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3-06章 召公虎 • 壹（下）
方兴知道，召公虎寻访兮吉甫许久，为的便是今日这番促膝长谈、虚心求策，而身边的仲山甫更是意外的收获，老太保好久未曾像今日这般谈兴甚浓。
老太保道：“自共、夷、孝、懿四王以来，大周朝纲不振，四夷屡叛，国力渐落。周厉王即位后，颇有中兴之气象，可惜终在专利一策上功亏一篑。如今，新王即位，主少国疑，百废待兴，想请教二位贤士有何治世良方？”
见召公虎身份尊崇却礼贤下士，兮吉甫和仲山甫不敢怠慢，纷纷献策。
兮吉甫高屋建瓴：“大周如今之困局，可分内、外二策以解——内者，首要富国，次要强兵；外者，一攘四夷，二抚诸侯。”
召公虎大喜道：“愿闻其详！富国如何？强兵如何？”
兮吉甫道：“富国，乃解决内忧之本也。大周自公亶父起，历代先王前贤皆提倡以德治天下，以至后世诸王皆以为，只需施以德政，便可以垂拱而治天下大，此言谬也。”
方兴知道此言大悖常理，召公虎也是不解。
兮吉甫道：“此策还得垂询仲山兄，他曾言，国富方可治天下，国贫必然途穷。仲山兄遍览历代经济简牍，方知仓廪之实，才可牧四方之民、统御万方。”
召公虎称是，转而问仲山甫：“仲山先生，愿闻高见。”
仲山甫道：“太保，这还要从夏朝开始说。大夏虽一统中原，但国土狭小，唐都方圆不过百里。大禹治水后，夏人以农为生，百姓安居乐业，自然德治足矣。然有夏一朝战乱频仍，边患四起，何以故？并非德政有缺，而是王室积贫积弱、国小兵寡之故也。”
召公虎频频点头道：“此高见也！夏王朝之倾覆，确是因为小国寡民，失控于方国之故，这才被东方夷人领袖商汤所灭。”
仲山甫又道：“再说商朝，殷人渔猎为生，鸣条一战灭夏后，才占领肥沃中土。但殷人从不务农，而是大行货殖之道，或买或抢，攫取周边农耕部落出产之粮。久而久之，商王室越来越富，其四方诸侯却成了竭泽之鱼。
“商王朝立国之本有三——尚武、重商、崇巫。武力强则服偏远，财力盛则雄邦国，巫术兴则蔽民智，商朝国力登峰造极，疆域也达夏朝数倍。然而商王室屡屡迁都，早商迁都八次，晚商迁都五次，可知何故？”
召公虎道：“此事历来众说纷纭，有人云乃水患频仍之故，有人云乃王位倾轧之故，莫衷一是。”
仲山甫摇了摇头：“非也，商人迁都，只有一个原因——缺粮！”
“缺粮？”召公虎沉吟。
仲山甫道：“正是！我们周人安土重迁，以耕种为国本，不离故土。可商人不同，他们四海为家，逐利而迁，故而哪里有粮食便迁都于彼。长此以往，贩粮者越多，种粮者越少，岂不坐吃山空？
“直到盘庚迁殷，才重新重农，此后再未迁都。盘庚在位之时，商王朝转危为安，王位传到其侄武丁手中，国力到达鼎盛，八方来朝、四夷宾服，这都是盘庚王迁都中兴的功劳！”
召公虎道：“夏有少康中兴，商有武庚中兴，如今大周也已非中兴不可，我辈当以史为鉴也！如此强盛的商王朝，后来是如何颠覆？”
仲山甫道：“古人云‘盛极必衰’，商朝之覆灭，后人往往简单归咎为周王无道，太过武断。商朝富甲天下，纣王南征北战至北海、南海，造鹿台、肉林酒池，如此奢靡，国力尚未穷尽。”
召公虎若有所思：“那又是何故倾颓？”
仲山甫道：“非为经济，乃是人祸。殷初三权合一——商王身兼殷军统帅、商盟领袖、巫教教主。可到了商末，先是祖甲改制，其后诸王又疏远巫教，分裂商盟，立国三大支柱分崩离析，四方也叛乱不断，牧野一战，败于大周之手。”
兮吉甫道：“太保去岁在给厉天子柩谥之时，所献《荡》诗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兮先生博闻强识，孤甚佩服，”召公虎又问仲山甫道，“大周开国以来，经济如何？”
“仲山献丑，姑妄言之，”仲山甫顿了顿，继续道，“自先祖后稷开始，大周以农为本，几经辗转后定都关中平原沃土。武王伐纣，以弱胜强，但天下国土还有三分之二在殷商遗留手中。于是，周公旦推行分封制，让兄弟、子弟、功臣们裂土封侯。
“说是裂土，其实只是空头承诺而已，封地还在殷商余孽手中，需要新诸侯们白手起家，去把许给自己的地盘抢夺回来。而诸侯们安心经营封国，再将收成按口率缴纳天子、进贡称臣。然而，时至今日造成大周困局者，恰恰又是因分封制度而起……”
召公虎若有所思，沉默不语。
仲山甫接着道：“大周初年，地广人稀，亩产足以养天下之民；而如今两百年过去，大周人口增长十倍，而天下良田却无增益，逢今大旱，自是民不堪苦。加之有不良奸商屯粮居奇，赚取大笔差价，发国难财。”
召公虎问道：“大周重农抑商，不知此等商人是大周国人，还是商朝余孽？”
仲山甫道：“兼而有之。货殖之利，数倍于农耕，自古好利之人甚多，岂能禁绝。而何况，商朝覆灭之后，据说巫教与商盟并未瓦解，而是转入地下，近年来颇有死灰复燃之势。”
谈及巫教和商盟，召公虎神色大变，方兴也是心有余悸。
召公虎道：“如此说，奸商竟能影响天下大势？”
仲山甫接着道：“套利商人固然可恶，但也只是疥癞之患而已。真正的沉疴痼疾，而是在各诸侯国身上。”
召公虎道：“何以见得？”
“各诸侯国始封国君大多有为，开启山林，但传到后代手中，大多锦衣玉食、生而富贵，自然好逸恶劳，乃至坐吃山空。而诸侯国内，仍要不断给小宗、卿大夫分封土地，诸侯之土有限，随着人口增多，定然日渐潦倒。而诸侯国能进贡的贡赋一少，周王室也日渐穷困，此乃恶性轮回。”
召公虎忧心道：“此事孤亦忧虑，如此下去，诸侯国又当如何？天子又当如何？”
仲山甫道：“长此以往，诸侯国间必将撕破脸皮，互相倾轧征伐，不堪设想。”
“若要改变现状，仲山先生可否有良策？”
“早有一策，可惜胎死腹中。”
“何策？”
仲山甫叹道：“太保恕罪，便是前朝厉天子的专利之策！”
召公虎倒吸一口凉气：“专利之策？”
仲山甫道：“厉天子为此策背负了一生骂名，实属冤屈。其之好利，非为一己之私，而是为大周社稷和天下黎民。周厉王之逐利，恰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为民争利。”
方兴脱口而出：“为民争利？”这个说法倒是很新颖。
仲山甫道：“专利之策前，国人宁愿荒废公田，也要争先恐后去攫取山林川泽之利以贩卖，这不是走回商朝亡国的老路吗？等天下无粮可收，难道要抱着财帛饿死么？而厉天子让王室专此利，便是要禁止这种饮鸩止渴之事。
“只有大周收回山林川泽之利，才能让百姓安于耕作，这样才能真正让国家强大、百姓富足。也只有国富兵强，才能内服诸侯、外镇四夷，百姓安居乐业。待百姓富足，才能缴纳王室贡赋、投身王师从戎，威服不臣。”
仲山甫的一席话，召公虎如痴如醉。
老太保自省道：“起初，孤也认为厉天子专利之策倒行逆施、与民争利，可当孤与周定公共和执政之后，当家才知柴米贵，大周财政的捉襟见肘，若非厉王专利之策的积淀，哪有十四年共和的波澜不惊。”
兮吉甫附和道：“国人暴动之错，错不在专利，而在卫巫。厉天子因此流亡，也不代表专利改革失败。”
方兴始终一言不发，他听兮吉甫、仲山甫二人对周厉王评价如此之高，不禁热泪盈眶，心想：如果那日在彘林之中，老胡公听到如此高论，也会将此二人引为人生知己吧！
只可惜，斯人已逝，周厉王的是非功过，只得留于后人评说。
召公虎对二人越来越恭谨，继续求教道：“仲山先生，敢问荣夷公其人如何？”
方兴心中一凛，此人当初是国人心目中的首恶，国人暴动的爆发，正是以杀荣夷公“清君侧”为原点。
仲山甫道：“策是好策，然而他给厉天子开的药方太过刚猛、强烈，少了缓和、调剂之术，故而见效虽快，但后患无穷。”
召公虎不由前倾垂询：“那依仲山先生之高见，又当如何？”
仲山甫反问道：“大周立国后，太过急于同殷商遗民划清界限，一味重农抑商，此后十世周王都奉此为圭臬，至今不易此国策，可否有此事？”
召公虎道：“确有此事，此乃大周不成文之规。”
仲山甫道：“恕仲山直言。商人游走四方，逐利而生，此为商之本也，实难胜禁。以旱灾作比，丰年之地粮足仓满，灾年之地饿殍遍地，若非商人逐利，又有谁愿意在两地来回运粮？此时抑商，实则抑民也！不再一味抑商，此富国之策一也！”
召公虎沉吟片刻道：“先生之言，醍醐灌顶！是大周抑商国策太过狭隘也。”
仲山甫接着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林、川泽、渔盐、牧猎之利，本应归国有，此乃正道，非朝廷与民争利，反倒是国人与朝廷争利。本末不倒，此富国之策二也！”
召公虎道：“金玉良言，孤悔之晚矣！”
仲山甫道：“仲山栖身市井之中，深知吏治腐朽——治税者中饱私囊，漏税者招摇过市。不患寡而患不均，若不杜绝蠹虫，早晚必乱。且大周税制落后，只对田亩征税，而今务农者日寡，多耕私田、少耕公田，王室又去哪收税？整饬税制，此富国之策三也！”
召公虎频频点头：“孤远离市井商情，真失职也。”
“此乃大司徒之失也，太保不必自责，”仲山甫又道，“再者，币制乃货殖之本，大周一统中原却未一统货币，诸侯、王室、四夷货币大不相同，自有钻营小人行不轨之事以牟利。统一币帑，此富国之策四也！”
召公虎听罢仲山甫之四策，大喜过望，忙道：“佩服佩服！”
方兴欢欣鼓舞，仲山甫治财之策虽然势利，甚至多悖周礼，但如今穷则变、变则通，正是不破不立之时。若他是太保，绝不让仲山甫埋没市井，若能请他为大周管理财政，即便背上荣夷公般的骂名，也势在必行。
老太保道：“自共、夷、孝、懿四王以来，大周朝纲不振，四夷屡叛，国力渐落。周厉王即位后，颇有中兴之气象，可惜终在专利一策上功亏一篑。如今，新王即位，主少国疑，百废待兴，想请教二位贤士有何治世良方？”
见召公虎身份尊崇却礼贤下士，兮吉甫和仲山甫不敢怠慢，纷纷献策。
兮吉甫高屋建瓴：“大周如今之困局，可分内、外二策以解——内者，首要富国，次要强兵；外者，一攘四夷，二抚诸侯。”
召公虎大喜道：“愿闻其详！富国如何？强兵如何？”
兮吉甫道：“富国，乃解决内忧之本也。大周自公亶父起，历代先王前贤皆提倡以德治天下，以至后世诸王皆以为，只需施以德政，便可以垂拱而治天下大，此言谬也。”
方兴知道此言大悖常理，召公虎也是不解。
兮吉甫道：“此策还得垂询仲山兄，他曾言，国富方可治天下，国贫必然途穷。仲山兄遍览历代经济简牍，方知仓廪之实，才可牧四方之民、统御万方。”
召公虎称是，转而问仲山甫：“仲山先生，愿闻高见。”
仲山甫道：“太保，这还要从夏朝开始说。大夏虽一统中原，但国土狭小，唐都方圆不过百里。大禹治水后，夏人以农为生，百姓安居乐业，自然德治足矣。然有夏一朝战乱频仍，边患四起，何以故？并非德政有缺，而是王室积贫积弱、国小兵寡之故也。”
召公虎频频点头道：“此高见也！夏王朝之倾覆，确是因为小国寡民，失控于方国之故，这才被东方夷人领袖商汤所灭。”
仲山甫又道：“再说商朝，殷人渔猎为生，鸣条一战灭夏后，才占领肥沃中土。但殷人从不务农，而是大行货殖之道，或买或抢，攫取周边农耕部落出产之粮。久而久之，商王室越来越富，其四方诸侯却成了竭泽之鱼。
“商王朝立国之本有三——尚武、重商、崇巫。武力强则服偏远，财力盛则雄邦国，巫术兴则蔽民智，商朝国力登峰造极，疆域也达夏朝数倍。然而商王室屡屡迁都，早商迁都八次，晚商迁都五次，可知何故？”
召公虎道：“此事历来众说纷纭，有人云乃水患频仍之故，有人云乃王位倾轧之故，莫衷一是。”
仲山甫摇了摇头：“非也，商人迁都，只有一个原因——缺粮！”
“缺粮？”召公虎沉吟。
仲山甫道：“正是！我们周人安土重迁，以耕种为国本，不离故土。可商人不同，他们四海为家，逐利而迁，故而哪里有粮食便迁都于彼。长此以往，贩粮者越多，种粮者越少，岂不坐吃山空？
“直到盘庚迁殷，才重新重农，此后再未迁都。盘庚在位之时，商王朝转危为安，王位传到其侄武丁手中，国力到达鼎盛，八方来朝、四夷宾服，这都是盘庚王迁都中兴的功劳！”
召公虎道：“夏有少康中兴，商有武庚中兴，如今大周也已非中兴不可，我辈当以史为鉴也！如此强盛的商王朝，后来是如何颠覆？”
仲山甫道：“古人云‘盛极必衰’，商朝之覆灭，后人往往简单归咎为周王无道，太过武断。商朝富甲天下，纣王南征北战至北海、南海，造鹿台、肉林酒池，如此奢靡，国力尚未穷尽。”
召公虎若有所思：“那又是何故倾颓？”
仲山甫道：“非为经济，乃是人祸。殷初三权合一——商王身兼殷军统帅、商盟领袖、巫教教主。可到了商末，先是祖甲改制，其后诸王又疏远巫教，分裂商盟，立国三大支柱分崩离析，四方也叛乱不断，牧野一战，败于大周之手。”
兮吉甫道：“太保去岁在给厉天子柩谥之时，所献《荡》诗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兮先生博闻强识，孤甚佩服，”召公虎又问仲山甫道，“大周开国以来，经济如何？”
“仲山献丑，姑妄言之，”仲山甫顿了顿，继续道，“自先祖后稷开始，大周以农为本，几经辗转后定都关中平原沃土。武王伐纣，以弱胜强，但天下国土还有三分之二在殷商遗留手中。于是，周公旦推行分封制，让兄弟、子弟、功臣们裂土封侯。
“说是裂土，其实只是空头承诺而已，封地还在殷商余孽手中，需要新诸侯们白手起家，去把许给自己的地盘抢夺回来。而诸侯们安心经营封国，再将收成按口率缴纳天子、进贡称臣。然而，时至今日造成大周困局者，恰恰又是因分封制度而起……”
召公虎若有所思，沉默不语。
仲山甫接着道：“大周初年，地广人稀，亩产足以养天下之民；而如今两百年过去，大周人口增长十倍，而天下良田却无增益，逢今大旱，自是民不堪苦。加之有不良奸商屯粮居奇，赚取大笔差价，发国难财。”
召公虎问道：“大周重农抑商，不知此等商人是大周国人，还是商朝余孽？”
仲山甫道：“兼而有之。货殖之利，数倍于农耕，自古好利之人甚多，岂能禁绝。而何况，商朝覆灭之后，据说巫教与商盟并未瓦解，而是转入地下，近年来颇有死灰复燃之势。”
谈及巫教和商盟，召公虎神色大变，方兴也是心有余悸。
召公虎道：“如此说，奸商竟能影响天下大势？”
仲山甫接着道：“套利商人固然可恶，但也只是疥癞之患而已。真正的沉疴痼疾，而是在各诸侯国身上。”
召公虎道：“何以见得？”
“各诸侯国始封国君大多有为，开启山林，但传到后代手中，大多锦衣玉食、生而富贵，自然好逸恶劳，乃至坐吃山空。而诸侯国内，仍要不断给小宗、卿大夫分封土地，诸侯之土有限，随着人口增多，定然日渐潦倒。而诸侯国能进贡的贡赋一少，周王室也日渐穷困，此乃恶性轮回。”
召公虎忧心道：“此事孤亦忧虑，如此下去，诸侯国又当如何？天子又当如何？”
仲山甫道：“长此以往，诸侯国间必将撕破脸皮，互相倾轧征伐，不堪设想。”
“若要改变现状，仲山先生可否有良策？”
“早有一策，可惜胎死腹中。”
“何策？”
仲山甫叹道：“太保恕罪，便是前朝厉天子的专利之策！”
召公虎倒吸一口凉气：“专利之策？”
仲山甫道：“厉天子为此策背负了一生骂名，实属冤屈。其之好利，非为一己之私，而是为大周社稷和天下黎民。周厉王之逐利，恰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为民争利。”
方兴脱口而出：“为民争利？”这个说法倒是很新颖。
仲山甫道：“专利之策前，国人宁愿荒废公田，也要争先恐后去攫取山林川泽之利以贩卖，这不是走回商朝亡国的老路吗？等天下无粮可收，难道要抱着财帛饿死么？而厉天子让王室专此利，便是要禁止这种饮鸩止渴之事。
“只有大周收回山林川泽之利，才能让百姓安于耕作，这样才能真正让国家强大、百姓富足。也只有国富兵强，才能内服诸侯、外镇四夷，百姓安居乐业。待百姓富足，才能缴纳王室贡赋、投身王师从戎，威服不臣。”
仲山甫的一席话，召公虎如痴如醉。
老太保自省道：“起初，孤也认为厉天子专利之策倒行逆施、与民争利，可当孤与周定公共和执政之后，当家才知柴米贵，大周财政的捉襟见肘，若非厉王专利之策的积淀，哪有十四年共和的波澜不惊。”
兮吉甫附和道：“国人暴动之错，错不在专利，而在卫巫。厉天子因此流亡，也不代表专利改革失败。”
方兴始终一言不发，他听兮吉甫、仲山甫二人对周厉王评价如此之高，不禁热泪盈眶，心想：如果那日在彘林之中，老胡公听到如此高论，也会将此二人引为人生知己吧！
只可惜，斯人已逝，周厉王的是非功过，只得留于后人评说。
召公虎对二人越来越恭谨，继续求教道：“仲山先生，敢问荣夷公其人如何？”
方兴心中一凛，此人当初是国人心目中的首恶，国人暴动的爆发，正是以杀荣夷公“清君侧”为原点。
仲山甫道：“策是好策，然而他给厉天子开的药方太过刚猛、强烈，少了缓和、调剂之术，故而见效虽快，但后患无穷。”
召公虎不由前倾垂询：“那依仲山先生之高见，又当如何？”
仲山甫反问道：“大周立国后，太过急于同殷商遗民划清界限，一味重农抑商，此后十世周王都奉此为圭臬，至今不易此国策，可否有此事？”
召公虎道：“确有此事，此乃大周不成文之规。”
仲山甫道：“恕仲山直言。商人游走四方，逐利而生，此为商之本也，实难胜禁。以旱灾作比，丰年之地粮足仓满，灾年之地饿殍遍地，若非商人逐利，又有谁愿意在两地来回运粮？此时抑商，实则抑民也！不再一味抑商，此富国之策一也！”
召公虎沉吟片刻道：“先生之言，醍醐灌顶！是大周抑商国策太过狭隘也。”
仲山甫接着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林、川泽、渔盐、牧猎之利，本应归国有，此乃正道，非朝廷与民争利，反倒是国人与朝廷争利。本末不倒，此富国之策二也！”
召公虎道：“金玉良言，孤悔之晚矣！”
仲山甫道：“仲山栖身市井之中，深知吏治腐朽——治税者中饱私囊，漏税者招摇过市。不患寡而患不均，若不杜绝蠹虫，早晚必乱。且大周税制落后，只对田亩征税，而今务农者日寡，多耕私田、少耕公田，王室又去哪收税？整饬税制，此富国之策三也！”
召公虎频频点头：“孤远离市井商情，真失职也。”
“此乃大司徒之失也，太保不必自责，”仲山甫又道，“再者，币制乃货殖之本，大周一统中原却未一统货币，诸侯、王室、四夷货币大不相同，自有钻营小人行不轨之事以牟利。统一币帑，此富国之策四也！”
召公虎听罢仲山甫之四策，大喜过望，忙道：“佩服佩服！”
方兴欢欣鼓舞，仲山甫治财之策虽然势利，甚至多悖周礼，但如今穷则变、变则通，正是不破不立之时。若他是太保，绝不让仲山甫埋没市井，若能请他为大周管理财政，即便背上荣夷公般的骂名，也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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