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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一章,开春儿

    1975年的春天似乎是来的晚了一点,时令已过了“立春”,气温还是升不起来,路边土里的小草却无拘无束的探出头来,好像是一个新生的婴儿用它那好奇的眼光看着路过的每一个人,时而欢笑,时而沉默,时而悲伤。

    ·······

    但春天永远是美好的。

    “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沐浴着和煦的春风,也看到了“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摇曳,“一枝红杏出墙来”的烂漫;感受着春的气息,体会到了“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的欣喜;同时,那年的春天好像有一些特殊,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突然飘然而至,让人们着实的体会到了“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的意境,那漫天飞舞的雪花不只是“唯有暗香来”,还似乎给人们带来了“瑞雪兆丰年”的欣慰。

    ·········

    每每这个季节,康大功总是要组织队里的人先清理路上的积雪,然后往南坡拉草粪,早上一回,上午下午各三回。

    队里年里头积攒的草粪,必须在年外的半个月内全部拉到坡上的每一块儿地里,待犁地的时候把它盖在地下,供庄稼生长用。

    那时,队里的饲养室里养着足够的牛、马、骡子等牲畜,但康大功是不让用牲口拉粪的,他有爱惜牲口的意思,因为开始犁地的时候,那些牲口还得用劲儿拉犁。

    那草粪堆就在饲养室门外的一个大坑里,往南坡拉粪的人长年的就是那几户人家,装车子的时候都怕自己装的不够多,因为薛老喜就在南大路边的路口给每一辆车子过磅,每车按重量记工分。

    薛老喜就蹲在磅后那土堆上,每过一辆架子车,他总是先看主人是谁,然后看一下磅上的标记,随即说一声“走吧”,人们便拉上架子车往南坡上。

    那车子下了磅,便是一路的上坡,都是三四十度的坡度,到了一些特殊的路段都有70度到80度的样子了,这个时候,这几户人家便得集中起来,大家合起伙儿把一辆车子先弄到地的中央。

    每年拉粪的季节,我和苏老二都把一根绳子拴在架子车上拉梢儿,一趟一趟往坡上去。

    那一天,天还不亮就听见父亲在院子里走动的声音了,我知道那是他在摆弄他的家什,他就要去那粪坑里装粪了。

    我连忙起身随着父亲来到了那个装粪的现场。那时,那里已经人声鼎沸了。我看见苏老二在前面扶着车杆,钟叔和钟婶儿在架子车的两边用粪叉往车里装着草粪,见我父亲拉着车走过来,他俩就加快了速度。很快,他们的车子装满了,给我父亲让出一个位置,我们的架子车就推了进去。

    当我和父亲把车子拉到过磅地方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老天爷好像是“人来疯”,“不足扯”,这时又从天上飘下了雪花,但没有康大功的命令谁也不敢停止往山上送粪。

    父亲驾辕,我和我姐一个人一边拉着梢儿,可能是因为天要下雪了,我们三人都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车子上了磅的时候,好长时间听不见薛老喜说让我们走的声音,我扭头一看,原来那磅后面的土堆上蹲着二骡子,只见他穿着一个新的小大衣,头和脸都捂得严严实实的。

    “小大衣”就是那个时期最时尚的,比厥肚子小棉袄大许多的棉上衣,因为需要的布料和棉花多,一般的人家是做不起的,也不知道薛老喜家里那里弄来的比我们家多了许多的布料和棉花。

    我看见二骡子在瞅着磅上的标记发愣。平时,看见薛老喜的时候,我心里有点怕他,总不敢多说一句话,见是二骡子,我就毫不客气地问:“多少”?

    “你看是多少”?他又反问我。

    “700斤”,我故意多说了70斤。

    “那就700斤吧”,二骡子在那个本子上记下了“700”斤的字样。

    下了磅,雪花夹着凌晨的北风越来越大。开始,我们都冻得直哆嗦,越哆嗦越用力,越用力拉着车跑得越快。从村子到地里大概有三里多地,那天,拉出一里多地的时候,地上的积雪已经是踏在上面便发出“咯吱咯吱”一声响的厚度了。

    我早已出了一身的汗,但头发和眉毛上都结了一层晶莹的冰,路上拉粪的人和我一样都是从鼻孔里和嘴里冒出一团团的热气。

    到了该上金岭的陡坡了,拉粪的几户人家便自觉地把车子停在了坡下,十几个人围着一辆架子车往坡上挪。

    我和父亲把车子停下来,连忙加入到临时组成的团队中。那时,正好轮到钟叔的车子上坡儿了,十几个人立刻将那车子围住,推的推,拉的拉,车子艰难的往坡上移动着。

    钟叔驾着辕儿,我和苏老二在前面每人拉着一根绳子,突然那辆架子车不前进了,不知是谁在后面大声地吆喝:“驾好辕,驾好辕····”。

    但那车子不但不往前走,突然又朝后面退了起来,我看见那两根车杆已经着了地,钟叔的身子卧在地上,牢牢地压在那两根车杆上,他一脸的紧张,车子的右边就是那条“黑眼儿沟”。

    不知是谁很快在那雪地里刨出了两块儿大石头,很内行地垫在车子的轮子下,车子立刻稳定了下来。

    我和苏老二连忙拐回去拉地上的钟叔,他躺在地上起不来。这时,我看见他一只脚光着,就问:“叔,那只鞋呢”?

    “掉了”,他回答。

    “叔,像这样的陡坡儿,鞋子敢掉”?不知是谁又问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是咋掉的”,钟叔又说。

    我和苏老二赶紧到车子的后面去寻找,在距离车子五六米远的雪窝儿里,我俩找到了那只鞋。原来那只鞋脚后跟的底上早已有一个核桃大的洞,连接两块儿鞋面后缝的线陈旧了,在钟叔那只脚用力的时候,那缝便敞开了·······。

    几十年来,我时常想起那五六米远的雪地,满路的顽石子儿,赤着脚,用着力,拉着车的钟叔是咋走过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