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六章：天启六年
天启五年，腊月二十，中京汴梁城。
不知不觉，华夏帝国建立的第五个年头即将走尽。
帝国的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离不开军事扩张带来的福利，也离不开文臣治国的努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而按照晁盖建国时的规划，最顶部的官员，每五年要进行一次换届，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今年是第五年年尾，也正是宰相吴用、五军都督府公孙胜、督察院宗泽的第一次大考。
这在之前的朝代没有先例，官员的位置一直都是皇帝直接任命，干两三年的有之，干二十余年的也有。既然都是陛下一言而决，何必再费这个心思搞什么换届呢？
这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对于皇帝来说，晁盖不喜欢处理政务，所以放权给文臣之首让他大胆施为。但是又有所约束，每五年一次大考，如果还过得去，就继续再干五年，如果干的不好，趁机更换其他人上台。无论谁上台，干的好与坏，皇帝都是不吃亏的。
对于文臣之首来说，五年一届，也就意味着在这五年内，皇帝不会对他们问责，让他们可以一展心中抱负。但若想再干第二届，就不能不顾及皇帝的态度。
对于群臣来说，五年或十年，他们都还等得起，只有顶端的人下去，他们下面的人才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所以这五年一换届的政策，并没有引起朝堂波澜。
虽然吴用、公孙胜、宗泽都提前得到了晁盖称赞与许诺，明白这第二届他们肯定能当选，但事到临头，还是有些紧张。权力这东西，一旦得到就不愿意放弃，享受过了站在顶端的滋味，突然面临失去它们的风险，哪怕只是一丝可能，也有些惊恐不安。
他们感觉到了站在群臣顶端，仍然压在他们头上的那一丝煌煌天威。但却不敢怀疑陛下过河拆桥、鸟尽弓藏，至少他们还可以再干五年不是吗？所以这时候绝对不能违逆陛下意志，更不敢表露丝毫不满。
晁盖则是对自己的吴用他们心中稍有愧疚。
今年吴用四十二岁，公孙胜四十三岁正值壮年，宗泽六十二岁身体非常硬朗，就算再过五年，他们仍然健康。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并给年轻人晋升机会，他们必须要退下去。
将来还可以安排他们进入天道教元老会去做元老来稍微弥补。
近些年天道教发展很快，在辽东、蒙古、交趾、高丽、西域扩张的很快，为传播天道思想，打压当地宗教，起来到了重要作用。但里面龌龊事也不少，现在还顾不上他们，等将来帝国安稳之后，迟早要再行进清洗，到时候将退休的吴用等人安排进去担任元老，还可以继续为国家做贡献，只是不能再沾染政事而已。
而且五年后，宗泽退休，自己也可以他为模板，趁机推出六十七岁强制退休计划。朝堂上过多的老人让帝国显得暮气沉沉，让年轻人看不到出头希望。
一品大员退休后，可获得虚封侯爵位；从一品、二品大员退休后，可获得虚封伯爵位；从二品、三品大员退休后可获得虚封子爵位。其他人员退休人员，可以享受八成的工资待遇。自己也不算亏待他们。
但文官只能虚封，武将才能实封，这样才可以激发人们从军封爵的欲望。毕竟文臣年年通过考公补充新血和人才，武将却不是年年有仗打出人头地！
同样，武将不能入朝为相，实封的爵爷不能入朝为官，最高只能做到五军都督府大都督。这与西方那种地方侯爵出入宫廷成为国相，卸任之后继续回乡当侯爵截然不同。
因为西方采用的是精英治国，固化阶层统治；而华夏采取普及教育，可以培养源源不断的平民文臣，打破阶级壁垒。这也给文武分治提供了基础。
文武分治，犹如王朝的两只腿，平衡才能致远，任意偏颇一方，都会成为跛子，导致动作越来越畸形。大唐重武轻文、大宋重文轻武，皆不可取。
在晁盖的思绪中，新一年的述职和换届结束，吴用、公孙胜、宗泽毫无意外的再次当选。晁盖亲自为他们任命，这是一种仪式，不可或缺。同时也代表着未来五年，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施展才华。
当习惯成为一种仪式，成为一种有迹可循的规矩，对政权的稳固无可估量。
天启六年，晁盖没有再外出作战。而是加强了内部建设。
在农业方面：
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集体农庄建设后，得益于集体力量开垦农田、兴修水利，粮食产量稳定提升。已经达到了宋朝巅峰时期的粮税4600万石。
这4600万石粮税，除去2000万石投入市场作为平价粮平稳物价和作为官员补贴，1000万石储存在众多粮仓作为灾年储备，能够用于军事的，只有1300万石。
按照1石59.2公斤计算，1名士兵一年吃粮大约6石左右，战争时期计算转用消耗，提升一倍，那就是一年消耗12石。100万人一年消耗1200万石。
1300万石粮食，供养全国将近100万军队绰绰有余，至少在粮食一项上，实现了自给自足，不必晁盖再用系统补贴了。
这还没有计算蒙古草原各种牛羊骡马肉食、沿海城市大规模捕鱼获得的食品数量。随着将来畜牧业和渔业进一步发展，华夏食谱将进一步丰富。
在工业方面：
工业发展迅速壮大，大宋时期，各大城市便存在大量的市井百姓，这些人没有土地，靠在城池内做手工、帮佣为生，工厂出现后，这些闲散人员进入工厂，弥补了工厂劳动力不足，增加了收入，进一步扩大了城市居民的数量和生活水平，也繁华了城市，增加了税收，算是双赢。
目前工厂多为官府承办，私人建厂还受限制。现在的工厂主要是红砖、水泥、陶瓷、玻璃、纺织、晒盐、冶炼、锻造、造船、造车、挖矿等行业。没有蒸汽机，动力更多的还是依靠人力和拦水筑坝利用水流冲击形成转轴动力，与其说是工厂，不如说是将更多的手工业者集中起来扩大生产规模的集体劳动。但工厂比传统手工业要先进许多，不但增加产量，还降低了生产成本，为百姓带来了便利。
就拿陶瓷来说，形成了河南汝窑青瓷、河南均台天蓝瓷、杭州官窑青绿瓷、景德镇青花瓷、河北邢州白瓷、浙江松阳黑瓷等多个聚集地，因为这里有优质的瓷土，和成熟的技术工人。在官府大力培养下，将零散的手工业者集合起来，打破师承守秘的藩篱，培养出了越来越多成熟的工人，陶瓷产量比之前翻了将近十倍。
以前手工匠人害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现在实行工厂化生产，流水线作业，不但提高产量，还有官府运输渠道，送往四方销售，甚至直接装船卖向海外。大家都不愁赚不到钱。
而且企业参考一到八级的方式，给工人定级，一级工资最低，八级工资最高。让有技术的老匠人享受高工资高福利，退休之后还有退休金。
国家办企业将来必然会出现各种贪污腐败、人浮于事、近亲繁殖等问题，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晁盖需要利用的就是它现在的进步性，来打破封建社会手工业行会抱残守缺的陋习，让先进技术和大规模生产给国家发展增加动力，为百姓生活带来便利。
就像现在：
大规模建设晒盐厂之后，以前昂贵的食盐变得便宜了。
海南岛和交趾大规模种植甘蔗后，白糖也开始走进各大城池的店铺。
红砖、水泥大量投产后，泥土房子逐渐被红砖瓦房取代。修筑城墙与河堤也可用水泥快速建设。
钢铁冶炼厂越来越多后，铁器变得很便宜，各种精铁器具出现在田间地头和百姓厨房。
根据历史上珍妮纺纱机制造的华夏纺纱机在羊毛产地蒙古、棉花产地河南山东、麻布产地巴蜀、丝绸产地江南都设立了大量纺织厂，让衣料价格大幅度下降，让华夏百姓都能在年底买一上几尺布做一身新衣。
.......
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欠缺的是更多闲散劳动力和蒸汽机等新动力的发明。蒸汽机正在被帝国的高级匠人们研发中，各大城池的市井百姓已经有将近五百万人进入各种工厂和矿场劳动，闲散劳动力目前已经所剩不多。
大量的劳动力被集体农庄留在了农村。晁盖当然不会为了解放劳动力对农村推行什么“圈地运动”和“羊吃人”运动。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工厂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是帝国有大量闲散土地无人耕种的问题！
即便将来有新的劳动力，也将优先向边疆移民，去占领新的农田，为帝国守住边疆，而不是进入工厂。
所以，在蒸汽机发明提升工作效率之前、在五百万工厂劳动者生育出更多子女进入工厂之前，帝国的工业已经没有继续扩大的打算了。
在商业方面：
工业为商业提供了更多产品，商业销售将工业产品变现。
便利的海上交通和陆地道路，让各地的特产互相交换。东北的人参、貂皮、鹿茸；蒙古的牛羊肉、高丽的虎鞭、扶桑的鲔鱼、大连的海参、盱於的龙虾、阳澄湖的大闸蟹、徽州的臭鳜鱼......各种物品实现南北交流。
甚至远销海外。
瓷器厂、丝绸厂、茶叶庄园的扩建，更是提高了对外贸易的份额，在南洋和西域贸易中，赚来了大量金银财宝。
商业的繁荣，带来了财富的同时，也开拓了汉人的眼界，许多关于海外的故事在中原被编排成了茶馆酒肆的评书、舞台上的话剧、戏曲......
在财税方面，因为帝国财税较轻，但一年的财税也已达到了七千万贯，每年都有大量财政盈余，以应对各种天灾人祸。
在军事方面，帝国北方敌人被打残，东方敌人已消灭，南方小猫三两只，西方西域道路已打通。花荣获封天山侯、张清获封楼兰侯。
鲁达在高原建立了昆仑都护府，翻过日喀则，进入廓尔喀，征服了当地雅利安人的月族部落，打开通往恒河平原的道路。
刘唐在缅邦建立了沧澜都护府，沿着澜沧江，一直打向海边，在十万大山和密林中，开拓出了一条新路。
而晁盖面对日益扩张的疆土，正在想法设法向边疆移民，并继续改善交通。
关于移民，晁盖想到一个方法，那就是像后世带英帝国一样，将囚犯充当劳工拓边。
不同于西方的《罪犯流放法》无序管理让罪犯篡夺了当地政权，也不同于带清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助长边疆包衣势力。
华夏的罪犯充边，依然带有集体劳动的特点。
在边疆地区设置集体农庄，凡是判刑两年以上人员，到集体农庄服刑相应年份，便可获释回到家乡。愿意继续留在当地的，可以参加边疆民兵，没有俸禄，只管食宿和基本补贴，服役三年后退役可获得10亩农田，若当兵期间立功，可获得更多奖励。如此一来，这些囚犯依然还是帝国的可以纳税的子民，而非沦为边疆某些人的附庸。
当兵才能封田，这一条无论如何不能破坏掉。
死刑人员中性质恶劣者不允许充边，比如杀人放火、拐卖儿童等等，需秋后问斩以警效尤；情况特殊获得谅解者，比如为父报仇、反抗中失手杀人等等，可根据民意允许充边。
全国上亿人口，每年的罪犯得有十万多人，把两年以上刑罚的罪犯转移出去，中原内部监狱的压力也轻松不少，将来改造好了，还能充当边疆屏障。
人口即是力量！
而继续拓展交通，劳动力的问题可以从周边国家想办法。
比如扶桑，被俘的那四十多万青壮，在扶桑建设好港口之后，就可以拉来大陆在东北继续修路。
比如南洋，商人们可以去那里贩卖瓷器、丝绸、茶叶，回来的时候可以带点当地的野人特产，回来充当劳动力修路。
比如身毒，自从鲁达攻下高原，刘唐攻下缅邦，就打开了通向身毒、孟加拉的道路，那里有大量昆仑奴。
比如西域，西域国小民少，但是各大部族加起来百万人口还会有的，打仗俘虏的敌兵戴上枷锁就可以沿着河西走廊好好修路。
这免费劳动力不就来了吗？
不知不觉，华夏帝国建立的第五个年头即将走尽。
帝国的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离不开军事扩张带来的福利，也离不开文臣治国的努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而按照晁盖建国时的规划，最顶部的官员，每五年要进行一次换届，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今年是第五年年尾，也正是宰相吴用、五军都督府公孙胜、督察院宗泽的第一次大考。
这在之前的朝代没有先例，官员的位置一直都是皇帝直接任命，干两三年的有之，干二十余年的也有。既然都是陛下一言而决，何必再费这个心思搞什么换届呢？
这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对于皇帝来说，晁盖不喜欢处理政务，所以放权给文臣之首让他大胆施为。但是又有所约束，每五年一次大考，如果还过得去，就继续再干五年，如果干的不好，趁机更换其他人上台。无论谁上台，干的好与坏，皇帝都是不吃亏的。
对于文臣之首来说，五年一届，也就意味着在这五年内，皇帝不会对他们问责，让他们可以一展心中抱负。但若想再干第二届，就不能不顾及皇帝的态度。
对于群臣来说，五年或十年，他们都还等得起，只有顶端的人下去，他们下面的人才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所以这五年一换届的政策，并没有引起朝堂波澜。
虽然吴用、公孙胜、宗泽都提前得到了晁盖称赞与许诺，明白这第二届他们肯定能当选，但事到临头，还是有些紧张。权力这东西，一旦得到就不愿意放弃，享受过了站在顶端的滋味，突然面临失去它们的风险，哪怕只是一丝可能，也有些惊恐不安。
他们感觉到了站在群臣顶端，仍然压在他们头上的那一丝煌煌天威。但却不敢怀疑陛下过河拆桥、鸟尽弓藏，至少他们还可以再干五年不是吗？所以这时候绝对不能违逆陛下意志，更不敢表露丝毫不满。
晁盖则是对自己的吴用他们心中稍有愧疚。
今年吴用四十二岁，公孙胜四十三岁正值壮年，宗泽六十二岁身体非常硬朗，就算再过五年，他们仍然健康。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并给年轻人晋升机会，他们必须要退下去。
将来还可以安排他们进入天道教元老会去做元老来稍微弥补。
近些年天道教发展很快，在辽东、蒙古、交趾、高丽、西域扩张的很快，为传播天道思想，打压当地宗教，起来到了重要作用。但里面龌龊事也不少，现在还顾不上他们，等将来帝国安稳之后，迟早要再行进清洗，到时候将退休的吴用等人安排进去担任元老，还可以继续为国家做贡献，只是不能再沾染政事而已。
而且五年后，宗泽退休，自己也可以他为模板，趁机推出六十七岁强制退休计划。朝堂上过多的老人让帝国显得暮气沉沉，让年轻人看不到出头希望。
一品大员退休后，可获得虚封侯爵位；从一品、二品大员退休后，可获得虚封伯爵位；从二品、三品大员退休后可获得虚封子爵位。其他人员退休人员，可以享受八成的工资待遇。自己也不算亏待他们。
但文官只能虚封，武将才能实封，这样才可以激发人们从军封爵的欲望。毕竟文臣年年通过考公补充新血和人才，武将却不是年年有仗打出人头地！
同样，武将不能入朝为相，实封的爵爷不能入朝为官，最高只能做到五军都督府大都督。这与西方那种地方侯爵出入宫廷成为国相，卸任之后继续回乡当侯爵截然不同。
因为西方采用的是精英治国，固化阶层统治；而华夏采取普及教育，可以培养源源不断的平民文臣，打破阶级壁垒。这也给文武分治提供了基础。
文武分治，犹如王朝的两只腿，平衡才能致远，任意偏颇一方，都会成为跛子，导致动作越来越畸形。大唐重武轻文、大宋重文轻武，皆不可取。
在晁盖的思绪中，新一年的述职和换届结束，吴用、公孙胜、宗泽毫无意外的再次当选。晁盖亲自为他们任命，这是一种仪式，不可或缺。同时也代表着未来五年，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施展才华。
当习惯成为一种仪式，成为一种有迹可循的规矩，对政权的稳固无可估量。
天启六年，晁盖没有再外出作战。而是加强了内部建设。
在农业方面：
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集体农庄建设后，得益于集体力量开垦农田、兴修水利，粮食产量稳定提升。已经达到了宋朝巅峰时期的粮税4600万石。
这4600万石粮税，除去2000万石投入市场作为平价粮平稳物价和作为官员补贴，1000万石储存在众多粮仓作为灾年储备，能够用于军事的，只有1300万石。
按照1石59.2公斤计算，1名士兵一年吃粮大约6石左右，战争时期计算转用消耗，提升一倍，那就是一年消耗12石。100万人一年消耗1200万石。
1300万石粮食，供养全国将近100万军队绰绰有余，至少在粮食一项上，实现了自给自足，不必晁盖再用系统补贴了。
这还没有计算蒙古草原各种牛羊骡马肉食、沿海城市大规模捕鱼获得的食品数量。随着将来畜牧业和渔业进一步发展，华夏食谱将进一步丰富。
在工业方面：
工业发展迅速壮大，大宋时期，各大城市便存在大量的市井百姓，这些人没有土地，靠在城池内做手工、帮佣为生，工厂出现后，这些闲散人员进入工厂，弥补了工厂劳动力不足，增加了收入，进一步扩大了城市居民的数量和生活水平，也繁华了城市，增加了税收，算是双赢。
目前工厂多为官府承办，私人建厂还受限制。现在的工厂主要是红砖、水泥、陶瓷、玻璃、纺织、晒盐、冶炼、锻造、造船、造车、挖矿等行业。没有蒸汽机，动力更多的还是依靠人力和拦水筑坝利用水流冲击形成转轴动力，与其说是工厂，不如说是将更多的手工业者集中起来扩大生产规模的集体劳动。但工厂比传统手工业要先进许多，不但增加产量，还降低了生产成本，为百姓带来了便利。
就拿陶瓷来说，形成了河南汝窑青瓷、河南均台天蓝瓷、杭州官窑青绿瓷、景德镇青花瓷、河北邢州白瓷、浙江松阳黑瓷等多个聚集地，因为这里有优质的瓷土，和成熟的技术工人。在官府大力培养下，将零散的手工业者集合起来，打破师承守秘的藩篱，培养出了越来越多成熟的工人，陶瓷产量比之前翻了将近十倍。
以前手工匠人害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现在实行工厂化生产，流水线作业，不但提高产量，还有官府运输渠道，送往四方销售，甚至直接装船卖向海外。大家都不愁赚不到钱。
而且企业参考一到八级的方式，给工人定级，一级工资最低，八级工资最高。让有技术的老匠人享受高工资高福利，退休之后还有退休金。
国家办企业将来必然会出现各种贪污腐败、人浮于事、近亲繁殖等问题，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晁盖需要利用的就是它现在的进步性，来打破封建社会手工业行会抱残守缺的陋习，让先进技术和大规模生产给国家发展增加动力，为百姓生活带来便利。
就像现在：
大规模建设晒盐厂之后，以前昂贵的食盐变得便宜了。
海南岛和交趾大规模种植甘蔗后，白糖也开始走进各大城池的店铺。
红砖、水泥大量投产后，泥土房子逐渐被红砖瓦房取代。修筑城墙与河堤也可用水泥快速建设。
钢铁冶炼厂越来越多后，铁器变得很便宜，各种精铁器具出现在田间地头和百姓厨房。
根据历史上珍妮纺纱机制造的华夏纺纱机在羊毛产地蒙古、棉花产地河南山东、麻布产地巴蜀、丝绸产地江南都设立了大量纺织厂，让衣料价格大幅度下降，让华夏百姓都能在年底买一上几尺布做一身新衣。
.......
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欠缺的是更多闲散劳动力和蒸汽机等新动力的发明。蒸汽机正在被帝国的高级匠人们研发中，各大城池的市井百姓已经有将近五百万人进入各种工厂和矿场劳动，闲散劳动力目前已经所剩不多。
大量的劳动力被集体农庄留在了农村。晁盖当然不会为了解放劳动力对农村推行什么“圈地运动”和“羊吃人”运动。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工厂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是帝国有大量闲散土地无人耕种的问题！
即便将来有新的劳动力，也将优先向边疆移民，去占领新的农田，为帝国守住边疆，而不是进入工厂。
所以，在蒸汽机发明提升工作效率之前、在五百万工厂劳动者生育出更多子女进入工厂之前，帝国的工业已经没有继续扩大的打算了。
在商业方面：
工业为商业提供了更多产品，商业销售将工业产品变现。
便利的海上交通和陆地道路，让各地的特产互相交换。东北的人参、貂皮、鹿茸；蒙古的牛羊肉、高丽的虎鞭、扶桑的鲔鱼、大连的海参、盱於的龙虾、阳澄湖的大闸蟹、徽州的臭鳜鱼......各种物品实现南北交流。
甚至远销海外。
瓷器厂、丝绸厂、茶叶庄园的扩建，更是提高了对外贸易的份额，在南洋和西域贸易中，赚来了大量金银财宝。
商业的繁荣，带来了财富的同时，也开拓了汉人的眼界，许多关于海外的故事在中原被编排成了茶馆酒肆的评书、舞台上的话剧、戏曲......
在财税方面，因为帝国财税较轻，但一年的财税也已达到了七千万贯，每年都有大量财政盈余，以应对各种天灾人祸。
在军事方面，帝国北方敌人被打残，东方敌人已消灭，南方小猫三两只，西方西域道路已打通。花荣获封天山侯、张清获封楼兰侯。
鲁达在高原建立了昆仑都护府，翻过日喀则，进入廓尔喀，征服了当地雅利安人的月族部落，打开通往恒河平原的道路。
刘唐在缅邦建立了沧澜都护府，沿着澜沧江，一直打向海边，在十万大山和密林中，开拓出了一条新路。
而晁盖面对日益扩张的疆土，正在想法设法向边疆移民，并继续改善交通。
关于移民，晁盖想到一个方法，那就是像后世带英帝国一样，将囚犯充当劳工拓边。
不同于西方的《罪犯流放法》无序管理让罪犯篡夺了当地政权，也不同于带清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助长边疆包衣势力。
华夏的罪犯充边，依然带有集体劳动的特点。
在边疆地区设置集体农庄，凡是判刑两年以上人员，到集体农庄服刑相应年份，便可获释回到家乡。愿意继续留在当地的，可以参加边疆民兵，没有俸禄，只管食宿和基本补贴，服役三年后退役可获得10亩农田，若当兵期间立功，可获得更多奖励。如此一来，这些囚犯依然还是帝国的可以纳税的子民，而非沦为边疆某些人的附庸。
当兵才能封田，这一条无论如何不能破坏掉。
死刑人员中性质恶劣者不允许充边，比如杀人放火、拐卖儿童等等，需秋后问斩以警效尤；情况特殊获得谅解者，比如为父报仇、反抗中失手杀人等等，可根据民意允许充边。
全国上亿人口，每年的罪犯得有十万多人，把两年以上刑罚的罪犯转移出去，中原内部监狱的压力也轻松不少，将来改造好了，还能充当边疆屏障。
人口即是力量！
而继续拓展交通，劳动力的问题可以从周边国家想办法。
比如扶桑，被俘的那四十多万青壮，在扶桑建设好港口之后，就可以拉来大陆在东北继续修路。
比如南洋，商人们可以去那里贩卖瓷器、丝绸、茶叶，回来的时候可以带点当地的野人特产，回来充当劳动力修路。
比如身毒，自从鲁达攻下高原，刘唐攻下缅邦，就打开了通向身毒、孟加拉的道路，那里有大量昆仑奴。
比如西域，西域国小民少，但是各大部族加起来百万人口还会有的，打仗俘虏的敌兵戴上枷锁就可以沿着河西走廊好好修路。
这免费劳动力不就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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