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四（发错了，前面那章VIP和这章是一样的）
隆昌五年，大庆王朝北京城一家茶馆的门匾旁，挂着“勿论国事”四个大字。
只是茶馆的包间内，还是不时传出了一阵阵抨击朝廷的声音，而这些大放厥词之人，都是各大书院中的青年学生。
对此，似乎茶馆的老板和小二们，都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好像是因为听得多了，还能说上几句朝廷为什么不对，又该怎么做的话！
不过，也只是在逗趣罢了。朝廷怎么样他们不关心，也关心不上来，倒是那些财神爷别给他们惹来麻烦才是。
“勿论国事”，这四个大字，也就是这两年才开始挂上去的，早先新帝登基的时候，对这些书生到处吵架，议论国事，还是不管的。
只是从三年前开始，似乎是皇帝陛下觉得这样有辱斯文，甚至不少大臣也是如此，一开始是邸报上开始有大儒批评，然后很快，在一众文人的请愿之下，京城就开始禁止文人书生，甚至是书院里的学生，在大庭广众之下议论国事了。
当然，明面上的公告自然不是这么说的，但所有人都明白，朝廷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年也有人抗议过，但事情最终闹到了大理寺，也是不了了之了。
茶馆老板其实觉得这样也挺好。国事他不懂，但是自从皇帝陛下下了旨意之后，他家茶楼的包间，几乎是天天订满，生意好到不行。不然，他还赚不到那么多钱开第二家分店呢。
为此，茶馆老板还特地花银子疏通了督察司的小吏，又让小二时刻盯着，才确保了茶楼包间里的客人不会被突然到访的督察司抓走。
黄宗羲和王夫之如今正面对面坐着。如今，他们一个是文渊阁大学士，上达天听，同时也是大庆思想界的泰斗；一个是湖广，乃至整個南方思想届的领袖，甚至和南藩的文人也关系密切。
隆昌二年，督察司要暗杀的南京的一个激进学者，最后追到广州的时候，和李世子的车队撞上了，由此爆发了南藩和朝廷二十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甚至传言南藩在广南的驻军，都开始调动了。
虽然在新帝的当机立断之下，事情最终得以顺利解决，都察司的五个杀手在广州刑场被公开处决，南藩找回了面子。而那个激进的文人，也在“废君主，兴天下之法”的呼嚎声中死在了北京的闹市之中，罪名是“私通南虏，妖言惑众”。
但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隆昌皇帝开始收紧了舆论，特别是涉及到政治思想这一块，各个大学和书院，也同时加强了管理，但明面上的那层窗户纸，还没有捅破，更加严重的事情，也暂时还没发生。
一来，这些都是孙可望主持下设立的制度，新帝刚刚即位几年，根基未稳，还不敢胡来；二来，皇帝陛下决定的许多事情，都需要交由内阁审理。若是内阁驳回了，那皇帝也不能让六部官员执行。
大庆王朝经过孙可望二十年的统治，政治体制比起明代，既有继承，也有许多方面的改革。
首先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独立出六部和原本的中央架构和《大庆宪律》的颁布，形成了专门负责民事审判，官僚监督和维护《大庆宪律》，制裁违宪行为的三个部门。
虽然庆国人仍就将之称为“三司”，但“三司”早已经和前朝不同，伴随着“新三司”确立的，还有改革之后的衙役体系，大理寺更是成为了制约皇权的急先锋。
当然，这一过程中，还有黄宗羲等人的“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思想在民间如火如荼，而孙可望在很大程度上的放任，也使得这方面的思想变革渐渐成燎原之势。
明末是一个思想十分发达的时期，特别是各种民本思想，反君主专制思想，法治思想，政治制度变革思想，如果有合适的土壤，必然可以更进一步，在西学东渐的契机下，甚至还能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只可惜，满鞑的屠杀和愚民政策，文字狱，抹杀了所有的可能。但如今时代变了，所有的这些可能，又将焕发出新的光彩。
如果历史一定会按照原本的轨迹发展下去，那研究历史，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蝴蝶的翅膀尚且能够扇起龙卷风，更何况是如此庞大的力量改变。
是人在创造历史，还是历史在塑造人？
或许，只能说是相互作用。物质的，自然的规律不会改变，只能被发现，总结，这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人，却是时时刻刻在变的，个人的人生尚且会因为不同的选择而迥然不同呢。
历史从来没有什么必然，但规律一直在运行，猜得多了，自然就有人对了。本质上，恐怕只是概率，甚至是随即概率。
而孙可望蝴蝶的翅膀，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他的选择，也在不断催生出让他的继承者头疼不已的各种异端者。
任何变革都不是孤立的，司·法的改革伴随着的是公民议会的建立，而公民议会，正是从各省的书院中独立出来的，相对应的，这一过程还伴随着教育部的成立，礼部的分化。
大庆在迈向“全民”之前，首先实现的是有产阶级的“公民议会”，这是切实存在的国情限制，也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而这一过程伴随着的是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士农工商皆国之本”的思想运动浪潮，以及在孙可望的推波助澜下，成立的各行会，工会。“公民议会”以某种形式下沉到了这些地方，但实际上仍旧是有产者在掌权。
而且，这个县-府-省三级“公民议会”，其实权力并不非常大，而且和朝中的官员们关系错综复杂。距离孙可望追求的民·主，还差的很远。
虽然最底层民众的声音还是传达不上来，但至少皇权不再能任意践踏一切，那些所谓的愚民贫民困民政策，所谓的文字狱，思想禁锢，不再可以肆无忌惮的施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十七世纪，孙可望几乎不可能做的到更进一步，他只能促进有产者和有权者的制衡对抗，促使私有财产被保护，被认可，进而促进人的基本权利被认可，被保护。
资本主义制度极其生产方式虽然也同样黑暗，不公，伴随着无数普通人的血泪。但，这绝对不是封建主义，贵族制度，更绝对不是专·制·独·裁所能碰瓷的，甚至后者比前者还要强大和恐怖得多。
任何民族和文明，都不会被眷顾，没有谁一定能赢，笑到最后。孙可望所做的这些，法律，教育，体制改革，只是能增加华夏文明赢的概率。
而文明要赢，就得先战胜极端的，不受约束和控制的专•制•独•裁制度，否则许多东西都会被扼杀，这是比封建更可怕的东西，因为他极其严密，权力高度集中。
而且，孙可望终究是有些悲天悯人的，他知道，普通人能依靠的，只有法律，公正执行的法律，民主的建设过程，其实也是法治不断完善的过程。所以，法治建设是他执政的重点，没了这个，权力关不进笼子里，极端的专•制•独•裁也无法被打破，那其他的任何改革，都将失败。
而教育可以改变和加速社会的进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因此乡学，中学，大学三级十年教育体制也在孙可望执政前十年建立了。
乡学三年是启蒙认字，基本算数，这是要逐步推广到全民的，但一开始还是只能从城镇开始。
乡学之后开始分轨，普通人家或者天赋不在学术的孩子进入工匠学院，而富贵人家和天赋异禀的孩子，则大多进入中学，中学三年则是更高级的基本科学知识和数学，百家思想，史科，地理的学习。
孙可望并不觉得这些有点小聪明的人，进入了中学的人就可以全部进行科学研究，到了大学，还会有新一轮分轨。和中学一样，有人研究更高级的工匠技巧，有人从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
而进入大学的，基本上都将脱离生产，成为后世所谓的科研者，理论研究者，创新创造者。当然，大学内部也是分轨的，若是有人觉得自己不合适做研究，依旧可以退回去，做一个高级工匠。
这些都是整个国家最精英的人，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发光，只要他们在做自己所热爱的事情。所以让他们自由选择，最为重要。
教育是民主的基石，只要让所有人都读书了，所谓的那些虚假的宣传，权威，逻辑缺陷自然不攻自破。这是孙可望大力发展教育的主要原因，他得给王夫之，黄宗羲，唐甄，顾炎武这些人源源不断的提供继承者，继续思想文化革命。
“而农，你最近也得小心点了，孙家那小子恐怕现在正在想法子整我们呢！”黄宗羲喝了一口茶，又道：
“现如今，若是出了事，恐怕也就只有南藩，郑藩可以去避避风头了。郑藩都不可靠，南藩最是稳妥，大不了去广南。”
他在北京多年，又是文渊阁的大学士，比其他许多人都能更早嗅到危险的气息。
“怕什么，这才几年啊，陛下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才有了如今的盛况，那小子想要几年就翻了天？”王夫之对这个所谓的新皇，也丝毫不尊重，他心中只有一个皇帝，那就是孙可望。
“今后可不会有人给咱们遮风挡雨了，还好李晋王拓地千里，又留下来十几万大军，南藩还能躲躲。太冲你也小心点，实在不行，走海路南下躲躲，你平日里叫嚣得比我还凶，怕是真要整起来，你臭了，我还活蹦乱跳的呢。”
“哈哈哈哈……”黄宗羲不由得笑了起来，他一个七十三岁的老者了，哪里还跑得动，而王夫之一个六十四岁的老头，也同样只有等死的份了。
“告诉我的学生们，让他们跑，我可跑不动咯。在家等死就好了，若是我这把老骨头，他都敢杀。”
两人都感觉到了如今局势的危险，隆昌皇帝似乎在酝酿着什么，大理寺那边甚至传出了风声，那里可是阻碍隆昌皇帝那些非法政令的最后一道屏障。若是这个新皇帝手腕够强，瓦解了。那靠公民议会省代表组成的内阁，恐怕无法阻止政令的传出。
“顾炎武如何了？”王夫之又问道：“听说快不行了。”
黄宗羲点了点头，虽然顾炎武和唐甄一样，都是温和拥帝派，并且经常和黄宗羲和王夫之两个激进改革派产生剧烈的争吵，但他们在许多方面的思想，又是相似的。
只是，顾炎武和唐甄对帝制一番激烈批判之后，又都把希望寄于寻找明君上，希望通过道德和制度的制约，控制君主行为，达到仁政的目的。
而且，他们的思想在大庆王朝获得了远比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更加广泛的支持。帝制在这个时代，还是深入人心的，废除皇帝或者架空皇帝的思想，也往往得不到最广泛的支持。
两派的学生也呈现双向流动的特性，使得他们在许多时候，合作大于斗争。
因此，这四人也被时人称之为“四大家”，还都在永顺十年大庆的时候，被孙可望一同召见了。
而那二十年，包括隆昌一二年，也是四人最为辉煌的时代。
不过，除了这两派之外，还有许多思想各异的派别，支持商周制度的也有，比黄宗羲，王夫之更加激进的更不少，这也是几乎完全放开思想的弊端——什么牛鬼蛇神都会出来冒个头。
不过，很多时候，真理又掌握在一些曾经看起来不可理喻的理论上。当然，那些已经被丢进历史垃圾堆的，就是纯粹糊弄人了。
茶馆里，黄宗羲和王夫之两个老者，在谈及顾炎武之后，都顿时没了精气神，两人看着窗外天边的云彩，一同陷入了深思。
只是茶馆的包间内，还是不时传出了一阵阵抨击朝廷的声音，而这些大放厥词之人，都是各大书院中的青年学生。
对此，似乎茶馆的老板和小二们，都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好像是因为听得多了，还能说上几句朝廷为什么不对，又该怎么做的话！
不过，也只是在逗趣罢了。朝廷怎么样他们不关心，也关心不上来，倒是那些财神爷别给他们惹来麻烦才是。
“勿论国事”，这四个大字，也就是这两年才开始挂上去的，早先新帝登基的时候，对这些书生到处吵架，议论国事，还是不管的。
只是从三年前开始，似乎是皇帝陛下觉得这样有辱斯文，甚至不少大臣也是如此，一开始是邸报上开始有大儒批评，然后很快，在一众文人的请愿之下，京城就开始禁止文人书生，甚至是书院里的学生，在大庭广众之下议论国事了。
当然，明面上的公告自然不是这么说的，但所有人都明白，朝廷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年也有人抗议过，但事情最终闹到了大理寺，也是不了了之了。
茶馆老板其实觉得这样也挺好。国事他不懂，但是自从皇帝陛下下了旨意之后，他家茶楼的包间，几乎是天天订满，生意好到不行。不然，他还赚不到那么多钱开第二家分店呢。
为此，茶馆老板还特地花银子疏通了督察司的小吏，又让小二时刻盯着，才确保了茶楼包间里的客人不会被突然到访的督察司抓走。
黄宗羲和王夫之如今正面对面坐着。如今，他们一个是文渊阁大学士，上达天听，同时也是大庆思想界的泰斗；一个是湖广，乃至整個南方思想届的领袖，甚至和南藩的文人也关系密切。
隆昌二年，督察司要暗杀的南京的一个激进学者，最后追到广州的时候，和李世子的车队撞上了，由此爆发了南藩和朝廷二十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甚至传言南藩在广南的驻军，都开始调动了。
虽然在新帝的当机立断之下，事情最终得以顺利解决，都察司的五个杀手在广州刑场被公开处决，南藩找回了面子。而那个激进的文人，也在“废君主，兴天下之法”的呼嚎声中死在了北京的闹市之中，罪名是“私通南虏，妖言惑众”。
但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隆昌皇帝开始收紧了舆论，特别是涉及到政治思想这一块，各个大学和书院，也同时加强了管理，但明面上的那层窗户纸，还没有捅破，更加严重的事情，也暂时还没发生。
一来，这些都是孙可望主持下设立的制度，新帝刚刚即位几年，根基未稳，还不敢胡来；二来，皇帝陛下决定的许多事情，都需要交由内阁审理。若是内阁驳回了，那皇帝也不能让六部官员执行。
大庆王朝经过孙可望二十年的统治，政治体制比起明代，既有继承，也有许多方面的改革。
首先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独立出六部和原本的中央架构和《大庆宪律》的颁布，形成了专门负责民事审判，官僚监督和维护《大庆宪律》，制裁违宪行为的三个部门。
虽然庆国人仍就将之称为“三司”，但“三司”早已经和前朝不同，伴随着“新三司”确立的，还有改革之后的衙役体系，大理寺更是成为了制约皇权的急先锋。
当然，这一过程中，还有黄宗羲等人的“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思想在民间如火如荼，而孙可望在很大程度上的放任，也使得这方面的思想变革渐渐成燎原之势。
明末是一个思想十分发达的时期，特别是各种民本思想，反君主专制思想，法治思想，政治制度变革思想，如果有合适的土壤，必然可以更进一步，在西学东渐的契机下，甚至还能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只可惜，满鞑的屠杀和愚民政策，文字狱，抹杀了所有的可能。但如今时代变了，所有的这些可能，又将焕发出新的光彩。
如果历史一定会按照原本的轨迹发展下去，那研究历史，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蝴蝶的翅膀尚且能够扇起龙卷风，更何况是如此庞大的力量改变。
是人在创造历史，还是历史在塑造人？
或许，只能说是相互作用。物质的，自然的规律不会改变，只能被发现，总结，这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人，却是时时刻刻在变的，个人的人生尚且会因为不同的选择而迥然不同呢。
历史从来没有什么必然，但规律一直在运行，猜得多了，自然就有人对了。本质上，恐怕只是概率，甚至是随即概率。
而孙可望蝴蝶的翅膀，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他的选择，也在不断催生出让他的继承者头疼不已的各种异端者。
任何变革都不是孤立的，司·法的改革伴随着的是公民议会的建立，而公民议会，正是从各省的书院中独立出来的，相对应的，这一过程还伴随着教育部的成立，礼部的分化。
大庆在迈向“全民”之前，首先实现的是有产阶级的“公民议会”，这是切实存在的国情限制，也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而这一过程伴随着的是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士农工商皆国之本”的思想运动浪潮，以及在孙可望的推波助澜下，成立的各行会，工会。“公民议会”以某种形式下沉到了这些地方，但实际上仍旧是有产者在掌权。
而且，这个县-府-省三级“公民议会”，其实权力并不非常大，而且和朝中的官员们关系错综复杂。距离孙可望追求的民·主，还差的很远。
虽然最底层民众的声音还是传达不上来，但至少皇权不再能任意践踏一切，那些所谓的愚民贫民困民政策，所谓的文字狱，思想禁锢，不再可以肆无忌惮的施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十七世纪，孙可望几乎不可能做的到更进一步，他只能促进有产者和有权者的制衡对抗，促使私有财产被保护，被认可，进而促进人的基本权利被认可，被保护。
资本主义制度极其生产方式虽然也同样黑暗，不公，伴随着无数普通人的血泪。但，这绝对不是封建主义，贵族制度，更绝对不是专·制·独·裁所能碰瓷的，甚至后者比前者还要强大和恐怖得多。
任何民族和文明，都不会被眷顾，没有谁一定能赢，笑到最后。孙可望所做的这些，法律，教育，体制改革，只是能增加华夏文明赢的概率。
而文明要赢，就得先战胜极端的，不受约束和控制的专•制•独•裁制度，否则许多东西都会被扼杀，这是比封建更可怕的东西，因为他极其严密，权力高度集中。
而且，孙可望终究是有些悲天悯人的，他知道，普通人能依靠的，只有法律，公正执行的法律，民主的建设过程，其实也是法治不断完善的过程。所以，法治建设是他执政的重点，没了这个，权力关不进笼子里，极端的专•制•独•裁也无法被打破，那其他的任何改革，都将失败。
而教育可以改变和加速社会的进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因此乡学，中学，大学三级十年教育体制也在孙可望执政前十年建立了。
乡学三年是启蒙认字，基本算数，这是要逐步推广到全民的，但一开始还是只能从城镇开始。
乡学之后开始分轨，普通人家或者天赋不在学术的孩子进入工匠学院，而富贵人家和天赋异禀的孩子，则大多进入中学，中学三年则是更高级的基本科学知识和数学，百家思想，史科，地理的学习。
孙可望并不觉得这些有点小聪明的人，进入了中学的人就可以全部进行科学研究，到了大学，还会有新一轮分轨。和中学一样，有人研究更高级的工匠技巧，有人从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
而进入大学的，基本上都将脱离生产，成为后世所谓的科研者，理论研究者，创新创造者。当然，大学内部也是分轨的，若是有人觉得自己不合适做研究，依旧可以退回去，做一个高级工匠。
这些都是整个国家最精英的人，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发光，只要他们在做自己所热爱的事情。所以让他们自由选择，最为重要。
教育是民主的基石，只要让所有人都读书了，所谓的那些虚假的宣传，权威，逻辑缺陷自然不攻自破。这是孙可望大力发展教育的主要原因，他得给王夫之，黄宗羲，唐甄，顾炎武这些人源源不断的提供继承者，继续思想文化革命。
“而农，你最近也得小心点了，孙家那小子恐怕现在正在想法子整我们呢！”黄宗羲喝了一口茶，又道：
“现如今，若是出了事，恐怕也就只有南藩，郑藩可以去避避风头了。郑藩都不可靠，南藩最是稳妥，大不了去广南。”
他在北京多年，又是文渊阁的大学士，比其他许多人都能更早嗅到危险的气息。
“怕什么，这才几年啊，陛下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才有了如今的盛况，那小子想要几年就翻了天？”王夫之对这个所谓的新皇，也丝毫不尊重，他心中只有一个皇帝，那就是孙可望。
“今后可不会有人给咱们遮风挡雨了，还好李晋王拓地千里，又留下来十几万大军，南藩还能躲躲。太冲你也小心点，实在不行，走海路南下躲躲，你平日里叫嚣得比我还凶，怕是真要整起来，你臭了，我还活蹦乱跳的呢。”
“哈哈哈哈……”黄宗羲不由得笑了起来，他一个七十三岁的老者了，哪里还跑得动，而王夫之一个六十四岁的老头，也同样只有等死的份了。
“告诉我的学生们，让他们跑，我可跑不动咯。在家等死就好了，若是我这把老骨头，他都敢杀。”
两人都感觉到了如今局势的危险，隆昌皇帝似乎在酝酿着什么，大理寺那边甚至传出了风声，那里可是阻碍隆昌皇帝那些非法政令的最后一道屏障。若是这个新皇帝手腕够强，瓦解了。那靠公民议会省代表组成的内阁，恐怕无法阻止政令的传出。
“顾炎武如何了？”王夫之又问道：“听说快不行了。”
黄宗羲点了点头，虽然顾炎武和唐甄一样，都是温和拥帝派，并且经常和黄宗羲和王夫之两个激进改革派产生剧烈的争吵，但他们在许多方面的思想，又是相似的。
只是，顾炎武和唐甄对帝制一番激烈批判之后，又都把希望寄于寻找明君上，希望通过道德和制度的制约，控制君主行为，达到仁政的目的。
而且，他们的思想在大庆王朝获得了远比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更加广泛的支持。帝制在这个时代，还是深入人心的，废除皇帝或者架空皇帝的思想，也往往得不到最广泛的支持。
两派的学生也呈现双向流动的特性，使得他们在许多时候，合作大于斗争。
因此，这四人也被时人称之为“四大家”，还都在永顺十年大庆的时候，被孙可望一同召见了。
而那二十年，包括隆昌一二年，也是四人最为辉煌的时代。
不过，除了这两派之外，还有许多思想各异的派别，支持商周制度的也有，比黄宗羲，王夫之更加激进的更不少，这也是几乎完全放开思想的弊端——什么牛鬼蛇神都会出来冒个头。
不过，很多时候，真理又掌握在一些曾经看起来不可理喻的理论上。当然，那些已经被丢进历史垃圾堆的，就是纯粹糊弄人了。
茶馆里，黄宗羲和王夫之两个老者，在谈及顾炎武之后，都顿时没了精气神，两人看着窗外天边的云彩，一同陷入了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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