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君家何处住
李晓宇对刘佳慧说，《伊利亚特》的主题是赞美古代英雄的刚强威武、机智勇敢，讴歌他们在同异族战斗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和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伊利亚特》塑造了一系列古代英雄形象。
在他们身上，既集中了部落集体所要求的优良品德，又突出了各人的性格特征。阿喀琉斯英勇善战，每次上阵都使敌人望风披靡。
他珍爱友谊，一听到好友阵亡的噩耗，悲痛欲绝，愤而奔向战场为友复仇。他对老人也有同情之心，允诺白发苍苍的特洛伊老王归还赫克托尔尸体的请求。可是他又傲慢任性，为了一个女俘而和统帅闹翻，退出战斗，造成联军的惨败。他暴躁凶狠，为了泄愤，竟将赫克托尔的尸体拴上战车绕城三圈。
与之相比，特洛伊统帅赫克托尔则是一个更加完美的古代英雄形象。他身先士卒，成熟持重，自觉担负起保卫家园和部落集体的重任。
他追求荣誉，不畏强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危急关头，仍然毫无惧色，出城迎敌，奋勇厮杀。他敬重父母，挚爱妻儿，决战前告别亲人的动人场面，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和感人的悲壮色彩。
《伊利亚特》所反映的时代正处于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在原始的氏族社会，氏族和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特征，即胞族、家族、部族而存在的。
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以这种血缘关系为出发点，一切以忠实家族血亲的组长为正确，而且只要是维护家族利益的都是正确。
另外，在古希腊从氏族公社向奴隶制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外部的和内部的暴力干扰。这种过渡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方面是人们私有观念的出现，另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从而导致产品的剩余。
这使得古希腊的国家组织纯粹是通过私有财产的产生和阶级分化，直接从氏族公社中产生出来，而这些在史诗《伊利亚特》中都有所体现。
史诗以“阿喀琉斯的愤怒”为全篇的主线，史诗中阿喀琉斯的愤怒一共有两次，而第一次阿喀琉斯之所以愤怒就是因为希腊联军的统帅阿伽门农夺走了他喜爱的女俘而愤然退出战争。
可见，这时期的古希腊社会奴隶制已经开始盛行。而且，奴隶们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产品也已相当丰富，金银饰品，象牙琥珀，奴隶主们享有各种各样的奢侈品。
他们终日过着酒池肉林的生活，就如史诗中所描述的：“他们不是去掠夺自己百姓的绵羊和山羊，就是在舞场上抢夺桂冠”，而为他们提供这种生活的则是奴隶和士兵。
在原始的氏族社会，其政治制度是原始的民主制，家族的大家长只是充当召集者的角色，而没有决策权和命令权。而且，在产品和财物的分配上也是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
在《伊利亚特》中，希腊联军的统帅阿伽门农拥有许多的战利品和女奴，而这些都是普通战士在战场上为他拼命争取回来的。他与阿喀琉斯的争吵就是由争夺女俘所引起，可见这时的人们已经有了“我的”意识，即人们私有观念的产生。
在对具体财物的分配争夺上，体现了原始氏族社会与奴隶制社会的冲突。[4]柏拉图认为，荷马史诗属于悲剧的范畴，而荷马是“第一个悲剧诗人”。
《伊利亚特》描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中最悲壮的一页。它展示了战争的暴烈，和平的可贵；抒表了胜利的喜悦，失败的痛苦；描述了英雄的业绩，征战的艰难。
它阐释人和神的关系，审视人的属性和价值；它评估人在战争中的得失，探索催使人们行动的内外因素；在一个神人汇杂、事实和想像并存、过去和现今交融的文学平面上对影响人的生活、决定人的思想、制导人的行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认真的、有深度的探讨。
《伊利亚特》所触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生的有限和在这一有限的人生中人对生命和存在价值的索龋和平时期的生活是美好的。牛羊在山坡上漫步，姑娘们在泉溪边浣洗；年轻人穿梭在笑语之中，喜气洋洋地采撷丰产的葡萄。
诗人弹拨竖琴，动情的引吭高歌；姑娘小伙们穿着漂亮的衣衫，跳出欢快的舞步。然而，即便是典型意义上的幸福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包孕着悲愁的种子，人的属类使他最终无法摆脱死的迫胁。人是会死的，不管他愿不愿意见到死的降临。
人生短暂，短得让人不寒而栗：裂地之神，你会以为我头脑发热，倘若我和你开打，为了可怜的凡人。他们像树叶一样，一时间风华森茂，如火的生机，食用大地催产的硕果；然而好景不长，他们枯竭衰老，体毁人亡。
人生如同树叶的催发和枯亡；在第六卷第145—49行里，荷马已表述过这一思想。同时，荷马史诗作为“古希腊人的《圣经》”，因对英雄主义的颂扬，被誉为“英雄史诗”。
而在这些英雄品质中，“勇气”占据重要地位。命运是人无法逃脱的悲剧性。阿基琉斯无法逃避命运，虽然他被称为“捷足者”、“最勇敢的人”，但他终究要早死，所以才会有《伊利亚特》开头其母忒提斯伤心的哀叹：“我的孩儿啊，不幸的我为什么生下你？……你的命运短促，活不了很多岁月，你注定要早死，受苦受难超过众凡人。”
赫克托耳亦复如是。因为天平倒向冥王哈迪斯一边，固然他仍在人间奋勇作战，但死亡的阴影已经扣上。英雄们落在必死的命运中，歌德曾为之感叹，综观整部史诗，告诉我们的仅仅是：“人注定了地狱般的悲剧。”
而且具有鲜明希腊特点的是，即使是作为高人一等、具有操纵力的神祗们，也不能左右命运的天平，神的亲情与同情也无济于事。当宙斯，最大的主神，预见他的儿子——吕西亚人的首领萨尔佩冬将为帕特罗克洛斯所杀，意欲将其带出战场送返故乡，却遭到赫拉的责问：“你说什么话？
一个早就公正注定要死的凡人，你却想要让他免除悲惨的死亡?”宙斯只得眼睁睁看着亲子成为剑下亡魂，空留喟叹。在引用最广的一段荷马史诗中，渲染了这种命定观与人生短促的悲叹：“正如树叶的枯荣，人类的世代也如此。
秋风将树叶吹落到地上，春天来临，林中又会萌发，长出新的绿叶，人类也是一代出生，一代凋零。”
那么在古希腊人眼中，命定观下只有消极逃避等待死亡吗？恰恰相反，必死性的回应正是对命运的应战。
既然人的一生已经注定了最终的归宿，那么在有限的时日内，如何发挥最大潜能，成为受人景仰的英雄而非碌碌无为的凡人，成为英雄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整部《伊利亚特》关注的并不是英雄们究竟获取多少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们做事的方式，以及他们面对磨难和死亡的表现。”
英雄们凭借“勇气”，生命的尊严在战斗中升华；依靠勇敢的无畏精神，从“人”成为“英雄”。他们面对任何对手，不管是凡人抑或神灵，甚至是命运本身，都有“勇气”迎接挑战。所以狄奥墨得斯在面对阿伽门农时凛然说：“他赠你权杖，使你受尊敬，却没有把胆量给你，胆量最有力量。”
有两种形式的生命，一种是英雄的生命，短暂而光荣，另一种是普通人的生命，长久、衰退而无容光；要成为英雄，就必须显得英勇顽强。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勇气”成为在命定观下寻求进取的重要工具，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古代希腊的精神世界。所以，英雄们宁可光荣的死，不愿苟且的生。“千万不要让我听见人们说，英雄的血白流，它向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提出了威风凛凛的挑战。”
荷马史诗中处处颂扬的“勇气”，除了显示当时的精神状况，也折射时代的背景。诚如马克思所说：希腊史诗的成长，“是一定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在此不妨从“勇气”出发，挖掘其中的时代烙印。[5]在英雄时代，对“勇气”提倡与歌颂的背后，是社会生产力一定阶段的反映。
由于时代的局限与工具制造的有限性，当时战争的特点是Othismos，亦即互相推撞，肉搏成为主要手段，自然需要高度的“勇气”。同时，“勇气”的高低直接与战利品有关，而战利品的多寡又与社会地位紧密相连。
英雄时代已经出现贫富与阶级差别。当时希腊人以物易物，包括器具、牲畜与人，畜类的占有量则成为贫富间的主要差异。上层欲保持地位，就需犒劳追随者，这要求相应的土地和物质来源。
由于当时食品贸易仍然非常稀少，因而劫掠成为主要手段。在古希腊人看来，“劫掠是一种生活方式，获取战利品不仅使首领及随从富裕，同时也是一种对他们男子气概、技能和勇气的考验，进而带来荣誉与荣耀。”
财富的背后，不仅是物质，更是荣誉，因而他们对于战争，更多的是一种“耻文化”而非“罪文化”。战士们都要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来实现自我的价值，那些建功立勋的勇士们成为后世颂扬的“英雄”。
当然，斗争不仅体现在与外敌的对决中，在国家内部，例如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的冲突，希腊体制中的分立与矛盾也初露端倪。在英雄时代，人必须勇敢善战才能得以更好地生活。这就是在“勇气”所折射的时代背景。
诚如《世界古代神话》一书所言：“脱离了艺术的、祭祀的以及社会的语境，神话史诗便没有生命力，而且将失去任何意义。”
在《伊利亚特》中所触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古希腊人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倾向。
在“神样的英雄”阿基琉斯上身，集中体现了人生的有限和在这有限的人生中人对生命和存在价值的求索这一问题。在史诗的第六卷，诗人荷马表述了古希腊人的这一思想，在你死我活绞杀的战争中，人们尖叫着纷纷倒地，“头脸朝下”，“手抓泥尘”。
即便是勇猛无敌的阿喀琉斯，最终也难逃战死疆场的命运，但即便如此，阿喀琉斯宁可选择成为众人皆知的短命英雄，也不愿庸庸碌碌地过活一生。这正体现了古希腊人对人生价值的认知和对自我个人价值实现的追求，人的渺小与伟大在此处彰显得淋漓尽致。
手法结构《伊利亚特》是荷马史诗中直接描写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史诗，结构严谨，布局精巧。它以“阿喀琉斯的愤怒”作为全书的主线，其他人物、事件都环绕这条主线展开，形成严谨的整体。史诗善于用动物的动作，或用自然景观、生活现象作比喻，构成富有情趣的“荷马式比喻”。
例如书中写到阿喀琉斯退出战斗，赫克托尔打得希腊军队四处奔逃，史诗用了这样的比喻：“好像一只野蛮的狮子攻进牛群，吃了一头而吓得其余的纷纷逃窜。”其中有名句“我的生命是不能贱卖的，我宁可战斗而死去，不要走上不光荣的结局，让显赫的功勋传到来世”史诗节奏强烈，语调昂扬，既适于表现重大事件，又便于口头吟诵。
《伊利亚特》高超的艺术手法常为后人所称道。一般说来，史诗属叙事诗的范畴。《伊利亚特》中的叙述分两种，一种是诗人以讲叙者的身份所作的叙述，另一种是诗人以人物的身份所进行的表述、表白和对话。亚里斯多德称第一种形式为“描述”，称第二种形式为“表演”。
《伊利亚特》中，直接引语约占一半左右，而直接引语即为人物的叙述（包括复述），近似于剧中人（dramafispersonae）的话白。毫无疑问，此类语言形式为表演式叙述提供了现成的材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利亚特》是介于纯粹的叙事诗（即诗人完全或基本上以讲述者的身份叙述）和戏剧（诗）之间的一种诗歌形式。
格律音律《伊利亚特》采用六音步长短短格[6]（即扬抑抑格），取其前长后短的下冲之势。但是，荷马史诗又不是长短短格的“一统天下”。
实际上，除第五音步外，其他音步亦可接受长长格（即扬扬格）；此外，第六音步更是长短短格的“禁区”，一般用长短格（即扬抑格）取而代之。
这样，我们可用下列符号或符号组合，表示荷马史诗（或六音步长短短格叙事诗，英雄史诗）的格律或节奏形式：—UUI—UUI—UUI—UUI—UUI—UUI—U荷马是一位吟诵诗人，生活在一个还没有书面文字，或书面文字已经失传、尚未复兴或重新输入（至少尚不广泛流行）的时代。
所以，《伊利亚特》首先是一部口头文学作品。语言修饰口诵史诗的一个共同和显著的特点是采用一整套固定或相对固定的饰词、短语和段落。显然，这一创作方式有助于诗人的构制。
记忆以及难度很大的临场吟诵和不可避免的即兴发挥。在《伊利亚特》里，阿伽门农是“军队的统帅”（或“兵众的首领”），墨奈劳斯是“啸吼战场的”战将；我们读到“沉雷远播的”宙斯。
“白臂膀的”赫拉、“足智多谋的”俄底修斯、“头盔闪亮的”赫克托耳、“捷足的”阿喀琉斯、“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酒蓝色的”大海和“土地肥沃的”特洛伊。这些程式化用语，不仅点出了被修饰者（名词，人或物）的某个或某些特点、属性和品类，而且有助于渲染和墨饰史诗凝重、宏伟和肃穆的诗品特征。英雄们“高大”、“魁伟”、“英俊”，在满足了吃喝的欲望后雄辩滔滔，送吐“长了翅膀的话语”，或躺下享受睡眠的香甜。英雄们敢作敢为，盛怒时“恶狠狠地盯着”对手，阵亡后猝然倒地，“轰然一声，铠甲在身上铿锵作响”。
在他们身上，既集中了部落集体所要求的优良品德，又突出了各人的性格特征。阿喀琉斯英勇善战，每次上阵都使敌人望风披靡。
他珍爱友谊，一听到好友阵亡的噩耗，悲痛欲绝，愤而奔向战场为友复仇。他对老人也有同情之心，允诺白发苍苍的特洛伊老王归还赫克托尔尸体的请求。可是他又傲慢任性，为了一个女俘而和统帅闹翻，退出战斗，造成联军的惨败。他暴躁凶狠，为了泄愤，竟将赫克托尔的尸体拴上战车绕城三圈。
与之相比，特洛伊统帅赫克托尔则是一个更加完美的古代英雄形象。他身先士卒，成熟持重，自觉担负起保卫家园和部落集体的重任。
他追求荣誉，不畏强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危急关头，仍然毫无惧色，出城迎敌，奋勇厮杀。他敬重父母，挚爱妻儿，决战前告别亲人的动人场面，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和感人的悲壮色彩。
《伊利亚特》所反映的时代正处于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在原始的氏族社会，氏族和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特征，即胞族、家族、部族而存在的。
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以这种血缘关系为出发点，一切以忠实家族血亲的组长为正确，而且只要是维护家族利益的都是正确。
另外，在古希腊从氏族公社向奴隶制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外部的和内部的暴力干扰。这种过渡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方面是人们私有观念的出现，另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从而导致产品的剩余。
这使得古希腊的国家组织纯粹是通过私有财产的产生和阶级分化，直接从氏族公社中产生出来，而这些在史诗《伊利亚特》中都有所体现。
史诗以“阿喀琉斯的愤怒”为全篇的主线，史诗中阿喀琉斯的愤怒一共有两次，而第一次阿喀琉斯之所以愤怒就是因为希腊联军的统帅阿伽门农夺走了他喜爱的女俘而愤然退出战争。
可见，这时期的古希腊社会奴隶制已经开始盛行。而且，奴隶们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产品也已相当丰富，金银饰品，象牙琥珀，奴隶主们享有各种各样的奢侈品。
他们终日过着酒池肉林的生活，就如史诗中所描述的：“他们不是去掠夺自己百姓的绵羊和山羊，就是在舞场上抢夺桂冠”，而为他们提供这种生活的则是奴隶和士兵。
在原始的氏族社会，其政治制度是原始的民主制，家族的大家长只是充当召集者的角色，而没有决策权和命令权。而且，在产品和财物的分配上也是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
在《伊利亚特》中，希腊联军的统帅阿伽门农拥有许多的战利品和女奴，而这些都是普通战士在战场上为他拼命争取回来的。他与阿喀琉斯的争吵就是由争夺女俘所引起，可见这时的人们已经有了“我的”意识，即人们私有观念的产生。
在对具体财物的分配争夺上，体现了原始氏族社会与奴隶制社会的冲突。[4]柏拉图认为，荷马史诗属于悲剧的范畴，而荷马是“第一个悲剧诗人”。
《伊利亚特》描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中最悲壮的一页。它展示了战争的暴烈，和平的可贵；抒表了胜利的喜悦，失败的痛苦；描述了英雄的业绩，征战的艰难。
它阐释人和神的关系，审视人的属性和价值；它评估人在战争中的得失，探索催使人们行动的内外因素；在一个神人汇杂、事实和想像并存、过去和现今交融的文学平面上对影响人的生活、决定人的思想、制导人的行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认真的、有深度的探讨。
《伊利亚特》所触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生的有限和在这一有限的人生中人对生命和存在价值的索龋和平时期的生活是美好的。牛羊在山坡上漫步，姑娘们在泉溪边浣洗；年轻人穿梭在笑语之中，喜气洋洋地采撷丰产的葡萄。
诗人弹拨竖琴，动情的引吭高歌；姑娘小伙们穿着漂亮的衣衫，跳出欢快的舞步。然而，即便是典型意义上的幸福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包孕着悲愁的种子，人的属类使他最终无法摆脱死的迫胁。人是会死的，不管他愿不愿意见到死的降临。
人生短暂，短得让人不寒而栗：裂地之神，你会以为我头脑发热，倘若我和你开打，为了可怜的凡人。他们像树叶一样，一时间风华森茂，如火的生机，食用大地催产的硕果；然而好景不长，他们枯竭衰老，体毁人亡。
人生如同树叶的催发和枯亡；在第六卷第145—49行里，荷马已表述过这一思想。同时，荷马史诗作为“古希腊人的《圣经》”，因对英雄主义的颂扬，被誉为“英雄史诗”。
而在这些英雄品质中，“勇气”占据重要地位。命运是人无法逃脱的悲剧性。阿基琉斯无法逃避命运，虽然他被称为“捷足者”、“最勇敢的人”，但他终究要早死，所以才会有《伊利亚特》开头其母忒提斯伤心的哀叹：“我的孩儿啊，不幸的我为什么生下你？……你的命运短促，活不了很多岁月，你注定要早死，受苦受难超过众凡人。”
赫克托耳亦复如是。因为天平倒向冥王哈迪斯一边，固然他仍在人间奋勇作战，但死亡的阴影已经扣上。英雄们落在必死的命运中，歌德曾为之感叹，综观整部史诗，告诉我们的仅仅是：“人注定了地狱般的悲剧。”
而且具有鲜明希腊特点的是，即使是作为高人一等、具有操纵力的神祗们，也不能左右命运的天平，神的亲情与同情也无济于事。当宙斯，最大的主神，预见他的儿子——吕西亚人的首领萨尔佩冬将为帕特罗克洛斯所杀，意欲将其带出战场送返故乡，却遭到赫拉的责问：“你说什么话？
一个早就公正注定要死的凡人，你却想要让他免除悲惨的死亡?”宙斯只得眼睁睁看着亲子成为剑下亡魂，空留喟叹。在引用最广的一段荷马史诗中，渲染了这种命定观与人生短促的悲叹：“正如树叶的枯荣，人类的世代也如此。
秋风将树叶吹落到地上，春天来临，林中又会萌发，长出新的绿叶，人类也是一代出生，一代凋零。”
那么在古希腊人眼中，命定观下只有消极逃避等待死亡吗？恰恰相反，必死性的回应正是对命运的应战。
既然人的一生已经注定了最终的归宿，那么在有限的时日内，如何发挥最大潜能，成为受人景仰的英雄而非碌碌无为的凡人，成为英雄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整部《伊利亚特》关注的并不是英雄们究竟获取多少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们做事的方式，以及他们面对磨难和死亡的表现。”
英雄们凭借“勇气”，生命的尊严在战斗中升华；依靠勇敢的无畏精神，从“人”成为“英雄”。他们面对任何对手，不管是凡人抑或神灵，甚至是命运本身，都有“勇气”迎接挑战。所以狄奥墨得斯在面对阿伽门农时凛然说：“他赠你权杖，使你受尊敬，却没有把胆量给你，胆量最有力量。”
有两种形式的生命，一种是英雄的生命，短暂而光荣，另一种是普通人的生命，长久、衰退而无容光；要成为英雄，就必须显得英勇顽强。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勇气”成为在命定观下寻求进取的重要工具，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古代希腊的精神世界。所以，英雄们宁可光荣的死，不愿苟且的生。“千万不要让我听见人们说，英雄的血白流，它向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提出了威风凛凛的挑战。”
荷马史诗中处处颂扬的“勇气”，除了显示当时的精神状况，也折射时代的背景。诚如马克思所说：希腊史诗的成长，“是一定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在此不妨从“勇气”出发，挖掘其中的时代烙印。[5]在英雄时代，对“勇气”提倡与歌颂的背后，是社会生产力一定阶段的反映。
由于时代的局限与工具制造的有限性，当时战争的特点是Othismos，亦即互相推撞，肉搏成为主要手段，自然需要高度的“勇气”。同时，“勇气”的高低直接与战利品有关，而战利品的多寡又与社会地位紧密相连。
英雄时代已经出现贫富与阶级差别。当时希腊人以物易物，包括器具、牲畜与人，畜类的占有量则成为贫富间的主要差异。上层欲保持地位，就需犒劳追随者，这要求相应的土地和物质来源。
由于当时食品贸易仍然非常稀少，因而劫掠成为主要手段。在古希腊人看来，“劫掠是一种生活方式，获取战利品不仅使首领及随从富裕，同时也是一种对他们男子气概、技能和勇气的考验，进而带来荣誉与荣耀。”
财富的背后，不仅是物质，更是荣誉，因而他们对于战争，更多的是一种“耻文化”而非“罪文化”。战士们都要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来实现自我的价值，那些建功立勋的勇士们成为后世颂扬的“英雄”。
当然，斗争不仅体现在与外敌的对决中，在国家内部，例如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的冲突，希腊体制中的分立与矛盾也初露端倪。在英雄时代，人必须勇敢善战才能得以更好地生活。这就是在“勇气”所折射的时代背景。
诚如《世界古代神话》一书所言：“脱离了艺术的、祭祀的以及社会的语境，神话史诗便没有生命力，而且将失去任何意义。”
在《伊利亚特》中所触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古希腊人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倾向。
在“神样的英雄”阿基琉斯上身，集中体现了人生的有限和在这有限的人生中人对生命和存在价值的求索这一问题。在史诗的第六卷，诗人荷马表述了古希腊人的这一思想，在你死我活绞杀的战争中，人们尖叫着纷纷倒地，“头脸朝下”，“手抓泥尘”。
即便是勇猛无敌的阿喀琉斯，最终也难逃战死疆场的命运，但即便如此，阿喀琉斯宁可选择成为众人皆知的短命英雄，也不愿庸庸碌碌地过活一生。这正体现了古希腊人对人生价值的认知和对自我个人价值实现的追求，人的渺小与伟大在此处彰显得淋漓尽致。
手法结构《伊利亚特》是荷马史诗中直接描写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史诗，结构严谨，布局精巧。它以“阿喀琉斯的愤怒”作为全书的主线，其他人物、事件都环绕这条主线展开，形成严谨的整体。史诗善于用动物的动作，或用自然景观、生活现象作比喻，构成富有情趣的“荷马式比喻”。
例如书中写到阿喀琉斯退出战斗，赫克托尔打得希腊军队四处奔逃，史诗用了这样的比喻：“好像一只野蛮的狮子攻进牛群，吃了一头而吓得其余的纷纷逃窜。”其中有名句“我的生命是不能贱卖的，我宁可战斗而死去，不要走上不光荣的结局，让显赫的功勋传到来世”史诗节奏强烈，语调昂扬，既适于表现重大事件，又便于口头吟诵。
《伊利亚特》高超的艺术手法常为后人所称道。一般说来，史诗属叙事诗的范畴。《伊利亚特》中的叙述分两种，一种是诗人以讲叙者的身份所作的叙述，另一种是诗人以人物的身份所进行的表述、表白和对话。亚里斯多德称第一种形式为“描述”，称第二种形式为“表演”。
《伊利亚特》中，直接引语约占一半左右，而直接引语即为人物的叙述（包括复述），近似于剧中人（dramafispersonae）的话白。毫无疑问，此类语言形式为表演式叙述提供了现成的材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利亚特》是介于纯粹的叙事诗（即诗人完全或基本上以讲述者的身份叙述）和戏剧（诗）之间的一种诗歌形式。
格律音律《伊利亚特》采用六音步长短短格[6]（即扬抑抑格），取其前长后短的下冲之势。但是，荷马史诗又不是长短短格的“一统天下”。
实际上，除第五音步外，其他音步亦可接受长长格（即扬扬格）；此外，第六音步更是长短短格的“禁区”，一般用长短格（即扬抑格）取而代之。
这样，我们可用下列符号或符号组合，表示荷马史诗（或六音步长短短格叙事诗，英雄史诗）的格律或节奏形式：—UUI—UUI—UUI—UUI—UUI—UUI—U荷马是一位吟诵诗人，生活在一个还没有书面文字，或书面文字已经失传、尚未复兴或重新输入（至少尚不广泛流行）的时代。
所以，《伊利亚特》首先是一部口头文学作品。语言修饰口诵史诗的一个共同和显著的特点是采用一整套固定或相对固定的饰词、短语和段落。显然，这一创作方式有助于诗人的构制。
记忆以及难度很大的临场吟诵和不可避免的即兴发挥。在《伊利亚特》里，阿伽门农是“军队的统帅”（或“兵众的首领”），墨奈劳斯是“啸吼战场的”战将；我们读到“沉雷远播的”宙斯。
“白臂膀的”赫拉、“足智多谋的”俄底修斯、“头盔闪亮的”赫克托耳、“捷足的”阿喀琉斯、“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酒蓝色的”大海和“土地肥沃的”特洛伊。这些程式化用语，不仅点出了被修饰者（名词，人或物）的某个或某些特点、属性和品类，而且有助于渲染和墨饰史诗凝重、宏伟和肃穆的诗品特征。英雄们“高大”、“魁伟”、“英俊”，在满足了吃喝的欲望后雄辩滔滔，送吐“长了翅膀的话语”，或躺下享受睡眠的香甜。英雄们敢作敢为，盛怒时“恶狠狠地盯着”对手，阵亡后猝然倒地，“轰然一声，铠甲在身上铿锵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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