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内鬼坏事
事情完全偏离了预想轨道。
一般情况下，被拆迁者是守方，拆迁者是攻方，绝大多数争执、打斗都发生在拆迁区域。这一次锁厂片区的拆迁工作稍有不同，拆迁者刚刚开始进攻，被拆迁者便发动了反击。
3月10日，大河坝街道工作人员来到锁厂，要求按协议进行搬迁，并开始在楼房墙上刷上“拆”字。工人们很快聚集起来，围住大河坝工作人员，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几名工作人员挨了揍。
3月11日，几名不愿搬迁的工人在菜市场买菜时，被不明身份人员殴打，有一人大腿中刀，其他几人被打得鼻青脸肿。
3月12日，锁厂工人开始重新穿上老工厂的制服，占据了工厂，非锁厂工厂人员，一律不能进厂。锁厂工人内部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有十几人挨了打。这些挨打者皆是在省两会期间上访的积极分子，在锁厂没有倒闭前，多数都有一官半职。另外还有部分参加上访的锁厂员工住在厂区外，侥幸逃脱了工人们的拳脚。
这些冲突发生在小河坝辖区，是整个城市的边缘地带，相关信息进入公安局，没有上报到市委市政府。
3月15日，南方非典形势严峻起来，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疾改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此时，山南省还没有非典，整个气氛外松内紧，虽然没有大规模动员，但是各地都将注意力转向非典。
上午十点，从各条街道涌出了不少穿着锁厂老工作制服的老工人。他们不吵不闹，从不同街道朝着市委市政府大楼聚集。
市委前面是面积不小的市民广场，十点钟开始出现工人，十点十分就聚集了好几百老工人，十点二十分，广场聚集了上千名工人。
这些工人没有任何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安静地坐在广场上。
市委小会议室正在传达省委关于处置非典的相关会议精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走到市委书记身边，低头说了几句话。市委书记立刻站了起来，走向阳台。站在阳台上，他清楚地看到大楼前面市民广场有大片灰色。
市委书记脸色异常严峻，道：“怎么回事？”
市委办副主任道：“是锁厂工人，人数至少上千，他们要求与市委市政府对话。”
市委书记吩咐道：“请所有领导都来看一看。”
所有市委领导都来到阳台，看到市民广场灰蒙蒙的人群，吓了一跳。
市委书记用威严眼光扫视高州最核心领导们，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们要永远记得这句话，要永远敬畏人民的力量。”
黄德勇市长取下眼镜，暗自叹气。
接下来整个市委放下手中工作，紧急行动起来，一是通知南城区相关领导立刻到市委；二是公安机关做好备勤，随时准备前往市委；三是请以前锁厂领导来到广场，做劝解工作；四是请工人代表到市政府办公室，市委市政府听他们的诉求。
经过锁厂工人们现场推荐，蒲小兵、小团姐等五位代表走进市政府办公室。今天来到广场的工人都是被蒲小兵等人组织起来的，以前最活跃的、代表锁厂的那些人迫于压力，闭门不出，不敢在广场边来露面。
自从工人们开始与大河坝政府发生冲突以后，汪洪峰就意识到大事不好。从锁厂破产到现在，接近七八年时间，锁厂工人们由一个有组织的集体变成了真正的一盘散沙，为了生活，各人顾各人。这一次危房改造成了一个导火索，点燃了工人的怒火，让一盘散沙的工人们重新聚了起来。
汪洪峰看到全厂工人穿上老制服，不是觉得工厂重新崛起，而是感觉害怕。
12日那天，最基层的工人们来到以前的中干楼，将老厂长汪洪峰的几个铁杆兄弟叫出来问话，个别人还挨了拳脚。汪洪峰在南城建筑上班，没有与工人相遇。他不敢回厂区，躲到儿子汪波涛家里。他原本准备到南州亲戚家避一避风头，没有料到南州那边正在开展防治非典工作。南州亲戚讲明了情况：这个时候凡是外人进入社区，肯定要被隔离，明确希望他不要来。
汪洪峰便让儿子送自己回老家隔房兄弟家里避风头。
汪波涛到单位点了卯，以给父亲看病为理由，请了半天假。正准备离开时，又被一件推托不了杂事缠住了脚，到了十点半，这才开车回家，准备送父亲到农村老家。
车刚开出家门不久，公路被一群人堵住。这群人背对着车辆，围成一圈。汪波涛不耐烦地按了几声喇叭。这几声喇叭提醒了行人，有人过来敲窗，道：“前面有人打架。”
汪波涛从单位出来，穿警服，开警车，没有办法旁观。他下了车，分开人群，吼道：“干什么？都住手。”
挨打的是锁厂以前的陈副厂长。锁厂破产以后，这位陈副厂长便在外面做生意，平时基本不和锁厂的人接触。他生意做得挺不错，日子滋润，早将锁厂丢在脑后，警惕心不免下降。今天看到了许多穿锁厂制服的工人走在街上，陈副厂长不免好奇，凑了上来。这位副厂长在职期间，便是工人口传的“贪官”，今天鬼使神差地凑到工人队伍前，几句话不对，便挨上愤怒的拳头。
工人们见到警察，停了手，闪在一边。
这位副厂长认识汪波涛，捂着脸，来到警车前，希望熟人讨个公道。汪波涛哪里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捅马蜂窝，敷衍道：“陈厂长，你先回家。现场人太多，改天处理。”他拉开车门，准备上车。
副厂长眼尖，在汪波涛拉开车门时，瞧见坐在车里的汪洪峰，大声道：“汪厂长，你眼睁睁看着我挨打，都不下车。”
陈副厂长在工厂破产后，从不在厂区出现，已经被工人淡忘了。但是汪洪峰是一把手厂长，住在厂里，在危房改造工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成为工人眼中的敌人。
听到“汪厂长”三个字，群情激愤的工人们便围了过来。无数人吼道：“汪洪峰，你龟儿子出来，说清楚。”
有性急的工人打开车门，拉扯汪洪峰。
江波涛是老公安了，脾气不小，道：“干什么，你们干什么，退一边去。”他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正在拉父亲衣领，便抓住老工人手腕，用力反扭。
这是标准擒拿动作，老工人手关节被反扭，只得将汪洪峰放掉。汪波涛推了一把这个老工人，道：“回家呆着，别来扰乱治安。”
老工人被壮汉被推连退几步，坐在地上。他本身有高血压，被推倒在地上后，血压更高，头脑昏沉，倒地不起。
这本是一个意外，汪波涛没有想把老工人推倒，其目的是让老工人放开自己父亲。可是愤怒的工人们聚在一起，人多力量大，也容易失去理性。几十名穿着制服的工人们将警车围住，后面还有数百年有男有女、有老年有中年的工人，相继发出怒吼。
汪波涛为了维护父亲，结果父子俩都挨了拳脚。
曾阿姨老公老肖也在队伍中。他平时行走不便，很少外出。今天他特别兴奋，坚持要参加活动。为了参加活动，他用几层纱布将脚裹住，穿上了以前的劳保皮鞋，又带上拐杖，这才勉强跟上队伍。
现场越闹越大，除了工人外，还有许多闲人围观。很多人抱膀子不怕柱大，大声喝打，甚至还呼起口号。现场气氛反过来刺激了工人，让他们血脉贲胀。自从进入九十年代，锁厂工人们便一点一点丧失了国营工人的优越感，这种丧失是全方位的，不仅是经济上、从社会地位，还从心理上全面丧失优越感。
这口气窝了很多年，今天终于发泄出来。
群体性事件很多时间没有道理可讲，群体是受无意识动机支配，影响他们行为的往往是脊髓神经，而不是大脑。
一个工人与汪波涛抓扯，迅速演变成一群人围打江波涛。
老厂长汪洪峰被拉下了车，被一群女人怒骂。
大队警察过来之时，警车已经被推翻，四轮朝天。汪波涛警衣被撕破，脸上有血迹。当警察列队准备将汪洪峰带走时，一根拐杖敲了过来，打在汪洪峰后背。
汪洪峰年龄也不小了，被以前手底下的工人在大街上围攻，身体和精神受到双重打击。这根拐杖敲在背上时，汪洪峰哇地吐了一口血，软倒在地。
事情发展到此，不可收拾。
为了让局面平静下来，警察没有抓捕打拐杖的老工人。人群中的便衣用摄像机录下了整个过程。
事态随即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汪洪峰在前往医院的途中，突发心肌梗塞，没有到达医院就去世了。
消息以最快速度传到了市委。市委做出四项决定：第一，这是刑事案件，走法律渠道，谁的责任，谁将为此负法律责任；第二，锁厂工人的正当权利要得到保障，只要不违背法律和政策，尽量满足工人要求，绝对不能在非典期间在出群体性事件；第三，南城区要为这起群体事件负责，如果有行贿受贿行为，严惩。
市委做出的决定，让工人代表与政府的座谈相当顺利，达成了一项简单协议：继续按照《高州市锁厂片区危房改造搬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规定，南城区政府完成房屋征收、地上建筑物和附属物拆迁，将净地依法依规交给开发企业。开发企业为江南地产。
看罢达成的协议，市委书记拍了桌子，摔坏杯子，在送到身边的协议副本上批示：“工人们的要求一点都不高，合情合理。但是，就是这种合情合理的要求，硬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逼出了一件惊动省委的群体性事件，市纪委牵头，严查，绝不能估息破坏高州建设和安定团结局面的犯罪分子。”
当天夜里，两辆蓦然警车悄悄来到锁厂，敲开曾阿姨的家门。
“谁是肖家强？”
“我是。”
“今天是你用拐杖打人。”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是我打的。”
“请你配合公安调查。”
曾阿姨老泪纵横，对带队警察道：“我家老头是严重糖尿病，眼睛几乎是看不见了，脚也坏掉了。”
带队警察没有意识到糖尿病并发症的严重性，道：“脚不好，我相信。眼睛看不见了，还用拐杖打人？”
肖家强平静地道：“当时汪洪峰从我面前走过，我见到一个模糊的影子。他当了多年厂长，我不会认错。顺手敲了他一下，没有想到他这么不禁敲。一命抵一命，我打了人，赔一条命给老厂长就行，反正活起也受罪。”
由于锁厂刚闹出群体事件，过来执行抓捕任务的警察非常谨慎。他们不愿意长时间停留，将肖家强带上警车。曾阿姨追了过来，道：“他有糖尿病，要吃药，否则出人命。”
一个年轻警察接过一个小袋子，上车后，顺手放到一边。肖家强两眼更昏花，伸手看不到五指，而且双腿恶化得很快，身体极度难受。他自知活不了多久，异常平静。下车时，他提醒道：“我感觉身体很恼火，如果死在你们那里，你们有没有责任？如果有责任，把我送回家吧，我这个样子，跑不脱。我也不会跑。”
年轻警察刚刚从警官大学培训归来，进入刑警队不久，对肖家强的话没有足够警惕性。另一位老警察觉察到肖家强状态不对，准备暂时将其留置在刑警支队过一夜，等到明天请示领导，再作安排。他们为了避免肖家强真的出现问题，特意开了一间条件比较好的值班室，让肖家强休息。
凌晨两点，肖家强出现不适。年轻刑警赶紧到车上找药袋。找回来时，肖家强已经不行了，送至医院后去世。经诊断，肖家强是糖尿病心脑血管并发症，引起脑部大量出血，医院回天乏力。
这是涉及到锁厂稳定的大问题，市公安局不敢耽误，立刻分别上报了市委、市府值班室。
凌晨两点十五分，相关市领导回到会议室，研究应对方案。公安局局长在会上被领导痛骂：“明明是如此严重的糖尿病，眼睛看不见，行走困难，收集证据就行了，为什么要带回支队。真是猪脑子。”
这注定是一个许多人的难眠之夜。
当锁厂老工人们得知肖家强死亡消息时，工人们刚刚平复的情绪又炸了起来。
一般情况下，被拆迁者是守方，拆迁者是攻方，绝大多数争执、打斗都发生在拆迁区域。这一次锁厂片区的拆迁工作稍有不同，拆迁者刚刚开始进攻，被拆迁者便发动了反击。
3月10日，大河坝街道工作人员来到锁厂，要求按协议进行搬迁，并开始在楼房墙上刷上“拆”字。工人们很快聚集起来，围住大河坝工作人员，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几名工作人员挨了揍。
3月11日，几名不愿搬迁的工人在菜市场买菜时，被不明身份人员殴打，有一人大腿中刀，其他几人被打得鼻青脸肿。
3月12日，锁厂工人开始重新穿上老工厂的制服，占据了工厂，非锁厂工厂人员，一律不能进厂。锁厂工人内部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有十几人挨了打。这些挨打者皆是在省两会期间上访的积极分子，在锁厂没有倒闭前，多数都有一官半职。另外还有部分参加上访的锁厂员工住在厂区外，侥幸逃脱了工人们的拳脚。
这些冲突发生在小河坝辖区，是整个城市的边缘地带，相关信息进入公安局，没有上报到市委市政府。
3月15日，南方非典形势严峻起来，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疾改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此时，山南省还没有非典，整个气氛外松内紧，虽然没有大规模动员，但是各地都将注意力转向非典。
上午十点，从各条街道涌出了不少穿着锁厂老工作制服的老工人。他们不吵不闹，从不同街道朝着市委市政府大楼聚集。
市委前面是面积不小的市民广场，十点钟开始出现工人，十点十分就聚集了好几百老工人，十点二十分，广场聚集了上千名工人。
这些工人没有任何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安静地坐在广场上。
市委小会议室正在传达省委关于处置非典的相关会议精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走到市委书记身边，低头说了几句话。市委书记立刻站了起来，走向阳台。站在阳台上，他清楚地看到大楼前面市民广场有大片灰色。
市委书记脸色异常严峻，道：“怎么回事？”
市委办副主任道：“是锁厂工人，人数至少上千，他们要求与市委市政府对话。”
市委书记吩咐道：“请所有领导都来看一看。”
所有市委领导都来到阳台，看到市民广场灰蒙蒙的人群，吓了一跳。
市委书记用威严眼光扫视高州最核心领导们，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们要永远记得这句话，要永远敬畏人民的力量。”
黄德勇市长取下眼镜，暗自叹气。
接下来整个市委放下手中工作，紧急行动起来，一是通知南城区相关领导立刻到市委；二是公安机关做好备勤，随时准备前往市委；三是请以前锁厂领导来到广场，做劝解工作；四是请工人代表到市政府办公室，市委市政府听他们的诉求。
经过锁厂工人们现场推荐，蒲小兵、小团姐等五位代表走进市政府办公室。今天来到广场的工人都是被蒲小兵等人组织起来的，以前最活跃的、代表锁厂的那些人迫于压力，闭门不出，不敢在广场边来露面。
自从工人们开始与大河坝政府发生冲突以后，汪洪峰就意识到大事不好。从锁厂破产到现在，接近七八年时间，锁厂工人们由一个有组织的集体变成了真正的一盘散沙，为了生活，各人顾各人。这一次危房改造成了一个导火索，点燃了工人的怒火，让一盘散沙的工人们重新聚了起来。
汪洪峰看到全厂工人穿上老制服，不是觉得工厂重新崛起，而是感觉害怕。
12日那天，最基层的工人们来到以前的中干楼，将老厂长汪洪峰的几个铁杆兄弟叫出来问话，个别人还挨了拳脚。汪洪峰在南城建筑上班，没有与工人相遇。他不敢回厂区，躲到儿子汪波涛家里。他原本准备到南州亲戚家避一避风头，没有料到南州那边正在开展防治非典工作。南州亲戚讲明了情况：这个时候凡是外人进入社区，肯定要被隔离，明确希望他不要来。
汪洪峰便让儿子送自己回老家隔房兄弟家里避风头。
汪波涛到单位点了卯，以给父亲看病为理由，请了半天假。正准备离开时，又被一件推托不了杂事缠住了脚，到了十点半，这才开车回家，准备送父亲到农村老家。
车刚开出家门不久，公路被一群人堵住。这群人背对着车辆，围成一圈。汪波涛不耐烦地按了几声喇叭。这几声喇叭提醒了行人，有人过来敲窗，道：“前面有人打架。”
汪波涛从单位出来，穿警服，开警车，没有办法旁观。他下了车，分开人群，吼道：“干什么？都住手。”
挨打的是锁厂以前的陈副厂长。锁厂破产以后，这位陈副厂长便在外面做生意，平时基本不和锁厂的人接触。他生意做得挺不错，日子滋润，早将锁厂丢在脑后，警惕心不免下降。今天看到了许多穿锁厂制服的工人走在街上，陈副厂长不免好奇，凑了上来。这位副厂长在职期间，便是工人口传的“贪官”，今天鬼使神差地凑到工人队伍前，几句话不对，便挨上愤怒的拳头。
工人们见到警察，停了手，闪在一边。
这位副厂长认识汪波涛，捂着脸，来到警车前，希望熟人讨个公道。汪波涛哪里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捅马蜂窝，敷衍道：“陈厂长，你先回家。现场人太多，改天处理。”他拉开车门，准备上车。
副厂长眼尖，在汪波涛拉开车门时，瞧见坐在车里的汪洪峰，大声道：“汪厂长，你眼睁睁看着我挨打，都不下车。”
陈副厂长在工厂破产后，从不在厂区出现，已经被工人淡忘了。但是汪洪峰是一把手厂长，住在厂里，在危房改造工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成为工人眼中的敌人。
听到“汪厂长”三个字，群情激愤的工人们便围了过来。无数人吼道：“汪洪峰，你龟儿子出来，说清楚。”
有性急的工人打开车门，拉扯汪洪峰。
江波涛是老公安了，脾气不小，道：“干什么，你们干什么，退一边去。”他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正在拉父亲衣领，便抓住老工人手腕，用力反扭。
这是标准擒拿动作，老工人手关节被反扭，只得将汪洪峰放掉。汪波涛推了一把这个老工人，道：“回家呆着，别来扰乱治安。”
老工人被壮汉被推连退几步，坐在地上。他本身有高血压，被推倒在地上后，血压更高，头脑昏沉，倒地不起。
这本是一个意外，汪波涛没有想把老工人推倒，其目的是让老工人放开自己父亲。可是愤怒的工人们聚在一起，人多力量大，也容易失去理性。几十名穿着制服的工人们将警车围住，后面还有数百年有男有女、有老年有中年的工人，相继发出怒吼。
汪波涛为了维护父亲，结果父子俩都挨了拳脚。
曾阿姨老公老肖也在队伍中。他平时行走不便，很少外出。今天他特别兴奋，坚持要参加活动。为了参加活动，他用几层纱布将脚裹住，穿上了以前的劳保皮鞋，又带上拐杖，这才勉强跟上队伍。
现场越闹越大，除了工人外，还有许多闲人围观。很多人抱膀子不怕柱大，大声喝打，甚至还呼起口号。现场气氛反过来刺激了工人，让他们血脉贲胀。自从进入九十年代，锁厂工人们便一点一点丧失了国营工人的优越感，这种丧失是全方位的，不仅是经济上、从社会地位，还从心理上全面丧失优越感。
这口气窝了很多年，今天终于发泄出来。
群体性事件很多时间没有道理可讲，群体是受无意识动机支配，影响他们行为的往往是脊髓神经，而不是大脑。
一个工人与汪波涛抓扯，迅速演变成一群人围打江波涛。
老厂长汪洪峰被拉下了车，被一群女人怒骂。
大队警察过来之时，警车已经被推翻，四轮朝天。汪波涛警衣被撕破，脸上有血迹。当警察列队准备将汪洪峰带走时，一根拐杖敲了过来，打在汪洪峰后背。
汪洪峰年龄也不小了，被以前手底下的工人在大街上围攻，身体和精神受到双重打击。这根拐杖敲在背上时，汪洪峰哇地吐了一口血，软倒在地。
事情发展到此，不可收拾。
为了让局面平静下来，警察没有抓捕打拐杖的老工人。人群中的便衣用摄像机录下了整个过程。
事态随即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汪洪峰在前往医院的途中，突发心肌梗塞，没有到达医院就去世了。
消息以最快速度传到了市委。市委做出四项决定：第一，这是刑事案件，走法律渠道，谁的责任，谁将为此负法律责任；第二，锁厂工人的正当权利要得到保障，只要不违背法律和政策，尽量满足工人要求，绝对不能在非典期间在出群体性事件；第三，南城区要为这起群体事件负责，如果有行贿受贿行为，严惩。
市委做出的决定，让工人代表与政府的座谈相当顺利，达成了一项简单协议：继续按照《高州市锁厂片区危房改造搬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规定，南城区政府完成房屋征收、地上建筑物和附属物拆迁，将净地依法依规交给开发企业。开发企业为江南地产。
看罢达成的协议，市委书记拍了桌子，摔坏杯子，在送到身边的协议副本上批示：“工人们的要求一点都不高，合情合理。但是，就是这种合情合理的要求，硬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逼出了一件惊动省委的群体性事件，市纪委牵头，严查，绝不能估息破坏高州建设和安定团结局面的犯罪分子。”
当天夜里，两辆蓦然警车悄悄来到锁厂，敲开曾阿姨的家门。
“谁是肖家强？”
“我是。”
“今天是你用拐杖打人。”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是我打的。”
“请你配合公安调查。”
曾阿姨老泪纵横，对带队警察道：“我家老头是严重糖尿病，眼睛几乎是看不见了，脚也坏掉了。”
带队警察没有意识到糖尿病并发症的严重性，道：“脚不好，我相信。眼睛看不见了，还用拐杖打人？”
肖家强平静地道：“当时汪洪峰从我面前走过，我见到一个模糊的影子。他当了多年厂长，我不会认错。顺手敲了他一下，没有想到他这么不禁敲。一命抵一命，我打了人，赔一条命给老厂长就行，反正活起也受罪。”
由于锁厂刚闹出群体事件，过来执行抓捕任务的警察非常谨慎。他们不愿意长时间停留，将肖家强带上警车。曾阿姨追了过来，道：“他有糖尿病，要吃药，否则出人命。”
一个年轻警察接过一个小袋子，上车后，顺手放到一边。肖家强两眼更昏花，伸手看不到五指，而且双腿恶化得很快，身体极度难受。他自知活不了多久，异常平静。下车时，他提醒道：“我感觉身体很恼火，如果死在你们那里，你们有没有责任？如果有责任，把我送回家吧，我这个样子，跑不脱。我也不会跑。”
年轻警察刚刚从警官大学培训归来，进入刑警队不久，对肖家强的话没有足够警惕性。另一位老警察觉察到肖家强状态不对，准备暂时将其留置在刑警支队过一夜，等到明天请示领导，再作安排。他们为了避免肖家强真的出现问题，特意开了一间条件比较好的值班室，让肖家强休息。
凌晨两点，肖家强出现不适。年轻刑警赶紧到车上找药袋。找回来时，肖家强已经不行了，送至医院后去世。经诊断，肖家强是糖尿病心脑血管并发症，引起脑部大量出血，医院回天乏力。
这是涉及到锁厂稳定的大问题，市公安局不敢耽误，立刻分别上报了市委、市府值班室。
凌晨两点十五分，相关市领导回到会议室，研究应对方案。公安局局长在会上被领导痛骂：“明明是如此严重的糖尿病，眼睛看不见，行走困难，收集证据就行了，为什么要带回支队。真是猪脑子。”
这注定是一个许多人的难眠之夜。
当锁厂老工人们得知肖家强死亡消息时，工人们刚刚平复的情绪又炸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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