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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3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19)

    上回讲到异时空日本为了实现“征服世界”,严格执行“大陆政策”,处心积虑挑起了与清朝的甲午战争。

    在西元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冲突中,中国清朝在硬实力上一直占有优势,但在朝鲜“甲申政变”后的十年时间,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一直关注着中国,并且日本的“军界要人”山县有朋指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说明日本正单方面与清朝开始了“军备竞赛”。

    自西元1890年起,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例如从西元1893年起,“倭王”(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日元(银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俸禄,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发动一场“国运相赌”的侵略战争!

    还在西元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就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

    到了西元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西元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团和1个近卫师团。

    开战前,日本海军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超过了“北洋海军”。日本还出动了“乐善堂”、“玄洋社”等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

    在此期间的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已经初见成效,开始得意轻敌。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清朝认为西方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放松了“军备意识”。

    “北洋海军”自西元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使得其舰龄也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不仅火力弱,射速慢,而且航速迟缓,假如两国海军交战,定会被人家追着往死里打。

    “北洋水师”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战争”前夕,“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清朝的军事变革基本上仍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力低下。西元1891年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

    而“朝鲜问题”正好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突破口”。西元189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对开战的要求更加迫切。同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抛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理论,将日本本土作为“主权线”,把中国和朝鲜半岛视为日本的“利益线”。

    他声称日本“人口不足”,必须武力“保卫”利益线,因此必须加紧扩军备战。于是,到了西元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打得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朝乞援。

    日本认为其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于是向清廷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就这样,日本通过“空口说白话”,成功诱使清朝出兵朝鲜。于是,清朝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2000人,同年于6月6日后数日,分两批在朝鲜牙山登陆,准备镇压起义。

    同时,根据西元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通知了日本。同年6月10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那起义就平息下去。

    同年的6月25日,原定计划的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驻朝清军总数达到2465人。

    当时的伊藤博文内阁正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案弹劾,在朝鲜向清朝乞援的同时,日本通过其驻朝公使馆探知清廷将要出兵朝鲜的消息后,便他如同抓住了”命稻草”,全力着手挑起这场侵略战争。

    西元1894年6月2日,伊藤内阁决议出兵朝鲜。到了6月5日,日本立即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此次“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

    同年6月9日,日本派先遣队400多人,在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率领下,以《济物浦条约》规定之日本有权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进入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同时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知照中方,其后又在6月12日派兵800人进驻汉城。

    在日军先遣队出发前,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全州和议”达成以后,朝鲜政府要求中日两国撤兵,大鸟圭介开始和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

    大鸟虽口头上答应撤兵,甚至就要达成书面协议,但日本政府一方面电令大鸟拒绝达成共同撤兵协议,另一方面则在6月15日抛出“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从而使共同撤兵协议一笔勾销。

    此后,日本开始不断增兵,6月16日大岛义昌少将率领混成旅团第一批部队在仁川登陆,到了6月28日混成旅团第二批部队登陆时,使侵朝日军达到了8000余人,比驻朝清军总数还占了占绝对优势。

    而清廷决策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未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最终给了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日本之所以提出“共同改革朝鲜案”,其目的是一方面使自己的军队以“协助朝鲜改革内政”为名赖在朝鲜不走,令一面又拖住了“驻朝清军”,完全是为发动战争而采取的“挑衅手段”。

    清政府拒绝了“共同改革朝鲜案”,并强调日本必须撤兵。于是,日本在6月22日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一次绝交书”。此后,李鸿章寄希望于美、英、俄等欧美列强调停,让日本撤兵。

    可由于欧美各国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使得美、英、俄等列强们只是对日本的咄咄逼人表示所谓的“谴责”而已,并未采取强硬措施。加之日本灵活的外交策略,使列强最后都采取了观望态度,调停均告失败。

    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二次绝交书”拒不撤兵,并反诬中国“有意滋事”,扬言“将来若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至此,中、日谈判破裂,而西方列强们却扮演“吃瓜群众”看热闹不嫌事大!

    日本向清廷发出“第一次绝交书”以后,就开始了改革朝鲜内政的策略。与朝鲜交涉期间,大鸟圭介一方面逼迫朝鲜否认自己是中国的“属国”,另一方面还提出了“五项二十七条改革方案”,强迫朝鲜限期接受。

    但朝鲜政府当时很亲华,因为有“清朝全权代表”袁世凯及其手中的“北洋军”精锐部队在朝鲜“镇场子”。提起袁世凯,后人耳熟能详的,就是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窃取了“革命果实”,不顾全国上下人民的反对,轰然推翻“共和”,复辟“帝制”,建立“中华帝国”,自称“洪宪皇帝”,在83天后又灰溜溜的走下了帝位。

    但是,袁世凯还有一件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就是他曾经在朝鲜当了整整12年的“太上皇”。而这样的经历,也为他后来在“中华民国”成功当上“大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老猿又是怎样做到的呢?

    袁世凯的成就与他独特的成长背景和当时环境有关。袁世凯所在的袁家,是清朝晚年时期河南项城的第一名门望族,其生父袁保中是地方“豪绅”(土豪劣绅),其叔父袁保庆曾任清朝的“江南盐巡道”的官职。

    袁世凯的生父有四个儿子,叔父袁保庆却没儿子。因此,袁保中便把袁世凯过继给了自己的弟弟袁保庆做“儿子”以“续香火”。袁保庆非常注重对袁世凯的家庭教育,对袁世凯这个侄子兼“儿子”可谓倾囊相授。

    他将自己在官场中与人打交道的学问全都记录了下来,并将其传授给了袁世凯。此外,他还给袁世凯请了名师王志清,保证他文武兼修。之后,在袁保庆去济南、南京等地巡访(出差)的时候,他也会带着袁世凯,言传身教地教他如何做事。这样独特的身世与历练,帮助袁世凯掌握了很多“为人处事”的技巧。

    西元1874年,袁保庆去世。到了西元1881年,袁保庆的好兄弟吴长庆恰好来山东登州训练海军,见自己好兄弟唯一的后代尚且没有一官半职,而吴长庆又心疼袁世凯,于是便利用自己的职权,让袁世凯到军中来学习当差,并让其担任了海军作战处参谋一职。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让袁世凯不敬连忙道谢。

    这就给这位拥有豪情壮志和胸怀大略的年轻后辈提供了一个“从政的平台,帮助他切实的历练为官技巧,实实在在的与官场中人沟通接触,积累了很多宝贵的交流技巧和从政经验,为他以后高升做好准备。

    而朝鲜这时候的动乱,更是为袁世凯的成功提供了契机,助他从一个小小的海军作战处参谋摇身一变,成为了为朝鲜的“太上皇”,在朝鲜享有着极高的地位,凭借实力足足拔持了朝鲜政局1长达2年之久!

    由于朝鲜国王李熙刚登基时的年纪尚小,被其父亲操纵,出现在台面上也只是个“傀儡”而已。“小国王”结婚后,却又被“明成皇后闵氏”所架空,闵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大量任用自己的亲信,打败对他们的贪私枉法视而不见。尤其是在西元1882年,朝鲜大旱,闵氏亲信们却依旧不管底层百姓生命与士兵死活。

    于是,早已不堪忍受的士兵们纷纷起兵造反,杀了大量的闵氏亲信与日本驻朝官员,迫使日本驻朝大使连夜逃亡,侥幸逃脱后,回国搬救兵。接着,朝鲜就发生了“壬午兵变”,背后遥控的乃“东学党起义”者。

    因为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所以,此次朝鲜发生了动乱,大清朝廷也有义务去帮助他们平定“内乱”。

    于是,清政府便派吴长庆和袁世凯代表朝廷去朝鲜帮助平叛。凭借着独特且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这对“叔侄俩”很快就平定了朝鲜的“叛乱”。开始,到了西元1884年4月,吴长庆却因病去世了。同年,朝鲜国内再度发生了内乱。这时,袁世凯不仅亲自带兵平息了内乱并打败了日本军队,还帮助朝鲜训练新兵。

    由于在朝鲜平定内乱上有功,袁世凯在李鸿章的保荐下,于西元1885年被清廷(慈禧太后)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一举成为了清廷在朝鲜的“监国”大员,也就是成了朝鲜的“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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