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货币经济
昨日有读者大大‘半壶小道’问之‘飞票’，然而书中所写为‘飞钱’，为了解释清楚何谓‘飞钱’，特加此章。
唐朝货币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建立以铜钱‘开元通宝’本位的单一时期。但是实际上并未达到完全统一，在铜钱为本位货币之外，尚存绢帛货币（或毂帛及其他实物）货币。唐代前期在财政收支及官府出纳、记帐中，多用绢帛（或毂帛）为计算单位。例如全国的租、庸、调；租收的是毂米，调与庸收的是绢帛。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玄宗下诏规定，“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现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
唐德宗在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
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也下令“公私交易，十贯钱以上，即须兼用疋段”。
各位看官请注意，开元通宝所说的“开元”并不是唐朝的开元年间。所谓“开元”，是表明大唐取代了隋朝，开创新纪元的意思。而“通宝”则指通用宝货。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在唐朝初步稳定国内局势后，唐高祖李渊下令“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从此，青铜铸币告别了以半两和五铢标重命名的传统，开始向抽象化、符号化转轨。
“开元通宝”在重量和形制上树立了中国货币的标准形象，它以一钱为法定重量单位，每十枚钱重一两。十钱一两的十进位制由此产生，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开元通宝”这四个字出自唐代四大书法家之首的欧阳询的手笔，写的方圆兼备，颇能显示初唐文化的兼收并蓄。
正如国学大师白寿彝先生所编撰的《中国通史》第九册第五节《货币的铸造与流通》中写的那样，“唐代在开元通宝钱铸行后，钱制主要有两次变更。第一次是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改铸‘乾封泉宝’钱，币值比价过高，导致民间拒用，‘商贾不行，米帛踊贵’，结果仅行用七个月即废止；第二次是安史之乱后的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因朝廷财政困难，铸钱使第五琦铸造‘乾元重宝’钱，由于乾元重宝钱定值过高，民间称为‘虚钱’，物价剧烈上涨，并且引起民间盗铸之风，仅长安地区因盗铸在几个月内即有八百余人被处死。到唐代宗即位后，迫于币制混乱，盗铸盛行，只好下令乾元重宝钱与开元通宝钱等值流通。乾元重宝钱于是被民间大量熔铸为器，退出流通。”只有“开元通宝”在唐代尽三百年的历史中通用，未有中断。此外与唐朝通商密切的许多国家，也流通“开元通宝”。
在后期，唐德宗开始实行两税法后，改以铜钱为单位，征收铜钱。唐后期虽然货币经济较前期发达，但币制本身并不稳定，政府铸造新币，新旧币交错使用，兑换率不等，标注不一，失去“货币作为价值计算唯一标准”的作用。而一般通病则在货币减重、铜质减少、铅锡砂等杂质增加，货币日益滥恶，失却货币自身标准的只能。又因铜料缺乏，货币铸造不善，通货缺乏，民间交易兼用布帛、绢帛。唐代后期，历代因为钱缺、铜缺，采取禁止私藏现钱、禁止使用铜器并没收铜料、奖励告发，法令苛刻，以挽救货币供给量不足的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质的效果。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到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的四十年中，物价下跌到原来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因为铜钱大量外流，唐朝中央政府有限的铸币量不敷使用，各地经常出现“钱荒”，唐宪宗时的飞钱（也称为便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最早的飞钱出现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年），“飞钱”又称“便换”，就是用一张纸券，写明钱数，盖上图章，分为两半，双方各持一半，用飞快的速度发往目的地。双方所持纸券相合，核对无误，即会拿到现钱。此项办法，是我国汇兑业务的初始，也是世界第一。此方法对于北宋“交子”的出现有很深的影响。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飞钱”有两种，一种是各地在京师的商人，将售货所得款项，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发联单式的“文牒”或“公据”，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往本道。所谓进奏院，是唐代中后期藩镇节度使为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络，在长安设立的办事机构，专门负责呈递奏章，向朝廷各部门请示汇报及搜集政治、商业消息等。到九世纪初，全国节度使已发展至四十多个。使用“飞钱”的商人与节度使派遣在京的进奏院交涉完毕后，以一纸凭据即可随时随地兑换现钱。另一种“飞钱”是由一些“邸店遍海内”的私商办理的。这些私商就是明清时期，在全国各地及欧亚国家开设钱庄、票号的山西商人的祖先。私商招徕这种生意，一是为了避免输送现钱，二是牟利。他们利用总店与设在各地邸店之间的联系，向不便携款远行的商人发放票据，商人可凭此“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在私商所开的联号合对票券后取兑货款。当时进奏院所办的“飞钱”曾一度收费，元和七年时，每千钱“便换”收取汇费达百文。而私商受理的“飞钱”都是平价汇兑，不收汇费。但古时交通不畅，加之边地路途遥远，合券付款往往在一两个月之后，这实际上已使私商获取了利息收益。
飞钱也成为了唐朝后期货币流通中的重要制度。这种新的流通方法，对于后世金融业的发展贡献颇大。
唐朝货币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建立以铜钱‘开元通宝’本位的单一时期。但是实际上并未达到完全统一，在铜钱为本位货币之外，尚存绢帛货币（或毂帛及其他实物）货币。唐代前期在财政收支及官府出纳、记帐中，多用绢帛（或毂帛）为计算单位。例如全国的租、庸、调；租收的是毂米，调与庸收的是绢帛。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玄宗下诏规定，“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现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
唐德宗在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
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也下令“公私交易，十贯钱以上，即须兼用疋段”。
各位看官请注意，开元通宝所说的“开元”并不是唐朝的开元年间。所谓“开元”，是表明大唐取代了隋朝，开创新纪元的意思。而“通宝”则指通用宝货。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在唐朝初步稳定国内局势后，唐高祖李渊下令“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从此，青铜铸币告别了以半两和五铢标重命名的传统，开始向抽象化、符号化转轨。
“开元通宝”在重量和形制上树立了中国货币的标准形象，它以一钱为法定重量单位，每十枚钱重一两。十钱一两的十进位制由此产生，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开元通宝”这四个字出自唐代四大书法家之首的欧阳询的手笔，写的方圆兼备，颇能显示初唐文化的兼收并蓄。
正如国学大师白寿彝先生所编撰的《中国通史》第九册第五节《货币的铸造与流通》中写的那样，“唐代在开元通宝钱铸行后，钱制主要有两次变更。第一次是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改铸‘乾封泉宝’钱，币值比价过高，导致民间拒用，‘商贾不行，米帛踊贵’，结果仅行用七个月即废止；第二次是安史之乱后的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因朝廷财政困难，铸钱使第五琦铸造‘乾元重宝’钱，由于乾元重宝钱定值过高，民间称为‘虚钱’，物价剧烈上涨，并且引起民间盗铸之风，仅长安地区因盗铸在几个月内即有八百余人被处死。到唐代宗即位后，迫于币制混乱，盗铸盛行，只好下令乾元重宝钱与开元通宝钱等值流通。乾元重宝钱于是被民间大量熔铸为器，退出流通。”只有“开元通宝”在唐代尽三百年的历史中通用，未有中断。此外与唐朝通商密切的许多国家，也流通“开元通宝”。
在后期，唐德宗开始实行两税法后，改以铜钱为单位，征收铜钱。唐后期虽然货币经济较前期发达，但币制本身并不稳定，政府铸造新币，新旧币交错使用，兑换率不等，标注不一，失去“货币作为价值计算唯一标准”的作用。而一般通病则在货币减重、铜质减少、铅锡砂等杂质增加，货币日益滥恶，失却货币自身标准的只能。又因铜料缺乏，货币铸造不善，通货缺乏，民间交易兼用布帛、绢帛。唐代后期，历代因为钱缺、铜缺，采取禁止私藏现钱、禁止使用铜器并没收铜料、奖励告发，法令苛刻，以挽救货币供给量不足的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质的效果。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到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的四十年中，物价下跌到原来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因为铜钱大量外流，唐朝中央政府有限的铸币量不敷使用，各地经常出现“钱荒”，唐宪宗时的飞钱（也称为便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最早的飞钱出现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年），“飞钱”又称“便换”，就是用一张纸券，写明钱数，盖上图章，分为两半，双方各持一半，用飞快的速度发往目的地。双方所持纸券相合，核对无误，即会拿到现钱。此项办法，是我国汇兑业务的初始，也是世界第一。此方法对于北宋“交子”的出现有很深的影响。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飞钱”有两种，一种是各地在京师的商人，将售货所得款项，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发联单式的“文牒”或“公据”，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往本道。所谓进奏院，是唐代中后期藩镇节度使为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络，在长安设立的办事机构，专门负责呈递奏章，向朝廷各部门请示汇报及搜集政治、商业消息等。到九世纪初，全国节度使已发展至四十多个。使用“飞钱”的商人与节度使派遣在京的进奏院交涉完毕后，以一纸凭据即可随时随地兑换现钱。另一种“飞钱”是由一些“邸店遍海内”的私商办理的。这些私商就是明清时期，在全国各地及欧亚国家开设钱庄、票号的山西商人的祖先。私商招徕这种生意，一是为了避免输送现钱，二是牟利。他们利用总店与设在各地邸店之间的联系，向不便携款远行的商人发放票据，商人可凭此“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在私商所开的联号合对票券后取兑货款。当时进奏院所办的“飞钱”曾一度收费，元和七年时，每千钱“便换”收取汇费达百文。而私商受理的“飞钱”都是平价汇兑，不收汇费。但古时交通不畅，加之边地路途遥远，合券付款往往在一两个月之后，这实际上已使私商获取了利息收益。
飞钱也成为了唐朝后期货币流通中的重要制度。这种新的流通方法，对于后世金融业的发展贡献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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