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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决定中国命运的辩论

    道光十六年(1836年),道光皇帝收到了一个大臣提交的两份关于禁烟的奏疏。自从登基以来,他收到过很多关于如何禁烟的报告。然而这两份奏疏却独辟蹊径,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看待鸦片所带来的问题。

    这两封奏疏在历史上很有名,名字很长,内容也很丰富。一个叫《奏为鸦片烟利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另一个是《奏请驰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

    在奏章中首先告诉道光,鸦片这玩意究竟是什么东西,怎么制作的,又是怎么流入境内的,然后介绍了鸦片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和当前禁烟的形势。

    其实这些都是废话,这些事不仅道光知道,连他爹(嘉庆)、他爷爷(乾隆)、他太爷爷(雍正)都知道。可关键是拿这玩意没辙,怎么禁都不好使。

    那为什么就禁不了呢?

    奏疏的作者给出了答案。

    因为禁烟根本就没意义!

    为什么说禁烟没意义呢?

    因为如果说鸦片是有危害的,那么危害无处不在。

    “比如平时的喝酒睡觉都有丧生的危险(觞酒衽席皆可戕生),另外是药三分毒(附子乌头非无毒性),也没听说哪朝哪代明令禁止过这些呀(从古未有一一禁之者)。再说了,一般抽鸦片的都是一些愚昧的无业游民(愚贱无职事之流)和无足轻重的普通老百姓(不足轻重之辈),只要官员、士兵和士子们别沾这些就没什么大碍(无伤于政体)。只需规定如有违反,立即开除公职,其领导负有连带责任,这样就行了。”

    最厉害的是下面这句:

    “我们大清国人口众多,又不搞计划生育,即使因为抽大烟死几个人,也绝不会影响国家人口的可持续增长(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

    够狠吧。

    死人都是小事,那什么才是大事?

    捂紧钱袋子,防止白银外流才是重中之重(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大为之防)。

    然后阐述了对鸦片贸易的看法:

    “恢复以前对鸦片的贸易政策,按药材纳税,且交易时只能用鸦片换取我国的土特产。任何白银一律不能从海关流出,一经发现销毁鸦片,没收白银。据此办理就能根本上阻止白银外流。”

    另外,在另一封奏章里建议道光,批准在内地种植罂粟。为了方便道光理解,奏折的作者还举了个例子:

    “明朝由菲律宾(吕宋)引进的淡巴菰(就是烟草),最开始人们在吸食的时候也出现了头晕恶心的症状(食者欲眩),可后来经过我国人民的种植改良,之前的不良发应竟然都消失了(食之亦竟无损于人)。那么在内地种植罂粟,也会将鸦片的不良作用清除掉(既无大害)。况且国产鸦片越多,进口鸦片也就越少,这样不用禁止,进口的鸦片慢慢的就消失了(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这是对外的,还有对内的:

    “农民可以在晚稻收割后,种植罂粟,而罂粟在二三月份时就开花结果了,将果实取下后,接着就可以种植早稻。这样既不影响地方生产(无碍于地方),还大大提高了农民的劳动收入(大有益于农夫),何乐而不为。”

    “如果按照这些方法办,那么大清国的税收增加了,白银不外流了,国库充实了,天下太平了,农民的生活富裕了。”

    综上所述,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压根就没必要禁烟!

    这两篇奏章的作者就是许乃济,时任太常寺少卿。他的这套理论,在历史上被称为“弛禁论”。

    许乃济,字叔舟,号青士,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出生,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进士。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

    后边的称号可不是我给的,那是伟大的马克思先生在他老人家所著的《鸦片贸易史》里给予的。

    事实上许乃济也确实很有名,至少在当时是颇有名声的,因为他和他的五个堂兄弟都考中了进士,先后进入翰林院,被人借用北宋扈蒙所说的“五凤齐飞入翰林”来赞扬他们。至于是不是能被称为政治家,那就见仁见智吧。

    在这里我补充几句,“弛禁论”的观点,并不是许乃济最先提出来的。早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广东的一些士绅和文人就已经开始倡导鸦片弛禁了,还特意写了一些关于弛禁鸦片利大于弊的文章公开发表,并且向广东司法监察机关的主管领导,广东按察使进行游说。

    当时担任广东按察使的就是许乃济。他看过这些文章后如获至宝,随即推荐给了两广总督卢坤和广东巡抚祁贡。卢坤等官员们对禁烟早已经彻底丧失信心了,所以看到这些文章后佩服的无可无不可(见而心折)。立刻将这些文章整理归纳成《粤士私议》,作为一封奏章的附奏,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上疏给道光皇帝。

    奏章的大意是:

    先表示目前禁烟的形势进展的非常困难(骤难挽回),然后针对广东士绅们所写的文章作了客观的分析,最后表示,这些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其说均不无所见),不过违背了当前的禁烟法令(与禁令有违),应该是行不通的(窒碍难行)。

    这不都是废话吗。你明知道行不通还报告给皇上,这不是没事找骂吗。

    卢大人当然不是找骂,他也是左右为难给逼出来的。虽然他对禁烟实在没辙了,但是多年的政治经验提醒他,如果大张旗鼓的提出来不禁鸦片,这黑锅又太大了。所以就想出了一招投石问路,看看道光皇帝对弛禁主张的看法。

    卢总督精,道光也不傻。看完这道模凌两可的奏章,也没骂他,理都没理,直接就压箱底了。

    根本就不表态。

    这么大的黑锅你这个做臣子的不背,却让我这个当皇帝的背,想什么呢。

    道光这招不置可否,经验丰富的卢大人也就不说话了。

    领导们都消停了,许乃济却来劲了。

    通过道光对这道奏书的态度,许乃济断定皇帝他老人家动心了,虽然皇帝没有表示赞同,但也没公开反对呀。于是,许大人发扬了刻苦钻研的精神,针对鸦片弛禁的主张,做了深刻而又细致的分析。终于在两年后,向领导提交了这份总结报告。

    从这奏章出炉到现在,对它们的争议就一直存在。

    有骂的。

    说这个办法是扩大鸦片祸害,不顾人民死活和民族危亡的,彻头彻尾的卖国言论。

    有夸的。

    认为如果清政府不拘泥于祖先的教条,明令按许大人的建议办,不仅国库能够得到充盈,而且鸦片泛滥的势头是可以逐步抑制住的。

    我对这两篇奏章的评价就四个字:

    饮鸩止渴。

    增加进口鸦片关税,限定只能以货易货。可能会增加税收,防止白银外流。但鸦片是毒品,不是烟草。一旦开禁,其结果就是毒品更加的泛滥。

    当时大清国的总人口大约是四亿人左右,至于鸦片吸食者的人数,很多书上记载不一。我觉得比较靠谱的说法是200万到400万人。具体点说就是每一两百个人里,就有一个抽大烟的。如果当时真把进口鸦片的口子打开,甚至推广内地种植。那瘾君子的数量必然会成倍的增长。也许后来“东亚病夫”这个耻辱的外号,就改成“东亚毒夫”了。

    不过对许乃济的奏疏也别太上纲上线,因为当时世界各国对鸦片的态度毕竟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的很多西方国家也确实是把鸦片当做药品的,当然在那些国家里也有吸食鸦片的,也让政府头疼,只不过没有大清国这么严重而已。

    但是许大人您连最基本的普通烟草和毒品之间的区别都没搞清楚,就敢妄言鼓吹开禁鸦片,确实有点冒失。另外单凭那句“断无减耗户口之虞”就真应该被唾沫淹死。

    道光看完奏章后依然不置可否,当然更没有吐唾沫。而是来了一招顺水推舟,将奏疏寄给到任时间不长的两广总督邓廷桢,让他召集广东巡抚和禁烟相关官员一起讨论。

    邓廷桢的执行能力是很强的,在收到奏疏后,立刻就召开省领导座谈会议,专项讨论弛禁论是否可行的问题。经过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定,“弛禁论”是目前解决鸦片问题的最有效方法。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与会人员们在“弛禁论”的基础上,拟定了九条弛禁的具体办法。会后,经由省领导签字同意,上报朝廷请求执行。

    您可能会奇怪,邓廷桢不是后来帮助过林则徐虎门销烟,在历史上也被称为禁烟英雄的吗?

    您没记错,我也没写错。

    邓廷桢当自打上任以来,就严厉缉拿鸦片走私,可结果却让他抓狂。鸦片越禁越多,毒贩越抓越勇。所谓“有病乱投医”,只要是个办法,都要拿来用一用。为了能制止住鸦片危害的蔓延,背多大的黑锅都认了。

    至于邓大人他们讨论的几条弛禁方案我就不作介绍了,因为他们的这篇浓聚着广东官员们集体智慧的奏章,还没到北京就变成了一张废纸。

    为啥?

    真被唾沫给淹了。

    道光十六年(1836年)七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分别上疏,反对鸦片弛禁主张。他们认为许乃济的“弛禁论”,极其的不靠谱,纯属扯淡。

    朱嶟在奏疏里对许大人的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

    “准许鸦片进口,进行以货易货的办法,根本阻止不了白银外流。因为货物交易中,一旦出现货物价值不对等,就势必以白银作为补偿。而且,就算是可以禁止白银出口,那怎么就不能直接禁止鸦片进口?如果鸦片禁绝,白银外流的情况自然也就杜绝了。一举两得,岂不更好。”

    对于允许内地种植罂粟,朱大人认为更荒唐:

    “云南各省一直有私种罂粟的情况,出产鸦片不下数千箱,可进口鸦片依然越来越多。为啥?因为瘾君子们认为洋货比国货的劲大,抽起来更过瘾。况且大量种植罂粟势必会侵占上等良田,会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生产。”

    至于不准官员士子吸食,只许老百姓吸食的办法,那就更扯淡了:

    “因为官员只占国家人口的十分之一,老百姓则占十分之九,而且吸食鸦片的恶习就是由官员和士绅中传开的,现在不吸毒的大多是老百姓。许乃济的政策只会使吸毒的人越来越多。”

    最后做出总结:

    “鸦片的危害,白银外流还是小事,对老百姓的伤害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百姓乃国之根本,国家财政的大部分收入是他们贡献的。如果老百姓被鸦片击垮了,那咱们大清国也就危险了。另外,士兵们倘若沾染这种恶习,那危害更大。如果打仗时烟瘾犯了,那么国家的安全也就没有保障了。”

    许球的奏章更直接,名字就叫《请禁鸦片疏》。具体内容我就不多说了,跟朱嶟的差不多,也是一番为国为民的陈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许球的奏章里特别提到了九个鸦片洋商的名字,并建议将他们拘拿。而这九个人中的两个人,后来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大清,上蹿下跳的直接参与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他们就是臭名远扬的颠地和查顿。相信看过电影《林则徐》和《鸦片战争》的朋友,对他们都有深刻的印象。他俩的恶行我稍后再说。

    道光在看完这两篇奏章后,一改往日不置可否的态度,立刻严令邓廷桢如发现贩卖、走私鸦片的商贩,以及受贿包庇这些商贩的官员,一经核实立即严办。

    两个月后,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也上了一道奏疏,从是非、厉害两个方面,痛斥弛禁主张。使得道光皇帝更坚定了禁绝鸦片的信念。

    一开始明确表示赞同许乃济弛禁主张的广东官员们,接到道光皇帝的命令后,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邓廷桢马上又组织召开了省领导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会议上邓总督宣读了道光皇帝对广东禁烟的重要指示,又带头学习了朱嶟和许球的奏章。对以前的工作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邓大人又以两广总督的身份宣布,广东禁烟的战斗打响了!

    如果您要问:

    那禁烟的结果是咋样的呢?

    我可以回答您:

    此次禁烟战斗是艰辛而富有成效的。

    邓廷桢先是找到被许球点名的九个洋商,勒令他们在四个月内离开广州,然后全身心的投入到缉拿中国本土的鸦片贩子和瘾君子的战斗中。

    道光十七年(1837年)年底,邓廷桢成功捣毁了辖区内除广州外所有的走私船和当地的贩毒网络。

    正当邓廷桢在广东热火朝天的进行禁烟战斗的同时,北京又爆发了一场广泛的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关于彻底清除鸦片交易的最佳方法。

    虽然朱嶟、许球和袁玉麟三人,把鸦片对祖制、法制、政治、经济、农业、国防等全方位带来的危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但并没有给出能根治非法鸦片交易的具体办法。

    道光十八年(1838)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道光,经过一番对“弛禁论”的批判后,针对鸦片为何屡禁不绝的问题,给出了新的答案。

    “鸦片之所以泛滥成灾,毒品走私之所以屡禁不止(贩烟之盛),全是因为烟民太多(食烟之众)。如果解决了烟民问题,鸦片和鸦片走私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外夷之烟,自不来矣)。”

    怎样解决烟民的问题呢?

    “建议将所有一年之内仍戒不掉烟瘾的吸食者一律定为死罪,在职官员如有吸食者,罪加一等,且子孙不许参加科考。”

    这篇奏疏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严塞漏卮(zhī)以培国本疏》,史学家们将黄爵滋的这套方法称之为“严禁论”。

    道光在看完这道奏疏后,并没有表态,而是又一个顺水推舟,将奏疏分发给全国各地的将军督抚们,要求他们各抒己见,尽快复奏。

    从对许乃济“弛禁论”的争论,到对黄爵滋提出“严禁论”后引发的大讨论,被很多的近代史学家统称为“弛禁严禁”之争。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在对黄爵滋提出的“严禁论”的争论中,“弛禁论”和“严禁论”的区别,并不是到底该不该禁烟,也不是对于鸦片走私的惩处力度的轻重,而是在于怎样对待吸食者态度上的差异。具体的说,是以是否同意将戒不掉烟瘾的烟民处以死刑来划分为严禁派和弛禁派的。此时所谓的弛禁派的观点是和许乃济的那套理论是有根本差别的。

    所以这次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才能有效禁绝鸦片的方法之争。

    虽然对禁绝鸦片的方法还在讨论中,但斗争的大方向是确定了。道光立刻查办了几个吸毒的皇亲国戚,并降了许乃济的职。

    然而,具体怎么禁烟?让谁去禁烟?道光心里还一直在犹豫。

    就在道光举棋不定的时候,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上了一道奏章,看完后道光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相信如果重用此人,持续几十年的鸦片问题,将会彻底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