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五章，一家几十口 ，一锅懂稀稠。
“一家几十口，一堆儿懂稀稠”，这是当时村里人对我家的褒扬。
上世纪1970年代初，奶奶领着我伯伯，叔叔，还有我们三“家”过生活，日子过得挺难，但有很多很多美好的记忆。
仲秋节，堂兄妹们挤在奶奶的屋里，半斤一个的月饼被分成姊妹数量的等份，奶奶亲手一人一块儿，我们都把它含在嘴里高高兴兴地跑出去。
腊月到了，村子里的空气中都飘着一种过年的味道。祖先们从腊月二十开始安排：蒸馍，杀猪，剃头，祭灶，烧香，扫房，请神，送神……。
除夕夜，奶奶的屋里又挤满我们堂兄妹，每人发两毛钱的压岁钱，拿着那钱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父母的屋里。
腊月二十八，乡下的人们都是在这一天“蒸馍”的。
到了初夕“安神”，列祖列宗和各路神仙都请回家过年了，一是需要安静，不许烧火蒸馍；二是家里“人”多了，用的馍也多。
腊月二十八，每家每户提前在院子里建个锅台，开始准备蒸馍用的材料，例如豆子、萝卜、粉条、干柴、引火用的麦秸等，红薯当时是代替“沙糖”的。
到了这一天，家人们早早起床，高高兴兴的都为这事忙开了。
通常要蒸四种馍。一种是“两搅”，三分之二多一点的玉米面或黑面，三分之一少一点的白面，这是最大众化的，是用来充饥增热量的。
“两搅”又分瓷胎儿、菜包儿和豆馅，豆馅是甜的。
第二种是“小蒸馍儿”，全部的白面，因为白面少，所以蒸的个子不大，蒸成后有专人在旁边端一碗“洋红”在每一个“小蒸馍儿”的顶端打一个红点，图欢喜和吉利，这红点要求内空外圆，用“穗子筒儿”点出来最标准。
“小蒸馍儿”的量最少，除了初一儿、初二儿、十五儿、十六儿可以放开吃，其他时间是不能的。
第三种是“卷酱”，用红薯面做成的，里面卷着各种各样的菜。
第四种是“闷子”，用纯红薯粉扮葱，蒜，姜蒸成。
······
那一天，各家各户的院子里都放个补萝和筛子，把蒸成的馍分别放在里边。
全村都在做“神”规定的这一件事，所以，那天村子的上空便飘着浓浓粮食的香甜味儿。
那天，奶奶提前站在院子中间，有时咳嗽一声，有时用物什敲几下捶布石。这时，两个伯母，母亲，婶婶，还有会干活的姐姐们都自觉的从屋里走出来分工合作，开始蒸年下的馍了。
每年过了正月初五，乡下人也叫“破五”，奶奶屋里一坐，自然有父亲招集，两个伯母、婶婶和母亲都很快地集中起来，奶奶从来不多说话，开始对本年做饭的值日做一安排：“从老大家开始，一人一个月”。
说完便扭头去做别的事情，谁也不再说什么，一年十二个月，灶火里的事便不再说第二遍。
·····
偶尔，母亲们也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但奶奶根本妥协。
那一天，不知道因为什么，伯母，母亲和婶婶的意见达成了一致，看样子是与奶奶产生了分歧，她们在院子里小声的议论着什么。奶奶可能在屋里有所察觉了，她老人家拉开屋门将头探出门外，身子就没有出来，用眼睛扫了一下院子，喉咙里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伯母、母亲和婶婶立刻停止了议论，都回自己屋里去了。
母亲们那时大概在“****”了，奶奶是决不允许的！
轮到谁做饭了，那担子是很重的，凌晨五更扎火添锅，然后涮碗，扫地，涮案板儿，到晚上封火，比去地干活都累，但伯母、母亲和婶婶从没有耽误过全家一顿饭，她们之间的团结合作都是无私的。
那天，母亲值日，中午吃了饭她对我说：“你大姐还在地里等着叫送饭，你把这几个碗涮涮”，说完就提着饭出去了。
第二天吃了午饭，母亲又这样布置，那时，对大人布置的事是不能反抗的。
没有自来水，碗都放在一个瓷盆里，一个一个涮好后再用抹布抹干，最后整齐地摞放起来。
我很委屈，涮到最后一个，没用抹布抹，就用碗边在那瓷盆边上磕碰，一直把那碗碰的声音变了为止。
那晚，在外面顽皮，夜很深了才回家，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灶火里还亮着灯，一个人影在案前晃动，我看见那是奶奶。
······
“那碗是你把它碰一条缝的？今年压岁钱没你的了”，奶奶对己经进被窝儿的我宣布。
这一辈子我都能想到，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奶奶总要去灶火里检查落实卫生、节俭、公物等情况的。以至于工作以后我都懂得，一个家庭里的工作也需要一边布置，一边落实，一边监督的。
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家庭总有这样一个人，关键的人，忍辱负重的人，呕心沥血，非常辛苦的人，极具责任感的人，这个人，天生的需要在那惊涛骇浪上力挽狂澜，这个“单位”的一点一滴都无时无刻地牵动着这个人的每一根神经，使得他为这个“单位”殚精竭虑，昼夜操劳。
奶奶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人。
也搞不清楚是因为人类进步了，还是社会发展了；是家里的情况有变化了，还是因为奶奶老了，她老人家不想管我们了。
忽一日的中午，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情况有点反常，伯母，母亲和婶婶一同在厨房作饭，我放学回家到灶火，没人理我，四个母亲都不停地干活，配合的是那样的默契，彼此一句话也没有。
一会儿，一锅糊涂面做成了，滿满的都是白面条，四个母亲不约而同的将那一锅糊涂面抬到院子里的捶布石上。
全家都到齐了，父亲说：“这是咱家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吃了这顿饭咱都要‘掂开锅’了”。
父亲没能再说下去，家人们一人端一碗都离开了那个公共场所。
那锅糊涂面往日是刚好的，但那一天还剩下了多半锅。
那一天，那两天，那三天·····，一直没见奶奶出她那屋门。
几十年了，那几天奶奶在屋里卧床掉眼泪的情形一直在我的眼前过来过去。
1980年的冬天，鹅毛大雪下了两天两夜，皑皑白雪封住了奶奶那个小屋，已经昏迷了三天的奶奶依然躺在那个地方，两鬓角挂着两串泪水，我站在她的床头，分明看见奶奶的眼中一丝丝的绝望，一丝丝的牵挂，她一定还是在绝望那锅“糊涂面”再也不会有了，她一定还是在牵挂着生她的人和她生的人··········。
从那一刻开始，我便有了一个课题：“努力当好子孙”。
上世纪1970年代初，奶奶领着我伯伯，叔叔，还有我们三“家”过生活，日子过得挺难，但有很多很多美好的记忆。
仲秋节，堂兄妹们挤在奶奶的屋里，半斤一个的月饼被分成姊妹数量的等份，奶奶亲手一人一块儿，我们都把它含在嘴里高高兴兴地跑出去。
腊月到了，村子里的空气中都飘着一种过年的味道。祖先们从腊月二十开始安排：蒸馍，杀猪，剃头，祭灶，烧香，扫房，请神，送神……。
除夕夜，奶奶的屋里又挤满我们堂兄妹，每人发两毛钱的压岁钱，拿着那钱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父母的屋里。
腊月二十八，乡下的人们都是在这一天“蒸馍”的。
到了初夕“安神”，列祖列宗和各路神仙都请回家过年了，一是需要安静，不许烧火蒸馍；二是家里“人”多了，用的馍也多。
腊月二十八，每家每户提前在院子里建个锅台，开始准备蒸馍用的材料，例如豆子、萝卜、粉条、干柴、引火用的麦秸等，红薯当时是代替“沙糖”的。
到了这一天，家人们早早起床，高高兴兴的都为这事忙开了。
通常要蒸四种馍。一种是“两搅”，三分之二多一点的玉米面或黑面，三分之一少一点的白面，这是最大众化的，是用来充饥增热量的。
“两搅”又分瓷胎儿、菜包儿和豆馅，豆馅是甜的。
第二种是“小蒸馍儿”，全部的白面，因为白面少，所以蒸的个子不大，蒸成后有专人在旁边端一碗“洋红”在每一个“小蒸馍儿”的顶端打一个红点，图欢喜和吉利，这红点要求内空外圆，用“穗子筒儿”点出来最标准。
“小蒸馍儿”的量最少，除了初一儿、初二儿、十五儿、十六儿可以放开吃，其他时间是不能的。
第三种是“卷酱”，用红薯面做成的，里面卷着各种各样的菜。
第四种是“闷子”，用纯红薯粉扮葱，蒜，姜蒸成。
······
那一天，各家各户的院子里都放个补萝和筛子，把蒸成的馍分别放在里边。
全村都在做“神”规定的这一件事，所以，那天村子的上空便飘着浓浓粮食的香甜味儿。
那天，奶奶提前站在院子中间，有时咳嗽一声，有时用物什敲几下捶布石。这时，两个伯母，母亲，婶婶，还有会干活的姐姐们都自觉的从屋里走出来分工合作，开始蒸年下的馍了。
每年过了正月初五，乡下人也叫“破五”，奶奶屋里一坐，自然有父亲招集，两个伯母、婶婶和母亲都很快地集中起来，奶奶从来不多说话，开始对本年做饭的值日做一安排：“从老大家开始，一人一个月”。
说完便扭头去做别的事情，谁也不再说什么，一年十二个月，灶火里的事便不再说第二遍。
·····
偶尔，母亲们也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但奶奶根本妥协。
那一天，不知道因为什么，伯母，母亲和婶婶的意见达成了一致，看样子是与奶奶产生了分歧，她们在院子里小声的议论着什么。奶奶可能在屋里有所察觉了，她老人家拉开屋门将头探出门外，身子就没有出来，用眼睛扫了一下院子，喉咙里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伯母、母亲和婶婶立刻停止了议论，都回自己屋里去了。
母亲们那时大概在“****”了，奶奶是决不允许的！
轮到谁做饭了，那担子是很重的，凌晨五更扎火添锅，然后涮碗，扫地，涮案板儿，到晚上封火，比去地干活都累，但伯母、母亲和婶婶从没有耽误过全家一顿饭，她们之间的团结合作都是无私的。
那天，母亲值日，中午吃了饭她对我说：“你大姐还在地里等着叫送饭，你把这几个碗涮涮”，说完就提着饭出去了。
第二天吃了午饭，母亲又这样布置，那时，对大人布置的事是不能反抗的。
没有自来水，碗都放在一个瓷盆里，一个一个涮好后再用抹布抹干，最后整齐地摞放起来。
我很委屈，涮到最后一个，没用抹布抹，就用碗边在那瓷盆边上磕碰，一直把那碗碰的声音变了为止。
那晚，在外面顽皮，夜很深了才回家，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灶火里还亮着灯，一个人影在案前晃动，我看见那是奶奶。
······
“那碗是你把它碰一条缝的？今年压岁钱没你的了”，奶奶对己经进被窝儿的我宣布。
这一辈子我都能想到，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奶奶总要去灶火里检查落实卫生、节俭、公物等情况的。以至于工作以后我都懂得，一个家庭里的工作也需要一边布置，一边落实，一边监督的。
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家庭总有这样一个人，关键的人，忍辱负重的人，呕心沥血，非常辛苦的人，极具责任感的人，这个人，天生的需要在那惊涛骇浪上力挽狂澜，这个“单位”的一点一滴都无时无刻地牵动着这个人的每一根神经，使得他为这个“单位”殚精竭虑，昼夜操劳。
奶奶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人。
也搞不清楚是因为人类进步了，还是社会发展了；是家里的情况有变化了，还是因为奶奶老了，她老人家不想管我们了。
忽一日的中午，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情况有点反常，伯母，母亲和婶婶一同在厨房作饭，我放学回家到灶火，没人理我，四个母亲都不停地干活，配合的是那样的默契，彼此一句话也没有。
一会儿，一锅糊涂面做成了，滿满的都是白面条，四个母亲不约而同的将那一锅糊涂面抬到院子里的捶布石上。
全家都到齐了，父亲说：“这是咱家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吃了这顿饭咱都要‘掂开锅’了”。
父亲没能再说下去，家人们一人端一碗都离开了那个公共场所。
那锅糊涂面往日是刚好的，但那一天还剩下了多半锅。
那一天，那两天，那三天·····，一直没见奶奶出她那屋门。
几十年了，那几天奶奶在屋里卧床掉眼泪的情形一直在我的眼前过来过去。
1980年的冬天，鹅毛大雪下了两天两夜，皑皑白雪封住了奶奶那个小屋，已经昏迷了三天的奶奶依然躺在那个地方，两鬓角挂着两串泪水，我站在她的床头，分明看见奶奶的眼中一丝丝的绝望，一丝丝的牵挂，她一定还是在绝望那锅“糊涂面”再也不会有了，她一定还是在牵挂着生她的人和她生的人··········。
从那一刻开始，我便有了一个课题：“努力当好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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