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岁的纠结
我们小镇位于瓯江发源地，东西两溪环城逶迤蜿蜒，生生把小镇勾勒出一个葫芦型来。有那贪恋水的温柔忘了回家的孩子，总会被母亲追着耳提面命：“玩水，玩水。看你哪一天就掉到河里落了温州”。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被潮流挟裹着前行，个人在时代面前想要反抗就像螳臂当车，有些自不量力。就像卫红去温州，就像我去深圳。
1992年之前，我并没有想过要离开小镇去看外面的世界。我觉得我会像我母亲希望的一样，留在父母身边，做个承欢膝下的乖乖囡。
卫红也一样，因为她家只有两姐妹，在那个多子多福，提倡英雄妈妈的时代，略显门庭冷落。虽然江浙一带有点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家里的女孩子能干的不少，掌握家庭财政大权的也是女性。可是一个家庭没有男丁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所以她早早的听从父母安排，招了个女婿进来顶门立户，最好尽快生个孩子是带把的。
卫红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是这样设想的，家里养着几头猪，自己跟着舅妈搞副业穿棕板赚活钱。新婚的丈夫顶替母亲在责任田里忙碌，母亲带孩子，父亲工厂上班，举全家之力供养剑红。
小她两岁的剑红今年暑假刚参加完高考，也许因为女孩子特有的紧张情绪，没能金榜提名。家里父母的意思是看看能不能在父亲工作的五金厂找个活干，也许做上几年临时工，等父亲退休了就可以混个正式名额。
卫红对于剑红去工厂的事情是持反对态度的，她直着嗓子说“当年我初中毕业你们也说让我进工厂，问了一年都没有准信。我只能在家养猪穿棕板。我没有脑子读不好书，我认了。现在剑红高中毕业你也让她进工厂，且不说去不去的成，转不转的了正。剑红读书好，再复读一年，考个大学像隔壁周老师一样教书不好吗？”
卫红作为长女，在家里面还是有些发言权的，于是剑红又重新回到教室，开始了复读生涯。
1992年，这是一个有些慌乱的年代，就好像春天来临之际的田野，一声惊雷，仿佛一切都苏醒了。
农民离开了土地，工人离开了工厂，人潮像蚂蚁搬家一样的从山村到小镇。小镇到县城，县城到市里。反正每一个人都往更远的地方去前行。也许远方代表着希望，在远方，除了金钱还有诗歌。
这样的离开，这样的进城潮，有些是自己争取，有些是被迫离开。
卫红去温州的理由很简单，穿棕板一个月只能赚到40元钱，家里的猪一年出栏两头估计300元。而小姐妹在温州组装一次性打火机，1厘钱一只，多劳多得，有个小姐妹一个月就拿到了180元。她是奔着钱去的。
而我的离开呢，就有些被迫和无奈了。作为小镇里稀缺的居民户口，吃粮站供应米，买过0.144元一斤米的“最后的贵族”。最开始按照劳动局待业青年分配制度分到制衣厂，日子是过的浑浑噩噩的。
在那个工厂里，我虽然有一点婴儿肥，但追求我的人也不少。不过吸引我的是那个戴着眼镜长的帅帅的小机修。他的家庭情况和我差不多，我们的父亲母亲居然都是同事。
我那时候的机修男朋友喜欢显摆他游龙矫健的字体，经常找一张白纸抄诗给我。比如说“世界啊，在你的脚下有1000个呐喊者。我就是那第1001个。”
又比如说“我愿意在你身边站成一颗树，只为等你的花开”。
年轻的时候不懂为稻粱谋的艰辛，他偷偷塞给我的小纸条经常弄的我脸红心跳，似乎找到了恋爱的感觉。
母亲却对我的感情生活颇有微词，她说从来都是“男低娶女高嫁”，我没有理由找一个和我家庭条件差不多甚至不如我家的男朋友，帅又不能当饭吃。更何况小机修的父亲前段时间身体不好过世了，单亲家庭再加上他还有一个弟弟。我过门了要受苦的。
年轻的时候被猪油蒙了心，喜欢和母亲对着干。不敢光明正大的恋爱，就悄咪咪的约会。每天和他挑挑眉毛对视两眼就觉得很幸福。
母亲没能棒打鸳鸯，拆散我们的是企业改制。我所在的那个制衣厂一夜之间迎来了改制。说不存在就不存在了，所有的工人买断工龄，按照你的工作年限给你一些钱。从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当年一起分进制衣厂的女孩子有四个，大难临头各自飞。她们三个都早早的寻好了出路。小A的男朋友是消防队的，托关系把她调到县城加油站了；小B的父亲是物资供应站的一把手，他直接出钱给女儿联系了BJ的一家民办大学，读书去了。小C的父亲是镇里的人武部长，镇上新办了一家企业，听说是做什么化工产品“白炭黑”。小C去那里做了出纳。
而我，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工人，母亲是被父亲宠惯的只知道嘟嘴巴的小学老师。一个不被认可的男朋友和我是同呼吸共命运，原来是挑着眉毛眉目传情，现在只剩下大眼瞪小眼惶惶然了。
幸好，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深圳”这两个字金光灿烂的出现了。
“如果你被情伤了，去深圳吧。如果你被钱伤了，去深圳吧！”那年头这句台词很流行。
我的男朋友对我提出的深圳之行很是踌躇，他拼命找理由说服我留在小镇。他哭着说：“我会对你好，有我一口吃的绝不会饿着你”。但是我不想过那种为一口吃的还要让来让去的生活。我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一起走要么分手。
他忽然变了口气，恶狠狠的瞪着我。“去深圳的都不是什么好鸟，你一没钱二没技术，去做鸡吗？”
他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我。我觉得是我有眼无珠，原来他是这样看待我的。我心如止水的收拾行李，悄悄做好通关证，没有告别就踏上了去深圳的火车。
去了深圳，我果然过得很苦。几经波折后来终于在一个制衣厂安定下来，还是做我的老本行，车衣服。
熬过一年，再怎么辛苦也要买身好衣服回家见见父母。母亲也许暗地里为我的决绝留了很多眼泪。
回家过年的时候，母亲劝我回家不要漂在外面，说着说着她就掉眼泪了。面对母亲的泪眼，我无计可施，只能呼朋唤友躲到小镇的舞厅里放松一下。
在小镇简陋的舞厅里遇到了阔别已久的卫红，她的身边跟着一个看起来很精神的小伙子。并不是我印象中的她的老公。
卫红打扮的很洋气，完全改变了原先在她舅妈家堂屋“穿棕板”时的乡气。原来的马尾巴剪短了，烫成了大花卷的“鸡窝头”，明晃晃的两只大耳环沉甸甸的挂在耳朵上，走起路来左右晃动，像电影里的港姐。
她上身穿了一件很夸张的蝙蝠衫，底下是一条红色的尼龙踏脚健美裤，一双白色的丁字皮鞋，夸张的露着肤色薄袜。
老朋友相见自然感到很亲切，我有些困惑的问她：“卫红，听说你去温州了？回来不抱女儿，也学我们这些单身汉混在舞厅里？”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被潮流挟裹着前行，个人在时代面前想要反抗就像螳臂当车，有些自不量力。就像卫红去温州，就像我去深圳。
1992年之前，我并没有想过要离开小镇去看外面的世界。我觉得我会像我母亲希望的一样，留在父母身边，做个承欢膝下的乖乖囡。
卫红也一样，因为她家只有两姐妹，在那个多子多福，提倡英雄妈妈的时代，略显门庭冷落。虽然江浙一带有点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家里的女孩子能干的不少，掌握家庭财政大权的也是女性。可是一个家庭没有男丁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所以她早早的听从父母安排，招了个女婿进来顶门立户，最好尽快生个孩子是带把的。
卫红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是这样设想的，家里养着几头猪，自己跟着舅妈搞副业穿棕板赚活钱。新婚的丈夫顶替母亲在责任田里忙碌，母亲带孩子，父亲工厂上班，举全家之力供养剑红。
小她两岁的剑红今年暑假刚参加完高考，也许因为女孩子特有的紧张情绪，没能金榜提名。家里父母的意思是看看能不能在父亲工作的五金厂找个活干，也许做上几年临时工，等父亲退休了就可以混个正式名额。
卫红对于剑红去工厂的事情是持反对态度的，她直着嗓子说“当年我初中毕业你们也说让我进工厂，问了一年都没有准信。我只能在家养猪穿棕板。我没有脑子读不好书，我认了。现在剑红高中毕业你也让她进工厂，且不说去不去的成，转不转的了正。剑红读书好，再复读一年，考个大学像隔壁周老师一样教书不好吗？”
卫红作为长女，在家里面还是有些发言权的，于是剑红又重新回到教室，开始了复读生涯。
1992年，这是一个有些慌乱的年代，就好像春天来临之际的田野，一声惊雷，仿佛一切都苏醒了。
农民离开了土地，工人离开了工厂，人潮像蚂蚁搬家一样的从山村到小镇。小镇到县城，县城到市里。反正每一个人都往更远的地方去前行。也许远方代表着希望，在远方，除了金钱还有诗歌。
这样的离开，这样的进城潮，有些是自己争取，有些是被迫离开。
卫红去温州的理由很简单，穿棕板一个月只能赚到40元钱，家里的猪一年出栏两头估计300元。而小姐妹在温州组装一次性打火机，1厘钱一只，多劳多得，有个小姐妹一个月就拿到了180元。她是奔着钱去的。
而我的离开呢，就有些被迫和无奈了。作为小镇里稀缺的居民户口，吃粮站供应米，买过0.144元一斤米的“最后的贵族”。最开始按照劳动局待业青年分配制度分到制衣厂，日子是过的浑浑噩噩的。
在那个工厂里，我虽然有一点婴儿肥，但追求我的人也不少。不过吸引我的是那个戴着眼镜长的帅帅的小机修。他的家庭情况和我差不多，我们的父亲母亲居然都是同事。
我那时候的机修男朋友喜欢显摆他游龙矫健的字体，经常找一张白纸抄诗给我。比如说“世界啊，在你的脚下有1000个呐喊者。我就是那第1001个。”
又比如说“我愿意在你身边站成一颗树，只为等你的花开”。
年轻的时候不懂为稻粱谋的艰辛，他偷偷塞给我的小纸条经常弄的我脸红心跳，似乎找到了恋爱的感觉。
母亲却对我的感情生活颇有微词，她说从来都是“男低娶女高嫁”，我没有理由找一个和我家庭条件差不多甚至不如我家的男朋友，帅又不能当饭吃。更何况小机修的父亲前段时间身体不好过世了，单亲家庭再加上他还有一个弟弟。我过门了要受苦的。
年轻的时候被猪油蒙了心，喜欢和母亲对着干。不敢光明正大的恋爱，就悄咪咪的约会。每天和他挑挑眉毛对视两眼就觉得很幸福。
母亲没能棒打鸳鸯，拆散我们的是企业改制。我所在的那个制衣厂一夜之间迎来了改制。说不存在就不存在了，所有的工人买断工龄，按照你的工作年限给你一些钱。从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当年一起分进制衣厂的女孩子有四个，大难临头各自飞。她们三个都早早的寻好了出路。小A的男朋友是消防队的，托关系把她调到县城加油站了；小B的父亲是物资供应站的一把手，他直接出钱给女儿联系了BJ的一家民办大学，读书去了。小C的父亲是镇里的人武部长，镇上新办了一家企业，听说是做什么化工产品“白炭黑”。小C去那里做了出纳。
而我，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工人，母亲是被父亲宠惯的只知道嘟嘴巴的小学老师。一个不被认可的男朋友和我是同呼吸共命运，原来是挑着眉毛眉目传情，现在只剩下大眼瞪小眼惶惶然了。
幸好，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深圳”这两个字金光灿烂的出现了。
“如果你被情伤了，去深圳吧。如果你被钱伤了，去深圳吧！”那年头这句台词很流行。
我的男朋友对我提出的深圳之行很是踌躇，他拼命找理由说服我留在小镇。他哭着说：“我会对你好，有我一口吃的绝不会饿着你”。但是我不想过那种为一口吃的还要让来让去的生活。我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一起走要么分手。
他忽然变了口气，恶狠狠的瞪着我。“去深圳的都不是什么好鸟，你一没钱二没技术，去做鸡吗？”
他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我。我觉得是我有眼无珠，原来他是这样看待我的。我心如止水的收拾行李，悄悄做好通关证，没有告别就踏上了去深圳的火车。
去了深圳，我果然过得很苦。几经波折后来终于在一个制衣厂安定下来，还是做我的老本行，车衣服。
熬过一年，再怎么辛苦也要买身好衣服回家见见父母。母亲也许暗地里为我的决绝留了很多眼泪。
回家过年的时候，母亲劝我回家不要漂在外面，说着说着她就掉眼泪了。面对母亲的泪眼，我无计可施，只能呼朋唤友躲到小镇的舞厅里放松一下。
在小镇简陋的舞厅里遇到了阔别已久的卫红，她的身边跟着一个看起来很精神的小伙子。并不是我印象中的她的老公。
卫红打扮的很洋气，完全改变了原先在她舅妈家堂屋“穿棕板”时的乡气。原来的马尾巴剪短了，烫成了大花卷的“鸡窝头”，明晃晃的两只大耳环沉甸甸的挂在耳朵上，走起路来左右晃动，像电影里的港姐。
她上身穿了一件很夸张的蝙蝠衫，底下是一条红色的尼龙踏脚健美裤，一双白色的丁字皮鞋，夸张的露着肤色薄袜。
老朋友相见自然感到很亲切，我有些困惑的问她：“卫红，听说你去温州了？回来不抱女儿，也学我们这些单身汉混在舞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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