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关于南派三叔的毕业论文】7
（一）新美学的内涵
对于新美学其具体内涵，中西方众多学派各执一词，未有统一确切的定论，但归根结底，总是相较“过去的美学”而言的，因此，正如美学被定义为“关于美的问题的研究”，在大方向上，新美学即以“关于美的研究的新的范式[36]”被接受。
新美学的概念最初于西方兴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至九十年代早期，“文化战争”掀起了“反美学[37]”的高潮，其观点之下，审美的特殊性受到质疑，“审美”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对象，美学意识形态之外的作用遭受否认，其存在价值亦为之撼动。“新美学”即在此时作为“反美学”的对立面应运而生。在审美特殊性的问题上，“新美学”以坚定的态度达成了对十二世纪以前之美学——即所谓“旧美学”的回归；而与此同时，也自与“反美学”的交锋中汲取养分，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38]”间达成了“新本质主义”的和解。
在“新美学”的概念在国内兴起之后，其内涵又以我国国情为凭依，生出新的特质。我国美学观点比之“纯粹美”更加重视“社会美”或者说是“生活美”的研究，且自诞生之初便与文艺紧密结合，如是“羊大为美”、“大音希声”、“言不尽意”及“神形皆备”等观点，往往既属美学，也被纳入文学理论范畴，言而总之，我国美学自古以来更注重实践，关注本民族的具体历史情境。但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美学也势必逐步淡化其国界，在国际范围中产生共鸣，因而我国当代美学亟待找寻到一个具体历史情境与审美特殊性的切合点。相对排斥具体情境的西方旧美学及将本质主义与历时性对立的反美学皆未能应和其需要，而新兴的要求在具体情境之中探索审美特殊性的“新美学”，反而为中国美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思路，由此，独具中国特色的新美学观点渐趋形成。
简而言之，新美学是区别于二十世纪及之前的美学而言的，在重视审美特殊性问题的同时关注而不局限于具体情境的，具时代特征的新的美学。
（二）“南派小说”如何反应出新美学的特质
1、南派小说之崛起离不开“大众性”
南派小说作为当代通俗小说的一支，其销量及利润都在数量上远超过去通俗读物的平均值，其受众也自社会文化中下层向所有文化层次读者扩散：《盗墓笔记》系列总销售量逾两千万，《大漠苍狼》、《怒江之战》及《老九门》等亦创下出版年单本百万销量的成绩。这种爆炸式的消费在南派小说以外的“修仙小说[39]”、“无限流小说[40]”及“星际小说[41]”等新兴小说题材中亦有展现，可见正如上文所言，“南派小说”的崛起固然有其自身价值因素，但同时，也是时代与读者的选择。
飞速发展的自媒体网络使得个人价值倾向得以相互碰撞交锋，过高及过低的审美价值倾向所获应和声较少，因而在日复一日的冲刷下向主流审美倾向偏移，新媒体辐射下羊群效应产生，于是大众审美由“只被部分人接受而经久不衰的高雅的美”向“被多数人接受并长久不变的雅俗共赏的美”转变，即文学上逐渐表现出由高雅向雅俗共赏倾斜的倾向。
在这种转变之下，主流文学作品由于主客体间、作家与读者间的双向运动而产生相应变化。网络时代文学创作的“传播”过程被极致缩短，生产即是消费，读者的意见及建议得以即时反馈，在促使作品自我完善、增进文学消费主客体联系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家创作的独立性。这种状况自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便已悄然发生，柯南道尔被迫“死而复生”的福尔摩斯与鲁迅每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希望的钩子”，都是其最初表现。而在“连载”这一形势完全普及的当代，读者对作品走向的反作用自然愈演愈烈：退役而回归国家队的叶修，“饮冰十年，难凉热血”的张起灵，都是作家未曾预料到的“失控者”。
在此类以“连载”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创作中，由于潜在读者审美理想发生转化，在其全新的期待视野下，作品本尚未完全形成的人物性格、外貌特征及情节后续发展可能经由“二次创作”固化，逐步偏离甚至脱离作家原有的构想，这种偏离是潜移默化的，作者甚至往往意识不到自己被读者的思考所左右。故而，文学创作也将在不自觉间向着大众口味偏移。
但总体上，无论是其雅俗流变倾向，还是潜移默化的偏移，都体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倾向。新世纪的通俗小说作品在题材、人物及故事走向上主动或被动地与读者期待视野相应和，在大程度上反应出新世纪受众的审美倾向及娱乐要求。在此具体情境下总结其审美特殊性，以“南派小说”等为代表的新题材通俗小说，已然表现出了新美学大众性及雅俗共赏的特质。
2、“《盗墓笔记》现象”及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南派小说名下，囊括众多于近十年内大热的网络IP[42]，诸如“大漠苍狼IP”、“怒江之战IP”、“老九门IP”及“勇者大冒险IP”等，而其中最主要且最具影响力的无疑还是“盗墓笔记IP”。
自2007年《盗墓笔记》本篇连载始，该IP在以“八零”、“九零”后为主要受众的网络新媒体中急剧扩散其影响：2009年11月，同名漫画单行本刊印出版；由“影音同画”、“星之声”等参盟的广播剧紧随其后迈入正轨；2012年，前传《藏海花》于《超好看》同年第一版开始连载；次年，后传《沙海》系列开始出版；2014年，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盗墓笔记》同名网络季播剧，并于次年上映，此时，《盗墓笔记》系列页游、手游同步推出，将这一IP推向热议顶峰，同年，南派泛娱成立，南派小说以其凭借其现实经济效益在娱乐界站稳脚跟；2015年，前传《藏海花》漫画由漫工厂出版，随后漫版《沙海》亦由其放出；2016年7月，祺天文化与南派泛娱联袂改制《藏海花》舞台剧，同年8月，由李港仁执导、南派泛娱参股的《盗墓笔记》电影上映；2018年，电影《沙海》放出上映预告。此外，“2015长白山稻米节”将这一IP热度自娱乐业延伸至旅游业，百万稻米[43]相聚长白峰顶，往赴十年之约，曾一度掀起“盗墓笔记热”的狂潮。
在“盗墓笔记IP”浩荡声势之下，南派小说其他IP产业受其辐射，获得了相较同类IP更高的关注度与经济效益，由动漫游戏到舞台剧、电视剧与电影，热度逐年增长，这种现象，便被称之为“《盗墓笔记》现象”。
正如上文所言，文化背景、文学与商业运作、青少年的阅读心理等外部因素促成并扩大了“《盗墓笔记》现象”相关IP的经济效应，而其鲜明的商业性及广泛的受众也必将使其产生或优或劣的社会影响。这实际也就成为新美学特质的一个例证。
新美学不将审美特殊性与具体历史情境割裂，因此并不将文学作品价值与其经济价值相对立。譬如此处，南派小说所引发的消费热，在产业效应的视角上，属于经济范畴；但以读者的角度出发，则是美学范畴。即南派小说相关影视、游戏及剧目的制作者带有商业目的，但读者的消费仍是为寻求心理满足感，是为了个体的“快感”而消费。
事实上，自文学作为一种消费品被纳入市场以来，文学作品与商品经济便不再毫无交集。文学生产消费理论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之所以得以和平共处，其根本在于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附着于作品及其衍生文化产业的物质载体上时可以因载体的物质性产生经济价值。如观看《盗墓笔记》及《怒江之战》电影支付的金钱，更多购买的是影片拍摄与制作的劳动。因而，在新的时期，新美学的“审美特殊性”的实质并未发生改变，只是“美”与消费的关联性由于信息网络的发展而比之往先更加密切。
与社会紧密相关联是新美学落于通俗文学层面的另一特征，但这种关联性却并非是伴随新美学的产生而出现的。自“天鹅处女型”、“七星仙女型”神话传说，到瓦肆勾栏里的“李翠莲们”与“崔宁们[44]”，通俗文本作为市民阶级的主要文化生活内容，在潜移默化间影响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而在对这些文本的创作与变形中，又融汇进该时期人民的生存状态、社会规范与价值追求，所谓“观诗知政”，古今皆然。
新世纪之通俗文学，亦与社会现实相互作用。以冒险与战争为主要题材的南派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青少年读者层在和平社会中追求刺激、趋向猎奇的社会心理；也在“《盗墓笔记》现象”形成广泛声势之后，推动文学及社会视野向“下九流”职业偏移，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对“盗墓”这一在乡县之下已然泛滥成灾却因法不责众而愈演愈烈的犯罪行为的声讨。再如电子竞技类小说，引爆关于“电子竞技”性质究竟归属“网络沉迷”抑或“体育竞技”两种截然相反观点的探讨。此外修仙系列小说，曾一度将老庄道学推至热议中心，进而引发数度论道风潮。
言而总之，南派小说作为新世纪通俗文学之一支，自侧面对新美学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其大众性作出佐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与见证了新美学的崛起。
对于新美学其具体内涵，中西方众多学派各执一词，未有统一确切的定论，但归根结底，总是相较“过去的美学”而言的，因此，正如美学被定义为“关于美的问题的研究”，在大方向上，新美学即以“关于美的研究的新的范式[36]”被接受。
新美学的概念最初于西方兴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至九十年代早期，“文化战争”掀起了“反美学[37]”的高潮，其观点之下，审美的特殊性受到质疑，“审美”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对象，美学意识形态之外的作用遭受否认，其存在价值亦为之撼动。“新美学”即在此时作为“反美学”的对立面应运而生。在审美特殊性的问题上，“新美学”以坚定的态度达成了对十二世纪以前之美学——即所谓“旧美学”的回归；而与此同时，也自与“反美学”的交锋中汲取养分，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38]”间达成了“新本质主义”的和解。
在“新美学”的概念在国内兴起之后，其内涵又以我国国情为凭依，生出新的特质。我国美学观点比之“纯粹美”更加重视“社会美”或者说是“生活美”的研究，且自诞生之初便与文艺紧密结合，如是“羊大为美”、“大音希声”、“言不尽意”及“神形皆备”等观点，往往既属美学，也被纳入文学理论范畴，言而总之，我国美学自古以来更注重实践，关注本民族的具体历史情境。但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美学也势必逐步淡化其国界，在国际范围中产生共鸣，因而我国当代美学亟待找寻到一个具体历史情境与审美特殊性的切合点。相对排斥具体情境的西方旧美学及将本质主义与历时性对立的反美学皆未能应和其需要，而新兴的要求在具体情境之中探索审美特殊性的“新美学”，反而为中国美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思路，由此，独具中国特色的新美学观点渐趋形成。
简而言之，新美学是区别于二十世纪及之前的美学而言的，在重视审美特殊性问题的同时关注而不局限于具体情境的，具时代特征的新的美学。
（二）“南派小说”如何反应出新美学的特质
1、南派小说之崛起离不开“大众性”
南派小说作为当代通俗小说的一支，其销量及利润都在数量上远超过去通俗读物的平均值，其受众也自社会文化中下层向所有文化层次读者扩散：《盗墓笔记》系列总销售量逾两千万，《大漠苍狼》、《怒江之战》及《老九门》等亦创下出版年单本百万销量的成绩。这种爆炸式的消费在南派小说以外的“修仙小说[39]”、“无限流小说[40]”及“星际小说[41]”等新兴小说题材中亦有展现，可见正如上文所言，“南派小说”的崛起固然有其自身价值因素，但同时，也是时代与读者的选择。
飞速发展的自媒体网络使得个人价值倾向得以相互碰撞交锋，过高及过低的审美价值倾向所获应和声较少，因而在日复一日的冲刷下向主流审美倾向偏移，新媒体辐射下羊群效应产生，于是大众审美由“只被部分人接受而经久不衰的高雅的美”向“被多数人接受并长久不变的雅俗共赏的美”转变，即文学上逐渐表现出由高雅向雅俗共赏倾斜的倾向。
在这种转变之下，主流文学作品由于主客体间、作家与读者间的双向运动而产生相应变化。网络时代文学创作的“传播”过程被极致缩短，生产即是消费，读者的意见及建议得以即时反馈，在促使作品自我完善、增进文学消费主客体联系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家创作的独立性。这种状况自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便已悄然发生，柯南道尔被迫“死而复生”的福尔摩斯与鲁迅每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希望的钩子”，都是其最初表现。而在“连载”这一形势完全普及的当代，读者对作品走向的反作用自然愈演愈烈：退役而回归国家队的叶修，“饮冰十年，难凉热血”的张起灵，都是作家未曾预料到的“失控者”。
在此类以“连载”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创作中，由于潜在读者审美理想发生转化，在其全新的期待视野下，作品本尚未完全形成的人物性格、外貌特征及情节后续发展可能经由“二次创作”固化，逐步偏离甚至脱离作家原有的构想，这种偏离是潜移默化的，作者甚至往往意识不到自己被读者的思考所左右。故而，文学创作也将在不自觉间向着大众口味偏移。
但总体上，无论是其雅俗流变倾向，还是潜移默化的偏移，都体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倾向。新世纪的通俗小说作品在题材、人物及故事走向上主动或被动地与读者期待视野相应和，在大程度上反应出新世纪受众的审美倾向及娱乐要求。在此具体情境下总结其审美特殊性，以“南派小说”等为代表的新题材通俗小说，已然表现出了新美学大众性及雅俗共赏的特质。
2、“《盗墓笔记》现象”及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南派小说名下，囊括众多于近十年内大热的网络IP[42]，诸如“大漠苍狼IP”、“怒江之战IP”、“老九门IP”及“勇者大冒险IP”等，而其中最主要且最具影响力的无疑还是“盗墓笔记IP”。
自2007年《盗墓笔记》本篇连载始，该IP在以“八零”、“九零”后为主要受众的网络新媒体中急剧扩散其影响：2009年11月，同名漫画单行本刊印出版；由“影音同画”、“星之声”等参盟的广播剧紧随其后迈入正轨；2012年，前传《藏海花》于《超好看》同年第一版开始连载；次年，后传《沙海》系列开始出版；2014年，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盗墓笔记》同名网络季播剧，并于次年上映，此时，《盗墓笔记》系列页游、手游同步推出，将这一IP推向热议顶峰，同年，南派泛娱成立，南派小说以其凭借其现实经济效益在娱乐界站稳脚跟；2015年，前传《藏海花》漫画由漫工厂出版，随后漫版《沙海》亦由其放出；2016年7月，祺天文化与南派泛娱联袂改制《藏海花》舞台剧，同年8月，由李港仁执导、南派泛娱参股的《盗墓笔记》电影上映；2018年，电影《沙海》放出上映预告。此外，“2015长白山稻米节”将这一IP热度自娱乐业延伸至旅游业，百万稻米[43]相聚长白峰顶，往赴十年之约，曾一度掀起“盗墓笔记热”的狂潮。
在“盗墓笔记IP”浩荡声势之下，南派小说其他IP产业受其辐射，获得了相较同类IP更高的关注度与经济效益，由动漫游戏到舞台剧、电视剧与电影，热度逐年增长，这种现象，便被称之为“《盗墓笔记》现象”。
正如上文所言，文化背景、文学与商业运作、青少年的阅读心理等外部因素促成并扩大了“《盗墓笔记》现象”相关IP的经济效应，而其鲜明的商业性及广泛的受众也必将使其产生或优或劣的社会影响。这实际也就成为新美学特质的一个例证。
新美学不将审美特殊性与具体历史情境割裂，因此并不将文学作品价值与其经济价值相对立。譬如此处，南派小说所引发的消费热，在产业效应的视角上，属于经济范畴；但以读者的角度出发，则是美学范畴。即南派小说相关影视、游戏及剧目的制作者带有商业目的，但读者的消费仍是为寻求心理满足感，是为了个体的“快感”而消费。
事实上，自文学作为一种消费品被纳入市场以来，文学作品与商品经济便不再毫无交集。文学生产消费理论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之所以得以和平共处，其根本在于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附着于作品及其衍生文化产业的物质载体上时可以因载体的物质性产生经济价值。如观看《盗墓笔记》及《怒江之战》电影支付的金钱，更多购买的是影片拍摄与制作的劳动。因而，在新的时期，新美学的“审美特殊性”的实质并未发生改变，只是“美”与消费的关联性由于信息网络的发展而比之往先更加密切。
与社会紧密相关联是新美学落于通俗文学层面的另一特征，但这种关联性却并非是伴随新美学的产生而出现的。自“天鹅处女型”、“七星仙女型”神话传说，到瓦肆勾栏里的“李翠莲们”与“崔宁们[44]”，通俗文本作为市民阶级的主要文化生活内容，在潜移默化间影响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而在对这些文本的创作与变形中，又融汇进该时期人民的生存状态、社会规范与价值追求，所谓“观诗知政”，古今皆然。
新世纪之通俗文学，亦与社会现实相互作用。以冒险与战争为主要题材的南派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青少年读者层在和平社会中追求刺激、趋向猎奇的社会心理；也在“《盗墓笔记》现象”形成广泛声势之后，推动文学及社会视野向“下九流”职业偏移，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对“盗墓”这一在乡县之下已然泛滥成灾却因法不责众而愈演愈烈的犯罪行为的声讨。再如电子竞技类小说，引爆关于“电子竞技”性质究竟归属“网络沉迷”抑或“体育竞技”两种截然相反观点的探讨。此外修仙系列小说，曾一度将老庄道学推至热议中心，进而引发数度论道风潮。
言而总之，南派小说作为新世纪通俗文学之一支，自侧面对新美学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其大众性作出佐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与见证了新美学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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