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三十七）
卷四：发现了《周易》称谓
现如今对《周易》的称谓上非常混乱，称谓上有《周易》、《易经》、《易》，还有什么“周易八卦”、“易经八卦”、“六爻八卦”、“周易预测”、“周易江湖”，以及“易传”、“易学”等。人们又往往把这诸多的称谓，混淆不清。说《周易》就认为是算卦的，就混同于“八卦”的称法。说《易经》就认为是指《周易》，实乃《周易》不能同于《易经》，更不等于“八卦”。
一.先秦最早典籍中对《周易》的称法
《周易》作为一部古老的政治哲学，既没有留下产生的时代和作者是谁的说法，也没有说明写作的意图是什么。而到汉史家却把《周易》演绎成“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一部奇书了。后封建时代里所认为的伏羲创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孔子作“十翼”（“易传”）的一部《易经》了，这能否再称《周易》呢？后封建时代长达两千多年里，又经过众多人的对《易》“经”的解释，形成了庞大的“易学”系统。特别是后封建社会里有不少知名的思想家，如：杨雄，王弼，孔颖达，程颐，张载，周敦颐，朱熹，王夫之等皆有著作阐述《周易》。
而近代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以来的“易学”著作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层出不穷。而纵览众多的《周易》研究或注释与译注，皆是对今本《周易》里所谓的“卦爻辞”从“象数”上给于不同的说法，而总体上是千篇一律。既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又从卦爻象数上去解释一番。让读者非但不能读懂《周易》，而且是越来越坠入五里云雾之中。这主要的原因是对《周易》文本的流源没有弄清，后封建社会时期至今的注释《周易》者，依托的是被巫史改造过的《周易》，即是卦爻结构形式的《周易》。所以所注释的《周易》都是以象数来解释，象数成了解释《周易》的不二法宝。再者就连《周易》的称谓也是用法不一，即虽称《周易》之名，却包括的内容并不一致，这就势必形成极大的混乱。要想把《周易》说清楚，和真正的让读者读懂《周易》。首先研究者能真正的弄懂《周易》的流源，既能弄懂《周易》产生的时代，又能弄懂《周易》一书的内容性质。就得一一的从源头说起。即要从历史渊源上捋清《周易》。
我们通过“《周易》文本”与“《周易》符号”，已知周易原创就是那六十四篇文章的内容。但到后封建社会时间里，一些注释者虽标着《周易》名称，但所注释的内容，已不仅仅是《周易》原创的六十四篇文章，已演变成三圣创作的一部《易经》，即所谓的“八卦”十“六十四卦”十“十翼”（易传）的一部经书内容（即《易经》）。如《周易注疏》，《周易本义》，《周易内传》等。虽然称《周易》，但内容已不仅仅是《周易》的内容了。而到现代，有一些标着《易经》名称的注释本，而内容即有所谓的六十四卦卦爻辞，也有属《易传》里的一部分内容。也有标着《周易》这一名称的注释本，但内容既有所谓的六十四卦卦爻辞，也包括了《易传》内容。还有标着《易经》的名称，而注释的内容只有所谓的六十四卦卦爻辞（今本《周易》）。而且有一些研究的文章里，又把《周易》称“经”，又习惯的用“周易经传”这一称法来分《易经》与《易传》。更不要说什么“周易八卦”，“周易预测”这些称法了。到了现在出现这么多的称法，让人实难弄懂《周易》的内容是哪些？单从现在学界里对《周易》的不同说法，就很难分清《周易》，《易经》，《易》，《周易八卦》，《周易预测》是不是一回事。若是连《周易》一书的内容是哪些，就分不清，又如何去认识《周易》，研究《周易》呢？所以我们应以历史的事实，来弄清《周易》称谓的最早出处，以及《周易》的内容。
1.《周易》称谓的最早出处
《周易》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先秦史书《左传》（即《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左传》一书里第一次出现《周易》这种称谓，是《庄公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春，陈人杀其大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颛孙自齐来奔，齐侯使敬仲为卿……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里记载的是周王室里一位史官来到陈国，并且是带着一本《周易》见到陈侯。陈侯就让周王室的这位史官，用《周易》为其儿子卜筮（后俗称“算卦”）。若按《庄公二十二年》这一时间，换算成公元纪年，就是公元前671年。而春秋时代的划分是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这一年也属于春秋的前期了，但《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里所记“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这一卜筮之事，是个插叙陈公子完小时候发生的事。周王室里一位史官拿着一本《周易》为公子完小时候卜筮之事，应在庄公二十二年之前，即应向前再推溯几十年，那么，根据《左传》记载，《周易》这一称谓早在春秋前期就出现了。并有《左传》记载以《周易》筮之这一筮例中出现的“断语称谓和断辞”来看，即“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里说法的“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而与今本《周易》里《观》卦“六四”爻辞是一字不差（而当时不是称“《观》之“六四””，而是称“《观》之“否””，如何这种称法，我们已在“发现了《周易》文本说”里讲述过）。并由此而知《周易》就是一本书，不过在史巫手里已被篡改并当做一本卜筮之书来使用。我们不否认《左传》一书里记载《周易》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是被史巫用于卜筮的面目出现，但《左传》这一史书所记载《周易》一书及称谓应是最早的了，从地上的典章书籍来看，再没有比《左传》一书里记载《周易》这种称谓及内容更早的了。截止目前从地下考古出土材料来看，也无发现有早于《左传》一书记载《周易》称谓及内容的了。
《左传》一书最先记录了《周易》一书的名称，也有《左传》一书反映了《周易》这部书的相关内容及结构形式。虽然《左传》一书里最先记载《周易》的是以卜筮面目出现，但也不能抹煞《左传》一书里引用《周易》的事实。《左传》一书里所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句子，如同引用《诗》与《书》的那样来引用，被当作经典的书籍引用而阐明事物的道理时，同样用的是《周易》这一名称。如《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
还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左传》一书里反映的《周易》，不但史巫用其卜筮，而且在士大夫手里被当作经典之书来引用，即并不是作为卜筮之书来看待。我们已通过“发现了《周易》文本”的讲述，已知《左传》所记录的《周易》文本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统领着六十四篇文章，并且也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及名称里的某几个“六联体”符号和名称在每篇文章里充当着段落句子的排序功能。如《左传》里记载，若引用《周易》里的某篇某句来阐明事理时，则出现“《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
这种形式。这反映了《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的结构形式。当然这种结构形式的《周易》一书，在史巫眼里用来卜筮时，把《周易》里的某篇里的某句内容当作“繇辞”来联想、比类所求问人事未知吉凶的神启之根据了。如《左传》一书里所记录的筮例，把《周易》文辞当卜辞时的称法：“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亡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左传·僖公十五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左传·昭公十二年》）。
由《左传》一书的记载，无论引用时称“《周易》有之，在‘×之×曰’”，还是卜筮时称：“××筮之，遇‘×之×曰’”这种形式所涉及的内容，我们通过“发现了《周易》文本”已知《周易》原初是一部书，并有六十四篇文章所组成的一部书。而后被巫史改造成“繇题”式的《周易》。从《左传》里看这部书的称谓，就是《周易》，这是有《左传》一书所记载，而无可争辩的事实。也由此而知，《左传》最早称《周易》的这部书的内容，就是六十四篇所构成。而构成《周易》六十四篇（即后来被称“六十四卦”内容）内容包括了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和每个六联体符号下分六段"繇辞"(有《周易》里六个六联体符号和六个名称为题，称“繇题”，“繇题”下的文辞称“繇辞”)的一部书(春秋文本《周易》)。
总之，对《周易》这一称谓的最早出处于《左传》，虽然是对春秋《周易》文本的称谓，虽然这种文本在史巫手里当卜筮之用，在士大夫手里当理论书籍之用，但不否认就是只有六十四篇文辞内容。我们也通过前卷“发现了《周易》符号”的讲述，已知卜筮上的“八卦”取象筮法，又是《周易》所用那套符号后出的东西，与《周易》没有关系。
2.《左传》一书里还记录了对春秋《周易》文本的另一种称法
《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被人们所用，这反映在史书《左传》里。《周易》一书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左传》里，然而在《左传》里出现《周易》称谓之后，还反映了对《周易》一书的另种称法，即以《易》来代替《周易》的称法。
如《左传·昭公二年》里云：“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这里记载的韩宣子所见的《易象》，应是《周易》的学术文章，即被后来收进《易传》里的“大象”文章。但这《易象》里的“易”与“象”应是两个概念，“易”则是代指《周易》，而“象”则是以《周易》为蓝本所阐发出新的学术文章。这里的《易》应是对《周易》的另一种称法，即简称。因为《左传》里还有两处出现的《易》称，并从《易》称所引述的内容来看，就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由此而知《左传》里出现的《易》称，就是《周易》一书的另一种称法，如同《周易》的简称。当然这“易”称，是对春秋《周易》文本的简称。
在这一称法之后，《左传》一书里还出现一处《易》称，按历史时间顺序来说，这一处《易》称是出现在《左传·昭公十二年》。
《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这里所记载的是有卜筮而引出对《易》之用的一番议论，这段虽然记载的是“南蒯枚筮之”，并没有出现“以《周易》筮之”的说法，但从这一“筮例”里出现的说法，已知是以《周易》筮之的，因为从出现的“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这种称法及内容来看，这既是《周易》(《周易》春秋文本)里的名称与内容，也与《左传》里明确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称法相同。《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记载子服惠伯这一番大论，是对南蒯枚用《周易》卜筮而得出《坤》里的以《比》做“繇题”的“繇辞”（即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即“黄裳元吉”这是四个字，就认为是大吉的神示了，想干什么事，结果就会大吉的。这子服惠伯并不认同南蒯枚用《周易》卜筮而得出《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的想法。但从子服惠伯的一番议论来看，是讲附条件的卜筮理论，类如周初“以德配天”的观念。这子服惠伯所讲的是“以忠信配筮”的观念。从“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这种说法，来看子服惠伯并不反对占筮，只是认为以《周易》占筮是附条件的，即对“忠信之事则可”卜筮，相反不是忠信之事，即使筮出的是吉言，也是“必败”的事。这就是子服惠伯的“且夫《易》不可以占险”的卜筮认识结论。不过这子服惠伯的一番议论里所出现的“且夫《易》不可以占险”的这个《易》称，正是指《周易》（春秋《周易》文本）一书无疑了。
从《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记载的这段内容来看，《易》与《周易》称法，应是同一概念，即《周易》可以用《易》来称，《易》等同于《周易》，犹如《周易》的简称。
而在这《易》称之后，《左传》里还有一处出现的“易卦”称法，这个“易卦”称法，是否等同于《易》，或《周易》的称法呢？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这里出现的《易》称后面却带有一个“卦”字，这又是一种新的称谓。那么，这个“易卦”称法，是否类同于“易象”的称法呢？“易象”是指《周易》与“象传”（即“大象”），是两个概念。而“易卦”能否理解成《周易》与“八卦”，也是两个概念吗？显然是不能的。那么，这里的“易卦”称法是否等同于《周易》呢？虽然这“易卦”称法里也出现了《乾》与《大壮》两名称，这两名称不否认也是《周易》里的两篇名称，也不否认被后来称为《周易》六十四卦里的两卦名称。不过《左传》里也反映了用《周易》以外的卦书卜筮例子，说明春秋后期还有不同于春秋《周易》文本内容及结构形式的“卦书”存在着，运用着。而《左传》出现的筮例所反映的那种卦书，是借用了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和《周易》里的六十四个名称，而编出是称谓的“八卦”取象及六十四卦名称和六十四卦卦辞（没有“繇辞”或后称“爻辞”）内容的“卦书”，即被《周礼》所云“三易”之中的《归藏》或《连山》的那种“八卦”取象及六十四卦辞的“卦书”。因为此处出现的“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的说法，这里虽出现了“易”，也出现了“乾”与“大壮”。不过这里的“雷”乘“乾”曰《大壮》里的“雷”与“乾”不是指六十四卦里的两个卦名称，而是《大壮》卦画里的八卦名称及取象。这“雷乘乾”是通过《大壮》卦符号里的八卦名称和取象得出的说法。即《大壮》卦符号（“六联体”符号组合）的上三画为“八卦”之一的“震卦”符号，取象为“雷”；而《大壮》卦符号的下三画为“八卦”之一的“乾卦”符号，取象为“天”。这里的“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里的“雷乘乾”，就是通过《大壮》卦符号里的八卦符号名称和八卦取象得出的说法，而“天之道也”里的“天”，正是通过《大壮》卦符号里的“八卦”取象，即“乾”卦取象为“天”的说法。这“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说法，如同《大象传》行文说法：“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总之，这里出现的“易卦”，是《周易》以外的卦书称法，并不是对《周易》（春秋《周易》文本）的另种称谓。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里出现的“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的说法，是通过所认为的《易卦》里的《大壮》卦画符号的“八卦”名称或取象而阐发出一种道理，来引证所论的事情。这里虽出现的说法是“易卦”，并通过《大壮》卦画符号的“八卦”名称或取象而阐发出的道理，是在于说明事理，并非是卜筮。由《左传》记载，这说明春秋后期“八卦”象学已流行，也说明《大象》文已传世。那么，由《左传》一书里的反映，春秋时期《周易》之外的“八卦”卦书出现（犹如《连山》，《归藏》这种“卦书”名称）是无疑的了。不过单从《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里出现的“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的说法，这“易卦”称谓，无疑是指《周易》以外的“卦书”，即不能认为这“易卦”之称，是指《周易》的另一种称法。但确实到后来，如帛书《易传》里出现的“易卦”称法，就是等同于《周易》（今本《周易》），这无疑是个错误的称法。因战国末期做《易传》者是面对算卦格式《周易》（由春秋《周易》文本又篡改为今本《周易》）做出的“学术”。
《左传》所反映《周易》一书的另一种称法，应是《易》称，《易》称应是《周易》的简称。从《左传》里出现的《易》称，相对于《周易》名称来说，是出现的较晚，即先出现《周易》称法，而后出现《易》称，这也符合名称称法由繁到简的实情。而《易卦》称法出现在《周易》与《易》称法之后，也说明《周易》演变成卦书的结果形式和称“卦”是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总之，《左传》里出现的《周易》与《易》称，是个同一概念，都是指有六十四内容的《周易》一书。不过确实这《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被后来演变和改造成卦爻式《周易》，而称之为“六十四卦爻辞”的内容。但无论《左传》里称春秋《周易》文本里的某篇文辞为“《周易》师之临”或“《周易》复之颐”这种称法，还是后来改称《周易》里的某篇文辞为“《周易》师卦”或“《周易》复卦”的这种称法，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周易》一书的内容，是有六十四个符号排序着六十四篇文章而已。退一步说，即使按后出的“卦”称，称《周易》“六十四卦”，也不过是《周易》原初那六十四篇文辞而已。
现如今对《周易》的称谓上非常混乱，称谓上有《周易》、《易经》、《易》，还有什么“周易八卦”、“易经八卦”、“六爻八卦”、“周易预测”、“周易江湖”，以及“易传”、“易学”等。人们又往往把这诸多的称谓，混淆不清。说《周易》就认为是算卦的，就混同于“八卦”的称法。说《易经》就认为是指《周易》，实乃《周易》不能同于《易经》，更不等于“八卦”。
一.先秦最早典籍中对《周易》的称法
《周易》作为一部古老的政治哲学，既没有留下产生的时代和作者是谁的说法，也没有说明写作的意图是什么。而到汉史家却把《周易》演绎成“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一部奇书了。后封建时代里所认为的伏羲创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孔子作“十翼”（“易传”）的一部《易经》了，这能否再称《周易》呢？后封建时代长达两千多年里，又经过众多人的对《易》“经”的解释，形成了庞大的“易学”系统。特别是后封建社会里有不少知名的思想家，如：杨雄，王弼，孔颖达，程颐，张载，周敦颐，朱熹，王夫之等皆有著作阐述《周易》。
而近代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以来的“易学”著作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层出不穷。而纵览众多的《周易》研究或注释与译注，皆是对今本《周易》里所谓的“卦爻辞”从“象数”上给于不同的说法，而总体上是千篇一律。既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又从卦爻象数上去解释一番。让读者非但不能读懂《周易》，而且是越来越坠入五里云雾之中。这主要的原因是对《周易》文本的流源没有弄清，后封建社会时期至今的注释《周易》者，依托的是被巫史改造过的《周易》，即是卦爻结构形式的《周易》。所以所注释的《周易》都是以象数来解释，象数成了解释《周易》的不二法宝。再者就连《周易》的称谓也是用法不一，即虽称《周易》之名，却包括的内容并不一致，这就势必形成极大的混乱。要想把《周易》说清楚，和真正的让读者读懂《周易》。首先研究者能真正的弄懂《周易》的流源，既能弄懂《周易》产生的时代，又能弄懂《周易》一书的内容性质。就得一一的从源头说起。即要从历史渊源上捋清《周易》。
我们通过“《周易》文本”与“《周易》符号”，已知周易原创就是那六十四篇文章的内容。但到后封建社会时间里，一些注释者虽标着《周易》名称，但所注释的内容，已不仅仅是《周易》原创的六十四篇文章，已演变成三圣创作的一部《易经》，即所谓的“八卦”十“六十四卦”十“十翼”（易传）的一部经书内容（即《易经》）。如《周易注疏》，《周易本义》，《周易内传》等。虽然称《周易》，但内容已不仅仅是《周易》的内容了。而到现代，有一些标着《易经》名称的注释本，而内容即有所谓的六十四卦卦爻辞，也有属《易传》里的一部分内容。也有标着《周易》这一名称的注释本，但内容既有所谓的六十四卦卦爻辞，也包括了《易传》内容。还有标着《易经》的名称，而注释的内容只有所谓的六十四卦卦爻辞（今本《周易》）。而且有一些研究的文章里，又把《周易》称“经”，又习惯的用“周易经传”这一称法来分《易经》与《易传》。更不要说什么“周易八卦”，“周易预测”这些称法了。到了现在出现这么多的称法，让人实难弄懂《周易》的内容是哪些？单从现在学界里对《周易》的不同说法，就很难分清《周易》，《易经》，《易》，《周易八卦》，《周易预测》是不是一回事。若是连《周易》一书的内容是哪些，就分不清，又如何去认识《周易》，研究《周易》呢？所以我们应以历史的事实，来弄清《周易》称谓的最早出处，以及《周易》的内容。
1.《周易》称谓的最早出处
《周易》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先秦史书《左传》（即《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左传》一书里第一次出现《周易》这种称谓，是《庄公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春，陈人杀其大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颛孙自齐来奔，齐侯使敬仲为卿……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里记载的是周王室里一位史官来到陈国，并且是带着一本《周易》见到陈侯。陈侯就让周王室的这位史官，用《周易》为其儿子卜筮（后俗称“算卦”）。若按《庄公二十二年》这一时间，换算成公元纪年，就是公元前671年。而春秋时代的划分是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这一年也属于春秋的前期了，但《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里所记“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这一卜筮之事，是个插叙陈公子完小时候发生的事。周王室里一位史官拿着一本《周易》为公子完小时候卜筮之事，应在庄公二十二年之前，即应向前再推溯几十年，那么，根据《左传》记载，《周易》这一称谓早在春秋前期就出现了。并有《左传》记载以《周易》筮之这一筮例中出现的“断语称谓和断辞”来看，即“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里说法的“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而与今本《周易》里《观》卦“六四”爻辞是一字不差（而当时不是称“《观》之“六四””，而是称“《观》之“否””，如何这种称法，我们已在“发现了《周易》文本说”里讲述过）。并由此而知《周易》就是一本书，不过在史巫手里已被篡改并当做一本卜筮之书来使用。我们不否认《左传》一书里记载《周易》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是被史巫用于卜筮的面目出现，但《左传》这一史书所记载《周易》一书及称谓应是最早的了，从地上的典章书籍来看，再没有比《左传》一书里记载《周易》这种称谓及内容更早的了。截止目前从地下考古出土材料来看，也无发现有早于《左传》一书记载《周易》称谓及内容的了。
《左传》一书最先记录了《周易》一书的名称，也有《左传》一书反映了《周易》这部书的相关内容及结构形式。虽然《左传》一书里最先记载《周易》的是以卜筮面目出现，但也不能抹煞《左传》一书里引用《周易》的事实。《左传》一书里所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句子，如同引用《诗》与《书》的那样来引用，被当作经典的书籍引用而阐明事物的道理时，同样用的是《周易》这一名称。如《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
还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左传》一书里反映的《周易》，不但史巫用其卜筮，而且在士大夫手里被当作经典之书来引用，即并不是作为卜筮之书来看待。我们已通过“发现了《周易》文本”的讲述，已知《左传》所记录的《周易》文本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统领着六十四篇文章，并且也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及名称里的某几个“六联体”符号和名称在每篇文章里充当着段落句子的排序功能。如《左传》里记载，若引用《周易》里的某篇某句来阐明事理时，则出现“《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
这种形式。这反映了《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的结构形式。当然这种结构形式的《周易》一书，在史巫眼里用来卜筮时，把《周易》里的某篇里的某句内容当作“繇辞”来联想、比类所求问人事未知吉凶的神启之根据了。如《左传》一书里所记录的筮例，把《周易》文辞当卜辞时的称法：“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亡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左传·僖公十五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左传·昭公十二年》）。
由《左传》一书的记载，无论引用时称“《周易》有之，在‘×之×曰’”，还是卜筮时称：“××筮之，遇‘×之×曰’”这种形式所涉及的内容，我们通过“发现了《周易》文本”已知《周易》原初是一部书，并有六十四篇文章所组成的一部书。而后被巫史改造成“繇题”式的《周易》。从《左传》里看这部书的称谓，就是《周易》，这是有《左传》一书所记载，而无可争辩的事实。也由此而知，《左传》最早称《周易》的这部书的内容，就是六十四篇所构成。而构成《周易》六十四篇（即后来被称“六十四卦”内容）内容包括了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和每个六联体符号下分六段"繇辞"(有《周易》里六个六联体符号和六个名称为题，称“繇题”，“繇题”下的文辞称“繇辞”)的一部书(春秋文本《周易》)。
总之，对《周易》这一称谓的最早出处于《左传》，虽然是对春秋《周易》文本的称谓，虽然这种文本在史巫手里当卜筮之用，在士大夫手里当理论书籍之用，但不否认就是只有六十四篇文辞内容。我们也通过前卷“发现了《周易》符号”的讲述，已知卜筮上的“八卦”取象筮法，又是《周易》所用那套符号后出的东西，与《周易》没有关系。
2.《左传》一书里还记录了对春秋《周易》文本的另一种称法
《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被人们所用，这反映在史书《左传》里。《周易》一书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左传》里，然而在《左传》里出现《周易》称谓之后，还反映了对《周易》一书的另种称法，即以《易》来代替《周易》的称法。
如《左传·昭公二年》里云：“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这里记载的韩宣子所见的《易象》，应是《周易》的学术文章，即被后来收进《易传》里的“大象”文章。但这《易象》里的“易”与“象”应是两个概念，“易”则是代指《周易》，而“象”则是以《周易》为蓝本所阐发出新的学术文章。这里的《易》应是对《周易》的另一种称法，即简称。因为《左传》里还有两处出现的《易》称，并从《易》称所引述的内容来看，就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由此而知《左传》里出现的《易》称，就是《周易》一书的另一种称法，如同《周易》的简称。当然这“易”称，是对春秋《周易》文本的简称。
在这一称法之后，《左传》一书里还出现一处《易》称，按历史时间顺序来说，这一处《易》称是出现在《左传·昭公十二年》。
《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这里所记载的是有卜筮而引出对《易》之用的一番议论，这段虽然记载的是“南蒯枚筮之”，并没有出现“以《周易》筮之”的说法，但从这一“筮例”里出现的说法，已知是以《周易》筮之的，因为从出现的“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这种称法及内容来看，这既是《周易》(《周易》春秋文本)里的名称与内容，也与《左传》里明确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称法相同。《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记载子服惠伯这一番大论，是对南蒯枚用《周易》卜筮而得出《坤》里的以《比》做“繇题”的“繇辞”（即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即“黄裳元吉”这是四个字，就认为是大吉的神示了，想干什么事，结果就会大吉的。这子服惠伯并不认同南蒯枚用《周易》卜筮而得出《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的想法。但从子服惠伯的一番议论来看，是讲附条件的卜筮理论，类如周初“以德配天”的观念。这子服惠伯所讲的是“以忠信配筮”的观念。从“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这种说法，来看子服惠伯并不反对占筮，只是认为以《周易》占筮是附条件的，即对“忠信之事则可”卜筮，相反不是忠信之事，即使筮出的是吉言，也是“必败”的事。这就是子服惠伯的“且夫《易》不可以占险”的卜筮认识结论。不过这子服惠伯的一番议论里所出现的“且夫《易》不可以占险”的这个《易》称，正是指《周易》（春秋《周易》文本）一书无疑了。
从《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记载的这段内容来看，《易》与《周易》称法，应是同一概念，即《周易》可以用《易》来称，《易》等同于《周易》，犹如《周易》的简称。
而在这《易》称之后，《左传》里还有一处出现的“易卦”称法，这个“易卦”称法，是否等同于《易》，或《周易》的称法呢？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这里出现的《易》称后面却带有一个“卦”字，这又是一种新的称谓。那么，这个“易卦”称法，是否类同于“易象”的称法呢？“易象”是指《周易》与“象传”（即“大象”），是两个概念。而“易卦”能否理解成《周易》与“八卦”，也是两个概念吗？显然是不能的。那么，这里的“易卦”称法是否等同于《周易》呢？虽然这“易卦”称法里也出现了《乾》与《大壮》两名称，这两名称不否认也是《周易》里的两篇名称，也不否认被后来称为《周易》六十四卦里的两卦名称。不过《左传》里也反映了用《周易》以外的卦书卜筮例子，说明春秋后期还有不同于春秋《周易》文本内容及结构形式的“卦书”存在着，运用着。而《左传》出现的筮例所反映的那种卦书，是借用了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和《周易》里的六十四个名称，而编出是称谓的“八卦”取象及六十四卦名称和六十四卦卦辞（没有“繇辞”或后称“爻辞”）内容的“卦书”，即被《周礼》所云“三易”之中的《归藏》或《连山》的那种“八卦”取象及六十四卦辞的“卦书”。因为此处出现的“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的说法，这里虽出现了“易”，也出现了“乾”与“大壮”。不过这里的“雷”乘“乾”曰《大壮》里的“雷”与“乾”不是指六十四卦里的两个卦名称，而是《大壮》卦画里的八卦名称及取象。这“雷乘乾”是通过《大壮》卦符号里的八卦名称和取象得出的说法。即《大壮》卦符号（“六联体”符号组合）的上三画为“八卦”之一的“震卦”符号，取象为“雷”；而《大壮》卦符号的下三画为“八卦”之一的“乾卦”符号，取象为“天”。这里的“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里的“雷乘乾”，就是通过《大壮》卦符号里的八卦符号名称和八卦取象得出的说法，而“天之道也”里的“天”，正是通过《大壮》卦符号里的“八卦”取象，即“乾”卦取象为“天”的说法。这“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说法，如同《大象传》行文说法：“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总之，这里出现的“易卦”，是《周易》以外的卦书称法，并不是对《周易》（春秋《周易》文本）的另种称谓。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里出现的“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的说法，是通过所认为的《易卦》里的《大壮》卦画符号的“八卦”名称或取象而阐发出一种道理，来引证所论的事情。这里虽出现的说法是“易卦”，并通过《大壮》卦画符号的“八卦”名称或取象而阐发出的道理，是在于说明事理，并非是卜筮。由《左传》记载，这说明春秋后期“八卦”象学已流行，也说明《大象》文已传世。那么，由《左传》一书里的反映，春秋时期《周易》之外的“八卦”卦书出现（犹如《连山》，《归藏》这种“卦书”名称）是无疑的了。不过单从《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里出现的“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的说法，这“易卦”称谓，无疑是指《周易》以外的“卦书”，即不能认为这“易卦”之称，是指《周易》的另一种称法。但确实到后来，如帛书《易传》里出现的“易卦”称法，就是等同于《周易》（今本《周易》），这无疑是个错误的称法。因战国末期做《易传》者是面对算卦格式《周易》（由春秋《周易》文本又篡改为今本《周易》）做出的“学术”。
《左传》所反映《周易》一书的另一种称法，应是《易》称，《易》称应是《周易》的简称。从《左传》里出现的《易》称，相对于《周易》名称来说，是出现的较晚，即先出现《周易》称法，而后出现《易》称，这也符合名称称法由繁到简的实情。而《易卦》称法出现在《周易》与《易》称法之后，也说明《周易》演变成卦书的结果形式和称“卦”是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总之，《左传》里出现的《周易》与《易》称，是个同一概念，都是指有六十四内容的《周易》一书。不过确实这《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被后来演变和改造成卦爻式《周易》，而称之为“六十四卦爻辞”的内容。但无论《左传》里称春秋《周易》文本里的某篇文辞为“《周易》师之临”或“《周易》复之颐”这种称法，还是后来改称《周易》里的某篇文辞为“《周易》师卦”或“《周易》复卦”的这种称法，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周易》一书的内容，是有六十四个符号排序着六十四篇文章而已。退一步说，即使按后出的“卦”称，称《周易》“六十四卦”，也不过是《周易》原初那六十四篇文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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