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山村教师的梦想变现实

    上世纪七十年代，林祖齐老师高中毕业，是那个年代的天之骄子，展现在他眼前的是相当宽广的就业道路。和他一起毕业的同学，有的当上了县里领导，有的成了厂矿企业的负责人，有的在社会上打拼若干年后，成了一方要员，而他回到村里当了一名村小学校长，更准确地说，是当一个山村民办教师。

    二十岁的林老师意气风发，憋着一股劲，心里想着一定要在自己的家乡干出个样儿来。在他眼中，面前的学生如同一张张白纸，他一定要在每一张“白纸”上描绘出美好的图画。林老师当上村小学校长的第一件事是说服大队领导，对附近几个村子的小学进行了整合，把老师和学生集中到一个学校统一上课。整合后，村子东边的一块荒地上，站立起了三大间土木结构屋子，屋顶上盖着青黄色的茅草，看着崭新又气派。上课的锣声一响，来自何家岩，枫树沟，六井头，卢家山和本村老林湾的95个孩子，快速跑进了三间屋子，安静地坐在了条凳或稻草垫上，接受教育。整合后的村小学，三个老师，三间教室，六个年级，一年级和二年级编在一个班，由来自何家岩的何立礼老师负责教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编在一个班，由来自枫树沟的张行阶老师负责教学，两位老师都是初中学历，毕业后回到自己的村子当了一名民办教师。这次整合，他们都很高兴，一是学生多了，教起来更有激情更有劲，二是终于有同事了，备课授课，有可以相互探讨的人了。当然，最高兴的还是，社会上，风雨渐渐变弱，形势开始好转，孩子们能回到学校学习，他们也能相对不受影响地安心教书了。五年级和六年级编在一个班，由校长兼老师林祖齐负责教学。三位老师都采用复式教学，每节课先给一个年级讲解20分钟新课，布置随堂练习，然后接着给另一个年级讲20分钟新课。每天六节课，一节也不能休息。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三位老师在经历了一些社会的风雨后，在同村人眼中，还都是个“半边户”，兼具教师和农民的双重身份。当教师每一个月给的工资是17块5角，只够买二十几斤肉，个人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更别提养家育子。八十年代有几年，村里一些人替企业上山砍木头和运木头，一天的工钱是15块，快赶上一个民办老师一个月工资了。三位老师心里特别不平衡。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老师们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外不得不参与农业生产。他们早上9点到下午5点正常在学校上课，5点放学后，迅速赶回家，帮助家里耕地挑粪，除草收割。天黑了从地里回到家，照顾好家里的孩子和牲畜后，总算能踹口气，但也只能踹口气，接着就要点起煤油灯，在昏黄的灯光下，备第二天的课。每个老师都负责两个班的授课，备课也要双份，备课本里一页从中线分成两半，每个年级占二分之一，上课时讲授和练习交替。周六周日也不能休息，要开会要学习，三位老师都很想“转正”，也就是从山村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成为公家的人，不然教了一辈子的书都还是个“民办”，听起来就矮别人半截。因为达不到直接转正的要求，三位老师都要先考上县里的中等师范学校进修培训两年，之后才能正式转正。

    1993年8月份，三位老师又一次参加了中等师范学校面向民办教师的招录考试，结果出来时，三位老师均榜上有名，他们成了一名准公办教师，多年的梦想照进现实，三个男人高兴得浑身颤抖。当晚放学后，何立礼老师和张行阶老师被林祖齐老师邀请到家里，林老师爱人张永娥杀了一只自家养的鸡，还在村里小卖铺赊了两斤包谷酿的烧酒，林老师的两个女儿用石磨磨了一块三寸厚、半尺见方的菜花豆腐，拌了一盘酸菜凉拌折耳根，张永娥担心菜不够吃，又从罐子里掏出5个鸡蛋炒了一碗青椒鸡蛋。这些鸡蛋平日里是从来舍不得吃的，要用它到集上卖了换盐巴和菜油。六个人围坐在一张八仙桌前，开开心心地吃晚饭，因为高兴，林老师爱人以及两个女儿都陪父亲和另外两位老师喝了点烧酒。两个女孩第一次喝酒，不胜酒力，一两酒下肚就有了醉意，啃几块鸡肉，扒两碗饭，就睡觉去了。张永娥知道三个男人今晚要喝酒说话，吃完饭就知趣地走开，去照顾圈里的牲畜。

    三个男人，一人一个白色带耳瓷杯，一口酒一口菜，一边喝一边说话，很快三人脸上都红通通的，最后索性都脱了破旧的中山装，把打着补丁的白色衬衣袖子撸到肩上，站起身，举起酒杯，大喊一声：“干！”三个瓷杯碰到一起，飞溅起的酒花洒在彼此的杯子里。短促的咕噜声后，三个杯子翻滚在八仙桌上，随后屋里传来了歌声：“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的道路洒满阳光，我们的歌声传四方……”三个男人的歌声划破了村子的夜空，穿过灰色的云层，去迎接黎明的第一丝光明。

    猪圈里，正在给猪添加饲料的张永娥，轻轻摸了摸两头猪儿的脊背，手上的祖传金镯子在猪毛上擦出“沙沙”的声音。她站直身子，望了一眼隔壁一大一小正在回嚼的黄牛，翻起围裙擦干脸上的眼泪。屋里三个男人的歌声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