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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7求降

    从首辅值房出来,魏广德回到自己值房,就直接提笔给工部下了条子,要求他们重新讨论胶莱运河和迦运河之利弊,同时对两条运河所需耗费进行大致估算。

    惟一单独注明的,就是迦运河按照五年时间,利用农闲时间开凿而不是如这时期朝廷其他河工那样,一次性征集大批民夫连日连夜赶工,争取最短时间完成的模式。

    条子写好后,魏广德把条子交给芦布,让他派人送往工部,直接交到尚书朱衡手中。

    魏广德不知道的是,今日不经意的意见以及和张居正在值房里发生的争论,对大明的历史走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原本历史上,自弘治年后,黄河逐渐频繁地于归德、曹、单和丰县一带向东决口,洪水漫淹鱼台、沛县一带泗河,运道屡被淤塞,山东南部运河不再畅通。

    时任工部及总河都御史翁大立于隆庆三年和四年,先后三次向朝廷奏言:改开新渠,以避黄泛。

    “于梁山以南别开一新渠,以避秦沟、浊河之险.比来河患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故先欲开泇河口以远河势。经久之策……在开泇河以避洪水”。

    翁大立的建议,当时不仅未被采纳,自己还因延误漕运而获罪罢官。

    然而自他开始,却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七年的“泇河之议”。

    隆庆五年四月,黄河又在邳州决口。

    这时工部尚书朱衡又奏请开泇河,于是朝廷命礼科给事中雒遵前去勘察。

    雒遵勘察后上言,开泇河虽然取道便捷,但施工实在艰难,并列举了“开泇三难”。

    隆庆皇帝看了这个奏议,下令再次勘查。

    这一次,总河都御史万恭回来后对朱衡讲述所见所闻,让朱衡转变了看法。

    奏报开泇“有三难,大略如遵指”,并说现在的漕河已经畅通了,徐、邳之间堤高水深,不必再另行开河了。

    这个奏报再加上万恭提出的“开泇六难”、“永罢开泇之策”之议等,使朝廷上反对开泇的意见占了上风,这样开挖泇河的事也就作罢了。

    朱衡当着魏广德的面再次提出开迦运河,其实也是相对于胶莱运河,开凿迦运河要实际一些。

    最起码,新河完工后可供漕船通行,而不是如胶莱运河般,因为水量关系只能过吃水较浅的船舶。

    时光又至万历三年二月,时任总河都御史的傅希挚再次上疏朝廷,重提开挖泇河。

    他在《开泇疏》中系统阐明,治理黄河应当从它最大的祸患着眼,一定要使它从根本上得到治理。

    傅希挚在疏中批驳了开挖泇河的“三难”之说,称自己派钻探、测量和绘图的专人到“三难”的地方逐个勘察,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解决上述难题。

    傅希挚关于开挖泇河的奏疏,详细写明了解决办法,如此深入详实、精准透辟,入情入理,势如高屋建瓴,实为一篇治水理论的杰作,这与一些官员奏章中常有的那种空泛、教条、庸冗之风,形成鲜明对照。

    其基于实际的真知灼见,产生了强烈的说服力,这不能不使当时的万历皇帝为之赞赏。

    万历看后,即命工部都给事中侯于赵,会同傅希挚和巡漕御史刘光国,共同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议案来回报。

    开挖泇河之役,看似已经说动了万历皇帝的心,即可成为现实。

    然而,侯于赵实地查看后,却提出了一些实际的问题,认为应该先开凿良城伏石,事先修好丰、沛的堤防,再慢慢商议动工开挖泇河的事。

    主管此事的工部在呈报中的说法,也与侯于赵一样,“谓开泇非数年不成,当以治河为急”。

    万历皇帝听后,很不高兴。

    责备侯于赵等人阻碍这件事,对其勘察的奏议表示质疑,并说这和傅希挚的奏议大不相同,指责他们是“不能靠其办成大事的人”。

    但实际上仍听任了他们“先治黄河后开泇“的想法,使开泇之议再次泡汤。

    至此,“开泇河”之议已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对朝廷来说拿不起又放不下,朝臣们对此更是忌惮慎言,再不敢触碰这个话题。

    这种情况持续到万历二十一年,黄河又决口下漫沛县、徐州,漕运再次被阻。

    当时舒应龙任总河尚书,他借宣泄微山湖及其鱼台等县积水的议题,奏准在韩庄开一支渠,从韩庄向东,引湖水经过彭河走泇。

    韩庄支渠开挖虽然仍没有解决运河避开黄淤的问题,但它却在很大意义上揭开了开挖泇河的帷幕。

    之后在万历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黄河大水之际,黄河又在徐州黄堌决口,河道向南迁移,徐州、吕梁以下河段几乎断流。

    到此时,开挖迦运河已经由考虑变成必须,朝中大臣这才开始支持此议。

    在刘东星主持下,于原来舒应龙开挖的韩庄支渠基础上,对河槽加宽加深。

    刘东星排除种种困难,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开通了泇河。

    并于韩庄向北在湖东开河四十五里,以便纤挽船只,避免湖中行船风险。

    泇河虽然初步开通,但尚不能通运,仅能通行小船:“河身尚浅,水二、三尺不等,江浙、湖广粮船重大,艰以通航”。

    万历三十一年,时任总河侍郎的李化龙再一次提出开挖泇河通运,并于次年正月上《请开泇河酌浚故道疏》,其中提出开泇河的“六善”、“二不疑”说,更全面阐述了开泇通运和避黄的必要性及益处,言之具体而现实,深得万历皇帝的赞成。

    诏命即刻集中力量开工,为漕运大计做好长远的打算。

    李化龙循旧迹,自夏镇南李家口向东经种口,渐转东南郗山,至韩庄折向东,经台儿庄转东南至邳县直河口入黄河,全长二百六十里,统称泇河,至万历三十二年五月通航。

    至此,后世可见的京杭大运河才算彻底确定下来,直到新中国建立,运河依旧保持着现在的河道,再未改变。

    实际上,迦运河的开通,基本上解决了黄河水患对漕运的阻碍,用清代治河专家、河道总督靳铺的评价说:“有明一代治河,莫善泇河之绩。既避黄河之险,又资泉湖之利”。

    综观明代围绕山东南部的治河保运,朝廷大臣在主张上形成两派:即“借黄行运”派与“避黄行运”派。

    “避黄行运”派的主张从翁大立、傅希挚、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等人的议奏中,已看得比较清楚。

    主黄派以潘季驯、万恭、常居敬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当时的根本问题是黄河,只要集中全力把黄河治好,既可以使百姓摆脱黃祸,又可以借黄行运。

    潘季驯在万历年间开始尝试用束水攻沙法,治理徐淮黄河的成功经验证明,黄河淤塞运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不必分散力量再开新河。

    在“泇河之议”中,以潘季驯为代表的主黄派反对开泇河。

    在泇河开通之后,他们又认为开挖泇河是不成功的,严重贻误了对黄河的治理。

    虽然泇河开成以后,泇河经常河浅没水,而到夏秋就受沂河、武河和京河的山洪冲击,出现大量淤沙。

    泇河新渠在明末又不断进行了拓展、疏浚,其建置不断完善。

    到了清代,完全接受了开挖泇河的成果,并把它作为京杭运河的主航道,旧运道被完全废弃。

    而现在,大明万历年间河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魏广德坚持下,迦运河避免了此后长达二十年的争论,在其推动下直接进入明廷视野。

    当晚,朱衡就到了魏广德府邸,他来自然是要问清楚内阁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思考过了,与其再次尝试胶莱运河,不如开挖新河渠,避开黄河之险。”

    魏广德对朱衡解释自己的理由,“在张居正心里,依旧是漕运的重要性远大于海运,我在内阁话语权不如他重,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

    支持开挖迦运河,保住漕运畅通,对朝廷有利。

    迦运河开工,不代表黄河就不治理,在我想来,黄河依旧要治,只是这次只是治水,和保运没有任何关系,想来对于治水之人来说,承担的责任就要小一些。”

    “五年?”

    在朱衡问询的时候,魏广德给了肯定的回答。

    “工程浩大,需要求稳,第一年主要是再次确认开河的可能性。

    之前你说存在一些难题急需解决,工部要召集水工方面行家商议解决。

    该筑堤的筑堤,该凿石的凿石,务必把准备工作完成。

    周边水系要详细调查,对调水也要有详细的计划,切不可因为水量影响行船.”

    魏广德把自己考虑统统向朱衡解释一遍,最后才说道:“这些年漕运因为黄河水患屡屡断航,我希望迦运河建成后,漕运能保持持续顺畅。

    只是黄河过水时,稍稍停留数日还可接受,但若因此断航是断不能接受的。”

    朱衡闻言想了想才说道:“既如此,那我抽空亲自走一趟,带人先实地查勘一番。”

    “心中没底?”

    魏广德闻言失笑道。

    “自嘉靖四十五年完工新渠后,我就再未去过,没亲眼见到,我也不敢拍着胸脯说能行。”

    朱衡苦笑道。

    他算是明白了,迦运河能不能行,貌似已经涉及到魏广德和张居正之间私下里一次斗法。

    魏广德不想输给张居正,条件就是迦运河可行。

    否则,以后张居正和魏广德关于朝政,但凡有纷争,今日之事都可能成为张居正攻击魏广德的理由。

    那就是有前车之鉴,你魏广德反对他的意见,但你的办法也行不通,不比他张居正的办法好。

    于是第二日,朱衡就以工部部议上奏,欲前往南直隶,实地查勘迦运河走向。

    奏疏到了内阁,魏广德很快批“可”,随后送入宫中批红。

    小半月后,魏广德又请假一日,前往通州码头接回妻儿。

    魏广德自隆庆六年受急旨赶回京城到现在,夫妻已经一年未见,此番想见自有千言万语难诉思念之情。

    带着俩孩子上了马车回京城,一路讲述近年过往,不知不觉就到了家门口。

    次日回到内阁办差,就收到兵部公文。

    上次戚继光的战报只是讲述战果,并未把整场战事详细汇报,而这次的公文则比较详细,不仅讲述了战斗经过,最后还上奏,朵颜部首领董狐狸率部众二百余人叩关求降,请朝廷定夺如何处置。

    即万历元年春,董狐狸亲率侄子长昂集中朵颜部几乎全部家底,数万部众骚扰蓟镇未果后,在秋高马肥之际,再次由其弟董长秃率部饶边。

    朵颜部先在喜峰口外借口“邀赏”,在周边大肆烧杀抢掠,企图诱明军出塞。

    可他们显然低估了明军战力,戚继光闻讯后立刻出兵,在喜峰口外重创朵颜部前哨。

    一计不成,朵颜部索性重兵攻打董家山要塞,这次戚继光也集中重兵,命令董家山守军主动出击,又让北面榆木要塞守军从后路夹击,硬碰硬的和朵颜骑兵打一场野战。

    明军先以战车阻遏蒙古骑兵,再以火炮轰击,朵颜骑兵在明军炮火下大乱,明军步兵趁势冲锋,骑兵两翼包抄,迅速冲乱了蒙古骑兵军阵。

    朵颜部苦心筹谋的“引出来打”,很快就成了崩溃屠杀,明军一路追杀一百五十多里,不但重创敌人,更活捉了朵颜部首领董长秃。

    董狐狸主动求降,其实也是被明军凶猛的炮火打服了。

    要知道,这次戚继光获得的胜利可是一场硬生生的野战,在蒙古人心里,他们是野战无敌的。

    可是这次他们踢到戚继光这块铁板,直接用车营正面应战,用骑兵追杀的战术,让朵颜部自知和明军交战再无胜算。

    没了交战的底气,自然只能请降一条路。

    不过或许是因为和明人交道打得多的缘故,他们请降的同时也请求恢复封贡。

    之前是战报,自然早送晚送倒是无所谓,可是这次请降和请封,情况就不同了,魏广德当即拿着兵部奏疏就去找了张居正。

    “善贷以为如何?”

    首辅值房,张居正看完奏报后问道。

    “大同都认了,若拒绝所求,难免让蒙古诸部死心,和朝廷死磕到底。”

    魏广德苦笑道。

    张居正知道魏广德的态度和他一样,随即点头道:“那就按朵颜旧例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