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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评论》(六十六)

    中卷:帝制时期"易学"评论

    第六篇:明清"易学"评论

    第一节:评清初王夫之的易学

    说在清代易学前面的话

    到了满人建立了满人贵族统治的大清帝国,而坐拥北京城,一样的“坐北面南”统治着华夏的大江南北,虽是照搬前朝古制,可又多了个民族不平等的帝王专制。

    大清帝国终于把华夏这个古老民族,奴役的遍体鳞伤,把曾是世界上的“巨人之国”,彻底的变成了“东亚病夫”。

    本来同样是接受汉文化的日本岛国,把中国后儒家朱子之学做为日本国思想界里的垄断地位。而在近代西方之学传播到日本岛上时能自觉的反思与变革,在思想哲学上出现了突破,突破了朱子之学的束缚,使日本走向近代亚洲之国的前头。若不是近代以来国际战略格局体系的建立,日本侵略中国而妄想建立它的大东亚圈,认为如同满人入关建立大清国的那样易如反掌,可以顺利的完成对中国的征服与奴役。无论蒙古民族向南的征服,或是满人向南的征服,所建立起来的王朝与日本帝国梦想征服中国大陆那样,而在日本帝国眼里一样把华夏民族看成是一个病弱不堪一击的民族。而日本妄想征服中国的思维是与蒙元,满清征服中国的梦想是处于同样的思维里。但日本统治者忘记了,时空已是星转斗移,已不同于蒙、满人在大陆上建立起来的王朝时代了。日本只盯着的是北洋政府的腐朽与无能,却看不到世界上那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资本帝国的身影。

    若不是世界战争与战略格局新变化(已不同于冷兵器的蒙、满人征服大陆的时代了),那么日本征服中国就如同满清征服明朝那样,不知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帝国来。但可知的是日本帝国征服大陆后,决不会像蒙、满那样利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去治理其帝国的统治,即决不像元蒙、清满那样能够保留其中华文化。若被征服不但亡国,而将亡掉的是民族引以自豪的文化。因为日本不像蒙元、满清那样,而是带着他的文化(文字、语言、思想理念等)而来。而那场反侵略的战争中,中国也已不是宋朝文化下的中国,也不是明朝文化下的中国。中国人民一样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一样的经过维新变法,五四运动觉醒了起来。中国人民并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抗战,才没有被日本征服,才避免一次可怕的将会亡掉一个古老东方民族文化的劫难出现(因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这一次避免一个民族文化的灭亡,不能不承认西方英美人民建立起了世界上文明、进步的民主政治体制格式,才有效的扼制法西斯及一切反人类的暴力集团阴谋的得逞。

    正是清王朝把中华民族进一步推向积弱与灾难,才招引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一度的瓜分,并招引近邻日本的觊觎,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招引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

    不过要追根溯源,无论是清朝还是换成明朝、宋朝,在面对西洋文化时,一样的是清朝的那种局面,因为无论是清还是明,所遵循的文化制度是一样的?

    那么,清朝的易学岂能有什么新突破?岂能有什么新高度?不但没有,而且是"易学"全面走向倒退!

    我们看清初王夫之的"易学"。

    被称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1619年-1692年2),人称船山先生,也写了传世的易学著作《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发例》,《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大象解》。

    《周易内传》是注释《周易》与《易传》。其它易学著作是对《周易》和《易传》所做的研究。古人的“易学”著作不能与今人的注释和研究上的那种明确分类。古人所谓注释中有论述,而论述中又有注释。

    王夫之的《周易内传》在注释《周易》,已然是以“象数”及占筮说释之。只是以“象数”学释解今本《周易》而阐发出一凡不伦不类的“道理”。

    如对《乾》里的“初九,潜龙勿用”的解释:

    “初者,筮始得之爻。‘上’,卦成而在上也。‘九’者,过揲之策三十六,以四为一则九也。于象则一,而函三奇之画。一,全具其数;三,奇而成阳;三三凡九。阴,左一,右一,中缺其一;三二而为六。阳,清虚浩大,有形无形皆彻焉,故极乎函三之全体而九。阴,聚而吝于用,则虽重浊,而中因虚以受阳之施,故象数皆有所歉而俭于六。‘初’,‘上’先言卦位,而后言象数;‘初’为位所自定,‘上’所以成卦也。‘上’,‘三’、‘四’,‘五’,先言象数,而后言位。初画已定六画之规模,听数之来增以成象也。

    伏而不见之谓“潜”,“龙”阳升而出,阳降而蜇,绝地而游,乘气而变,纯阳之物也。乾,纯阳,故取象焉。六爻成而龙德始就,乃随一爻而皆言龙者,六爻相得以成象,虽在一爻,全体已具,亦可以见爻之未离乎彖也。《易》参三才而两之。初,二,地位;三,四,人位;五,上,天位;其常也。而易之为道,无有故常,不可为典要,唯乾,坤为天地之定位,故分六爻为三才。初在地之下,龙之蛰乎地中者也,故曰‘潜龙’。

    ‘勿’者,戒止辞。‘勿用’,为占者言也。龙这为道,潜则固不用矣,无待上也。占者因其时,循其道,当体潜为德而勿用焉……。”

    这王夫之能从一个“初九”和后面的四个字“潜龙勿用”,却演义出六百多字的“解释”来。那么倒底让后人明白这几个字什么意思么?没人能说得清楚。这王夫之是在讲象数义理呢?还是在讲象数占筮呢?已难分难解了。不过的是,占筮者从中看到的是占筮;象数者从中看到的象数;义理者从中看到了义理。后封建社会里的读书做学问,做进了死胡同。

    王夫之所谓注释《周易》,完全是照前人的“象数易学”而想象发挥之。重其“象数”,而轻视文辞,必然走进释《周易》的歧路上去。你看王夫之对这“初九”,本不是内容而当成重要的内容,说长道短,对现在看来很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而对普及学问来说,大众如何能看懂这种注释呢?难怪没有人不认为《周易》之神秘与深奥。到封建帝王社会后期,对《周易》的注释越繁,让人读那些《周易》注释文章,就头痛。这是在“注释”《周易》吗?对《周易》里的每一句话,王夫之“注释”长则几百上千字,短则几十字的说法,但又能说明了什么呢?看那些说法,似云里雾里,像是“神话”,像是痴人梦语。

    后封建社会里所谓的《易学》在解释《周易》上均受到《系辞》、《说卦》思想的影响,无法走出《系辞传》象数亦理亦筮理论的影响。既然认为《周易》是占辞,又何比苦苦从那些占辞里,阐发那么多的题外话呢?为何要从占辞中阐发出不伦不类的封建帝王政治之道上的道理呢?若通过这种解释想读懂《周易》,恐怕是比登天之难了。重“象数”而轻“文辞”解释《周易》的所谓“易学”书籍,不但不能帮助弄懂《周易》,反而使人误入歧途。

    再如对《需》里的“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的解释。这一句虽然不涉及“九·六”数,是所谓的“卦辞”,但王夫之已然从阴阳爻位来分割折解这句话,可最终实难明白他解释这句话是何意思?他要说明什么呢?

    “‘需’,缓而有待也。乾之三阳欲进,而为六四之阴所阻。九五阳刚,履乎中位,而陷于二阴之中,与三阳相隔。三阳待五之引已以升,九五待三阳之类至,交相待而未前,故为健行而遇险之象,不能不所需迟,而固可以需者也。‘孚’者,同心相信之实也。阴与阳合配曰‘应’。阴阳之自类相合曰‘孚’。凡言‘孚’者放此。旧说谓‘应’为‘孚’,非是。九五与三阳是合德,虽居险中,而诚以相待,秉志光明,而情固亨通,终不失正,吉道也。此以赞九五之德。‘利涉大川’,为下三阳言也;虽为四所阻,不能不有需迟,而性本健行,不畏险而自却,且有九五以为之主,非阴所能终阻,涉焉,斯含义而利矣。”

    王夫之解释那句话是通过“需”的卦学里的卦画符号(坎上乾下)及六爻爻位、阴阳来解释的,实则是把那句话分割、拆解的支离破碎。你若不懂得八卦象数学,你就不懂他的说法的那些来历。但我们已然不明白王夫之所解释的“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总之,王夫之的《周易内传》是以象数亦理亦筮的东西,不凡从象数中阐发符合封建帝王社会里的“理”。王夫之有悲痛亡明抗清的一段爱国壮举,而不过已然是一位传统的士大夫。王夫之的思想已然有很多保守与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王夫之的思想成果在于“史观哲学”,然他的“历史反思”已然是传统上的思维。王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处于科学革命时代,世界处在文化上的重大转折期,而面对西方传教士带进的文明成果,东方的学者不屑一顾,只多看到是为技艺之术,而勿视科学技术后的思想与制度。王夫之面对西方的文明成果,已然跳不出“华夷之别,在于文野”的封建帝王传统文化藩篱,把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变成了巨大的包袱,而成为阻碍学习世界上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的“围城”。

    王夫之的《周易内传发例》里说:“《易》之为筮而作,此不待言。王弼以后,言《易》者尽废其占,而朱子非之,允矣。”

    “《易》之垂训于世万,占其一道尔,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故占《易》学《易》,圣人之用《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故曰:‘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学也;‘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筮也。”

    “京房,虞翻之言《易》,言其占也。自王弼而后至于程子,言其学也。二者皆《易》之所尚,不可偏废,尤其不可偏尚也。”

    “当位之吉,不当位之凶,其恒也。应之利,不应之不利,其恒也。使有恒之可执,而据之为典要。则《火珠林》一类技术之书,相生相克之成局,足以与于圣人之道义,天地之德业矣。”

    “盖筮者,知天之事也;知天者,以俟命而立命也。乐天知命而不忧以俟命,安土毅仁而能爱以立命,则卦有小有大,有险有易,有顺有逆,知其吉凶而明于忧患之故……所谓‘动则玩其占’也。”

    从王夫之的这些所谓的“易学”说法来看,充分说明王夫之继承的是《系辞传》和朱熹的衣钵。王夫之一样认为《周易》是为筮卜而作,并强调不可偏废“占”。封建帝国时期里的各种占验术数,被后儒者称为“技术之书”,那么支撑这些“技术之书”的正是帝国里的阴阳五行哲学理论。无论王夫之从“象数”义理上如何附会出封建帝王社会里的道德政治观,都不足以他认为《周易》是为筮卜,并不可偏废筮卜,而抵消了一切的义理之说。王夫之的“易学”况有百万言于世又有何补呢?王夫之一样是一位亦巫亦理的“象数易学”者。似乎他的“易学”诠释了王阳明的那句经典之话,“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这就是中国古代里所谓的大思想家、哲学家眼里的“卜筮”(算卦迷信)与“义理”(道德文章)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