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四十）
卷四：发现了《周易》称谓
第二节：汉以降对《周易》一书的称法
三国时期的《人物志》一书里有“《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但这里的“《易》曰”内容，不见于《周易》与《易传》。
晋时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卷八里云：“九圣共成《易经》，足以弥纶阴阳，不可复加也。今问善《易》者，周天之度数，四海之广狭……”
到晋时葛洪却把《易经》说成是九圣之为了，这是在汉朝三圣之说上，又加入六圣成为九圣创作了《易经》。三圣说是伏羲画“八卦”、文王系“卦爻辞”、孔子作“十翼”。而加入的六圣则是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无论三圣还是九圣之说，无非是把《易经》里的“卦画符号”、“卦爻辞”、“十翼”这些内容说成是九位圣人完成的。葛洪说的《易经》，显然不是指《周易》，而是把今本《周易》内容分割成两部分，即分成“卦符号”和“卦爻辞”，再加上所认为的孔子作的“十翼”，这就是《易经》内容，并认为这部《易经》是有九位圣人完成的，使其神圣与神秘化。
《抱朴子内篇》卷十里又说“《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这里的前一个“《易》曰”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说卦》，而后一个“《易》曰”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葛洪引用这些内容时皆称为《易》，这些《易》称，显然是《易经》（即今本《周易》加《易传》）的简称。
西晋陆机的一篇《辨亡论》里也有引用《易传》文，而称“《易》曰”。
如“《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
“《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
这里的“《易》曰”内容并不是出自《周易》里的内容，而是均出自于《易传·彖》文。
梁时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里，也有对《易》的论述，以及“《易》曰”的称法。
如“《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这里的“《易》曰”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
“夫《易》惟谈天，入神之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
这里的《易》称，概念不明。但有《系辞》为衬，这个《易》似乎是指《周易》了。
“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这里是论《易》的范式，当然这个《易》称，应是《易经》的代称了。因为这里所说的王弼解《易》的内容是包括了《周易》与《易传》里的“彖”、“象”、“文言”。
《文心雕龙·诏策》里云：“《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
这里的“后以施命诰四方”，是《象传》里的《大象》文里的内容，而这里的称法，尤其显得特殊。《姤》本是《周易》里的一篇文章，当然后来演变成今本《周易》里的《姤》卦称法。而《象》本属于《易传》里的内容，是阐释《周易》的，应属《周易》的学术东西。《象》文既不属《周易》里的内容，也不属《姤》里的内容。若说“《易》之《姤》”这种称法，是类似于《左传》里的称法，就知道这《易》称等同于《周易》，也就知道“《易》之《姤》”如同是说“《周易》之《姤》”。但这里出现的“《易》之‘姤象’，就会理解成是《周易》里的“姤象”，这就错了。这可理解成《易经》里的“姤象”，还说得过去。因为《易传》在汉代，已被纳入《易经》内容，而这里把《易传·象》里的内容，称“《易》之‘姤象’”，视同为“《易经》之‘姤象’”还是说得通的。
《文心雕龙·诏策》里又说：“《易》称‘君子以制度数’”。这里的引用内容是出自《易传·象》里的内容，同样说是《易》里称。
《文心雕龙·议对》里说：“《易》之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
这里却又称“《易》之节卦”，事实上“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这句话并不是《周易·节》里的内容，即使今本《周易》里的“节卦”被增加进去“九·六”爻题外，并无这句内容。而这句内容本是《易传·象》里的“大象”文里的内容，正确地称法是“《象传》对《周易·节》的阐释说“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这才概念不相混淆。
《文心雕龙·丽辞》里说：“《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衡”。
这“《易》之＂文、系＂”里的“文”与“系”，应是指《易传》里的“文言”与“系辞”。把《易传》里的“文言”与“系辞”称为《易》里的内容，那么，这里的《易》称等同于《易经》的简称。
《文心雕龙·事类》：“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征今者也。夕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
这里出现的“《既济》九三”与“《明夷》六五”，是通过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里的两卦名称和爻题的称法。虽然这里是把今本《周易》用《易》称，但这个《易》却不是《易经》的简称，实乃是指《周易》。不过刘勰所认为的这《易》，已是文王搞出的一部卦爻式《易》，这是错上加错的说法。
《文心雕龙·附会》：“此《周易》所谓‘臀无肤，其行次且’也”。
这里出现的《周易》称谓，可是很少见的称法，这里引用的内容确实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这种称法无疑是正确的。
总之，《文心雕龙》里对《周易》与《易传》的称法是混乱的，也是概念混淆的。如引用《易传》里的内容时，有称《易》，也有称《易》而后面连缀《周易》里的某一篇名和《易传》里的名称（如“《易》之姤象”）。也有把本属《易传》里的内容，用“《易》之节卦”来称，而成为了今本《周易》某卦里的内容。也有把今本《周易》里的篇名和爻题的点出而归为文王之《易》。当然也有一处正确地称法，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又用《周易》之名称。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文选，本名《文选》，因为是南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所以也称《昭明文选》。原三十卷，唐显庆（656-661）年间李善曾为之作注。开元（713-741）年间又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为之合注，称“五臣注”。宋人合二本为一，称“六臣注文选”。在《昭明文选》注释中有大量的引用《周易》与《易传》里的内容，但无论引用属《周易》里的内容，还是属《易传》里的内容，则称法不是用“《周易》曰”，就是用“《易》曰”。
如：
“《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这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
“《周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这内容出自《易传·系辞》）
“《周易》曰：‘嘉会足以合礼’”。（这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
“《周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这内容是出自《周易·谦》）
“《周易》曰：‘屯，元亨利贞’”。（这内容是出自《周易·屯》）
“《周易》曰：‘系用徽纆’”。（这内容是出自《周易·坎》）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里的内容是出自《周易·蛊》）
“《易》曰：‘潜龙勿用’”。（这里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乾》）
“《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里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乾》）
“《易》曰：‘贞固足以干事’”。（这里的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此内容是出自《易传·彖》）
从《昭明文选》注释中所引用《周易》和《易传》内容的称法来看，唐朝时期把《易传》内容也称《周易》了，这可是出现的一种新称法，这种称法自然是一种错误的称法。
从唐朝的典籍里出现的把《易传》里的文章归到《周易》的称法里，这可是史无前例。为何在唐朝人眼里，用《周易》称谓，而引用属《易传》里的内容呢？自汉朝把《周易》与《易传》尊奉为五经之首，《易经》的内容，也就是《周易》加《易传》。此后至唐，凡引用《周易》，或《易传》里的内容，皆称《易》，即如同这《昭明文选》注释中一部分所引用《周易》或《易传》内容的称法那样称“《易》曰”。显然《昭明文选》注释里出现的“《易》”称，就很好理解，是《易经》的简称。可这“《周易》曰”里的内容，却同“《易》曰”里的内容，就让人不可思议了。
因唐朝出现的《周易》称谓里所引用的内容与《左传》里出现的《周易》称谓完全不是同一概念。
我们接着看唐朝其它典章书籍里出现的《周易》或《易》称所指向的内容。
唐朝房玄龄《谏伐高丽表》里云：“《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其为圣人乎？’”
这个“《周易》曰”里的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里的内容。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当然不能称“《周易》曰”，只能称“《易传》曰”。即使用“《易》曰”也是可以的，因自汉朝已形成用《易》称而引用《周易》与《易传》里的内容，用《易》称，如同《易经》的简称。而这里把《易传》里的内容用《周易》称谓，就混淆了《周易》与《易传》的概念。
唐李百药的《封建论》里有：“《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乎人乎’”。
这里的“《易》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于《易传·彖》文里的内容，将属《易传》里的内容称《易》，这是继承汉朝的称法，这《易》称，是视为《易经》的简称。
唐孔颖达撰《周易正义》（亦称《周易注疏》，是在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周易》与《易传》的基础上进行的疏解，就是对今本《周易》与《易传》进行的注疏，而名称为《周易正义》，从内容上看，应称《易经正义》是恰当不过。《周易正义》又是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长其立于学官，其卷首有八篇论文。第一篇是“论《易》之三名”，其中说到：“正义曰：夫《易》之三名，改换之殊称……《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这里标着的是“论《易》之三名”，却是解释“易”字的含义。
《周易正义》卷首第三篇是“论三代《易》名”，开篇这样说：“案《周礼·大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这里的“论三代《易》名”，是按传说的“夏《连山》、殷《归藏》、周初的《周易》”之说的三个朝代的三部《易》名，并不是论述其疏解的《周易》（实际孔颖达疏解的是《易经》内容）在历史上的名称演变。实际《易》这个名称概念出现的较晚，有史记载《易》称的出现是在春秋后期，而且那时的《易》只是《周易》的代称。历史上传说的《连山》、《归藏》，并不是夏、商产生的，而是《周易》一书出现以后，所按《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和《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名称模仿出的“卦书”。自《周礼》里的“三易”之说，也就把《周易》与《连山》、《归藏》视为同类的“卦书”，不过《连山》、《归藏》其名初见于《周礼·春官宗伯·大卜》，那么，《周礼》的作者和成书是何年代呢？即《周礼》作于何时？这个问题自汉以来，即众说纷坛。说《周礼》出于周公或刘歆伪作。《周礼》自然不会是周公所为，但说是刘歆伪作《周礼》也不正确，若说在以前的材料上刘歆托编出《周礼》是有可能的（即有“托古改制”的目的）。把《周易》与《连山》、《归藏》并称为卜筮上的的三易之法，已经说明作《周礼》者所见到的《周易》只能是卦爻式《周易》，也由此说明《周礼》一书产生应是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定型以后的产物。
我们已知《左传》一书是反映《周易》一书的最早史料，《周易》其名最初见于《左传》一书，而《易》这一称谓则是出现在《周易》称谓之后。作为《易》称，也是见于《左传》一书。在《左传》一书里，即先有《周易》名称，后才有《易》称的出现。到战国时期的《论语》里记述了孔子“五十以学《易》”，也是以《易》替代《周易》一书。而《周易》这一名称早在孔子之前的一百多年就出现了，即使《易》称也在孔子童年时就出现了。《易》这一称法又出现在战国晚期的《荀子》、《吕氏春秋》、《系辞传》等书籍文章里。《易》是《周易》称谓之后的称法，自然“三《易》”之说也是《易》称之后的说法。在西汉初之前的《易》称，是《周易》的简称，而自西汉中期以后《易》称，已不再是《周易》的简称，而是《易经》（即《周易》加《易传》）的简称。而孔颖达撰《周易正义》，本身就是以《周易》这一名称做书名，但注疏的内容，不单单是《周易》内容，而是所谓“三圣”之作的《易经》内容（即《周易》与《易传》）。孔颖达并没有用《易经》或《易》这种名称，如《易经正义》或《易正义》书名。按说《易经》这一称谓，自汉以降的历史来看其内容是今本《周易》加《易传》。孔颖达奉旨撰五经正义，而所撰的《周易正义》，应改成《易经正义》更符合实情。把《易传》内容归称《周易正义》名称里，显然不符合历史真相。故到唐时对《周易》的称法，既不单单是个混乱的称法，而是个错误的称法。
《周易正义》一书里把今本《周易》内容分为上下，以“经卦”称之，即“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
《周易正义》（或称《周易注疏》）注疏的所谓上下经内容，就是六十四卦爻辞内容，而且在卦爻辞后面附有《彖》、《象》这些本属《易传》的内容。而属《易传》里的《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内容则分卷注疏，却以“周易系辞上”、“周易系辞下”、“周易说卦”、“周易序卦”、“周易杂卦”这种称法。总之，把原属《易传》里的内容，都称《周易》里的东西了。这就导致后来出现的一种新称法，即“周易经传”这种不伦不类称法的出现。
到了宋代，南宋的朱熹也撰了一本名叫《周易本义》的书，实际也是对《易经》（即今本《周易》加《易传》）进行的注解，可名称却以《周易》称之。不过又给今本《周易》平添出了新的内容，即“卦歌”、“分宫卦象次序”、“上下经卦名序歌”、“图目（即“河图”、“洛书”、“先后天八卦方位图”等）。《周易本义》的注释体例，是把今本《周易》的六十四卦爻辞，按上下经分卷进行注释，不过朱熹并不像前人那样把属《易传》里的《彖》、《象》、《文言》附在所谓的“卦爻辞”后面一并进行阐释，朱熹则是把这些内容单列出来分卷进行阐释。《周易本义》卷一、卷二内容是把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分为上下经进行阐释，称其为“周易上经”与“周易下经”；《周易本义》卷三、卷四是阐释本属《易传》里的《彖》文，而《周易本义》里则称其为“周易彖上传”，“周易彖下传”；《周易本义》卷五、卷六，是阐释所谓的“周易象上传”与“周易象下传”；卷七、卷八是阐释所谓的“周易系辞上传”与“周易系辞下转”；卷十至卷十二是分卷阐释的是“周易文言传”、“周易说卦传”、“周易序卦传”、“周易杂卦传”。《周易本义》最后又分“周易本义卷末上下”，分别论述“卦象”与“筮法”。到朱熹时却把今本《周易》与《易传》称之为“周易经”与“周易传”，即把今本《周易》内容称之为“周易经”，而把《易传》内容称之为“周易传”。这似乎分清了“经是经”，“传是传”，给人看来“经”就是“乾”至“未济”六十四卦了，而“传”就是“彖”、“象”、“文言”、“系辞”、“序卦”、“杂卦”了，这岂不是“经”与“传”分的很清了么？可《周易本义》开卷这样写道“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其辞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简帙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
从这段内容来看，伏羲之画是“经”，文王、周公之辞是“经”，孔子作《传》也是“经”，才够“经”凡十二篇的内容。那么，这岂不是与《周易本义》里所称的“周易经”、“周易传”相矛盾吗？同理《周易本义》应称之为《易经本义》，所解释时称《周易》与《易传》，才概念不相混淆。既然朱熹也认为“经”是四圣之为的那些内容，那么，《周易》只是所谓的两圣之为，又焉能冠名《周易本义》呢？有焉能冠名什么“周易经”与“周易传”呢？因《周易本义》一书内容，是分卷注释所谓的“周易经”与“周易传”，无疑认为“经”与“传”的内容都是《周易》的内容了。那么，要问何为《周易》？何为《周易》里的“经”？又如何回答呢？若认为《周易》是“经”，是所谓的文王、周公作的卦爻辞，那么，就不能冠以“周易本义”名称，而分卷去解释所谓的“周易彖上传”、“周易彖下传”；“周易象上传”、“周易象下传”；“周易系辞上传”、“周易系辞下转”；“周易文言传”、“周易说卦传”、“周易序卦传”、“周易杂卦传”这些本不属《周易》一书的东西。何况朱熹又把“筮仪”，“图式”也归到所冠名的《周易本义》一书里，而这些内容本属“易学”上的东西，朱熹却把这些东西，说成是《周易》里的东西。总之，到朱熹时把《周易》说的乱七八糟，《周易》之称法和内容被搅得越来越混淆不清了。
在朱熹之前的北宋时期里，一些学者的书籍里也有引用《周易》与《易传》里的内容，我们来看是如何的称法。邵雍的《皇极经世·观物篇》：“《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
这里的“《易》曰”内容是出自《易传·说卦》。
《皇极经世·观物篇》：“所以圣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这里的所谓圣人之言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而不说“《易》曰”，却称“圣人有言曰”。
如：“所以圣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斯之谓欤？”
这是出自《易传·彖》文，不过这里也不称“《易》曰”，而是称“圣人有言曰”。
这是认为《易传》是孔子所为，孔子被尊奉为圣人，自然所引用《易传》里的文章，也就称之为“圣人有言曰”。总之，邵雍所引用《易传》内容时，既称“《易》曰”，又称“圣人有言曰”。
又如：“《易》、《诗》、《书》、《春秋》者圣人之经也”。
这里说的《易》为“圣人之经也”，从邵雍所引用《易传》内容为“《易》曰”来看，无疑这《易》“经”内容是《周易》加《易传》。
《周敦颐集》卷二：“《易》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中华书局》）
这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也称“《易》曰”。
《张载集》“正蒙”里云：“如《易》所谓‘利用折狱’，‘利用刑人’”。
这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也称《易》。
又如：“《易》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此其之谓乎”。
这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彖》文。
通过宋朝人的所引用《周易》或《易传》内容而基本上是保持汉以来的称法，用《易》称，即《易经》的简称。但也有学唐朝的错误称法，即把《易传》内容归到《周易》称谓里，如朱熹就是这种错误的称法者。
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又是如何对《周易》的称法呢？
明朝王阳明《传习录》里云：“《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又云：“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这些是属于论述《易》的，而无法明晰是指《周易》，还是指《易经》。但从这论述的内容来看，似乎是指《周易》，即传世本《周易》（或称卦爻式《周易》）。
这在王阳明眼里《易》是筮术，是占筮之用的东西，无疑王阳明所言的《易》，就是传世本《周易》。可《传习录》里虽无引用《周易》内容，而引用了《易传》内容，同样称《易》。
如：“就如《易》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如《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这前一个《易》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于《易传·文言》，而后一个《易》称内容是出自于《易传·说卦》。通过王阳明引用《易传》内容称《易》，而论述《易》时，把《易》看待成是占筮的东西。难道在王阳明眼里《易传》也是“《易》之占”，也成了“蓍”吗？这正是称谓上的混淆，而必然导致对内容上的理解造成混淆。
明朝袁了凡的《了凡四训》里也有以《易》称，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里的内容。
如：“《易》为君子谋……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这里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易传·文言》里的内容。
如：“《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此句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
又如：“《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故《谦》之一卦，六爻皆吉。《书》曰：‘满招损，谦受益’”。
这里的“《易》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彖》文里的内容。
《了凡四训》一书里凡以《易》称，而引用的内容均是出自《易传》里的内容，
并无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后封建社会里做学问的人，多重视《易传》文章，而轻视《周易》内容，只因为是把《周易》看待成卜筮之书的缘故。
李贽的《焚书·夫妇论》里也是只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同理以《易》称。如：
“《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资始资生，变化无穷。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於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为夫，坤为妇。故性命各正，自无有不正者。然则夫妇之所系为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而可以如此也夫！”
这里“《易》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彖》文（但有出入）。
清朝王夫之的《周易内传》一书里，也有论《易》及以《易》称所引用的内容。
“《易》之垂训于万世，占其一道尔，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
“故占《易》，学《易》，圣人之用《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故曰：‘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学也；‘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筮也”。
这些是论《易》，但从引用的内容来看，王夫之所称的《易》，应是《易经》（即《周易》加《易传》）。
又如：“《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洛书》别与《洪范》篇中详之。而《河图》者，圣人作《易》画卦之所取则，孔子明言之矣”。
这里的“《传》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而王夫之此处不称“《易》曰”，却称“《传》曰”。
又如：“唯乾坤以纯为道，故《乾》曰：‘时乘六龙以御天’，又曰：‘无德不可为首’”。
这里的“《乾》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文言》是针对今本《周易》里的《乾》与《坤》所做出的阐释，应属于《周易》的学术，而不是《周易》里的内容，故不能引用《文言》内容时，称《乾》或称《坤》曰。
又如：“《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学《易》者知其数”。
这里的“《易》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
又如：“《易》之精蕴，非《系传》不闻。观于《系传》，而王安石屏《易》于三经之外，朱子等《易》于《火珠林》之列，其异于孔子甚矣”。
这里的《易》称，似乎又是单只《周易》，而不包括《易传》。因王夫之本身对《周易》（即今本《周易》）是个“亦筮亦理”的性质认识，所以才认为王安石和朱熹的认识是错误的。而王夫之所认“《易》以筮，而学存焉，唯《大象》则纯与学《易》之理，而不与于筮”。又说“故占《易》，学《易》，圣人之用《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所以王夫之才嘲笑“王安石屏《易》于三经之外，朱子等《易》于《火珠林》之列”(等同算卦之列)的作法，岂知这正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典型。王夫之认为《易》（当是指《周易》）有占（即“算卦”）的一面，也有义理一面，是墨守于《系辞》里的说法“《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而在王夫之感到可气的是，你王安石把《易》排除于《三经》（王安石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并亲自还组织撰写《周礼义》、《尚书义》、《诗经义》，合称《三经新义》，而《易》并不在《三经》之列。王安石虽把《易》排除在《三经》之外，但王安石并不像朱熹那样把《周易》完全当成同《火珠林》的那种算卦书看待。王摒弃象数解《周易》，而是专以儒家思想阐释《周易》，作有《易解》，而此书早已遗失）之外，而你朱熹却把《易》完全等同于算卦批命的《火珠林》那种卦书。而王夫之的《易》（即《周易》）认识只不过是受《易传·系辞》的影响，是“亦筮亦理”看待《周易》（即今本《周易》）。不过王夫之能认识到“《大象》则纯于学《易》之理，而不与筮”的这种看法，无疑是非常正确地。这些是王夫之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看法，而王夫之对《周易》的称谓已然是概念不清，其称法是混乱的。从他的《周易内传》一书的内容来看，其体例与《周易本义》是一样的，虽冠以《周易》名称，可内容包括了《易传》的阐释。
清末谭嗣同的《仁学》一书里也有引用《周易》与《易传》内容，但皆以《易》称。如：“《易》曰：‘丰其蔀，日中见斗’，此去黑暗，其非名教之为之蔀耶”。
“《易》虽有‘余庆余殃’之说”。
“《易》明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仁学》一书里所引用的“《易》曰”内容，除“丰其蔀，日中见斗”是出自《周易》外，其它均是出自《易传》内容。但无论引用是《周易》里的内容，还是《易传》里的内容，谭嗣同皆称《易》，这正是后封建社会里的传统称法。即后封建社会里的《易》称，是《易经》（《周易》加《易传》）的简称而已。
人们皆知《周易》是一部书，而《周易》之名是初见于《左传》一书里。自《周易》一书出现后，就有学者对其进行学术研究。研究《周易》的最早学术文章，当属《大象》文，而到西汉前期，研究《周易》的学术文章，才被筛选、编撰、汇集、定型，即“十翼”（又称《易传》）的出现。而最早以《易》称，反映的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是记载于《左传》一书里。《易》称是《周易》一书产生后的称法，是《周易》一书的简称。在战国时期，以《易》称，而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见于《荀子》和《吕氏春秋》书籍。在西汉以前凡以《易》称，所引用的内容均是出自《周易》，而从无见有属“十翼”（《易传》）的内容。故先秦时期里出现的《易》称，无疑是《周易》（当然面对的《周易》文本又是不相同的）的简称。
到了后封建社会时期（即帝王统治时期），无论在学术或在典章书籍中，所出现《易》这一称谓，既有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有引用“十翼”（即《周易》的学术文章）里的内容。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已与先秦时期里的《易》称不是同一概念。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已包括了《周易》与“十翼”这两种内容，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是《易经》的简称。但后封建时期里，也有一个变异的称法，即唐朝时期出现了把“十翼”内容归到《周易》的称谓里。如唐朝时期所对《昭明文选》的注释中出现的“《周易》曰”而引用的内容，既有《周易》里的内容，又有“十翼”里的内容。唐朝时期里出现的《周易》称法，已与先秦时期里出现的《周易》称法不是个同一概念。唐朝时期把属于《周易》的学术内容的“十翼”，纳入《周易》的名称里，是混淆了《周易》与“十翼”的概念，故这种称法无疑是个错误的称法。
自唐朝到清王朝，所出现在一些书籍里的用《周易》做名称，而内容却包括了“十翼”内容，这种称法是唐朝的遗风，同理是个错误的称法而已。但在后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里，其主流是以《易》称，而代称《周易》与《易传》，无论引用《周易》里的所谓卦爻辞，还是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其主要称法是以《易》称，实乃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就是《易经》的简称。《易》称在后封建社会里没有中断而一直的使用。纵观整个后封建时期，所用《易》这一称法，已不再是《周易》的简称，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是等同于后封建时期里把今本《周易》与“十翼”尊奉为《易经》的简称。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经》内容就是今本《周易》加《易传》。
后封建时期里的“易学”与《易传》不是同一概念，《易传》是《周易》的学术东西，而“易学”是《易经》的学术东西。后封建时期里的《易》与《易经》是一种内容的两种称法而已，同理先秦时期里的《易》与《周易》也是一种内容的两种称法而已。先秦时期里出现的《易》称，是指《周易》，因为那时《易传》还没有出现，更没有汇集成册附在《周易》一书里，所以我们要知道先秦时期里出现的《易》称与后封建时期里出现的《易》称，代指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我们弄清了古代里的《周易》、《易》、《易经》这些称谓与内容，及“《周易》经传”这种错误称法。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现代人又是如何对《周易》的称谓呢？
第二节：汉以降对《周易》一书的称法
三国时期的《人物志》一书里有“《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但这里的“《易》曰”内容，不见于《周易》与《易传》。
晋时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卷八里云：“九圣共成《易经》，足以弥纶阴阳，不可复加也。今问善《易》者，周天之度数，四海之广狭……”
到晋时葛洪却把《易经》说成是九圣之为了，这是在汉朝三圣之说上，又加入六圣成为九圣创作了《易经》。三圣说是伏羲画“八卦”、文王系“卦爻辞”、孔子作“十翼”。而加入的六圣则是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无论三圣还是九圣之说，无非是把《易经》里的“卦画符号”、“卦爻辞”、“十翼”这些内容说成是九位圣人完成的。葛洪说的《易经》，显然不是指《周易》，而是把今本《周易》内容分割成两部分，即分成“卦符号”和“卦爻辞”，再加上所认为的孔子作的“十翼”，这就是《易经》内容，并认为这部《易经》是有九位圣人完成的，使其神圣与神秘化。
《抱朴子内篇》卷十里又说“《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这里的前一个“《易》曰”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说卦》，而后一个“《易》曰”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葛洪引用这些内容时皆称为《易》，这些《易》称，显然是《易经》（即今本《周易》加《易传》）的简称。
西晋陆机的一篇《辨亡论》里也有引用《易传》文，而称“《易》曰”。
如“《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
“《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
这里的“《易》曰”内容并不是出自《周易》里的内容，而是均出自于《易传·彖》文。
梁时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里，也有对《易》的论述，以及“《易》曰”的称法。
如“《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这里的“《易》曰”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
“夫《易》惟谈天，入神之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
这里的《易》称，概念不明。但有《系辞》为衬，这个《易》似乎是指《周易》了。
“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这里是论《易》的范式，当然这个《易》称，应是《易经》的代称了。因为这里所说的王弼解《易》的内容是包括了《周易》与《易传》里的“彖”、“象”、“文言”。
《文心雕龙·诏策》里云：“《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
这里的“后以施命诰四方”，是《象传》里的《大象》文里的内容，而这里的称法，尤其显得特殊。《姤》本是《周易》里的一篇文章，当然后来演变成今本《周易》里的《姤》卦称法。而《象》本属于《易传》里的内容，是阐释《周易》的，应属《周易》的学术东西。《象》文既不属《周易》里的内容，也不属《姤》里的内容。若说“《易》之《姤》”这种称法，是类似于《左传》里的称法，就知道这《易》称等同于《周易》，也就知道“《易》之《姤》”如同是说“《周易》之《姤》”。但这里出现的“《易》之‘姤象’，就会理解成是《周易》里的“姤象”，这就错了。这可理解成《易经》里的“姤象”，还说得过去。因为《易传》在汉代，已被纳入《易经》内容，而这里把《易传·象》里的内容，称“《易》之‘姤象’”，视同为“《易经》之‘姤象’”还是说得通的。
《文心雕龙·诏策》里又说：“《易》称‘君子以制度数’”。这里的引用内容是出自《易传·象》里的内容，同样说是《易》里称。
《文心雕龙·议对》里说：“《易》之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
这里却又称“《易》之节卦”，事实上“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这句话并不是《周易·节》里的内容，即使今本《周易》里的“节卦”被增加进去“九·六”爻题外，并无这句内容。而这句内容本是《易传·象》里的“大象”文里的内容，正确地称法是“《象传》对《周易·节》的阐释说“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这才概念不相混淆。
《文心雕龙·丽辞》里说：“《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衡”。
这“《易》之＂文、系＂”里的“文”与“系”，应是指《易传》里的“文言”与“系辞”。把《易传》里的“文言”与“系辞”称为《易》里的内容，那么，这里的《易》称等同于《易经》的简称。
《文心雕龙·事类》：“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征今者也。夕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
这里出现的“《既济》九三”与“《明夷》六五”，是通过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里的两卦名称和爻题的称法。虽然这里是把今本《周易》用《易》称，但这个《易》却不是《易经》的简称，实乃是指《周易》。不过刘勰所认为的这《易》，已是文王搞出的一部卦爻式《易》，这是错上加错的说法。
《文心雕龙·附会》：“此《周易》所谓‘臀无肤，其行次且’也”。
这里出现的《周易》称谓，可是很少见的称法，这里引用的内容确实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这种称法无疑是正确的。
总之，《文心雕龙》里对《周易》与《易传》的称法是混乱的，也是概念混淆的。如引用《易传》里的内容时，有称《易》，也有称《易》而后面连缀《周易》里的某一篇名和《易传》里的名称（如“《易》之姤象”）。也有把本属《易传》里的内容，用“《易》之节卦”来称，而成为了今本《周易》某卦里的内容。也有把今本《周易》里的篇名和爻题的点出而归为文王之《易》。当然也有一处正确地称法，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又用《周易》之名称。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文选，本名《文选》，因为是南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所以也称《昭明文选》。原三十卷，唐显庆（656-661）年间李善曾为之作注。开元（713-741）年间又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为之合注，称“五臣注”。宋人合二本为一，称“六臣注文选”。在《昭明文选》注释中有大量的引用《周易》与《易传》里的内容，但无论引用属《周易》里的内容，还是属《易传》里的内容，则称法不是用“《周易》曰”，就是用“《易》曰”。
如：
“《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这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
“《周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这内容出自《易传·系辞》）
“《周易》曰：‘嘉会足以合礼’”。（这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
“《周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这内容是出自《周易·谦》）
“《周易》曰：‘屯，元亨利贞’”。（这内容是出自《周易·屯》）
“《周易》曰：‘系用徽纆’”。（这内容是出自《周易·坎》）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里的内容是出自《周易·蛊》）
“《易》曰：‘潜龙勿用’”。（这里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乾》）
“《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里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乾》）
“《易》曰：‘贞固足以干事’”。（这里的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此内容是出自《易传·彖》）
从《昭明文选》注释中所引用《周易》和《易传》内容的称法来看，唐朝时期把《易传》内容也称《周易》了，这可是出现的一种新称法，这种称法自然是一种错误的称法。
从唐朝的典籍里出现的把《易传》里的文章归到《周易》的称法里，这可是史无前例。为何在唐朝人眼里，用《周易》称谓，而引用属《易传》里的内容呢？自汉朝把《周易》与《易传》尊奉为五经之首，《易经》的内容，也就是《周易》加《易传》。此后至唐，凡引用《周易》，或《易传》里的内容，皆称《易》，即如同这《昭明文选》注释中一部分所引用《周易》或《易传》内容的称法那样称“《易》曰”。显然《昭明文选》注释里出现的“《易》”称，就很好理解，是《易经》的简称。可这“《周易》曰”里的内容，却同“《易》曰”里的内容，就让人不可思议了。
因唐朝出现的《周易》称谓里所引用的内容与《左传》里出现的《周易》称谓完全不是同一概念。
我们接着看唐朝其它典章书籍里出现的《周易》或《易》称所指向的内容。
唐朝房玄龄《谏伐高丽表》里云：“《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其为圣人乎？’”
这个“《周易》曰”里的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里的内容。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当然不能称“《周易》曰”，只能称“《易传》曰”。即使用“《易》曰”也是可以的，因自汉朝已形成用《易》称而引用《周易》与《易传》里的内容，用《易》称，如同《易经》的简称。而这里把《易传》里的内容用《周易》称谓，就混淆了《周易》与《易传》的概念。
唐李百药的《封建论》里有：“《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乎人乎’”。
这里的“《易》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于《易传·彖》文里的内容，将属《易传》里的内容称《易》，这是继承汉朝的称法，这《易》称，是视为《易经》的简称。
唐孔颖达撰《周易正义》（亦称《周易注疏》，是在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周易》与《易传》的基础上进行的疏解，就是对今本《周易》与《易传》进行的注疏，而名称为《周易正义》，从内容上看，应称《易经正义》是恰当不过。《周易正义》又是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长其立于学官，其卷首有八篇论文。第一篇是“论《易》之三名”，其中说到：“正义曰：夫《易》之三名，改换之殊称……《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这里标着的是“论《易》之三名”，却是解释“易”字的含义。
《周易正义》卷首第三篇是“论三代《易》名”，开篇这样说：“案《周礼·大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这里的“论三代《易》名”，是按传说的“夏《连山》、殷《归藏》、周初的《周易》”之说的三个朝代的三部《易》名，并不是论述其疏解的《周易》（实际孔颖达疏解的是《易经》内容）在历史上的名称演变。实际《易》这个名称概念出现的较晚，有史记载《易》称的出现是在春秋后期，而且那时的《易》只是《周易》的代称。历史上传说的《连山》、《归藏》，并不是夏、商产生的，而是《周易》一书出现以后，所按《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和《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名称模仿出的“卦书”。自《周礼》里的“三易”之说，也就把《周易》与《连山》、《归藏》视为同类的“卦书”，不过《连山》、《归藏》其名初见于《周礼·春官宗伯·大卜》，那么，《周礼》的作者和成书是何年代呢？即《周礼》作于何时？这个问题自汉以来，即众说纷坛。说《周礼》出于周公或刘歆伪作。《周礼》自然不会是周公所为，但说是刘歆伪作《周礼》也不正确，若说在以前的材料上刘歆托编出《周礼》是有可能的（即有“托古改制”的目的）。把《周易》与《连山》、《归藏》并称为卜筮上的的三易之法，已经说明作《周礼》者所见到的《周易》只能是卦爻式《周易》，也由此说明《周礼》一书产生应是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定型以后的产物。
我们已知《左传》一书是反映《周易》一书的最早史料，《周易》其名最初见于《左传》一书，而《易》这一称谓则是出现在《周易》称谓之后。作为《易》称，也是见于《左传》一书。在《左传》一书里，即先有《周易》名称，后才有《易》称的出现。到战国时期的《论语》里记述了孔子“五十以学《易》”，也是以《易》替代《周易》一书。而《周易》这一名称早在孔子之前的一百多年就出现了，即使《易》称也在孔子童年时就出现了。《易》这一称法又出现在战国晚期的《荀子》、《吕氏春秋》、《系辞传》等书籍文章里。《易》是《周易》称谓之后的称法，自然“三《易》”之说也是《易》称之后的说法。在西汉初之前的《易》称，是《周易》的简称，而自西汉中期以后《易》称，已不再是《周易》的简称，而是《易经》（即《周易》加《易传》）的简称。而孔颖达撰《周易正义》，本身就是以《周易》这一名称做书名，但注疏的内容，不单单是《周易》内容，而是所谓“三圣”之作的《易经》内容（即《周易》与《易传》）。孔颖达并没有用《易经》或《易》这种名称，如《易经正义》或《易正义》书名。按说《易经》这一称谓，自汉以降的历史来看其内容是今本《周易》加《易传》。孔颖达奉旨撰五经正义，而所撰的《周易正义》，应改成《易经正义》更符合实情。把《易传》内容归称《周易正义》名称里，显然不符合历史真相。故到唐时对《周易》的称法，既不单单是个混乱的称法，而是个错误的称法。
《周易正义》一书里把今本《周易》内容分为上下，以“经卦”称之，即“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
《周易正义》（或称《周易注疏》）注疏的所谓上下经内容，就是六十四卦爻辞内容，而且在卦爻辞后面附有《彖》、《象》这些本属《易传》的内容。而属《易传》里的《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内容则分卷注疏，却以“周易系辞上”、“周易系辞下”、“周易说卦”、“周易序卦”、“周易杂卦”这种称法。总之，把原属《易传》里的内容，都称《周易》里的东西了。这就导致后来出现的一种新称法，即“周易经传”这种不伦不类称法的出现。
到了宋代，南宋的朱熹也撰了一本名叫《周易本义》的书，实际也是对《易经》（即今本《周易》加《易传》）进行的注解，可名称却以《周易》称之。不过又给今本《周易》平添出了新的内容，即“卦歌”、“分宫卦象次序”、“上下经卦名序歌”、“图目（即“河图”、“洛书”、“先后天八卦方位图”等）。《周易本义》的注释体例，是把今本《周易》的六十四卦爻辞，按上下经分卷进行注释，不过朱熹并不像前人那样把属《易传》里的《彖》、《象》、《文言》附在所谓的“卦爻辞”后面一并进行阐释，朱熹则是把这些内容单列出来分卷进行阐释。《周易本义》卷一、卷二内容是把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分为上下经进行阐释，称其为“周易上经”与“周易下经”；《周易本义》卷三、卷四是阐释本属《易传》里的《彖》文，而《周易本义》里则称其为“周易彖上传”，“周易彖下传”；《周易本义》卷五、卷六，是阐释所谓的“周易象上传”与“周易象下传”；卷七、卷八是阐释所谓的“周易系辞上传”与“周易系辞下转”；卷十至卷十二是分卷阐释的是“周易文言传”、“周易说卦传”、“周易序卦传”、“周易杂卦传”。《周易本义》最后又分“周易本义卷末上下”，分别论述“卦象”与“筮法”。到朱熹时却把今本《周易》与《易传》称之为“周易经”与“周易传”，即把今本《周易》内容称之为“周易经”，而把《易传》内容称之为“周易传”。这似乎分清了“经是经”，“传是传”，给人看来“经”就是“乾”至“未济”六十四卦了，而“传”就是“彖”、“象”、“文言”、“系辞”、“序卦”、“杂卦”了，这岂不是“经”与“传”分的很清了么？可《周易本义》开卷这样写道“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其辞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简帙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
从这段内容来看，伏羲之画是“经”，文王、周公之辞是“经”，孔子作《传》也是“经”，才够“经”凡十二篇的内容。那么，这岂不是与《周易本义》里所称的“周易经”、“周易传”相矛盾吗？同理《周易本义》应称之为《易经本义》，所解释时称《周易》与《易传》，才概念不相混淆。既然朱熹也认为“经”是四圣之为的那些内容，那么，《周易》只是所谓的两圣之为，又焉能冠名《周易本义》呢？有焉能冠名什么“周易经”与“周易传”呢？因《周易本义》一书内容，是分卷注释所谓的“周易经”与“周易传”，无疑认为“经”与“传”的内容都是《周易》的内容了。那么，要问何为《周易》？何为《周易》里的“经”？又如何回答呢？若认为《周易》是“经”，是所谓的文王、周公作的卦爻辞，那么，就不能冠以“周易本义”名称，而分卷去解释所谓的“周易彖上传”、“周易彖下传”；“周易象上传”、“周易象下传”；“周易系辞上传”、“周易系辞下转”；“周易文言传”、“周易说卦传”、“周易序卦传”、“周易杂卦传”这些本不属《周易》一书的东西。何况朱熹又把“筮仪”，“图式”也归到所冠名的《周易本义》一书里，而这些内容本属“易学”上的东西，朱熹却把这些东西，说成是《周易》里的东西。总之，到朱熹时把《周易》说的乱七八糟，《周易》之称法和内容被搅得越来越混淆不清了。
在朱熹之前的北宋时期里，一些学者的书籍里也有引用《周易》与《易传》里的内容，我们来看是如何的称法。邵雍的《皇极经世·观物篇》：“《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
这里的“《易》曰”内容是出自《易传·说卦》。
《皇极经世·观物篇》：“所以圣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这里的所谓圣人之言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而不说“《易》曰”，却称“圣人有言曰”。
如：“所以圣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斯之谓欤？”
这是出自《易传·彖》文，不过这里也不称“《易》曰”，而是称“圣人有言曰”。
这是认为《易传》是孔子所为，孔子被尊奉为圣人，自然所引用《易传》里的文章，也就称之为“圣人有言曰”。总之，邵雍所引用《易传》内容时，既称“《易》曰”，又称“圣人有言曰”。
又如：“《易》、《诗》、《书》、《春秋》者圣人之经也”。
这里说的《易》为“圣人之经也”，从邵雍所引用《易传》内容为“《易》曰”来看，无疑这《易》“经”内容是《周易》加《易传》。
《周敦颐集》卷二：“《易》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中华书局》）
这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也称“《易》曰”。
《张载集》“正蒙”里云：“如《易》所谓‘利用折狱’，‘利用刑人’”。
这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也称《易》。
又如：“《易》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此其之谓乎”。
这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彖》文。
通过宋朝人的所引用《周易》或《易传》内容而基本上是保持汉以来的称法，用《易》称，即《易经》的简称。但也有学唐朝的错误称法，即把《易传》内容归到《周易》称谓里，如朱熹就是这种错误的称法者。
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又是如何对《周易》的称法呢？
明朝王阳明《传习录》里云：“《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又云：“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这些是属于论述《易》的，而无法明晰是指《周易》，还是指《易经》。但从这论述的内容来看，似乎是指《周易》，即传世本《周易》（或称卦爻式《周易》）。
这在王阳明眼里《易》是筮术，是占筮之用的东西，无疑王阳明所言的《易》，就是传世本《周易》。可《传习录》里虽无引用《周易》内容，而引用了《易传》内容，同样称《易》。
如：“就如《易》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如《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这前一个《易》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于《易传·文言》，而后一个《易》称内容是出自于《易传·说卦》。通过王阳明引用《易传》内容称《易》，而论述《易》时，把《易》看待成是占筮的东西。难道在王阳明眼里《易传》也是“《易》之占”，也成了“蓍”吗？这正是称谓上的混淆，而必然导致对内容上的理解造成混淆。
明朝袁了凡的《了凡四训》里也有以《易》称，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里的内容。
如：“《易》为君子谋……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这里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易传·文言》里的内容。
如：“《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此句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
又如：“《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故《谦》之一卦，六爻皆吉。《书》曰：‘满招损，谦受益’”。
这里的“《易》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彖》文里的内容。
《了凡四训》一书里凡以《易》称，而引用的内容均是出自《易传》里的内容，
并无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后封建社会里做学问的人，多重视《易传》文章，而轻视《周易》内容，只因为是把《周易》看待成卜筮之书的缘故。
李贽的《焚书·夫妇论》里也是只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同理以《易》称。如：
“《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资始资生，变化无穷。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於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为夫，坤为妇。故性命各正，自无有不正者。然则夫妇之所系为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而可以如此也夫！”
这里“《易》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彖》文（但有出入）。
清朝王夫之的《周易内传》一书里，也有论《易》及以《易》称所引用的内容。
“《易》之垂训于万世，占其一道尔，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
“故占《易》，学《易》，圣人之用《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故曰：‘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学也；‘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筮也”。
这些是论《易》，但从引用的内容来看，王夫之所称的《易》，应是《易经》（即《周易》加《易传》）。
又如：“《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洛书》别与《洪范》篇中详之。而《河图》者，圣人作《易》画卦之所取则，孔子明言之矣”。
这里的“《传》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而王夫之此处不称“《易》曰”，却称“《传》曰”。
又如：“唯乾坤以纯为道，故《乾》曰：‘时乘六龙以御天’，又曰：‘无德不可为首’”。
这里的“《乾》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文言》是针对今本《周易》里的《乾》与《坤》所做出的阐释，应属于《周易》的学术，而不是《周易》里的内容，故不能引用《文言》内容时，称《乾》或称《坤》曰。
又如：“《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学《易》者知其数”。
这里的“《易》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
又如：“《易》之精蕴，非《系传》不闻。观于《系传》，而王安石屏《易》于三经之外，朱子等《易》于《火珠林》之列，其异于孔子甚矣”。
这里的《易》称，似乎又是单只《周易》，而不包括《易传》。因王夫之本身对《周易》（即今本《周易》）是个“亦筮亦理”的性质认识，所以才认为王安石和朱熹的认识是错误的。而王夫之所认“《易》以筮，而学存焉，唯《大象》则纯与学《易》之理，而不与于筮”。又说“故占《易》，学《易》，圣人之用《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所以王夫之才嘲笑“王安石屏《易》于三经之外，朱子等《易》于《火珠林》之列”(等同算卦之列)的作法，岂知这正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典型。王夫之认为《易》（当是指《周易》）有占（即“算卦”）的一面，也有义理一面，是墨守于《系辞》里的说法“《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而在王夫之感到可气的是，你王安石把《易》排除于《三经》（王安石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并亲自还组织撰写《周礼义》、《尚书义》、《诗经义》，合称《三经新义》，而《易》并不在《三经》之列。王安石虽把《易》排除在《三经》之外，但王安石并不像朱熹那样把《周易》完全当成同《火珠林》的那种算卦书看待。王摒弃象数解《周易》，而是专以儒家思想阐释《周易》，作有《易解》，而此书早已遗失）之外，而你朱熹却把《易》完全等同于算卦批命的《火珠林》那种卦书。而王夫之的《易》（即《周易》）认识只不过是受《易传·系辞》的影响，是“亦筮亦理”看待《周易》（即今本《周易》）。不过王夫之能认识到“《大象》则纯于学《易》之理，而不与筮”的这种看法，无疑是非常正确地。这些是王夫之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看法，而王夫之对《周易》的称谓已然是概念不清，其称法是混乱的。从他的《周易内传》一书的内容来看，其体例与《周易本义》是一样的，虽冠以《周易》名称，可内容包括了《易传》的阐释。
清末谭嗣同的《仁学》一书里也有引用《周易》与《易传》内容，但皆以《易》称。如：“《易》曰：‘丰其蔀，日中见斗’，此去黑暗，其非名教之为之蔀耶”。
“《易》虽有‘余庆余殃’之说”。
“《易》明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仁学》一书里所引用的“《易》曰”内容，除“丰其蔀，日中见斗”是出自《周易》外，其它均是出自《易传》内容。但无论引用是《周易》里的内容，还是《易传》里的内容，谭嗣同皆称《易》，这正是后封建社会里的传统称法。即后封建社会里的《易》称，是《易经》（《周易》加《易传》）的简称而已。
人们皆知《周易》是一部书，而《周易》之名是初见于《左传》一书里。自《周易》一书出现后，就有学者对其进行学术研究。研究《周易》的最早学术文章，当属《大象》文，而到西汉前期，研究《周易》的学术文章，才被筛选、编撰、汇集、定型，即“十翼”（又称《易传》）的出现。而最早以《易》称，反映的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是记载于《左传》一书里。《易》称是《周易》一书产生后的称法，是《周易》一书的简称。在战国时期，以《易》称，而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见于《荀子》和《吕氏春秋》书籍。在西汉以前凡以《易》称，所引用的内容均是出自《周易》，而从无见有属“十翼”（《易传》）的内容。故先秦时期里出现的《易》称，无疑是《周易》（当然面对的《周易》文本又是不相同的）的简称。
到了后封建社会时期（即帝王统治时期），无论在学术或在典章书籍中，所出现《易》这一称谓，既有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有引用“十翼”（即《周易》的学术文章）里的内容。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已与先秦时期里的《易》称不是同一概念。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已包括了《周易》与“十翼”这两种内容，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是《易经》的简称。但后封建时期里，也有一个变异的称法，即唐朝时期出现了把“十翼”内容归到《周易》的称谓里。如唐朝时期所对《昭明文选》的注释中出现的“《周易》曰”而引用的内容，既有《周易》里的内容，又有“十翼”里的内容。唐朝时期里出现的《周易》称法，已与先秦时期里出现的《周易》称法不是个同一概念。唐朝时期把属于《周易》的学术内容的“十翼”，纳入《周易》的名称里，是混淆了《周易》与“十翼”的概念，故这种称法无疑是个错误的称法。
自唐朝到清王朝，所出现在一些书籍里的用《周易》做名称，而内容却包括了“十翼”内容，这种称法是唐朝的遗风，同理是个错误的称法而已。但在后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里，其主流是以《易》称，而代称《周易》与《易传》，无论引用《周易》里的所谓卦爻辞，还是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其主要称法是以《易》称，实乃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就是《易经》的简称。《易》称在后封建社会里没有中断而一直的使用。纵观整个后封建时期，所用《易》这一称法，已不再是《周易》的简称，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是等同于后封建时期里把今本《周易》与“十翼”尊奉为《易经》的简称。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经》内容就是今本《周易》加《易传》。
后封建时期里的“易学”与《易传》不是同一概念，《易传》是《周易》的学术东西，而“易学”是《易经》的学术东西。后封建时期里的《易》与《易经》是一种内容的两种称法而已，同理先秦时期里的《易》与《周易》也是一种内容的两种称法而已。先秦时期里出现的《易》称，是指《周易》，因为那时《易传》还没有出现，更没有汇集成册附在《周易》一书里，所以我们要知道先秦时期里出现的《易》称与后封建时期里出现的《易》称，代指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我们弄清了古代里的《周易》、《易》、《易经》这些称谓与内容，及“《周易》经传”这种错误称法。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现代人又是如何对《周易》的称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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