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一江春水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朴实无华的词句撼动人心，纵使江水长流也载不动人世间万古愁，后人每当读此词时，无不泫然泪下。这首词成为千古绝唱，也成为李煜绝笔。
做为国主，他的人生是失败的，他把三千里锦绣江山拱手献给了大宋；做为词人，他是成功的，而且是极其成功的，让当时人和后人永远的记住了他。
因为他的最有影响的词都是在被囚禁在东京汴梁期间填的，传播快，人们同情他的悲惨境遇，因此他的词对宋初文人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喜欢填词的文人，更是认真地研究他的词，故此，后世的学者还把李煜的词定为宋词的源头。
李煜是位真正的词人，写了不少优美感人的词章，留下许多佳句。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囚禁时填下的，篇篇都是泣血之作，感天动地。他的词把家国情怀、人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加上后来出现的豪放派，词在表达人类情感、爱国情怀等方面都达到各类文学体裁的巅峰，词在这方面的表现力远较诗歌张力大，产生了无数感人泣下、流传千古的词章和故事。
李煜不是做皇帝的料，却绝对是一位史上最杰出的词人，为词亡国，为词害命。
他临死前，眼前涌现的是两年前的悲惨景象，当时他和小周后正在宫中听讲楞严圆觉经及易否卦。
李煜和小周后都是佛教信徒，他用宫禁中的金钱修建寺庙，广招僧人。为补僧人之数，甚至招募民众落发为僧，到后来，京都僧人过万，都由朝廷供养。
退朝后，他和小周后身着僧衣，诵经念佛，不问政事。由于频繁跪拜，以至手足都生出了赘疣。
大臣慌慌张张闯进来禀报，宋军随时可能破城。李煜这才知道形势已经是火烧眉毛了，他匆匆登上城楼，城下是黑压压的宋军官兵和旗号，宋军已围城月余，他在深宫里吃斋念佛，竟浑然不知。
大势已去，李煜只得献城降宋。教坊使赶紧召集乐工歌女，跟在出降队伍的后面，为她们的君王奏响最后一支离别曲。
李煜在极度的哀伤、屈辱下，填下他在江南国土上的最后一首词《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
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仑皇
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城破之时肉袒出降，回望故国山河、龙楼凤阙，他念念不忘的是宫娥彩女、诗词歌舞，后人往往拿这个批评他。实际上，词里抒发的是他深深的家国情怀，一个亡国之君这个时候不可能再慷慨激昂地发声了。他知道，此生再也回不来了。
纵观历史，凡在文学上做出点成绩的人，往往一生坎坷曲折，不会一帆风顺的，必然要饱尝人生的苦果和艰辛。李煜死于一首词并不奇怪，毕竟他触碰到了统治阶级的底线。
不管是李煜、刘希夷，他们的人生经历固然悲惨，但都为唐诗宋词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足以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
填词有风险，吟风弄月须谨慎。
李煜是名人，但是开封市民只闻其声未见其人，他的死，在人们心中惊起的涟漪，只不过像一只蛤蟆跳进池塘里溅起的水花那么大。
但是对于文人士大夫却不啻在头顶上悬挂了一口铡刀，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对李煜的死深感惋惜，只是敢怒不敢言。
李煜之死这件可怕的事提醒人们别忘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别以为吟首诗填个词，舞文弄墨文绉绉地炫了一把，只是小事一桩，弄不好也有性命之忧。
李煜之死向文人士大夫明确传递了一个可怕的信息，要是心怀不满，想借文章说事的；不怕死，想以死相抗的，就是这么一个下场，死相会很难看。后世之人只会记住这点，而忘了别的。
李煜的死是中华文化的重大损失，对兴起于五代十国的“填词”文学体裁是个致命打击，熄灭了填词刚刚迸发不久的光芒。
死的绝不仅仅是李煜一个人这么简单，致使大宋立国初期的几十年间，填词沦落为文人士大夫茶余饭后玩弄的文字游戏，被视为“小道”，登不得大雅之堂，比不上吟诗作赋的高雅。
但是，李煜也不是白白死去的，人们越是不能自由自在地填词，他的几首词在私下里传播得越广，尤其是这首虞美人词，当时就已被百姓熟记在心，他的词已深深植根在开封人的心底。
词是产生于唐末五代的一种文学体裁，很受文人墨客的喜爱。而自建国后就崇尚文人的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空前地提高，填词理应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和传播。
大宋定下了重文抑武，扩大开科取士的国策，人们都说文人的春天到来了，说得很对。但是唯独在一件事上春天真地没来，那就是填词。
不单春天没到，事实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文人士大夫吟诗作赋是他们的天性和本事，可是宋初的他们在对待填词上却谨小慎微、偷偷摸摸。文人士大夫每当想玩弄填词游戏时，总觉得身处凛冬之中，像荒野中遭遇暴风雪般那么压抑恐惧。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也没人说不许填词，真实原因是士大夫揣摩上面脸色得出的结论。特别是有了李煜的惨痛教训，没人敢公然对着干，没人敢再公开的填词，一切都要小心谨慎从事。
新皇帝赐死李煜的胸狭量窄的所作所为，灭人国夺人妻害其身，让天下之人领教了这位皇帝的凶残狠辣和灼灼气熖。
原本这些文人士大夫在新皇帝登基后就收敛了许多，不敢像在太祖皇帝面前那样“放肆”，这时候就更是三缄其口、如履薄冰了，不敢多说一句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想一想都很可怕，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格外留心。
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除了闭上嘴少惹事，还能干什么？能干的只剩吃喝玩乐了。
他们很清楚，吃喝玩乐享受生活可不犯忌，尽可放心大胆地愉悦身心，因为这是基本国策，没人质疑。从来没人敢质疑，更没有人想质疑，毕竟追求生活舒适点儿，活得优雅点儿，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和追求。越是懂得享受，越是喜欢追欢取乐，皇上对这样的臣子就更放心。
就这样，填词在彷徨不安中纠结了二十多年，从李煜死后，极少有词流传世上并被人记住。
尽管填词要冒着很大风险，可是这种轻松活泼的文体又刺激得文人士大夫欲罢不能。于是他们相约三五至友躲进书房、深宅、小园，各填小词，相互品赏。
这样填出来的词，离不开花前月下、儿女情长，眼界穿透不了高墙，自然脱离不了西蜀婉约词派的窠臼。
事后还要将写在纸上的词烧毁，公开场合下说到填词更要矢口否认，美其名曰“自扫其迹”。等于说填词就像是做案，做案后要将痕迹收拾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证据，以免有把柄落入他人之手。
另方面，也有市井村夫照着词牌填字，东拼西凑、生搬硬套，弄出些不伦不类、似乎是词又似乎是顺口溜的东西。
这是不是很奇怪、很荒唐？这样的窘境还要延续到什么时候？
做为国主，他的人生是失败的，他把三千里锦绣江山拱手献给了大宋；做为词人，他是成功的，而且是极其成功的，让当时人和后人永远的记住了他。
因为他的最有影响的词都是在被囚禁在东京汴梁期间填的，传播快，人们同情他的悲惨境遇，因此他的词对宋初文人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喜欢填词的文人，更是认真地研究他的词，故此，后世的学者还把李煜的词定为宋词的源头。
李煜是位真正的词人，写了不少优美感人的词章，留下许多佳句。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囚禁时填下的，篇篇都是泣血之作，感天动地。他的词把家国情怀、人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加上后来出现的豪放派，词在表达人类情感、爱国情怀等方面都达到各类文学体裁的巅峰，词在这方面的表现力远较诗歌张力大，产生了无数感人泣下、流传千古的词章和故事。
李煜不是做皇帝的料，却绝对是一位史上最杰出的词人，为词亡国，为词害命。
他临死前，眼前涌现的是两年前的悲惨景象，当时他和小周后正在宫中听讲楞严圆觉经及易否卦。
李煜和小周后都是佛教信徒，他用宫禁中的金钱修建寺庙，广招僧人。为补僧人之数，甚至招募民众落发为僧，到后来，京都僧人过万，都由朝廷供养。
退朝后，他和小周后身着僧衣，诵经念佛，不问政事。由于频繁跪拜，以至手足都生出了赘疣。
大臣慌慌张张闯进来禀报，宋军随时可能破城。李煜这才知道形势已经是火烧眉毛了，他匆匆登上城楼，城下是黑压压的宋军官兵和旗号，宋军已围城月余，他在深宫里吃斋念佛，竟浑然不知。
大势已去，李煜只得献城降宋。教坊使赶紧召集乐工歌女，跟在出降队伍的后面，为她们的君王奏响最后一支离别曲。
李煜在极度的哀伤、屈辱下，填下他在江南国土上的最后一首词《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
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仑皇
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城破之时肉袒出降，回望故国山河、龙楼凤阙，他念念不忘的是宫娥彩女、诗词歌舞，后人往往拿这个批评他。实际上，词里抒发的是他深深的家国情怀，一个亡国之君这个时候不可能再慷慨激昂地发声了。他知道，此生再也回不来了。
纵观历史，凡在文学上做出点成绩的人，往往一生坎坷曲折，不会一帆风顺的，必然要饱尝人生的苦果和艰辛。李煜死于一首词并不奇怪，毕竟他触碰到了统治阶级的底线。
不管是李煜、刘希夷，他们的人生经历固然悲惨，但都为唐诗宋词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足以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
填词有风险，吟风弄月须谨慎。
李煜是名人，但是开封市民只闻其声未见其人，他的死，在人们心中惊起的涟漪，只不过像一只蛤蟆跳进池塘里溅起的水花那么大。
但是对于文人士大夫却不啻在头顶上悬挂了一口铡刀，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对李煜的死深感惋惜，只是敢怒不敢言。
李煜之死这件可怕的事提醒人们别忘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别以为吟首诗填个词，舞文弄墨文绉绉地炫了一把，只是小事一桩，弄不好也有性命之忧。
李煜之死向文人士大夫明确传递了一个可怕的信息，要是心怀不满，想借文章说事的；不怕死，想以死相抗的，就是这么一个下场，死相会很难看。后世之人只会记住这点，而忘了别的。
李煜的死是中华文化的重大损失，对兴起于五代十国的“填词”文学体裁是个致命打击，熄灭了填词刚刚迸发不久的光芒。
死的绝不仅仅是李煜一个人这么简单，致使大宋立国初期的几十年间，填词沦落为文人士大夫茶余饭后玩弄的文字游戏，被视为“小道”，登不得大雅之堂，比不上吟诗作赋的高雅。
但是，李煜也不是白白死去的，人们越是不能自由自在地填词，他的几首词在私下里传播得越广，尤其是这首虞美人词，当时就已被百姓熟记在心，他的词已深深植根在开封人的心底。
词是产生于唐末五代的一种文学体裁，很受文人墨客的喜爱。而自建国后就崇尚文人的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空前地提高，填词理应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和传播。
大宋定下了重文抑武，扩大开科取士的国策，人们都说文人的春天到来了，说得很对。但是唯独在一件事上春天真地没来，那就是填词。
不单春天没到，事实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文人士大夫吟诗作赋是他们的天性和本事，可是宋初的他们在对待填词上却谨小慎微、偷偷摸摸。文人士大夫每当想玩弄填词游戏时，总觉得身处凛冬之中，像荒野中遭遇暴风雪般那么压抑恐惧。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也没人说不许填词，真实原因是士大夫揣摩上面脸色得出的结论。特别是有了李煜的惨痛教训，没人敢公然对着干，没人敢再公开的填词，一切都要小心谨慎从事。
新皇帝赐死李煜的胸狭量窄的所作所为，灭人国夺人妻害其身，让天下之人领教了这位皇帝的凶残狠辣和灼灼气熖。
原本这些文人士大夫在新皇帝登基后就收敛了许多，不敢像在太祖皇帝面前那样“放肆”，这时候就更是三缄其口、如履薄冰了，不敢多说一句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想一想都很可怕，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格外留心。
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除了闭上嘴少惹事，还能干什么？能干的只剩吃喝玩乐了。
他们很清楚，吃喝玩乐享受生活可不犯忌，尽可放心大胆地愉悦身心，因为这是基本国策，没人质疑。从来没人敢质疑，更没有人想质疑，毕竟追求生活舒适点儿，活得优雅点儿，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和追求。越是懂得享受，越是喜欢追欢取乐，皇上对这样的臣子就更放心。
就这样，填词在彷徨不安中纠结了二十多年，从李煜死后，极少有词流传世上并被人记住。
尽管填词要冒着很大风险，可是这种轻松活泼的文体又刺激得文人士大夫欲罢不能。于是他们相约三五至友躲进书房、深宅、小园，各填小词，相互品赏。
这样填出来的词，离不开花前月下、儿女情长，眼界穿透不了高墙，自然脱离不了西蜀婉约词派的窠臼。
事后还要将写在纸上的词烧毁，公开场合下说到填词更要矢口否认，美其名曰“自扫其迹”。等于说填词就像是做案，做案后要将痕迹收拾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证据，以免有把柄落入他人之手。
另方面，也有市井村夫照着词牌填字，东拼西凑、生搬硬套，弄出些不伦不类、似乎是词又似乎是顺口溜的东西。
这是不是很奇怪、很荒唐？这样的窘境还要延续到什么时候？
转码声明：以上内容基于搜索引擎转码技术对网站内容进行转码阅读，自身不保存任何数据，请您支持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