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筮法源流考》(二十)
——八卦筮法江湖术揭示与批判
上卷:先秦八卦取象筮法
第四节:八卦卜筮上的六十四卦符号脱胎于《周易》所用文章排序的那套符号
第二:《左传》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和引用例子，再现春秋《周易》文本，由此证明把《周易》所用那套排序符号改造成了六十四卦卜筮工具才产生出的八卦取象筮法内容，也是"八卦"之源头
在前面已讲过《左传》里记载春秋时史巫以《周易》卜筮的筮倒，我们将春秋时史巫"以《周易》筮之"的文本，称为"春秋《周易》文本"。已知那时《周易》一书已被后人命名进了六十四名称，也与那套符号扭合一起，符号与名称自此不离不弃，终于把《周易》所那套符号和《周易》文章名称连在一起改变成一套卦符号，成为卜筮上的通神媒介工具。
通过《左传》一书中记载的筮例及引用当时《周易》文本内容来看，那时的《周易》文本，既不是用“九·六”这种数字来编排《周易》每篇里的句子为爻辞的“爻题”；而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画符号及名称来编排《周易》每篇句子变成繇辞的“繇题”。最具有证据证明《左传》里所反映的春秋《周易》文本不是以“九·六”爻题的结构形式，而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个符号及名称为“繇题”（或称“繇称”）的结构形式，莫过于《昭公二十九年》里所引的“《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这一引用例子了。
现将这一引用例子抄录如下：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这一段记述了“昭公二十九年”的秋天里有龙出现在绛城郊外，魏献子听说此事，并向蔡墨问龙一事。蔡墨回答魏献子时，是引经据典来证明他认为古时候是有龙的。蔡墨所引用的就是《周易》《乾》、《坤》两文里出现带龙的句子，来证明所认为古时候有龙的证据。这里且不说引用《周易》一书里带龙的句子，来证明古时候有龙的说法正确与否，但这里毕竟不是用《周易》来卜筮的例子。我们可通过这一引用例子中所引用《周易·乾》文里凡带龙的句子内容及称谓，以此再现“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
这种说法，我们以此再现《周易·乾》文的结构形式：
“《乾》之《姤》：潜龙勿用。
《同人》：见龙在田。
《大有》：飞龙在天。
《夬》：亢龙有悔。
《坤》：见群龙无首，吉。”
以上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所引用的内容，凡是《乾》里带龙的句子被引用时所出现的称法与内容。
我们可通过今本《周易·乾》卦里的内容来看，也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引用例子中的带龙内容。现将今本《周易·乾》卦列举如下：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我们通过今本《周易·乾》卦结构形式及内容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引用《周易·乾》里的凡带龙的内容及称谓对比来看，《左传》里出现的引用《乾》里带龙的句子等同于今本《周易》·乾》卦里带龙的“爻辞”。现列举如下：
《乾》之"姤"＝“《乾》里的"初九"
《乾》之“同人”＝《乾》里的“九二”
《乾》之“大有”＝《乾》里的“九五”
《乾》之“夬”＝《乾》里的“上九”
《乾》之“坤”＝《乾》里的“用九”
我们通过这一引例中的称谓及内容，发现“春秋《周易》文本，以《周易》一书里的符号及名称，作为《周易》每篇里“繇题”（或称“繇称”）的排列。因《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引用《周易·乾》里凡带龙的句子称谓是“姤”、“同人”、“大有”、“夬”、“坤”，即五句话。而我们可从今本《周易·乾》卦里看到的一共是八句话，分别是：一句是《乾》卦的卦辞，即“元亨利贞”。有六句是所谓的“爻辞”，从“初六”到“上九”的称谓及爻辞内容。还有一句为“用九”的称谓，其爻辞是“见群龙无首，吉”。其中六句的爻辞里有两句爻辞，即“九三”与“九四”爻辞中没有带“龙”一说。所以《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引用中就没有引用这没带龙的两句话。若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的引用称法，来恢复春秋《周易》文本里的《乾》篇，就是如下的结构形式及内容：
“乾：元亨利贞。
姤：潜龙勿用。
同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小畜：或跃，在渊，无咎。
大有：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夬：亢龙有悔。
坤：见群龙无首，吉。”
这就是春秋《周易》文本里《乾》的结构形式及内容，这种结构形式，正是以《周易》一书里的符号及名称来排序《周易》每篇里的句子题目，也可称为“句题”或“句称”。《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出现过“其繇曰”，说明那时把《周易》里的句子看成“繇辞”了，而引用时说法则是《周易》有之，在某之某曰，显然两者运用说法是不相同的。无论是筮卜，还是引用，都出现的是“某之某曰”这种称谓，如"《乾》之《姤》曰"。从春秋《周易》文本里《乾》的结构形式来看，《乾》里是用《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及名称来排序其繇辞的繇题，换言之，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及名称来排序每篇里的繇题。从春秋《周易》文本《乾》里的“繇题”排序方法来看，是有《乾》的本位符号（即“—”这种画道的六联体）为基准，通过初画变起（即“—”变为“－－”），由此可变出六个不同的六联体“画符号”，来作为六句繇辞的繇题。春秋《周易》文本里六十四篇里的《乾》与《坤》各多出一句繇辞，自然也各多出一个“繇题”，其它均是把原创《周易》每篇文章分割为六句繇辞而按上六个“繇题”。
我们再把《乾》里取得“繇题”的排列方式演示如下:《乾》里的画符号是“”(因打不出这种符号，故空去)，通过《乾》符号的初画“—”变“－－”（不过这种符号在春秋时候是这样写的“∧”），那么，就会得出另一个“画符号”来，通过对《乾》的“画符号”初画的改变，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画符号“”，即《姤》的符号(见下面图例符号)。再通过对第二“画道”进行改变，就又变出一个不与相同的六联体“画符号”来，以此类推可通过《乾》符号里的六个划道的改变，就会变出六个属于“六十四画符号”里的六个不相同的“画符号”来，这种符号是以两个基础符号即“—”与“－－”来组合为六联体，以“六联体”的组合，可组合出不相同的六十四个符号来。我们给它命名为“画符号”，或称“六十四画符号”。因为这种“画符号”在《周易》成书之前早已出现，只是《周易》一书原初所用其作为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已。正如《周易》一书里把这个符合“”，写在《乾》的前面，成为《乾》文的序目而已，如同一、二、三里的“一”，还如同甲、乙、丙、丁里的“甲”，作为排序作用而已。但到原创《周易》内容格式被篡改成繇题格式(即春秋文本《周易》)，原创《周易》一书也就变成了卜筮文本，自此原创《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和自身文章名称被衍生成一套算卦符号名称工具，就是从《左传》看到的八卦筮法例子。
到春秋时期，由此这一套符合与《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名称不可分割了，人们看到六十四画符号里的某一“画符号”，就知道这一符号的名称。筮术上把六十四画符号，变成“卦”符号，如看到“”这个符号，就知道是《乾》卦符号，这个符合也就代表的是《乾》卦。对这一套符号，人们已经是约定成俗的认为了。
我们把春秋《周易》文本《乾》的结构形式，是通过《乾》符号的下端逐划道的改变，所变出六个不相同的画符号及名称做为繇题的排序列举如下：
乾
姤
同人
履
小蓄
大有
夬
(因“划符号”打不出，用代替)
我们通过以上的符号所看到，《乾》之后的“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是通过《乾》符号的六划道逐次改变的方法，得出《周易》里六十四画符号中的六个“画符号”，也就得出六个名称。来作为《乾》里的“繇题”。
从《乾》里看到的“繇题”排列方法，由此推而广之，整个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六十四文章，均是这种排列方法。即春秋时期对《周易》六十四篇文章改造成“繇题”文本时，是以每篇里的“画符号”作基准，如《乾》里的那种排列方法（当然，《周易》六十四篇里，唯有《乾》与《坤》被多分割出一句“繇辞”。《乾》里的最后一句“繇题”为《坤》，《坤》里最后的一句“繇题”为《乾》）。而且这种“繇题”是固定不变的。即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作为“繇题”的排列结构形式。所以，无论《左传》里的“以《周易》筮之”，还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才会出现那种相同的称谓，即“×之×曰”。如，史巫用春秋《周易》文本进行卜筮，刚好筮出的是《乾》里的《姤》繇辞，就要以这一句“繇辞”来"解释"所问的人事吉凶。史巫就先会把这一句“繇辞”说出来，史巫就会说“以《周易》筮之，遇《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如何如何。”
而若是某一人士，正想引用这种《周易》文本《乾》里的这句话，来阐明事理时，就会说“《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如何如何。”显然，《左传》里出现的，无论以《周易》筮之，还是引用《周易》的例子，使用的是一种《周易》文本，即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作繇题的《周易》文本，这种文本已不是原创《周易》文本了。
无论从《左传》一书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还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用于阐明事理的例子，通过它们的称谓，明确的看到是以《周易》一书里的名称及符号，作为每篇里的“繇题”排序，并由此可推演出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我们还可从《左传》里记载卜筮中的两个例子里，所涉及《周易》里的一篇内容，以此推演出这种文本的结构形式。我们先把《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所涉及《周易》同一篇内容的两筮例摘录如下：
⑴《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⑵《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
以上两筮例中涉及的是《周易》“大有”里的内容，我们已知春秋时期的《周易》文本里每一篇里的“繇题”是以《周易》里的符号及名称充当的，也知道是如何的排序规则与方法。那么，我们先把作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篇抄录于此：
“大有：元亨。
鼎：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离：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睽：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大畜：匪其彭，无咎。
乾：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壮：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是以“鼎”、“离”、“睽”、“大畜”、“乾”、“大壮”做繇题。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筮例中说“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
这里说的“《大有》之《睽》的《睽》，正是《大有》里的第三“繇题”。而《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说“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这一筮例中说的“《大有》之《乾》”的《乾》，正是《大有》里的第五“繇题”。这两筮例中，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五繇辞，另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三繇辞。《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的筮例中，所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三繇辞时，卜史偃要以此‘解读’“勤王”之事的吉凶。卜史偃就引出《大有》里第三繇辞内容，即“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这“公用亨于天子”，正是《大有》里第三繇辞的一部分内容，只是卜史偃没有引述“小人弗克”来"解释"他卜问事情的吉凶，而是找有利的繇辞"解释"他认为的吉凶。我们所要看到的是这一筮例中出现的“《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说的正是春秋文本《周易》里的《大有》第三繇题与繇辞。而《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只出现了《大有》中的第五“繇题”，即“《大有》之《乾》”，而并无引出以《乾》做繇题里的繇辞来，而这一筮例中“曰”之后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不能理解成是《大有》里的第五繇辞，还认为是与今本《大有》里不同的繇辞，这样认为就错了。这里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内容，是史巫的解卦（因这里的筮例，已把《周易》看成“卦”）的话语，这种方式，即“某之某曰”后出现的内容，而不是《周易》里的文辞，并不是仅此一例。正如此筮例里出现的“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这种说法格式，是史巫点明某筮卦某繇题后，跟着出现的是史巫解卦的语言，这种“解卦”语言，一般是通过所筮出某卦的卦符号取象或通过得出的某繇辞来解卦，并不引出某繇辞，而是变成自己的对所问事项的吉凶，说出一套说语来，所以就不能一概认为“某之某曰”之后的话，就是《周易》里“某之某”里的繇辞。这一筮例出现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正是史巫通过《大有》里的第五繇题《乾》的取象（“乾”的取象为“天”、“父”、“君”等）做出的“解卦”语。我们这里只是要看的是，《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出现的“《大有》之《乾》”，正是通过《大有》卦名和《大有》里排第五的繇题《乾》名，出现的这种称谓。由此从这两筮例中，也完全能够印证春秋《周易》文本的每篇里的结构形式来。
《左传》里的以《周易》筮例说法与引用例子里的说法是吻合的，也由此证明了，两者所用的是一种文本，即“春秋《周易》文本。也由此而知，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符号及名称来编排每篇里的“繇题”。
因有《左传》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里称法，和"《周易》有之"的引用称法，已知《左传》所记春秋时期所用《周易》文本格式与今本《周易》文本格式不同，无疑《周易》是个被篡改的过程。再有春秋所用《周易》文本格式里以《周易》一书里的名称做"繇题"，无疑又证明春秋时期所用的《周易》文本并不是原创《周易》，因原创《周易》无疑是没有名称的，《周易》一书名称是《周易》成书后被人们从每篇文章首字或两字抽出做为名称的。从春秋文本《周易》内容格式里“繇题”看，无疑是在原创《周易》格式上篡改过的。
关健是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的记载：“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这种"卦"说，无疑说明把原创《周易》篡改成算卦格式，把《周易》里所用那套排序符号，也改变成卜筮上的一套符号工具。由了那套符号，变成六十四卦符号工具，才能用于蓍草以"数"("大衍之数")的推演起出一卦来，才有了八卦取象的筮法结合。
再有《左传》记载的以《连山》或《归藏》的两卦例，无疑证明了原创《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和后出的六十四篇文章名称一并改造成六十四卦算卦工具(符号十名称)，并将卜筮的六十四卦符号上挂上卜辞内容。
现将这两卦例抄录如下：
⑴《左传·僖公十五年》：“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候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之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失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徒？’”
⑵《成公十六年》：“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蹙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
由此说明，在春秋时期(《左传》记载)史巫是将原创《周易》所用那套符号和名称改造成算卦工具，六十四卦符号和名称上"挂"上去的是卜筮之辞。又将原创《周易》篡改成春秋文本《周易》用于卜筮。
我们在前面已解释所举例《左传》一书里记载的筮例和卦例，从那些例子里，已知春秋史巫是如何起卦和算卦的。已知春秋史巫在算卦上，关健是离不开那套符号工具，即已演变出六十四卦符号工具，有了算卦上的六十四卦符号名称工具，才有了八卦取象筮法内容。由此证明，八卦与六十四卦是对孪生。八卦取象卜筮，是六十四卦卜筮工具上的产物。也由此证明，卜筮上六十四卦符号工具，是脱胎于原创《周易》一书所用排序那套符号和名称。而原创《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是历史上一套记事符号的传承。而“八卦”无疑是脱胎于六十四卦符号卜筮工具，其源头是春秋或战国时期产生的八卦取象筮法(算卦)内容。
综合而论，原创《周易》一书六十四篇哲学文章所用历史上传承下来那套记事符号，用之于文章排序。
《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产于《周易》成书的几百年前的商代晚期。《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做为文章序目时及以前，只是一套记事符号工具，我们给命名为“六十四画符号”。
我们考证《周易》成书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时候，由《左传》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和《左传》记载的《归藏》或《连山》卦例，已知原创《周易》和所用的那套符号及书中名称被篡改和利用。春秋时期史巫把原创《周易》篡改成卜筮的内容格式，史巫又利用《周易》一书所用符号及《周易》名称，编出卦书《连山》与《归藏》。自春秋时期，原创《周易》所用那套符号和《周易》一里名称，衍生成一套卜筮(算卦)工具，即六十四卦符号名称由此诞生。
因春秋(或战国，因目前从考古材料上看八卦筮法最早于战国中晚期)六十四卦符号名称卜筮工具的产生，才共生出八卦筮法内容。由此证明八卦筮法产生于春秋或战国时期。因"八卦"是卜筮工具的六十四卦符号名称的共生物，故"八卦"的源头，有可信的考古资料所证，其源头应是战国前期。
上卷:先秦八卦取象筮法
第四节:八卦卜筮上的六十四卦符号脱胎于《周易》所用文章排序的那套符号
第二:《左传》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和引用例子，再现春秋《周易》文本，由此证明把《周易》所用那套排序符号改造成了六十四卦卜筮工具才产生出的八卦取象筮法内容，也是"八卦"之源头
在前面已讲过《左传》里记载春秋时史巫以《周易》卜筮的筮倒，我们将春秋时史巫"以《周易》筮之"的文本，称为"春秋《周易》文本"。已知那时《周易》一书已被后人命名进了六十四名称，也与那套符号扭合一起，符号与名称自此不离不弃，终于把《周易》所那套符号和《周易》文章名称连在一起改变成一套卦符号，成为卜筮上的通神媒介工具。
通过《左传》一书中记载的筮例及引用当时《周易》文本内容来看，那时的《周易》文本，既不是用“九·六”这种数字来编排《周易》每篇里的句子为爻辞的“爻题”；而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画符号及名称来编排《周易》每篇句子变成繇辞的“繇题”。最具有证据证明《左传》里所反映的春秋《周易》文本不是以“九·六”爻题的结构形式，而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个符号及名称为“繇题”（或称“繇称”）的结构形式，莫过于《昭公二十九年》里所引的“《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这一引用例子了。
现将这一引用例子抄录如下：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这一段记述了“昭公二十九年”的秋天里有龙出现在绛城郊外，魏献子听说此事，并向蔡墨问龙一事。蔡墨回答魏献子时，是引经据典来证明他认为古时候是有龙的。蔡墨所引用的就是《周易》《乾》、《坤》两文里出现带龙的句子，来证明所认为古时候有龙的证据。这里且不说引用《周易》一书里带龙的句子，来证明古时候有龙的说法正确与否，但这里毕竟不是用《周易》来卜筮的例子。我们可通过这一引用例子中所引用《周易·乾》文里凡带龙的句子内容及称谓，以此再现“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
这种说法，我们以此再现《周易·乾》文的结构形式：
“《乾》之《姤》：潜龙勿用。
《同人》：见龙在田。
《大有》：飞龙在天。
《夬》：亢龙有悔。
《坤》：见群龙无首，吉。”
以上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所引用的内容，凡是《乾》里带龙的句子被引用时所出现的称法与内容。
我们可通过今本《周易·乾》卦里的内容来看，也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引用例子中的带龙内容。现将今本《周易·乾》卦列举如下：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我们通过今本《周易·乾》卦结构形式及内容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引用《周易·乾》里的凡带龙的内容及称谓对比来看，《左传》里出现的引用《乾》里带龙的句子等同于今本《周易》·乾》卦里带龙的“爻辞”。现列举如下：
《乾》之"姤"＝“《乾》里的"初九"
《乾》之“同人”＝《乾》里的“九二”
《乾》之“大有”＝《乾》里的“九五”
《乾》之“夬”＝《乾》里的“上九”
《乾》之“坤”＝《乾》里的“用九”
我们通过这一引例中的称谓及内容，发现“春秋《周易》文本，以《周易》一书里的符号及名称，作为《周易》每篇里“繇题”（或称“繇称”）的排列。因《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引用《周易·乾》里凡带龙的句子称谓是“姤”、“同人”、“大有”、“夬”、“坤”，即五句话。而我们可从今本《周易·乾》卦里看到的一共是八句话，分别是：一句是《乾》卦的卦辞，即“元亨利贞”。有六句是所谓的“爻辞”，从“初六”到“上九”的称谓及爻辞内容。还有一句为“用九”的称谓，其爻辞是“见群龙无首，吉”。其中六句的爻辞里有两句爻辞，即“九三”与“九四”爻辞中没有带“龙”一说。所以《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引用中就没有引用这没带龙的两句话。若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的引用称法，来恢复春秋《周易》文本里的《乾》篇，就是如下的结构形式及内容：
“乾：元亨利贞。
姤：潜龙勿用。
同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小畜：或跃，在渊，无咎。
大有：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夬：亢龙有悔。
坤：见群龙无首，吉。”
这就是春秋《周易》文本里《乾》的结构形式及内容，这种结构形式，正是以《周易》一书里的符号及名称来排序《周易》每篇里的句子题目，也可称为“句题”或“句称”。《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出现过“其繇曰”，说明那时把《周易》里的句子看成“繇辞”了，而引用时说法则是《周易》有之，在某之某曰，显然两者运用说法是不相同的。无论是筮卜，还是引用，都出现的是“某之某曰”这种称谓，如"《乾》之《姤》曰"。从春秋《周易》文本里《乾》的结构形式来看，《乾》里是用《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及名称来排序其繇辞的繇题，换言之，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及名称来排序每篇里的繇题。从春秋《周易》文本《乾》里的“繇题”排序方法来看，是有《乾》的本位符号（即“—”这种画道的六联体）为基准，通过初画变起（即“—”变为“－－”），由此可变出六个不同的六联体“画符号”，来作为六句繇辞的繇题。春秋《周易》文本里六十四篇里的《乾》与《坤》各多出一句繇辞，自然也各多出一个“繇题”，其它均是把原创《周易》每篇文章分割为六句繇辞而按上六个“繇题”。
我们再把《乾》里取得“繇题”的排列方式演示如下:《乾》里的画符号是“”(因打不出这种符号，故空去)，通过《乾》符号的初画“—”变“－－”（不过这种符号在春秋时候是这样写的“∧”），那么，就会得出另一个“画符号”来，通过对《乾》的“画符号”初画的改变，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画符号“”，即《姤》的符号(见下面图例符号)。再通过对第二“画道”进行改变，就又变出一个不与相同的六联体“画符号”来，以此类推可通过《乾》符号里的六个划道的改变，就会变出六个属于“六十四画符号”里的六个不相同的“画符号”来，这种符号是以两个基础符号即“—”与“－－”来组合为六联体，以“六联体”的组合，可组合出不相同的六十四个符号来。我们给它命名为“画符号”，或称“六十四画符号”。因为这种“画符号”在《周易》成书之前早已出现，只是《周易》一书原初所用其作为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已。正如《周易》一书里把这个符合“”，写在《乾》的前面，成为《乾》文的序目而已，如同一、二、三里的“一”，还如同甲、乙、丙、丁里的“甲”，作为排序作用而已。但到原创《周易》内容格式被篡改成繇题格式(即春秋文本《周易》)，原创《周易》一书也就变成了卜筮文本，自此原创《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和自身文章名称被衍生成一套算卦符号名称工具，就是从《左传》看到的八卦筮法例子。
到春秋时期，由此这一套符合与《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名称不可分割了，人们看到六十四画符号里的某一“画符号”，就知道这一符号的名称。筮术上把六十四画符号，变成“卦”符号，如看到“”这个符号，就知道是《乾》卦符号，这个符合也就代表的是《乾》卦。对这一套符号，人们已经是约定成俗的认为了。
我们把春秋《周易》文本《乾》的结构形式，是通过《乾》符号的下端逐划道的改变，所变出六个不相同的画符号及名称做为繇题的排序列举如下：
乾
姤
同人
履
小蓄
大有
夬
(因“划符号”打不出，用代替)
我们通过以上的符号所看到，《乾》之后的“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是通过《乾》符号的六划道逐次改变的方法，得出《周易》里六十四画符号中的六个“画符号”，也就得出六个名称。来作为《乾》里的“繇题”。
从《乾》里看到的“繇题”排列方法，由此推而广之，整个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六十四文章，均是这种排列方法。即春秋时期对《周易》六十四篇文章改造成“繇题”文本时，是以每篇里的“画符号”作基准，如《乾》里的那种排列方法（当然，《周易》六十四篇里，唯有《乾》与《坤》被多分割出一句“繇辞”。《乾》里的最后一句“繇题”为《坤》，《坤》里最后的一句“繇题”为《乾》）。而且这种“繇题”是固定不变的。即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作为“繇题”的排列结构形式。所以，无论《左传》里的“以《周易》筮之”，还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才会出现那种相同的称谓，即“×之×曰”。如，史巫用春秋《周易》文本进行卜筮，刚好筮出的是《乾》里的《姤》繇辞，就要以这一句“繇辞”来"解释"所问的人事吉凶。史巫就先会把这一句“繇辞”说出来，史巫就会说“以《周易》筮之，遇《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如何如何。”
而若是某一人士，正想引用这种《周易》文本《乾》里的这句话，来阐明事理时，就会说“《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如何如何。”显然，《左传》里出现的，无论以《周易》筮之，还是引用《周易》的例子，使用的是一种《周易》文本，即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作繇题的《周易》文本，这种文本已不是原创《周易》文本了。
无论从《左传》一书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还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用于阐明事理的例子，通过它们的称谓，明确的看到是以《周易》一书里的名称及符号，作为每篇里的“繇题”排序，并由此可推演出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我们还可从《左传》里记载卜筮中的两个例子里，所涉及《周易》里的一篇内容，以此推演出这种文本的结构形式。我们先把《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所涉及《周易》同一篇内容的两筮例摘录如下：
⑴《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⑵《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
以上两筮例中涉及的是《周易》“大有”里的内容，我们已知春秋时期的《周易》文本里每一篇里的“繇题”是以《周易》里的符号及名称充当的，也知道是如何的排序规则与方法。那么，我们先把作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篇抄录于此：
“大有：元亨。
鼎：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离：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睽：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大畜：匪其彭，无咎。
乾：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壮：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是以“鼎”、“离”、“睽”、“大畜”、“乾”、“大壮”做繇题。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筮例中说“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
这里说的“《大有》之《睽》的《睽》，正是《大有》里的第三“繇题”。而《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说“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这一筮例中说的“《大有》之《乾》”的《乾》，正是《大有》里的第五“繇题”。这两筮例中，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五繇辞，另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三繇辞。《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的筮例中，所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三繇辞时，卜史偃要以此‘解读’“勤王”之事的吉凶。卜史偃就引出《大有》里第三繇辞内容，即“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这“公用亨于天子”，正是《大有》里第三繇辞的一部分内容，只是卜史偃没有引述“小人弗克”来"解释"他卜问事情的吉凶，而是找有利的繇辞"解释"他认为的吉凶。我们所要看到的是这一筮例中出现的“《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说的正是春秋文本《周易》里的《大有》第三繇题与繇辞。而《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只出现了《大有》中的第五“繇题”，即“《大有》之《乾》”，而并无引出以《乾》做繇题里的繇辞来，而这一筮例中“曰”之后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不能理解成是《大有》里的第五繇辞，还认为是与今本《大有》里不同的繇辞，这样认为就错了。这里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内容，是史巫的解卦（因这里的筮例，已把《周易》看成“卦”）的话语，这种方式，即“某之某曰”后出现的内容，而不是《周易》里的文辞，并不是仅此一例。正如此筮例里出现的“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这种说法格式，是史巫点明某筮卦某繇题后，跟着出现的是史巫解卦的语言，这种“解卦”语言，一般是通过所筮出某卦的卦符号取象或通过得出的某繇辞来解卦，并不引出某繇辞，而是变成自己的对所问事项的吉凶，说出一套说语来，所以就不能一概认为“某之某曰”之后的话，就是《周易》里“某之某”里的繇辞。这一筮例出现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正是史巫通过《大有》里的第五繇题《乾》的取象（“乾”的取象为“天”、“父”、“君”等）做出的“解卦”语。我们这里只是要看的是，《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出现的“《大有》之《乾》”，正是通过《大有》卦名和《大有》里排第五的繇题《乾》名，出现的这种称谓。由此从这两筮例中，也完全能够印证春秋《周易》文本的每篇里的结构形式来。
《左传》里的以《周易》筮例说法与引用例子里的说法是吻合的，也由此证明了，两者所用的是一种文本，即“春秋《周易》文本。也由此而知，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符号及名称来编排每篇里的“繇题”。
因有《左传》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里称法，和"《周易》有之"的引用称法，已知《左传》所记春秋时期所用《周易》文本格式与今本《周易》文本格式不同，无疑《周易》是个被篡改的过程。再有春秋所用《周易》文本格式里以《周易》一书里的名称做"繇题"，无疑又证明春秋时期所用的《周易》文本并不是原创《周易》，因原创《周易》无疑是没有名称的，《周易》一书名称是《周易》成书后被人们从每篇文章首字或两字抽出做为名称的。从春秋文本《周易》内容格式里“繇题”看，无疑是在原创《周易》格式上篡改过的。
关健是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的记载：“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这种"卦"说，无疑说明把原创《周易》篡改成算卦格式，把《周易》里所用那套排序符号，也改变成卜筮上的一套符号工具。由了那套符号，变成六十四卦符号工具，才能用于蓍草以"数"("大衍之数")的推演起出一卦来，才有了八卦取象的筮法结合。
再有《左传》记载的以《连山》或《归藏》的两卦例，无疑证明了原创《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和后出的六十四篇文章名称一并改造成六十四卦算卦工具(符号十名称)，并将卜筮的六十四卦符号上挂上卜辞内容。
现将这两卦例抄录如下：
⑴《左传·僖公十五年》：“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候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之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失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徒？’”
⑵《成公十六年》：“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蹙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
由此说明，在春秋时期(《左传》记载)史巫是将原创《周易》所用那套符号和名称改造成算卦工具，六十四卦符号和名称上"挂"上去的是卜筮之辞。又将原创《周易》篡改成春秋文本《周易》用于卜筮。
我们在前面已解释所举例《左传》一书里记载的筮例和卦例，从那些例子里，已知春秋史巫是如何起卦和算卦的。已知春秋史巫在算卦上，关健是离不开那套符号工具，即已演变出六十四卦符号工具，有了算卦上的六十四卦符号名称工具，才有了八卦取象筮法内容。由此证明，八卦与六十四卦是对孪生。八卦取象卜筮，是六十四卦卜筮工具上的产物。也由此证明，卜筮上六十四卦符号工具，是脱胎于原创《周易》一书所用排序那套符号和名称。而原创《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是历史上一套记事符号的传承。而“八卦”无疑是脱胎于六十四卦符号卜筮工具，其源头是春秋或战国时期产生的八卦取象筮法(算卦)内容。
综合而论，原创《周易》一书六十四篇哲学文章所用历史上传承下来那套记事符号，用之于文章排序。
《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产于《周易》成书的几百年前的商代晚期。《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做为文章序目时及以前，只是一套记事符号工具，我们给命名为“六十四画符号”。
我们考证《周易》成书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时候，由《左传》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和《左传》记载的《归藏》或《连山》卦例，已知原创《周易》和所用的那套符号及书中名称被篡改和利用。春秋时期史巫把原创《周易》篡改成卜筮的内容格式，史巫又利用《周易》一书所用符号及《周易》名称，编出卦书《连山》与《归藏》。自春秋时期，原创《周易》所用那套符号和《周易》一里名称，衍生成一套卜筮(算卦)工具，即六十四卦符号名称由此诞生。
因春秋(或战国，因目前从考古材料上看八卦筮法最早于战国中晚期)六十四卦符号名称卜筮工具的产生，才共生出八卦筮法内容。由此证明八卦筮法产生于春秋或战国时期。因"八卦"是卜筮工具的六十四卦符号名称的共生物，故"八卦"的源头，有可信的考古资料所证，其源头应是战国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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