，王弼注《周易》的方法，已然是以取象为主的。并没有离开“卦象”、“爻象”来注释《周易》里的所谓卦爻辞。这里出现的“阴”与“阳”、“逼近至尊”、“得位处尊”、“以刚决正”无不是从“卦象”、“爻象”中取来的说法，这都是“象数”学里的东西。当然王弼也结合《周易》里的文字，并参考《易传》里的《象》文说法来注释。其表现的思想宗旨是儒家的道德政治价值观。但还是那句话，若想通过王弼注说来理解《周易》一书文辞的含义是不可能的，虽然有些注释是看似解释句子的字意，实际是说了等于和没说一样。总体是以“象数”之说，加《象》文之思想宗旨，通过《周易》里的文句中一些文字而发挥、阐述了一番儒家的道德政治观。这道德政治观当然符合帝王专制里所标榜的王道政治思想了。但决不可认为王弼所对《周易》文辞的注释，就是《周易》原创文辞里的思想，那就错了。王弼注释《周易》并没有走出“象数易学”的窠臼，并且把“象”、“辞”、“意”的关系给于理论化。王弼不但不反对“象数”，而且充分地肯定由《易传》最初建构起来的“易学”，即象数义理合一不二，互诠互释的学说，并且王弼又进一步给于理论化。
第二篇:三国时期"易学"评论
第一节
上节讲了三国时期的吴国虞翻已然承继的是汉后期以象数解释《周易》文辞的方法。而到虞翻晚年时期魏国出生了一位易学大家王弼，一扫前人以象数注释《周易》的风气，恢复了战国时期义理注释《周易》的传统。
"易学"传承到三国魏时(公元220年-265年），由王弼力排汉象数释《易》方法，而恢复先秦义理释《周易》的传统。王弼注释《易经》，成为后封建社会里所谓义理释注《易经》(《周易》加《易传》)的范式。
历史由大一统到分裂为三国的时期里，魏国里的王弼注释了今本《周易》一书和《易传》里一部分内容，被后人及今天认为是创立了义理学派的鼻祖，也在“易学”上有了学派之分。
王弼（226年～249年）《三国志》里无传，他的事迹在《三国志·钟会传》里有寥寥数语：“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
《三国志》里说的王弼注《易》，就是王弼对《周易》做了注释，包括对《易传》里的《文言》、《易传》、《象传》进行了注，而不对《系辞传》、《说卦传》、《序卦》、《杂卦》作注，这正是王弼的慧眼。
对王弼注《易》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称道，说王弼的“易学”是扫象数而归义理，以及以“老”解“易”，援“玄”入《易》成为一般的公认。
说王弼注《易》为义理派也没有错，这是与汉象数易学相比是正确的。但说王弼“尽黜出汉代象数，纯以义理注易”就不正确了。王弼是尽黜汉代象易学把《易》指向筮术占验上的那些东西，而没有尽黜汉代以象数把《易》指向义理上的那些东西，并切王弼也同样用“象数”注释《周易》。说王弼尽扫象数是抬高易学上义理释《易》的说法而已。
自先秦到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没有什么纯“义理”释《周易》的。包括今天的“易学”都离不开“象数”以解释《周易》。为什么呢？因为《周易》一书出现在社会面前，是先有史巫用于筮卜的面目出现。《周易》里并切有六十四个画符号，及后来添加进去“六九”爻数之说。自汉的《周易》传本本身是“六九”卦爻结构形式的《周易》文本。这些“象”与“数”就与今本《周易》一书不离不弃了。
自先秦“易学”学上的“大象文”，就有“取象”之说。而《易传》里的《系辞》与《说卦》更是从理论高度给于今本《周易》里的“象”与“数”的理论化。
“易学”之前的《易传》就开始以“象”释《周易》，只是“易学”之前《易传》里的《彖》、《象》虽以“象”释《周易》，而指向的是义理，并非占验筮术，这是不容混淆的两种概念与质的区别。
自《系辞》始，把筮术与义理混淆在一起了，才有两汉“象数”占验筮术的大发展。而到东汉后期，又开始从象数占验筮术易学里走向以“象数”释解《易》经（《周易》加《易传》）的义理。如《周易集解》里收集的那些象数易学者释《易》的内容。王弼只是把汉象数占验筮术上的那些繁杂的学说而不入释《易》的义理之中，这是很正确的。
但王弼注《易》已然保留了一些“象数”学说，他不可能尽把“象数”扫尽，若扫完、扫尽了，后来的“易学”，也不是今天所看到的那种了。他同样无法揭示今本《周易》一书的“六·九”来历，也无法揭示六十四画符号与《周易》的关系。也无法说明史巫为何“以《周易》筮之”的历史原因，他无法说清楚这些东西，他就无法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一书上的“象数”之说；他无法排除“象数”，就不可能扫尽什么“象数”。他也用“象数”来释解《周易》的只是所用的象数不同他前面那些以象数释《周易》的方法。他是少用象数，而多从《周易》文辞的义理上去释解。王弼的义理释解《周易》，引向的是儒家的义理，已然是以儒家的价值观来注释《周易》，也没有把《易》玄学化，即老庄思想化。
王弼注《周易》相对汉象数易学来说，确是时代的新风，这与他成长生活的时代背景有关。但王弼注释《周易》没有超越先秦取象义理释解《周易》的方法，即方*注上没有新的突破，只不过相对汉象数易学的占验筮术，王弼并没有关注那些学说，而是关注《周易》里义理。实际这本是两股道上的车，各行其道。自先秦时期史巫把《周易》用于筮卜，而从六十四画符号中纳入八卦取象说，后又对《周易》结构纳入“九·六”数目说，由此将本是义理之书的《周易》转变成八卦筮术。而《易传》里的《系辞》、《说卦》正是掺杂着八卦筮术理论的东西。而秦统治者，把《易》做卜筮之书，而不禁，汉才传者不绝。这汉人传者不绝，正是以转换完成的六爻八卦筮术文本之《易》了(今本《周易》)。汉象数占验筮术是在“八卦筮术易”上的发展，虽无背离“八卦筮术易”的宗旨，但是却将“八卦筮术易”的东西，用于解释传承的《周易》，无疑是错误的。
而王弼注释《周易》里的义理是早有传统，而两汉里的典章书籍里也不凡引用《周易》的文句直接用于说理，自然那是把《周易》里的文章看作是义理。后汉的那些人虽以象数注释《周易》的"象"说，也是早有传统，并不是他们新创。所谓义理《易》与象数（或称筮术）《易》都有渊源。说王弼开创义理释《易》的先河不恰当，说王弼为魏以前的义理释《易》集大成是恰当的。
而历史上把释《周易》分“象数”与“义理”派也是不科学的。单从注释《周易》的义理角度上来说（不说那些用象数把《周易》从筮卜角度上发展的“八卦筮术”上的解释），没有什么纯义理派，只有象数释《周易》里的义理学说。只是在以象数注释《周易》里的义理时熟轻熟重而已。
《周易》学术发展史上看，无论先秦还是后封建时期里没有所谓的纯义理派。只有一种以“象数”角度去释解《周易》的。《易传》里的《象》、《彖》、《文言》是归象数派呢？还是归义理派呢？而这些文章也是公认的哲学，即是义理，又是以义理释《周易》的文章。但那些文章是用“象”或者“爻位”、“阴阳”、“刚柔”之说来阐发《周易》的义理。就连汉朝被公认的一些“象数派”易学者，从他们的“象数”易学里看，有不少是以“象数”来探究世界道理的，而初衷并不是去阐述筮卜人事吉凶的，哪是否属于义理派呢？把王弼说成是义理派的始祖，他并没有抛开“象数”而创出什么纯义理释《易》的范式。从“易学”史而看，所谓的义理派里有“象数”，“象数”派里有义理。没有纯义理派之说，纯义理不杂象数而解释《周易》，在后封建时代不可能诞生。
王弼实属重义理，而轻象数。王弼是把《周易》视为义理一书去注释。
那么我们看王弼是如何注释《周易》的。
我们且看王弼对《周易·乾》所作的注：
“（乾）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王注）“《文言》备矣。”
（乾文）“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王注）“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乾文）“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王注）“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上不在天，来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宁其居也。纯修下道，则居上之德废，纯修上道，则处下之礼旷。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居上不骄，在下不忧，因时而惕，不失其几，虽危而劳，可以‘无咎’。处下卦之极，愈于上九之亢，故竭知力而后免于咎也。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
（乾文）：“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王注）：“去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乾道革之时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履重刚之险，而无定位所处，斯诚进退无常之时也。近乎尊位，欲进其道，迫乎在下，非跃所及。欲静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犹豫，未敢决志。用心存公，进不在私，疑以为虑，不谬于果，故‘无咎’也。”
（乾文）：“九五，飞龙在无，利见大人。”
（王注）：“不行不跃而在乎天，非飞而何？故曰‘飞龙’也。龙德在天，则在人之路亭也。夫位以德兴，德从位叙，以至德而处盛位，万物之睹，不亦宜乎？”
（乾文）“上九，亢龙有悔。”
（无注）
（乾文）“用九，见群龙首，吉。”
（王注）“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侫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
从王弼对《周易》“乾”文的注释来看，即有象数学里的“爻位”、“爻数”、“卦体”来阐述《周易》文辞的义理(当然王弼无法知道原初《周易》又是如何被篡改成“卦爻式”《周易》的历史过程)。
这是什么义理呢？自然是儒家的道德政治学说，又结合先秦“易学”上的《象传》与《文言传》释“乾文”的思想宗旨，而进一步阐述儒家的道德政治观。
从王弼对《周易·乾》文辞的注释来看，王弼对每句文辞的注释基本按照《象传》与《文言传》里学理宗旨。王弼注释《周易》，没有背离《象传》的宗旨。
在对《乾》的注释，王弼没有对所谓的卦辞和第一爻辞做注，而是以“《文言》备矣”之说，那是保留《文言》的说法，自己就不在说了。
对今本《乾》里的第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注是按《象》里讲的“德普施也”四字进一步的阐发。可以说《小象文》成为王弼注释《周易》文辞的纲要，是在《小象文》的思想宗旨上对《周易》文辞进一步的阐发。在阐发的过程中又结合了“象数”说，如对此句注，从《小象文》的“德普施也”，引出“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这即按《小象文》的思想宗旨，又从爻位之说引申到君德之说上来。
而王弼的“居中不偏”、“君之德也”，又是从《文言》里转述过来的话。《文言》里说：“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中正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闭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可以说王弼把《象传》与《文言传》释《周易·乾》的内容，换个说法就成了自己论《周易》的文章了，只是又增加了象数的说法来。
如本句里的“虽非君位”，这是象数的爻位说。而本句注里的“初”、“三”、“四”、“二、五焉”是“象数”学里的爻数说。王弼虽然运用了“象数”里“爻位”之说，但没有消弱儒家的思想宗旨，没有背离《象》与《文言》里所释《周易》阐发出的义理思想，是保持高度的一致，总之不是讲述筮法的。
再如，王弼对今本《周易·乾》里所谓第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注释。王弼首先用象数学里的“卦体”、“爻位”、“刚柔”之说来注释此“辞”。
“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这就是此注里出现了“体”、“位”、“刚”之说。
而王弼注这段话里的“道”，正是来自于《象传》“终日乾乾，反复道也”里的“道”说。而那些“居上”、“处下”引申出一凡道德文章也正是从《文言》里的解释转换来的，只是王弼又加杂进去“象数”学里的“卦”与“数”学说。
《文言传》里说：“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为也？子曰：‘君子进德脩也。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我们看王弼对《乾》里的“九三”内容之注与《象》及《文言》里的释解内容思想基本一样。
《文言》：“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王弼注里一些句子基本保持了《文言》里的原句，或稍有改动照抄过来。
再看王弼对《乾》的“九四”文辞所注内容，同样是来自于《易传》里的《小象传》与《文言传》释解《乾》“九四”文句的思想内容。《小象》文里讲“进无咎也”，王弼注里就出现了“进退”之说。
而《文言传》是这样说的：“九四曰：‘式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脩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文言传》又说：“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我们对照王弼注与这《文言》里的说法有没有出入呢？其思想性完全一致，连一些《文言》里的原文句子，王弼都没改动就“抄”袭过来，就成自己的注释内容了。因王弼并没有说明，这是引自还参阅《文言传》内容而写的，这就有点抄袭他人成果的嫌疑了。不过古代没有版权一说，故没有剽袭之说。
我们再看王弼对《周易·屯》的注释。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注)刚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则否，故屯乃大亨也。大亨则无险，故“利贞”。往，益“屯”也。得主则定。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注)处屯之初，动则难生，不可以进，故“磐桓”也。处此时也，其利安在？不唯居贞建侯乎？夫息乱以静，守静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谦。屯难之世，阴求於阳，弱求於强，民思其主之时也。初处其首而又下焉。爻备斯义，宜其得民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注)志在乎“五”，不从於初。屯难之时，正道未行，与初相近而不相得，困於侵害，故屯邅。“屯”时方屯难，正道未通，涉远而行，难可以进，故曰：“乘马班如”也。寇谓初也。无“初”之难，则与“五”婚矣，故曰“匪寇婚媾”也。“志在於五”，不从於初，故曰“女子贞不字”也。屯难之世，势不过十年者也。十年则反常，反常则本志斯获矣。故曰“十年乃字”。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注)三既近五而无寇难，四虽比五，其志在初，不妨已路，可以进而无屯邅也。见路之易，不揆其志，五应在二，往必不纳，何异无虞以从禽乎？虽见其禽而无其虞，徒入于林中，其可获乎？几，辞也。夫君子之动，岂取恨辱哉！故不如舍，“往吝，穷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注)二虽比初，执贞不从，不害已志者也。求与合好，往必见纳矣。故曰“往吉，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注)处屯难之时，居尊位之上，不能恢弘博施，无物不与，拯济微滞，亨于群小，而系应在二，屯难其膏，非能光其施者也。固志同好，不容他间，小贞之吉，大贞之凶。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注)处险难之极，下无应援，进无所适，虽比於五，五屯其膏，不与相得，居不获安，行无所，适穷困闉厄，无所委仰，故"泣血涟如"。”
从对这一卦文辞的解释来看，王弼还是运用象数里的“卦位”和“数”来说事。
首先用其卦符号取象而称"刚柔"解释所谓的卦辞，是继承《易传·象》文的说法，通过符号而产生的"刚柔"说。如:"刚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则否，故屯乃大亨也。”一直推理出“大亨则无险，故“利贞”。往，益“屯”也。得主则定。”
其次对所谓的爻辞注释，已然通过阴阳、数位等去阐述。
如:“志在乎五，不从於初。”
“阴求於阳，弱求於强，民思其主之时也。”
“无初之难，则与五婚矣，故曰"匪寇婚媾"也。”
“三既近五而无寇难，四虽比五，其志在初，不妨已路，可以进而无屯邅也。见路之易，不揆其志，五应在二，往必不纳，何异无虞以从禽乎？”
“二虽比初，执贞不从，不害已志者也。”
“处屯难之时，居尊位之上。”
“亨于群小，而系应在二。”
“下无应援，进无所适，虽比於五，五屯其膏，不与相。”
从这些"数"去释说《周易》文辞，我们能看明白是注释的什么含义吗？恐怕无异于帮助看明白《周易·屯》文辞的含义。再者说，由此来看，王弼岂是不杂象数的纯义理"易学"么？他既没把今本《周易》彻底懂明白，也不可不受"象数"的影响。
我们再看王弼对《周易·履》文辞的解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对本句话的注，王弼是连《象》文一并做出的注，来说明这句话的含义。
《象》（即《小象》）：“履，柔履刚也，说而在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王弼注）：“凡‘彖’者，言乎一卦之所以为主也，成卦之体在六三也。‘履虎尾’者，言其危也。三为履主，以柔履刚，履危者也。‘履虎尾’，而‘不见咥’者，以其说而应乎乾也。乾，刚正之德者也。不以说行夫侫邪，而以说应乎乾，宜其‘履虎尾’，不见咥而亨。”
王弼是通过《象》文的意思而对“履虎尾，不咥人，亨”进行的注解，但不能认为是对《象》文做的注，而是通过《象》文意对所谓的《履》卦辞做的注。王弼同样是完全按照《象》文章对所谓的“卦辞”做出的注释，并切是从“卦体”之象，以及“爻数”来注释的。如本段注里的“乾”、“刚”就是从卦画符号的八卦取象，而本段里说的“成卦之体在六三也”、“三为履主”里的“六三”及“三”是爻数之说。王弼注《易》（即《周易》）已然是离不开“卦象”与“爻数”。
再看王弼对《履》所谓的爻辞的注释：
“初九，素履往，无咎。”
(王弼注)：“处履之初，为履之始，履道恶华，故素乃无咎。处履以来，何往不从？必独行其愿，物无犯也。”
那么，《小象文》又是如何解释这句话呢？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而王弼对“初九爻辞”的解释，是按“爻象”来解释“爻辞”。
“处履之初，为履之始”。这是通过“初九”爻象数的说法引出“为履之始”的，又通过爻辞“素履往”来玩文字游戏，即变成了“处履以素，何往不从”的注释。而最后的“必独行其愿，物无犯也”是从“《象》曰独行愿也”的转换而来。这一段里的注是通过“爻象”、“爻辞”字意，以及结合《易传·象》文之意综合而成。是“象”、“辞”、“意”的结合，又不违背《象》文里的说法，继承了先秦“易学”（即《周易》之学）思想宗旨。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王弼注)：“履道尚谦，不喜处盈，务在致诚，恶夫外饰者也。而二以阳处阴，履于谦也。居内履中，隐显同也。履道之美，于斯为盛。故‘履道坦坦’，无险厄也。在幽而贞，宜其吉”。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九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大君。”
(王弼注)：“居‘履’之时，以阳处阳，犹曰不谦，而视以阴居阳，以柔乘刚者乎？故以此为明眇目者也。以此为行，跛足者也，以此履危见咥者也。志在刚健，不修所履，欲以陵武于人，为于大君，行未能免于凶，而志存于五，顽之其也。”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王弼注)：“逼近至尊，以阳承阳，处多惧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阳居阴，此谦为本，虽处危惧，终获其志，故‘终吉’也”。
“《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贞厉。”
(王弼注)：“得位处尊，以刚决正，故曰‘夫履贞厉’也。履道恶盈而五处尊，是以危。”
“《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王弼注)：“祸福之祥，生乎所履。处履之极，履道成矣，故可‘视履’而‘考祥’也。居报应说，高而不危，是其旋也。履道大成。故‘元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我们可通过以上王弼对《履》的注释看到，王弼注《周易》的方法，已然是以取象为主的。并没有离开“卦象”、“爻象”来注释《周易》里的所谓卦爻辞。这里出现的“阴”与“阳”、“逼近至尊”、“得位处尊”、“以刚决正”无不是从“卦象”、“爻象”中取来的说法，这都是“象数”学里的东西。当然王弼也结合《周易》里的文字，并参考《易传》里的《象》文说法来注释。其表现的思想宗旨是儒家的道德政治价值观。但还是那句话，若想通过王弼注说来理解《周易》一书文辞的含义是不可能的，虽然有些注释是看似解释句子的字意，实际是说了等于和没说一样。总体是以“象数”之说，加《象》文之思想宗旨，通过《周易》里的文句中一些文字而发挥、阐述了一番儒家的道德政治观。这道德政治观当然符合帝王专制里所标榜的王道政治思想了。但决不可认为王弼所对《周易》文辞的注释，就是《周易》原创文辞里的思想，那就错了。王弼注释《周易》并没有走出“象数易学”的窠臼，并且把“象”、“辞”、“意”的关系给于理论化。王弼不但不反对“象数”，而且充分地肯定由《易传》最初建构起来的“易学”，即象数义理合一不二，互诠互释的学说，并且王弼又进一步给于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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