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诗性智慧解读（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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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对比看一看先秦的诸子哲学与古希腊城邦时期哲学到底有何不同？又是为何造成的不同？
希腊哲学起源于前公元六世纪。“在希腊的上古时期，人类对世界的看法都是由神话来决定的，对神，英雄或非凡事件的描述，使世界的产生及其秩序，人类的本质以及民族的习俗，变得能够让人理解。这些神话故事经由风俗习惯而深入人心，同时，因为它们鲜明而生动，激发起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性感。不过在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和眭相处的地方，由于思想和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交流，神话的地位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因为不同民族对世界的看法各有千秋，经过比较就会发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未必就那么正确，那么理所当然。首先，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人们开始了批判性的思考，他们不再依靠传统或权威，而是凭借经验和理智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并力争让每个人对这答案都能够理解。对事物进行理性的解释，依靠的不再是超自然的力量或神的启示，它们的基础是单纯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本事物，比如各种不同的力，万事万物的起因或自然规律。在对世界进行理性解释的基础上，哲学诞生了。”（中译本《哲学史思路》[德]马丁·摩根史特恩等著唐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的确，古希腊在哲学出现之前，人们生活在神话中，并且也是多神信仰。但希腊的神话优美动人，不具有神秘思想。荷马时代，诗人们运用丰富的想像力把流传各地的神灵编织进神话故事中，为希腊宗教提供了一个信仰系统。古希腊哲学出现，是把人从神性中解放出来。而中国在哲学出现之前，人们生活在巫术中，还没有出现神话传说。希腊的神话孕育出了希腊哲学，换个说法希腊哲学从神话的母体中突破出来，而促使哲学的突破，正是商业的动力。
是商业促成了希腊哲学从神话世界里突破而出。在古希腊古典时期哲学之前是属于自然哲学，是对世界基本规律或起源的探讨，随着探讨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渐分离成两个问题，即有关“组成现实世界的基本元素”以及“决定其存在形式的规律”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奠定了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基础。
古希腊的哲学最早是自然哲学，并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
泰勒斯和阿那克西米尼首开先河，他们认为像水或空气这类重要的物质，是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毕达哥拉斯用数学的方法解释现实世界存在的规律。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处于纯粹的运动变化之中。恩培多克勒认为，水、土、空气和火是组成现实世界的四大永恒基本元素。早期自然哲学中最著名的是德谟克利特有关原子的学说，认为宇宙间万物都是原子组成的，而原子是不可分的物质。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文明的火种，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而古希腊最早的哲学是自然哲学。知识精英非常关心自然，热心研究自然问题，这与其海洋商业贸易经济分不开。
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成为古希腊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出现了一批以教授演说的论辩术为业的思想家，被称为智者，他们讨论的中心集中到人类社会政治伦理方面来。“人”成为研究的中心，为了反对传统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制度和思想。代表人物是普罗泰戈拉，他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哲学命题。希腊哲学探讨的重点问题发生了改变，哲学家们开始关注人，以及由人创建的文化和社会。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受到理性的审视。在诡辩学派（智者）的推动下，希腊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诞生了。
希腊政治哲学的历史背景
希波战争（前500—前479年）后，雅典逐渐成为海上的霸主，雅典也成为希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雅典海上霸权全盛时期，正值其经济进入繁荣阶段，与此同时，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盛极一时。民主政治的实施很快就为各派学说的争鸣创造了条件，百家争鸣的局面，又为科学、哲学、文化艺术、教育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尽管民主局限在少数自由的男性公民身上，不过，还是使公民大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想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人们必须在公开场合进行演讲，并想办法使自己从众人中脱颖而出，得到大众的关注。……诡辩学者在雅典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不是偶然的，雅典为公开讨论提供了宝贵的自由和空间。”（《哲学史思路》[德]马丁·摩根史特恩等著第22页）
而不是所有希腊的城市国家都建立了民主政体。雅典最大的对手——斯巴达，就是建立起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奴隶主贵族寡头政治。在希波战后，希腊经过一个时段的繁荣后，在它内部终于燃起战火。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发生了战争，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年），最后雅典战败结束了这场战争。由此希腊的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
而希腊古典时期的哲学（古典时期的三个最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正是希腊城邦制从繁荣走向衰落的时期产生的。古典时期大体指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40年代马其顿统一希腊以前的100多年时期。
在希腊哲学的古典时期，“当人们提出一个一个问题：为什么现行法律就一定要得到遵守？从这一刻开始，希腊的政治哲学就诞生了。是否有一个自古以来就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律”？所有由人类颁布的“人为的法律”，都会随着地点和时间的变化的变化而相应地改变吗？怎样证明一个国家的政治统治是“合法的”？在希腊哲学的古典时期这些问题都与建立“最好的国家形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应该怎样使国家中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变得井井有条？……诡辩学派第一次提出：现行法律与自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法律既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由人制定的。诡辩学者首开先河，最早提出著名的“契约理论”。他们认为，国家之所以形成，是建立在国民之间达成契约的基础上。……苏格拉底提出“公平的本质”这个问题。古典希腊哲学从苏格拉底（公元前４６９——前３９９）开始，他在这场有关法律的讨论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诡辩学者一样，他也以雄辩著称；对他来说，法律不仅仅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在他看来，必须通过理性的思考来找到公正和平等的标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苏格拉底还鞭策自己，对政治的现行标准产生的原因的原因进行深入的研究。柏拉图在雅典人民法院宣读了为苏格拉底撰写的《辩护词》，其中谈到苏格拉底是怎样对希腊政治家提出“公正的本质”这个问题，这本身就蕴涵了这位政治家的智能。因为苏格拉底提出了“政治行为的价值标准”这个问题，使自己的信仰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同时，也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敌人。”（《哲学史思路》[德]马丁·摩根史特恩等著第24、25页）
“苏格拉底的继承人柏拉图（前427—前347年）是古代最著名的研究国家问题的哲学家，在他主要著作《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公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本著作的核心内容。”（《哲学史思路》[德]马丁·摩根史特恩等著第28页）
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不仅讨论了公正问题，而且对城邦（国家）护卫者的教育问题，对儿童时期的教育问题，反对神话性的教育，优生学问题，婚姻自由问题，独身问题，宗教，道德，文艺，诗歌问题，专政，独裁，共和，民主，男女平等，男女参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如《理想国》第八卷对政体问题的讨论：
“格：我本人的确极想听你说一说，四种政制你指的是什么？
苏：这并不难。我所指的四种制度正是下列有通用名称的四种。第一种被叫做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受到广泛赞扬的。第二种被叫做寡头政制，少数人的统治，在荣誉上居第二位，有很多害处的。第三种被叫做民主政制，是接着寡头政制之后产生的，又是与之相反对的。最后，第四种，乃是与前述所有这三种都不同的高贵的僭主政制，是城邦的最后的祸害。你还能提出任何别种政制的名称吗？所谓别种政制，我是指的能构成一个特殊种的。有世袭的居君主国，有买来的王国，以及其它介于其间的种种类似的政治制度。在野蛮人中比在希腊人中，这种小国似乎为数更多。
格：许多离奇的政治制度，确曾听到传说过。”（中译本《理想国》柏拉图著[古希腊]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9页）
《理想国》一书是通过对话与辩论的方式，来阐述国家政治理论，这就是最早的政治哲学。而我们的古典哲学里从无讨论过国家政体，也不谈国家合法性问题，更不涉及公正问题。而是致力于王权体制下权力等级维护和分析统治策略。只有从君主角度去维护或献计献策，让君王如何去统治“天下”。多讨论的是政治谋略，也从没有“正义”这一概念。
而《理想国》里却贯穿着对“正义”的讨论，如：
“苏：克法洛斯，您说得妙极了。不过讲到＂正义＂嘛，究竟正义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有话实说，有债照还就算正义吗？这样做会不会有时是正义的，而有时却不是正义的呢？打个比方吧！譬如说，你有个朋友在头脑清楚的时候，曾经把武器交给你；假如后来他疯了，再跟你要回去；任何人都会说不能还给他。如果竟还给了他，那倒是不正义的。把整个真情实况告诉疯子也是不正义的。”①
“苏：哦，我明白了。看来我们正在考虑的不单是一个城邦的成长，而且是一个繁华城邦的成长。这倒不见得是个坏主意。我们观察这种城邦，也许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里，正义和不正义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我认为真正的国家，乃是我们前面所讲述的那样——可以叫做健康的国家。”②
“苏：我说，我们关于国家和政治制度的那些意见并非全属空想，它的实现虽然困难，但还是可能的，只要路子走的对，象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做。只要让真正的哲学家，或多人或一人，掌握这个国家的政权。他们把今人认为的一切光荣的事情都看作是下贱的无价值的，他们最重视正义和由正义而得到的光荣，把正义看作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事情，通过促进和推崇正义使自己的城邦走上轨道，你看我说得对吗？”③
“不管怎么说，愿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④
（注：①第5页②第58页③第276页④第380页见《理想国》）
《理想国》是政治哲学。柏拉图通过老师苏格拉底的死，对雅典民主制有所怀疑，因他的“理想国”里所向往的是哲学家出任对国家的管理。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他不仅爱智慧的一部分，而是爱它的全部。”①
“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②（注①第193页②第191页见《理想国》）
柏拉图有关国家的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中，第一次勾画了有关理想国度的蓝图，至今仍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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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认为人具有社会性。“他给人下的定义是“政治的生物”，他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在国家中建立理想的共同生活。人类自然的生活方式是在国家中的集体生活，只有在那里，他们才成其为“人”。在其著作《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对不同的希腊宪法作了比较，尝试找出一种最符合人类天性的政治组织形式。”（《哲学史思路》中译本第32页）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是古希腊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是对希腊诸城邦的政制进行分析与论述。如《政治学》中的经典政治观点：
“政治学并不制造人类，然而它使人类脱离了自然，并驾驭自然。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人，在最完美的时候是动物中的佼佼者，但是，当他与法律和正义隔绝以后，他便是动物中最坏的东西。
人生最终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
智慧，不仅仅存在于知识之中，而且还存在于运用知识的能力中。”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乃至整个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总结了以前所有哲学家的思想并且澄清了他们的混乱。把自然哲学和本体论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代表了希腊哲学的最高水平。亚里士多德主要著作《工具论》、《物理学》、《论灵魂》、《形而上学》、《政治学》、《诗学》等。留传下来的著作内容广泛，涉及逻辑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形而上学，天文学，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诗学等。
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可以说他们是古希腊哲学的顶峰。他们的思想不仅体现了希腊哲学的最高水平，而且对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西方哲学由此而奠基。
古希腊学术文化的根本目的是在于追求知识。希腊语哲学的一词，原义是爱知，科学一词原义知识，知识代表真理。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而我们的古典哲学（即先秦哲学），所表述的内容并不是“爱智”，而是“爱治”，即治民术或统治术，是维护王权政体的君主统治术。
我们现代所讲中国哲学史，不是从孔子讲起，就是从老子讲起。他们被认为是中国哲学的源头，并没有把《周易》当成哲学。而恰恰《周易》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源头。中国的哲学正是由《周易》而奠定。《周易》构建的君子治国的主体性与道德性与《周易》构建的“民本”（君子爱小人）思想及《周易》里的政治忧患意识，无不贯穿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以及后封建帝王时代里的哲学思想，都没有超出这些内涵（民本思想不是民主思想，民本思想成为披在二千年帝王专制者统治其子民的光彩外衣）。
中国的古代哲学史是一个继承与延伸的历史，同理中国的古代哲学思想也是一个“连续性”的性质。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周易》，下启后封建儒学。先秦哲学，无论“儒”、“墨”、“道”、“法”均可称为政治哲学（或君主统治术）。中国古典哲学，唯独体现在治国的学说上，即让统治者（王）如何去统治，其内涵，总体上是“专制主义”。
如刘泽华所言：“中国传统文化在内涵上也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中国传统文化较为注重俗而不追求神学，人，人性，人际关系在其中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然而，它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相比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虽然也是以人为对象，为本位，但它所强调的不是人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相反，它的主旨是想方设法如何统治人，桎梏人，束缚人，琢磨人！所以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最发达的是政治伦理文化。先秦诸子为中国古代文化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模式。而在先秦诸子中除了“庄学”之外，其也诸子几乎都是为了“干世主”而作的。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把各派在政治上的作用基本上勾画出来，指出各派都是维护统治所不可缺少的：＂阴阳，儒，黑，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其内涵的实质是专制主义的，它的功能主要是维护封建统治。＂（刘泽华等著《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中国先秦既无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也不同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无论儒家让统治者（君王）以仁政治国，还是法家让君王专政治国；也无论道家的“无为”及“愚民”的学说，或墨家的尚贤，都不过是为君王献出的统治学说。不过就先秦这些思想学说，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难能可贵的，是在诸侯争霸的环境时空里产生的。到帝王的后封建时空里，再没有了独立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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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思想家们生来见到的是王权统治，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其它政治体制，又没有去过海外见到过其它形式的政体，也只能围绕着王权统治讨论如何统治而已。
《周易》哲学思想在历史上，不是给遮蔽，就是被扭曲。孔子被当成儒家的创始人，又被后封建时期里推崇为圣人，而崇奉着孔子成了万世师表。而孔子的学说（即《论语》）也就成了帝国时期里的治国圣典。自家的说与注说《论语》的太多了，我们不妨听听外人对孔子及学说的评说。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有这样的说法：“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中译本《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印刷第119页）
笔者不认为黑格尔讲的有什么过，笔者也认为《论语》在理论系统性上不如《周易》，而且在思想与思辨上更逊色于《周易》。《论语》倒像是为蒙学儿童编纂的一本启蒙书，不是一个独立者的哲学思考。却像是一位智慧的老者在讲述收集的成语，箴言。即往惜的经验智慧而已。孔子倒像是一位智慧的家长在谆谆教导其家庭成员，如何不越规矩，而循规蹈矩的生活。这正是家长制下的统治与文化，才能产生孔子（即《论语》里）的这种智慧。
不过若把先秦儒学系统的串起来，就看到儒家的精神实质。儒家思想虽然重道德性，是讲政治主体（即统治者）的道德性建设。在先秦诸子学说里看不到像古希腊古典哲学对“正义”、“真理”、“民主”、“政体”这些内容的讨论。而突出的是统治谋略。“道德性”只是让统治者，治理百姓的一种政治策略（即贯穿中华古代几千年的“民本”主义）。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核心就是道德政治学说，即让统治者行德政，那只是道德政治乌托邦。黑格尔有一段论述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中国人有一个国家的宗教，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这个宗教尊敬天为最高的力量，特别与以隆重的仪式庆祝一年的季节的典礼相联系。我们可以说，这种自然宗教的特点是这样的；皇帝居最高的地位，为自然的主宰，举凡一切与自然力量有关联的事物，都是从他出发。与这种自然宗教相结合，就是从孔子那里发挥出来的道德教训。孔子的道德教训所包含的义务都是在古代就已经说出来的，孔子不过加以综合。道德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很高的修养，但在我们这里，法律的制定以及公民法律的体系即包含有道德的本质的规定，所以道德即表现并发挥在法律的领域里，道德并不是单纯地独立自存的东西，但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所以中国人既没有我们所谓法律，也没有我们所谓道德。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孔子的哲学，并加以羡慕时，则我们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羡的只是这种道德。这种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这里面有很多优良的东西，但当中国人如此重视的义务得到实践时，这种义务的实践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印刷第125页）
确实儒家的道德论，是为统治者讲述政治策略，成为“伦理政治”，所以先秦儒家学说被专制帝国里定为国家哲学，即成为帝国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故先秦儒家的“道德”思想与西方“道德”内涵是不同的。
“美好生活”则是古希腊的伦理道德性质。古希腊伦理学开始于智者学派（或叫诡辨学派）的解释运动。智者学派首开先河，对由宗教和习俗规定的生活和行为模式进行批判性的检验。诡辩学家提出“人是一切事物的标准”。人类行为的标准应该由人类自己来把握，依靠自己理性的思考作出明智的决定。不过诡辩学派把“善”简化成为“有利可图”，追求一己的私利，加以驳斥。并认为在道德行为中肯定有客观，永恒的标准。诸如“勇敢”或“谨慎”之类之美德，一定可以经由定义给予明确的解释，这种定义应该具有普遍性。在古代晚期希腊文化的哲学流派苏格拉底被推崇为“智者”，即使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还是保持了内心的独立，行为也泰然自若，他保持了自我，捍卫了自己的道德标准。
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的“道德是一门学问”改写成“道德是一门涉及‘善’这种‘理会’的学问。”苏格拉底曾对多种美德作过研究，柏拉图挑选出四种主要的美德，“智能”、“勇敢”、“节制”和“正义”。这就是所谓的“四美德”。“四美德”学说不仅在整个古代具有权威地位，还对中世纪伦理学产生巨大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把伦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的哲学家，并对“性格美德”进行探讨，及幸福的三种形式进行论述。
随着城邦国家销声匿迹，而希腊化时期，伦理学比以前更加关注个人的生活方式。
在古希腊文化中，所有重要的美德和智能学说都是幸福学说，代表的是“幸福论”的观点。“幸福论”认为，一切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幸福，而幸福只有通过美德才能够实现。
希腊文化的美德学说和智能学说，确立了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这些学说的核心内容相对统一，产生了一种“哲学的生活方式”，包括内心的独立，与世界保持距离，泰然自若地对外界影响，以及对物质消费极有节制等。
西方古代的伦理道德学，都尝试找到一种生活方式，目的是实现“美好的生活”。
西方的伦理道德属于“个人”的道德，而中国古典哲学所讲的道德，则属于“国家”的道德。道德始终与政治挂勾，是统治者的道德性建设，是统治的策略，即“民本”思想的内涵。《尚书》里的“德”是统治者配合“天命”的；《周易》里构建的“君子”统治主体的“道德性”是对被统治者（小人）应给于爱护。《周易》里君子拥有美德和声望，其目的是“征邑国”。“美德”即成为“君子”王天下的资本。后儒所讲的伦理道德，无论是“克己复礼”，还是“仁”等，没有超出《周易》里的伦理政治，虽称法不同，但目的都是“内圣外王”政治理念。儒家所讲的伦理道德是真对统治者听的，是对君子，大人，君王所讲的，而不是面对“小人”，即大众百姓的。儒家的“道德性”建设，是真对培养认为的合格统治者。儒家所讲的“道德”不属于个人的“私事”，即不是人的内心自由情感，而是“公事”，是统治者成为王天下的政治手段。“道德性”正是儒家预设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链条上的政治路径。
接下来我们对比看一看先秦的诸子哲学与古希腊城邦时期哲学到底有何不同？又是为何造成的不同？
希腊哲学起源于前公元六世纪。“在希腊的上古时期，人类对世界的看法都是由神话来决定的，对神，英雄或非凡事件的描述，使世界的产生及其秩序，人类的本质以及民族的习俗，变得能够让人理解。这些神话故事经由风俗习惯而深入人心，同时，因为它们鲜明而生动，激发起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性感。不过在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和眭相处的地方，由于思想和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交流，神话的地位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因为不同民族对世界的看法各有千秋，经过比较就会发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未必就那么正确，那么理所当然。首先，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人们开始了批判性的思考，他们不再依靠传统或权威，而是凭借经验和理智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并力争让每个人对这答案都能够理解。对事物进行理性的解释，依靠的不再是超自然的力量或神的启示，它们的基础是单纯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本事物，比如各种不同的力，万事万物的起因或自然规律。在对世界进行理性解释的基础上，哲学诞生了。”（中译本《哲学史思路》[德]马丁·摩根史特恩等著唐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的确，古希腊在哲学出现之前，人们生活在神话中，并且也是多神信仰。但希腊的神话优美动人，不具有神秘思想。荷马时代，诗人们运用丰富的想像力把流传各地的神灵编织进神话故事中，为希腊宗教提供了一个信仰系统。古希腊哲学出现，是把人从神性中解放出来。而中国在哲学出现之前，人们生活在巫术中，还没有出现神话传说。希腊的神话孕育出了希腊哲学，换个说法希腊哲学从神话的母体中突破出来，而促使哲学的突破，正是商业的动力。
是商业促成了希腊哲学从神话世界里突破而出。在古希腊古典时期哲学之前是属于自然哲学，是对世界基本规律或起源的探讨，随着探讨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渐分离成两个问题，即有关“组成现实世界的基本元素”以及“决定其存在形式的规律”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奠定了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基础。
古希腊的哲学最早是自然哲学，并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
泰勒斯和阿那克西米尼首开先河，他们认为像水或空气这类重要的物质，是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毕达哥拉斯用数学的方法解释现实世界存在的规律。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处于纯粹的运动变化之中。恩培多克勒认为，水、土、空气和火是组成现实世界的四大永恒基本元素。早期自然哲学中最著名的是德谟克利特有关原子的学说，认为宇宙间万物都是原子组成的，而原子是不可分的物质。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文明的火种，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而古希腊最早的哲学是自然哲学。知识精英非常关心自然，热心研究自然问题，这与其海洋商业贸易经济分不开。
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成为古希腊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出现了一批以教授演说的论辩术为业的思想家，被称为智者，他们讨论的中心集中到人类社会政治伦理方面来。“人”成为研究的中心，为了反对传统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制度和思想。代表人物是普罗泰戈拉，他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哲学命题。希腊哲学探讨的重点问题发生了改变，哲学家们开始关注人，以及由人创建的文化和社会。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受到理性的审视。在诡辩学派（智者）的推动下，希腊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诞生了。
希腊政治哲学的历史背景
希波战争（前500—前479年）后，雅典逐渐成为海上的霸主，雅典也成为希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雅典海上霸权全盛时期，正值其经济进入繁荣阶段，与此同时，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盛极一时。民主政治的实施很快就为各派学说的争鸣创造了条件，百家争鸣的局面，又为科学、哲学、文化艺术、教育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尽管民主局限在少数自由的男性公民身上，不过，还是使公民大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想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人们必须在公开场合进行演讲，并想办法使自己从众人中脱颖而出，得到大众的关注。……诡辩学者在雅典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不是偶然的，雅典为公开讨论提供了宝贵的自由和空间。”（《哲学史思路》[德]马丁·摩根史特恩等著第22页）
而不是所有希腊的城市国家都建立了民主政体。雅典最大的对手——斯巴达，就是建立起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奴隶主贵族寡头政治。在希波战后，希腊经过一个时段的繁荣后，在它内部终于燃起战火。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发生了战争，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年），最后雅典战败结束了这场战争。由此希腊的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
而希腊古典时期的哲学（古典时期的三个最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正是希腊城邦制从繁荣走向衰落的时期产生的。古典时期大体指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40年代马其顿统一希腊以前的100多年时期。
在希腊哲学的古典时期，“当人们提出一个一个问题：为什么现行法律就一定要得到遵守？从这一刻开始，希腊的政治哲学就诞生了。是否有一个自古以来就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律”？所有由人类颁布的“人为的法律”，都会随着地点和时间的变化的变化而相应地改变吗？怎样证明一个国家的政治统治是“合法的”？在希腊哲学的古典时期这些问题都与建立“最好的国家形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应该怎样使国家中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变得井井有条？……诡辩学派第一次提出：现行法律与自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法律既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由人制定的。诡辩学者首开先河，最早提出著名的“契约理论”。他们认为，国家之所以形成，是建立在国民之间达成契约的基础上。……苏格拉底提出“公平的本质”这个问题。古典希腊哲学从苏格拉底（公元前４６９——前３９９）开始，他在这场有关法律的讨论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诡辩学者一样，他也以雄辩著称；对他来说，法律不仅仅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在他看来，必须通过理性的思考来找到公正和平等的标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苏格拉底还鞭策自己，对政治的现行标准产生的原因的原因进行深入的研究。柏拉图在雅典人民法院宣读了为苏格拉底撰写的《辩护词》，其中谈到苏格拉底是怎样对希腊政治家提出“公正的本质”这个问题，这本身就蕴涵了这位政治家的智能。因为苏格拉底提出了“政治行为的价值标准”这个问题，使自己的信仰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同时，也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敌人。”（《哲学史思路》[德]马丁·摩根史特恩等著第24、25页）
“苏格拉底的继承人柏拉图（前427—前347年）是古代最著名的研究国家问题的哲学家，在他主要著作《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公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本著作的核心内容。”（《哲学史思路》[德]马丁·摩根史特恩等著第28页）
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不仅讨论了公正问题，而且对城邦（国家）护卫者的教育问题，对儿童时期的教育问题，反对神话性的教育，优生学问题，婚姻自由问题，独身问题，宗教，道德，文艺，诗歌问题，专政，独裁，共和，民主，男女平等，男女参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如《理想国》第八卷对政体问题的讨论：
“格：我本人的确极想听你说一说，四种政制你指的是什么？
苏：这并不难。我所指的四种制度正是下列有通用名称的四种。第一种被叫做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受到广泛赞扬的。第二种被叫做寡头政制，少数人的统治，在荣誉上居第二位，有很多害处的。第三种被叫做民主政制，是接着寡头政制之后产生的，又是与之相反对的。最后，第四种，乃是与前述所有这三种都不同的高贵的僭主政制，是城邦的最后的祸害。你还能提出任何别种政制的名称吗？所谓别种政制，我是指的能构成一个特殊种的。有世袭的居君主国，有买来的王国，以及其它介于其间的种种类似的政治制度。在野蛮人中比在希腊人中，这种小国似乎为数更多。
格：许多离奇的政治制度，确曾听到传说过。”（中译本《理想国》柏拉图著[古希腊]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9页）
《理想国》一书是通过对话与辩论的方式，来阐述国家政治理论，这就是最早的政治哲学。而我们的古典哲学里从无讨论过国家政体，也不谈国家合法性问题，更不涉及公正问题。而是致力于王权体制下权力等级维护和分析统治策略。只有从君主角度去维护或献计献策，让君王如何去统治“天下”。多讨论的是政治谋略，也从没有“正义”这一概念。
而《理想国》里却贯穿着对“正义”的讨论，如：
“苏：克法洛斯，您说得妙极了。不过讲到＂正义＂嘛，究竟正义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有话实说，有债照还就算正义吗？这样做会不会有时是正义的，而有时却不是正义的呢？打个比方吧！譬如说，你有个朋友在头脑清楚的时候，曾经把武器交给你；假如后来他疯了，再跟你要回去；任何人都会说不能还给他。如果竟还给了他，那倒是不正义的。把整个真情实况告诉疯子也是不正义的。”①
“苏：哦，我明白了。看来我们正在考虑的不单是一个城邦的成长，而且是一个繁华城邦的成长。这倒不见得是个坏主意。我们观察这种城邦，也许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里，正义和不正义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我认为真正的国家，乃是我们前面所讲述的那样——可以叫做健康的国家。”②
“苏：我说，我们关于国家和政治制度的那些意见并非全属空想，它的实现虽然困难，但还是可能的，只要路子走的对，象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做。只要让真正的哲学家，或多人或一人，掌握这个国家的政权。他们把今人认为的一切光荣的事情都看作是下贱的无价值的，他们最重视正义和由正义而得到的光荣，把正义看作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事情，通过促进和推崇正义使自己的城邦走上轨道，你看我说得对吗？”③
“不管怎么说，愿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④
（注：①第5页②第58页③第276页④第380页见《理想国》）
《理想国》是政治哲学。柏拉图通过老师苏格拉底的死，对雅典民主制有所怀疑，因他的“理想国”里所向往的是哲学家出任对国家的管理。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他不仅爱智慧的一部分，而是爱它的全部。”①
“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②（注①第193页②第191页见《理想国》）
柏拉图有关国家的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中，第一次勾画了有关理想国度的蓝图，至今仍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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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认为人具有社会性。“他给人下的定义是“政治的生物”，他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在国家中建立理想的共同生活。人类自然的生活方式是在国家中的集体生活，只有在那里，他们才成其为“人”。在其著作《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对不同的希腊宪法作了比较，尝试找出一种最符合人类天性的政治组织形式。”（《哲学史思路》中译本第32页）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是古希腊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是对希腊诸城邦的政制进行分析与论述。如《政治学》中的经典政治观点：
“政治学并不制造人类，然而它使人类脱离了自然，并驾驭自然。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人，在最完美的时候是动物中的佼佼者，但是，当他与法律和正义隔绝以后，他便是动物中最坏的东西。
人生最终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
智慧，不仅仅存在于知识之中，而且还存在于运用知识的能力中。”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乃至整个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总结了以前所有哲学家的思想并且澄清了他们的混乱。把自然哲学和本体论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代表了希腊哲学的最高水平。亚里士多德主要著作《工具论》、《物理学》、《论灵魂》、《形而上学》、《政治学》、《诗学》等。留传下来的著作内容广泛，涉及逻辑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形而上学，天文学，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诗学等。
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可以说他们是古希腊哲学的顶峰。他们的思想不仅体现了希腊哲学的最高水平，而且对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西方哲学由此而奠基。
古希腊学术文化的根本目的是在于追求知识。希腊语哲学的一词，原义是爱知，科学一词原义知识，知识代表真理。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而我们的古典哲学（即先秦哲学），所表述的内容并不是“爱智”，而是“爱治”，即治民术或统治术，是维护王权政体的君主统治术。
我们现代所讲中国哲学史，不是从孔子讲起，就是从老子讲起。他们被认为是中国哲学的源头，并没有把《周易》当成哲学。而恰恰《周易》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源头。中国的哲学正是由《周易》而奠定。《周易》构建的君子治国的主体性与道德性与《周易》构建的“民本”（君子爱小人）思想及《周易》里的政治忧患意识，无不贯穿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以及后封建帝王时代里的哲学思想，都没有超出这些内涵（民本思想不是民主思想，民本思想成为披在二千年帝王专制者统治其子民的光彩外衣）。
中国的古代哲学史是一个继承与延伸的历史，同理中国的古代哲学思想也是一个“连续性”的性质。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周易》，下启后封建儒学。先秦哲学，无论“儒”、“墨”、“道”、“法”均可称为政治哲学（或君主统治术）。中国古典哲学，唯独体现在治国的学说上，即让统治者（王）如何去统治，其内涵，总体上是“专制主义”。
如刘泽华所言：“中国传统文化在内涵上也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中国传统文化较为注重俗而不追求神学，人，人性，人际关系在其中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然而，它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相比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虽然也是以人为对象，为本位，但它所强调的不是人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相反，它的主旨是想方设法如何统治人，桎梏人，束缚人，琢磨人！所以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最发达的是政治伦理文化。先秦诸子为中国古代文化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模式。而在先秦诸子中除了“庄学”之外，其也诸子几乎都是为了“干世主”而作的。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把各派在政治上的作用基本上勾画出来，指出各派都是维护统治所不可缺少的：＂阴阳，儒，黑，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其内涵的实质是专制主义的，它的功能主要是维护封建统治。＂（刘泽华等著《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中国先秦既无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也不同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无论儒家让统治者（君王）以仁政治国，还是法家让君王专政治国；也无论道家的“无为”及“愚民”的学说，或墨家的尚贤，都不过是为君王献出的统治学说。不过就先秦这些思想学说，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难能可贵的，是在诸侯争霸的环境时空里产生的。到帝王的后封建时空里，再没有了独立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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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思想家们生来见到的是王权统治，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其它政治体制，又没有去过海外见到过其它形式的政体，也只能围绕着王权统治讨论如何统治而已。
《周易》哲学思想在历史上，不是给遮蔽，就是被扭曲。孔子被当成儒家的创始人，又被后封建时期里推崇为圣人，而崇奉着孔子成了万世师表。而孔子的学说（即《论语》）也就成了帝国时期里的治国圣典。自家的说与注说《论语》的太多了，我们不妨听听外人对孔子及学说的评说。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有这样的说法：“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中译本《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印刷第119页）
笔者不认为黑格尔讲的有什么过，笔者也认为《论语》在理论系统性上不如《周易》，而且在思想与思辨上更逊色于《周易》。《论语》倒像是为蒙学儿童编纂的一本启蒙书，不是一个独立者的哲学思考。却像是一位智慧的老者在讲述收集的成语，箴言。即往惜的经验智慧而已。孔子倒像是一位智慧的家长在谆谆教导其家庭成员，如何不越规矩，而循规蹈矩的生活。这正是家长制下的统治与文化，才能产生孔子（即《论语》里）的这种智慧。
不过若把先秦儒学系统的串起来，就看到儒家的精神实质。儒家思想虽然重道德性，是讲政治主体（即统治者）的道德性建设。在先秦诸子学说里看不到像古希腊古典哲学对“正义”、“真理”、“民主”、“政体”这些内容的讨论。而突出的是统治谋略。“道德性”只是让统治者，治理百姓的一种政治策略（即贯穿中华古代几千年的“民本”主义）。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核心就是道德政治学说，即让统治者行德政，那只是道德政治乌托邦。黑格尔有一段论述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中国人有一个国家的宗教，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这个宗教尊敬天为最高的力量，特别与以隆重的仪式庆祝一年的季节的典礼相联系。我们可以说，这种自然宗教的特点是这样的；皇帝居最高的地位，为自然的主宰，举凡一切与自然力量有关联的事物，都是从他出发。与这种自然宗教相结合，就是从孔子那里发挥出来的道德教训。孔子的道德教训所包含的义务都是在古代就已经说出来的，孔子不过加以综合。道德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很高的修养，但在我们这里，法律的制定以及公民法律的体系即包含有道德的本质的规定，所以道德即表现并发挥在法律的领域里，道德并不是单纯地独立自存的东西，但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所以中国人既没有我们所谓法律，也没有我们所谓道德。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孔子的哲学，并加以羡慕时，则我们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羡的只是这种道德。这种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这里面有很多优良的东西，但当中国人如此重视的义务得到实践时，这种义务的实践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印刷第125页）
确实儒家的道德论，是为统治者讲述政治策略，成为“伦理政治”，所以先秦儒家学说被专制帝国里定为国家哲学，即成为帝国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故先秦儒家的“道德”思想与西方“道德”内涵是不同的。
“美好生活”则是古希腊的伦理道德性质。古希腊伦理学开始于智者学派（或叫诡辨学派）的解释运动。智者学派首开先河，对由宗教和习俗规定的生活和行为模式进行批判性的检验。诡辩学家提出“人是一切事物的标准”。人类行为的标准应该由人类自己来把握，依靠自己理性的思考作出明智的决定。不过诡辩学派把“善”简化成为“有利可图”，追求一己的私利，加以驳斥。并认为在道德行为中肯定有客观，永恒的标准。诸如“勇敢”或“谨慎”之类之美德，一定可以经由定义给予明确的解释，这种定义应该具有普遍性。在古代晚期希腊文化的哲学流派苏格拉底被推崇为“智者”，即使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还是保持了内心的独立，行为也泰然自若，他保持了自我，捍卫了自己的道德标准。
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的“道德是一门学问”改写成“道德是一门涉及‘善’这种‘理会’的学问。”苏格拉底曾对多种美德作过研究，柏拉图挑选出四种主要的美德，“智能”、“勇敢”、“节制”和“正义”。这就是所谓的“四美德”。“四美德”学说不仅在整个古代具有权威地位，还对中世纪伦理学产生巨大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把伦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的哲学家，并对“性格美德”进行探讨，及幸福的三种形式进行论述。
随着城邦国家销声匿迹，而希腊化时期，伦理学比以前更加关注个人的生活方式。
在古希腊文化中，所有重要的美德和智能学说都是幸福学说，代表的是“幸福论”的观点。“幸福论”认为，一切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幸福，而幸福只有通过美德才能够实现。
希腊文化的美德学说和智能学说，确立了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这些学说的核心内容相对统一，产生了一种“哲学的生活方式”，包括内心的独立，与世界保持距离，泰然自若地对外界影响，以及对物质消费极有节制等。
西方古代的伦理道德学，都尝试找到一种生活方式，目的是实现“美好的生活”。
西方的伦理道德属于“个人”的道德，而中国古典哲学所讲的道德，则属于“国家”的道德。道德始终与政治挂勾，是统治者的道德性建设，是统治的策略，即“民本”思想的内涵。《尚书》里的“德”是统治者配合“天命”的；《周易》里构建的“君子”统治主体的“道德性”是对被统治者（小人）应给于爱护。《周易》里君子拥有美德和声望，其目的是“征邑国”。“美德”即成为“君子”王天下的资本。后儒所讲的伦理道德，无论是“克己复礼”，还是“仁”等，没有超出《周易》里的伦理政治，虽称法不同，但目的都是“内圣外王”政治理念。儒家所讲的伦理道德是真对统治者听的，是对君子，大人，君王所讲的，而不是面对“小人”，即大众百姓的。儒家的“道德性”建设，是真对培养认为的合格统治者。儒家所讲的“道德”不属于个人的“私事”，即不是人的内心自由情感，而是“公事”，是统治者成为王天下的政治手段。“道德性”正是儒家预设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链条上的政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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