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民国（2）

    关于清朝的田赋，胡知事说的没错。从雍正朝开始，根据全营登记在册的田亩总数，三家营就按照每五十亩纳一两官银的赋额固定了下来；每年官衙随田赋加征的火耗、柜书纸张、官差饭食和办公平馀等虽不相同但也变化不多，每两赋额也就加征两三百文钱。

    田赋每年按照上、下两忙征收，上忙从农历二月二开始到四月十五为止，征收应纳赋税的一半。下忙则是从八月初二开始到十月十五征收另一半。

    每年二月二和八月初二这天，县衙的户房就把“征粮红簿”，送到各村乡地的手上，然后在城门口和村镇的显眼处，张贴盖着大印的纳粮告示，命令“阖邑绅民并乡地花户人等”，即刻赴县衙“自封投柜”。

    征粮红簿就是需要纳赋的花户（在册的有地农户）应纳税粮的账册，乡地就是每村负责催征田粮的管事之人——大多也是家底丰厚财东乡绅，而自封投柜就是要求花户亲自到县衙缴税完粮。

    “自封投柜”设立的初衷，是县府为了防止负责征粮的衙役，借征收田赋敲诈勒索花户，让老百姓自己到县衙完粮纳税。但实际上，“自封投柜”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自从朝廷摊丁入亩免除人头税后，三家营的人丁翻了一番，人多了是非就多，分家裂户是必然的事情，营里只有十数八亩田地的花户比比皆是。让这些目不识丁的花户花上一两天，搭上食宿花销亲自到县衙缴纳几百文的田赋，是一件及其不划算的事情。

    老百姓不愿意，衙门也不乐意。让全县所有的花户的都去户房完税，县衙早就被挤塌不说，户房里少的可怜的账房就是全部累死，也征不齐每年的田赋税银。所以让各个村寨的花户自己选定他们信得过的“乡地”，将每年应征田赋税款代收完，后再统一缴到县衙才是最可行的。这就是被官府默许的“包收垫款”制。

    乡地“包收垫款”，就是在上忙和下忙截止的日子，各村的“乡地”将本村花户的税款收缴后，代表花户赴县衙“自封投柜”完粮纳税。要是有些花户实在缴不上，乡地就先给他垫上，约定期限和利息慢慢还。这种走了样的“自封投柜”，对县衙、族长、老百姓和乡地都有好处，可谓皆大欢喜的事情。

    俗话说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在自古皇权不下县的过去，县衙对老百姓的管控是有限的，更多的给予族长和士绅很大的空间进行自我治理。加上财东和佃户在钱财和人丁上的互相依赖，便一起维持着看似水火不容，实则守望相助的乡村长治久安局面。

    乡地负责代收代缴，那总要有人来算帐记账吧。没错，这个人就是村寨的社书。每年腊月底，社书都要把自己管辖的村寨里，更正好变更的田地和户册，交到县衙作为来年征收赋税的依据。因此社书是最了解乡村的人。因为在田产买卖、签契交割的时候，卖家即使不找中人也要把社书请到场——对于已经踢卖的田地，没有人会继续承担来年的赋税的。

    不过朝廷又有规定，旗人、庙宇和考取了功名的人，名下的田产免征赋税。每年的田赋总额是有定数的，一家出了个举人老爷，免征的田赋只能平摊到其他人身上，这就是“飞洒”。

    在三家营，郭家凭着郭修平当年的功名，就一直被免了田赋。如今改朝换代了，郭修平的功名便不作数了，郭家也要依律缴赋纳捐。胡知事被来以为郭修安会拿这事跟他纠缠，所以一开始就痛骂前朝田赋制度。

    三家营的社书只有一个，就是白自久。做了郎中后的白自久，再也没有在田册管理上做过“瞎事儿”。他被村民们恭恭敬敬的叫做“白郎中”的同时，也把“白瞎子”的绰号彻底甩进了伏桐河。

    三家营的乡地却有三个，李姓和郭姓本来就各有一个。自从韩皮匠买下李长盛抛卖的田地后，韩皮匠也成了韩姓的第一个乡地。李家田地最多，是三家营里唯一超过两犋牛田产的财东，自然也是李家的乡地。李太栓当乡地为全族人包收垫款的时候，没收过欠税族人的利息。自从李长盛做乡地后，李家便有了垫款利息的开支。

    自从郭家的赋税飞洒在三家营老百姓头上后，郭敬祖就不再当郭家的乡地。但作为族长，郭敬祖每年拿出祠堂公地的租粮，帮新的乡地垫付了一半的田赋。郭家卖了祖田后这个规矩也一直没有改，祠堂公产垫支田赋税款的做法一直就延续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