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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与《周易》(二十六)

    前面已讲述过由这两卦例格式而证明出原创《周易》文本格式,也讲述过这两卦例无论《连山》或《归藏》都是原创《周易》一书之后产生的,因所用的六十四卦名称是用于《周易》六十四文章名称。

    我们看这种卦书与春秋《周易》文本内容格式的不同之处,以及卜筮方法。

    《左传》中的十三个筮例,有两例的称法,则是“其卦遇《蛊》曰”和“其卦遇《复》曰”。而且这两例所引用的繇辞也不是出于《周易》一书里的句子。这两例是出自《僖公十五年》与《成公十六年》里记载的卦例,这两卦例是不同与《周易》的以外卦书。这种异于春秋《周易》文本的卦书,并与考古上发现的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上的卦书相同。王家台秦简上的卦书,被学界认为是《归藏》,其卦画符号及卦名称与今本《周易》相同,但结构形式及内容与今本《周易》完全不同。这说明《左传》一书里记载的筮例,反映的筮书,仅仅是与《周易》里的六十四画符号及名称相同,而内容不相同的筮书,至少有两种以上,这符合《周礼》中所云的“三易之法”。

    我们从《左传》里看到春秋时期史巫用《周易》筮之,在出现的筮例中,已把《周易》里的文辞分割改称“繇辞”,史巫已把《周易》变成卜筮的工具了。如《左传·僖公十五年》“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亡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

    这是把《周易》里的文辞如同甲骨占卜的那种“繇辞”看待和称谓了。而《左传》里的占卜例子,正是称“繇辞”。如《左传·僖公四年》:“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

    这里的“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就是龟占繇辞,是用乌龟的甲壳占卜,即通过灼烧龟甲,令其出现裂纹(所谓的“兆象”),而卜问吉凶祸福。占卜的过程是:命龟(述命),灼钻,观兆判断吉凶,事后验证,刻辞记录后,也要看汇集成册的繇辞来断所占卜事项的吉凶。随着“六十四画符号”逐步演变成神秘符号及“八卦”卜筮工具符号后,史巫见到《周易》一书里有“六十四画符号”,而无视《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却把《周易》每篇里的文章句子分割成“繇辞”,而改造成像甲骨占卜的那种繇辞看待与卜筮运用。再如《左传·哀公十七年》: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逾。”这里记载的也是卜,“其繇曰”,是用龟甲占卜来看“繇辞”。如《史记·龟策列传》里记,如何灼龟观兆的方法。龟占有龟占辞,如《左传》里的占卜例子里说的“繇辞”,就是龟占辞。正因“繇辞”是甲骨卜上的称法,只因甲骨卜产生的很早,而卜筮产生的较晚,《周易》一书出现后史巫模仿占卜所称的“繇辞”,改造《周易》文辞为“繇辞”是受到占卜的影响与启发,筮与卜是有“血缘”的。在《左传》保留的筮例中,已把《周易》称“卦”了,即把春秋《周易》文本称卦书。但《左传》里记载“卦”说也是有渊源的。在《左传》里的十三个筮例中直接称卦书的,是针对《周易》之外的“卦书”而称之。《左传》里出现的十三个筮例中有两筮例是《周易》以外的“卦书”筮之的筮例。

    现抄录如下:

    ①《左传·僖公十五年》:(前645年)“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

    ②《左传·成公十六年》:(前575年)“晋楚遇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国戚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

    从《左传》里的这两则筮例中看到,其称法都是“其卦曰”,并且只卜筮出一卦名称及卦辞,并没有繇辞内容。这是与《左传》里所记以《周易》筮之时的说法不同和卜筮出繇辞内容不同。即以《周易》筮之时说“遇某之某曰”,或其繇曰,也从无出现“其卦曰”的这种说法。显然,说明了《周易》一书之外,同时还存在着一种称“卦书”东西,也在用其进行卜筮。

    从《左传·僖公十五年》与《左传·成公十六年》这两则筮例来看,是以春秋《周易》文本之外的“卦书”卜筮的筮例。那么,春秋时期还流行着一种称“卦”的卜筮之书,而这种“卦书”的内容,只有“六十四画符号”及“六十四名称”与《周易》里的符号和名称完全相同,其文辞内容(即“繇辞”)则完全不同。正如晋时发现的汲冢竹书《周易》,《晋书》里记:“《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从“易繇阴阳卦”可推测,这是与《周易》不同的卜筮之书。晋代王隐(约317年前后在世)所撰《束晳传》说,汲冢书中“有《易卦》,似《连山》、《归藏》”,这是指《易繇阴阳卦》似《连山》、《归藏》。这说法正确,所谓“与《周易》略同”,是指六十四卦画符号及名称与《周易》同;所谓“繇辞则异”则是指卜辞内容与《周易》不同。这正是吻合《周礼·春官》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别皆六十有四”的说法。而今考古上发现王家台秦简《归藏》,也正是与《周易》里的符号、名称则同,而文辞则异。由此证实在春秋时期,确实还存在着相同于春秋《周易》文本里的符号和名称,而不同于繇辞的卦书流行着。这种卦书是借着相同《周易》里的符号,而编进去了一套卦辞。这种卦书内容,是只有“卦辞”,而无“繇辞”。这种“卦书”,其结构形式与春秋《周易》文本也不相同。

    由此可知,史巫把春秋《周易》文本称卦,是通过有其卦书,而引述过来的称法。也由此而知,将《周易》变成卦学是逐步演变的过程,后来把《周易》称卦,是受《周易》以外的卦书影响而致。

    由《左传》里的筮例已知,春秋时期还流行着不同于春秋《周易》文本的“卦书”。那么,这种“卦书”是个什么样的结构与内容呢?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从《左传》一书及出土资料考证,在春秋时期还同《周易》里的六十四名称及符号相同,而编撰成八卦占筮的卦书。

    《左传》记载的这两则卦例,其称法与《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称法不同。以《周易》筮之的称法是“以《周易》筮之,遇某之某曰”,或“筮之,遇某之某曰”,唯这两卦例出现的称法是“其卦遇某曰”。而从这两卦例所出现的内容看,是只有“卦名”与“卦辞”,却没有“繇辞”的卦书。

    从《周礼》所记的“三易之法”,可知,无论《连山》、《归藏》,或是《周易》,它们的相同之处都是“其经卦皆八,别皆六十有四”。就是说这三部所谓的“易”里,都是有“八经卦”组合成“六十四卦”的卦名称。也就是说这“三易”里都有六十四卦名称和八卦取象。如《左传》里记载不是以《周易》筮之的这两卦例中出现的《蛊》与《复》卦名称,而在《周易》一书里同样有。并且这两卦例中算卦法一样运用了八种物象(即后来给命名的“八卦取象”)。

    如《左传·僖公十五年》里的卦例中出现的“《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就是通过《蛊》卦符号的内外卦的“八卦”取象得来的说法。

    史巫把《周易》改造成“繇式”结构用于卜筮,无疑是受其另外的“卦书”影响所致。史巫见《周易》里有“六十四画符号”,就将《周易》原初文章分割成“繇辞”用来卜筮,殊不知“六十四画符号”早在甲骨文字时代已经运用了,“六十四画符号”并不是《周易》里的原创,“六十四画符号”演变成“八卦”筮术上的一套符号工具,应是《周易》一书产生以后的产物。因为“六十四画符号”并不是《周易》一书作者的发明创造,而且这些“画符号”原初并没有名称。而恰恰《周易》里的六十四名称,即《乾》、《坤》、《屯》、《蒙》、《讼》等,则与《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虽那些《连山》、《归藏》里与《周易》有相同的名称和符号,只能是《周易》一书产生之后,从《周易》一书里借过去而在其符号名称后编排进去“卦辞”的卦书,因为那些卦书里的“卦辞”与“卦名称”之间,完全没有内容上的关联性。并且那些用于卜筮人事的吉凶的“卦辞”,在史巫眼里编撰的并非理想。尔后,史巫觉得那些卦书里的卦辞并没有《周易》里的文辞更有哲理,以此更能比类联想祷祝求问人事上的吉凶,史巫受其那些卦书的影响,反过来又把《周易》改造成“繇”式的卜筮形式用于卜筮。

    《周易》一书早在春秋之前就已产生,而在春秋时期史巫使用春秋《周易》文本进行卜筮,同时还流行着不同于春秋《周易》文本内容的“八卦筮书”用于卜筮。这种卦书,只有六十四卦画符号和卦名称及卦辞,而没有“繇辞”。《左传》里记载的两卦例,即《左传·僖公十五年》与《左传·成公十六年》里的两则卦例,应是属“三易之法”中说的《归藏》或《连山》卦书进行卜筮的卦例。《左传》里记载的两筮例所反映的卦书,是只有卦画、卦名与卦辞,是与后人记述的《归藏》、《连山》卦书体例结构相同。这种卦书的结构形式是:

    卦画符号+卦名称+卦辞

    《左传》里的两卦例,无论是以《归藏》,还是以《连山》的这种卦书筮之的卦例,但无疑说明了《归藏》与《连山》这些卦书,都是从原创《周易》里借用过来的六十四画符号和名称,变成八卦筮术上的揲蓍成卦的一套工具。“六十四画符号及名称”有《周易》到八卦卦书里的使用,完全变了性。“八卦”筮术就是通过“六十四画符号”演变成“六十四卦画符号”,本来是一套简单的符号记序工具,而演变成一套神秘的卜筮工具。由此所有卦书,也就离不开那套“八卦”符号系统。虽《周易》里有“六十四画符号”,但无“八卦”一说。再说《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内容与篇名是不可分割,《周易》每篇内容都是围绕着名称展开的政治论述。而无论是《连山》,或《归藏》里的内容(即“卦辞”),与卦名既没有意义上关联,也读不出哲学思想来。而这种卦书,并且在考古上已发现其文本。

    1993年,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这批竹简里被研究者认为有《归藏》的东西。这座墓为战国晚期秦墓。从已公布的材料和有关研究成果来看,王家台秦简《归藏》编号者164支,未编号的残简230支,共计394支,总字数约4千余字。在这批竹简中,共有70组卦画,其中16组相同。除去相同数,不同的卦画有54种。卦画皆以“—”与“∧”组成的六联体。卦名有76个,其中重复者23个,实际卦名53个,此外,卦辞也有一部分重复。秦简《归藏》的卦画皆可与今本《周易》对应起来,卦名也与传本《归藏》、帛书《周易》及今本《周易》大部分相同。

    现将王家台秦简《归藏》里的一些释文抄录如下:

    “《右》曰:昔者平公卜亓邦尚毋有咎而攴占神老,神老占曰:吉。有子亓□间□四旁敬□风雷不/(302)

    《鼒》曰:昔者宋君卜封□而攴占巫苍,巫苍占之曰:吉。鼒之它它,鼒之碎碎。初有吝,后果述。(214)

    《师》曰:昔者穆天子卜出师而攴占□□□/(439)/龙降于天而□//远飞而中天苍/

    《比》曰:比之木木,比之苍苍。生子二人,或司阴司阳。不□姓□/(216)

    《履》曰:昔者羿射陼比莊石上,羿果射之,曰履□□(461)

    《同人》曰:昔者黄啻与炎啻战/(182)/巫咸,巫咸占之曰:果哉而有吝。□/(189)

    《囷》曰:昔者夏后启卜亓邦尚毋有吝而攴占/(208)

    《井》曰:昔者夏后启贞卜/(319)

    《豐》曰:昔者上帝卜处□□而攴占大明,大明占之曰:不吉。□臣體體,牝□雉雉,/(304)

    ……”

    (说明:“/”表示竹简残断,“□”表示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卦符号无法打出故略去)

    由以上所举例的王家台秦简《归藏》每卦内容体例格式来看,与《左传》里的两则卦例体例格式完全相同。如《左传》里的两则卦例的内容与体例:

    ①“《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左传·僖公十五年》)

    ②“《复》曰:‘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左传·成公十六年》)

    这种内容与体例是“卦符号+卦名+曰+卦辞”,这与王家台秦简《归藏》里的每卦体例结构完全一样。从对王家台秦简《归藏》内容举例来看,也正是“卦符号+卦名+曰+卦辞”的这种结构形式。

    由秦简《归藏》的卦符号来看,与《周易》所用的“六十四画符号”是一样的。当然秦简《归藏》里的卦符号是源于《周易》里所用的“画符号”。因为原初“六十四画符号”是以“十”与“∧”两个基础符号组合的,是以这两个基础符号交替以“六联体”组合成的“画符号”。并以这两个基础符号为“六联体”组合,可交替出现“六十四”个不相同的“画符号”来。而这“六十四画符号”又并非是《周易》里始创。这就关系到《归藏》与《周易》谁先谁后的问题。当然是《周易》在前,《归藏》在后。无《周易》就无《周礼》里所言的“三易”里的《连山》与《归藏》。因为《周礼》里所言“三易”都是“其经卦皆八,别皆六十有四”,说明《连山》与《归藏》里都用有六十四卦画符号及六十四卦名称。这已被秦简《归藏》所证实。而恰恰《周易》里的六十四篇文章里的六十四篇名称,是《周易》一书的始创。因为《周易》里的六十四篇名称与《周易》里的六十四篇文章内容是一个有机整体。凡其它有六十四画符号带名称,而挂(卦)上去卜筮之辞的,都是《周易》一书产生后的派生或衍生出的东西。正如《连山》与《归藏》都是由《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画符号及名称衍生出的卦书。自然无论《连山》与《归藏》都晚于《周易》一书了。并且从秦简《归藏》内容来看,所涉及的神话人物及历史人物来看,其产生的时间与《周易》一书相比就晚的多了。

    王家台秦简《归藏》文本产生于何时?笔者基本认同李学勤的说法。

    “简本《归藏》有700多片,多有卦画、卦名、爻辞、卜例、故事。通过其中的卜例可以研究《归藏》的时代。这些卜例现在看来都不是真实的。有的是神话传说,有的是历史人物。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简本和辑本的《归藏》涉及的人物有女娲、黄帝、蚩尤、丰隆、舜、鲧、夏后启、羿、嫦娥、河伯、桀、殷王、伊小臣、周武王、穆天子、赤乌(见于《穆天子传》)、宋君、平公等。这里面的人都是有名气的。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涉及到了宋君和平公。历史上有名的平公有两个,一个是宋平公(前575—前532)、一个是晋平公(前557—前532)。不管是谁,都是公元前六世纪后期也就是春秋晚期的人物,可见这种《归藏》是不会早的。有人认为是商朝的《归藏》,这怎么可能呢?从它和易学有关来看,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战国比较晚的作品,不可能太早。”(《周易二十讲》廖明春选编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首先,对李学勤先生在这段话里说《归藏》“多有卦画、卦名、爻辞、卜例、故事”,其中的“爻辞”说法应属表述不当。我们前面对秦简《归藏》的卦辞举例所看到的体例是:“卦符号+卦名+曰+卦辞”。所谓“爻辞”,是《周易》一书被改造成“九·六”爻题后,每卦里有六爻,也就有了六个爻辞的称法。而秦简《归藏》里既没有爻题,也没有爻辞。只有卦画名称之后跟着出现一句或一段类似“卜筮之辞”(其中多是以昔者某某卜例故事),用此种卦书来卜筮,这种卦书里的语句只能称之为“卦辞”。因秦简《归藏》每卦没有分爻,故不能说简本《归藏》里有爻辞,会使人误认为《归藏》与今本《周易》的卦爻结构形式相同。

    其次,笔者基本认同李学勤先生对《归藏》产生时间较晚的说法。但李学勤先生对《归藏》认为是战国比较晚才产生出的说法,笔者就不能认同了。既然认为秦墓竹简上的卦书是《归藏》,那么,《归藏》就不会是战国比较晚才产生的。即使《归藏》卦辞里出现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较晚(春秋后期),而一部卦书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不断增添、修改是可能的。像《系辞》不是帛书里还没有定型,与传世的《系辞》内容不同,这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归藏》确实产生的不会太早,既不会早于《周易》一书,但也不会晚于战国时期。如说《归藏》产生于战国晚期,那么,《左传》里记载的完全类同于《归藏》卦书体例的两卦例,又如何解释呢?《左传》里记载的两卦例的体例结构与《归藏》的体例结构完全相同。《左传》里记载的两卦例不是以《归藏》筮之,就是以《连山》筮之的卦例。故无论《连山》与《归藏》都应是东周时期(春秋前期这段时间)仿《周易》原创文本,而编撰出的卦书。既借用《周易》里的符号和名称,又仿《周易》原初的文体格式,编撰出的一种用于卜筮的“卦”书。这应是卜筮筮术初始的情况,把“六十四画符号”演变成筮术上的工具,编撰进去卜筮之辞,目的是用于占断人事吉凶。无论《连山》或《归藏》筮书,都应是由《周易》原创文本模仿出的卜筮之书。尔后,才有《周易》被改造成“繇式”的过程,再后来又在“繇题”(即春秋《周易》文本)《周易》文本的基础上改造成“九·六”爻题的结构形式。即今本《周易》的定型与传承。即使今本《周易》定型后,卜筮者还是感觉不能适应卜筮人事吉凶的需要,又在今本《周易》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在今本《周易》的卦爻辞后面有增添进去了“卜事之辞”。这应是西汉之前卜筮之书产生,演变的史实。我们今天所传承下来的《周易》文本,是史巫阉割后的《周易》,而不是原创的《周易》。

    我们再回顾一下《左传》里的两卦例的体例形式:是“卦符号+卦名+曰+卦辞”

    我们再回顾一下秦简《归藏》里的每卦的体例形式:是“卦符号+卦名+曰+卦辞”

    无论是《左传》两卦例所反映的卦书体例形式,还是《归藏》的体例形式,均是一样的。即在一个画符号和名称后“挂”上一句“卜筮之辞”,而演变成了筮术上的“卦画符号”与“卦名称”。这种“卦书”里的画符号与名称,无疑是取自于《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与名称。而《周易》原初文本里的符号与名称本不是筮术上的意义与名称。

    那么,《左传》记载的两卦例又是如何起卦与算卦的呢?

    这种卦书(《连山》与《归藏》)的起卦与算卦方法与前面讲的史巫“以《周易》筮之”的起卦算卦方法其本是一样的。只是在用蓍草起卦时通过十八变得出一卦不去规定“老少数”变繇方法,直接由揲蓍出六个数(单双数)变成卦符号就可了,既得出六十四卦里某一卦,也就得出这一卦的卦辞。算卦时可从这一卦名称的里八卦取象去穿凿附会人事吉凶,或单从这一卦辞内容去穿凿附会人事吉凶,或是用这一卦象及卦辞内容去穿凿附会卜筮所问的人事吉凶。如《左传》记的不是用《连山》就是《归藏》的两卦例,其算卦法,既有结合卦象和卦辞去联想、比类、附会所问之事的吉凶,也单以卦辞内容去比附、穿凿所问之事的吉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