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衷心（三）

    对比同一时期的刘宋和北魏会发现，二者的发展速度是不一样的，当刘裕统一了南方之后，刘宋就开始陷入了内部斗争阶段，而北魏从拓跋珪开始才逐渐统一北方。拓跋珪只是为北魏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真正的统一北方是在拓跋焘手里，而在拓跋宏的时候走上了前秦苻坚一统天下的道路。但是拓跋宏还是没能完成自己的宏愿，和苻坚一样遗憾离世，北魏消除外患而转入内部斗争的阶段比刘宋晚了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虽然北魏统一了北方，并且迁都洛阳，开始全面汉化，移风易俗，走上了由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变的道路。但从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不难看出这种转变是全面的转变，这也意味着他们学习汉人的东西从各个方面来说都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可以说他们发展的步伐落后于汉人。

    但是为什么孝文帝一定要汉化而不是让汉人胡化呢？这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是客观因素决定的，中原地区就是农耕无法游牧，而且中原几千年来都是以国家的形式存在，对于如何管理和发展国家是有着历史经验的，要发展壮大并且实现可持续发展他们旁边的中原文化才是具有绝对代表性的。他们常年逐水草而居，虽然也形成强大的部落，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发展空间有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越来越多，资源就不够了，矛盾就会显化，部落之间相互攻伐就会此起彼伏。这样随时打来打去又常年迁移是无法形成形成稳定和持久的统治的，更谈不上发展了。相比较来说，定居生活是有很大优势的，对发展也是有利的，甚至可以说是发展的必要因素。

    从孝文帝迁都不难看出，北魏统一北方进驻中原的过程比刘宋其实要难得多，他们在中原地区没有根基，靠着武力征服打进了中原就要统治这群比他们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文化水平都要高的民族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迁都本身还带来了民族融合引发的本民族内部矛盾以及其他民族与本民族的矛盾的问题，总的来说都属于内部矛盾。除了民族矛盾之外还存在的就是政治经济体制本身的不足带来的矛盾，也就是刘宋那样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这样的问题。无论如何，逐鹿中原的北魏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政治矛盾而是民族矛盾，也可以说这是北魏面临的第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问题。但是北魏的优势在于他们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绝大多数都有汉人的经验可供借鉴，有汉人可以帮他们解决，不管是久远的历史发展进程还是当下的发展阶段他们都有可借鉴的对象，可以说他们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刘裕称帝那一章我们说到刘宋以考试选官的方式对于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这一方式必定对北魏也有极大借鉴意义。从北魏百年之后才开始移风易俗全面汉化来看，这话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其实不然。北魏虽然晚了百年，但这并不能说明刘宋的选官制度没有优越性，这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北魏在拓跋宏时期确定了考试选官的制度，而没有继续沿用九品中正制，任何一个对历史有觉悟的君主都不可能继续采用九品中正制，这是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北魏虽然也根据门第来授予官职，但其实门第和门阀还是有区别的，门第并不能代表门阀。北魏建国到全面统一北方之前曾经搞门阀制度，但其实到实行考试选官任用寒门这段时间形成的门阀势力和汉代至两晋时期的门阀肯定是有差距的，毕竟时间摆在那儿，而且游牧民族本身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南方高，而且连年战乱也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是无法形成东晋时期的大门阀集团的。

    这里插一个不太相关的内容，我一直对历史总是对那些抢夺别人家的江山的人持有一种贬低的态度感到有些奇怪，其实每个朝代肯定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走到最后被别人取代这不是很正常嘛，不管是谁取代最终反正都好过让那个末代继续持续下去不是嘛。但其实我们可能陷入了误区，历史贬低这些人并不是希望那样一个朝代继续为祸天下，也不是为那样一个乱世发声。相反，它是希望继任者不要重蹈覆辙，如果历史对于谋权篡位者给予好评，那后继者都会是些什么货色就可想而知了。这从刘宋一朝后期以及南齐一朝的骨肉相残就可以看出来，皇帝的儿子每一个都觉得自己可以当皇帝，凭什么是你不是我，你篡权我也篡，国家就乱套了，所以这大概也就是历史存在的价值之一。

    从另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从刘裕身上以及从每一个篡位者的身上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每一个处心积虑谋权篡位成功的最后都是为祸国家的。其实作为一个君主来说，在任内没有使得社会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差这就说明他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我这话的意思是作为君主最重要的其实是要有创造，要推动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把社会推向深渊，否则他就是不称职的，就是历史的罪人。为什么谋权篡位者不能提供强大的创造力呢？我得出的结论是因为谋权篡位必然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改革不彻底，只要不是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东西都有这样的特点，它也无法逃脱这个命运。

    刘裕的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他没有任何大家族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当他称帝之后，他就不必代表这些人的利益也就不会受到他们的挟制，相反，他可以向这些人开刀，代表广大下层人的利益。而整个司马氏一族借助的都是门阀士族的力量，所以整个两晋君主都沦为了大族的傀儡，他们只能代表这些人的利益。那你说这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就不能代表上层人的利益呢？因为人是贪婪的，从结果来看，整个两晋为国家为历史为国家为百姓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呢？刘裕又为历史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无论是前秦苻坚还是北魏拓跋宏都是认同并且积极学习中原文化的，但历史上有两个朝代却是抵制中原文化，防止本民族被汉人同化的，这就是元朝和清朝。在汉朝的时候中国就曾经积极的与西域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甚至是希望与云贵等当时还是蛮夷之地的地区建立联系，可清朝时期西方各国已经开始搞工业革命，科技大爆发，清朝却搞起了闭关锁国，真正是中国千百年来的头一遭。从明朝开始中国的沿海地区贸易就开始兴盛，只是基于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朝廷并未对海外贸易加以重视，可明朝也只是不断打倭寇，并没有闭关锁国，甚至还派了郑和七次下西洋。而且当时的明朝与东南亚各国是有朝贡贸易的，并没有禁止其他国家来与中国做生意。

    只是明朝自封天朝上国，对这些小国的朝贡更多的是一种显示国威之举而非真正想要扩展海外市场，也并不认为有这个必要，更多的还是出于外交需要。可以说我们习惯了经营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我们对外搞外交更多的是出于了解和学习的目的，而非为了扩张。我们的心态是很开放的，只有极度缺乏的人才会对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处心积虑并且认为理所应当，可中国从来不会让自己陷入这样的绝境，我们习惯了开源节流，自力更生而无法容忍自己总是仰人鼻息，看人脸色。我们的思路更多的是寻找新的解决办法，一定要找出第三种解决方案，不在二选一当中陷入一个死循环，而是在二生三中生出个三。二选一是下策，二生三才是上策，所以我们的大局观一直是很强的，一直是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北魏拓跋宏时，开始给官员发工资，颁布了俸禄制度，规定北魏实行均田制和三长制。刘宋实行的土地制度沿袭东晋，为户调式。均田制即封建王朝将无主土地按人口数分给小农耕作，土地为国有制，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虽然地主阶级的土地并不属于均田范围，但均田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旧地主阶级（世家大族）的利益，以下我们重点说一下三长制。

    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其职责是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和兵役。三长享有一定的优待，得免除一人到三人的官役。

    户调式共有三项内容：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所谓“占田”，就是国家规定一个人可以占有多少土地，所谓“课田”，就是给国家的租金的意思。户调式就是规定每个人需要缴纳的绢，棉的数量。荫亲荫客制就是除官员不交地租，不缴绢，棉外，按官位高低，可以庇护其亲属族人几代以内不用交租纳绢，棉。晋武帝司马炎通过制定这些措施增强了国力，同时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贵族化倾向。除了要缴纳田租，绢，棉之外，老百姓还要服劳役戍边等。

    三长制严格来说，不算是北魏独创，因为基层地方管理人员的设置自秦朝时候就有，比如那时候的刘邦就是亭长。北魏的三长制是汉人地主李冲给孝文帝出的主义，得到了冯太后的大力支持，其主要作用是用来揪出大族隐匿的户口，增加国家的税收。大族隐匿实际拥有的人口数量以逃避缴纳更多的税收是东晋乃至刘宋时期都十分普遍的现象。刘裕实行了多次土断，整个宋齐梁陈四朝都进行不同程度的土断，但都只是暂时缓解矛盾，治标不治本。土段就是对于新迁来的人口按照不同的居住区域进行区域划分安置并且编订户籍统一受朝廷管理的制度，这一制度其实和新中国成立之前打土豪分田地差不多一个意思，姑且就这么理解吧。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一直难以解决和战乱年代人口迁移频繁有关也和社会制度有关，封建社会就是这样，总是存在特权阶层的。像宋齐梁陈四朝期间都是对官员们进行优待的，官员及其亲属甚至家族都可以不缴纳赋税，不负担劳役。但是家族的人未必都是当官的，其他人就可以在其荫蔽之下隐匿所有收入来源，官员们的家属家族们会从事些什么样的活动呢？又不用负担任何税负。除了官员还有各个封地的王也是特权阶层，钱就都流向了这些特权阶层，可以想象国家手里的钱能有多少，更加可以想象的是国家手里的钱都是真正的血汗钱。大族官员们都变着法的隐匿收入，无法隐匿也没有能力和权利隐匿的只有在册的贫民，他们只能负担最为严重的赋税压力。

    在梁朝的时候梁武帝萧衍十分崇佛，差点就出家当了和尚，大臣们硬是往寺庙里先后捐了四亿钱，这才回来。那个时候的佛教僧人也是可以不用负担税负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以崇佛来逃避赋税，国家的收入就更少了。其实这一切说到底都是赋税的问题，赋税涉及的是国家的收入，皇家并不代表国家，赋税不仅要养活皇家还要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个才是赋税最重要的功能。就像现在国家的收入用来维持国家机构运转只是其基本功能之一，其最主要的功能是搞公共服务以及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比如现在的政府办公大楼的修建，机构运转办公经费的支出，公务人员的工资支出，修建图书馆，公园，公路，地铁等等。在古代则表现为官员的俸禄，办公用品的采购，修建水利工程，防御工事，军队的日常开销等。

    又比如现在的央行就是国家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这其实和古代的官银一样，国家决定流通到市场上的钱的数量和规模，以此来调控社会的经济行为。但是古代的铸币权利发行钞票的权利未必是国家独一份，所以古代国家通过货币调控经济的能力远没有现在强。还有比如现在国家补贴农民种地，农民不仅种地不交租不交税给国家，国家还要补贴农民，对农业相关领域也进行降低税率，对奢侈品高档品则课重税，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25%，个人所得税按收入高低分档扣税，收入越高税负越重。古代则更多的表现为国家降低税负减免税收或者在在饥荒洪灾等情况下开仓赈灾，拨国库赈灾等，这些都是需要税收来保障的。还比如现在的金融业以及一些商业巨头，企图恶意操纵市场以谋取暴利或者实现垄断地位，在古代则表现为恶意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本作为后援，那么国家是会破产的。总之一句话，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来说都是一样，钱是最重要的因素，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尤其是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连最基本的政府机构运转都成问题又谈什么改革和发展呢。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一个基本的结论，由于特权阶层的存在，使得部分人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进而影响中央集权。国家的收入被分走了，这导致了贫者承担更大的赋税负担而富者却不用负担任何税负的情况。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抑制，那么贫者会越来越多，国家的收入会越来越少，富者越富，越是没钱越是加重剥削和压榨，于是农民只能奋起反抗，大族们则趁乱夺取政权。除了制度本身的问题之外，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因素也会对中央集权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奢靡无度，昏庸无道，外戚干政，骨肉相残，宗教信仰，暴政，农民起义，篡权夺位，君王个人的才智等等。总的来说，要灭亡一个国家有很多种方式，总有一款适合你，总有一个要你命，最为重要的是如果允许某些势力可以任意的凌驾于国家之上而不加以制止，那么国家败亡就近在眼前了。

    北魏的三长制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特权阶层而设立的，但其实作为基层组织，他们的权利十分有限，特权阶层又岂是他们能得罪得起的。即便是地方官员对于这些特权阶层都要礼让三分，何况是基层人员。就现在我们国家来说这样的制度的可操作空间都十分有限，何况是那个存在特权阶层，国家的经济和地方军事实力都差强人意的时代。但是短期内肯定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的，只是不用过多久，就又会回到老样子，只要特权阶层存在，这个问题就永远是治标不治本。但是从北魏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们没有抵制和排斥中原文化而是积极学习中原文化并且直接沿用中原的政治经济制度本身来说就是值得称赞的事情，至少对于汉人来说，这个新来的老板是持友好态度的。关于北魏的历史暂时就先说到这里，后半部分后面章节会继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