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7章 南京之战（4）
陈奇策和沈廷扬干了一件郑芝龙绝不能容忍的事情——他们从宁波启航，抵达了日本平户。而且从日本传来的消息说，他们已经向德川幕府递交了国书，并获得了朱印状。
如今执掌日本的是江户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他身上有德川、织田、浅井三个家族的血脉，已经执政十五年。在他的任内，《武家诸法度》得到修订，参勤交代制度确立，大名们受到了严密的控制，日本达到了封建分封制的巅峰。在宗教上，他严厉打击天主教，镇压岛原一揆，因而导致在外交上与西班牙、英国、葡萄牙先后断交。由于日本的锁国政策，只有中国、荷兰、朝鲜三国和日本有贸易往来。中国和荷兰的商人能从幕府那里得到许可，朝鲜则是离得实在太近了，禁不了走私，连对马的宗家等大名都参与到对朝鲜的走私中。
就在中国遭遇恐怖的大饥荒，赤地千里的同时，日本也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暴雨、洪水、旱灾、霜冻、虫害交替而来，爆发了宽永大饥馑。在对农民的压榨勒索上，日本的名主和中国的士绅也并无什么分别，所以当然也少不了东亚的传统节目农民起义。震动半个日本的岛原一揆固然有天主教的因素，但是天灾人祸导致大量农民生活无着才是主因，没有几个人会闲着没事在有饭吃的时候去造反。陈子龙曾经说：“江南黎民贫困至极。或亡于赋税之重，或亡于劳役之责，或亡于饥饿之苦，或亡于贪官蠹吏横征暴敛，或亡于地方豪强黠诈婪索。”这话在日本也同样适用，日本的情况和中国的江南差不多，百姓生活极度困难，但是还没到陕西、河南那种大部分人都活不下去的程度。为了应对饥荒，幕府下令限制消费，结果导致了一大批商人的破产。由于之前的过度开采，日本的金银产量也在下降，幕府发行铜币宽永通宝，但是采取的货币政策并不高明，银钱兑换比不稳定，有的地方甚至倒退到以物易物。日本的经济不景气也影响了中国，生丝的价格因出口市场萎缩而下跌，许多江南蚕农的生计受到了影响。葡萄牙人因为被赶出了日本，也削减了从珠三角采购的额度，当时他们本身也和明朝官府关系恶化，广州府一带很多与外贸息息相关的产业都受到了打击，再加上一系列自然灾害的配合，在繁华的珠三角地带出现王兴、刘保这样的“大反贼”也就不奇怪了。
沈廷扬和陈奇策一个是崇明人，一个是番禺人，对于外贸萎缩的恶果有切肤之痛。他们都自幼生活在商业传统浓厚的地区，大明官府对外贸的歧视或无视在他们看来简直不可理喻。现在日本的铜产量逐年上升，铸币业也完善起来，中国已经不再向日本出口铜钱，但是日本的粮食价格和生丝价格还在持续上涨，中国的瓷器、蔗糖、药材、书籍在日本都是紧俏商品。海贸的巨额利润既是无数百姓的生计，也是国家的重要财源，陈沈二人早有在这方面大干一番的想法。其实无论之前的刘宗敏、李过，还是现在的李定国，对于大海上的事情差不多都一窍不通，只是因为听了陈奇策、沈廷扬他们的游说，相信了海贸能解决沿海穷民的就业，增加税收，所以就授权给他们，因此，沈廷扬和陈奇策迫切需要做出点成绩，快速搞些钱来向李定国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陈奇策毕竟是小吏出身，在广东没有什么根基，而且广东对葡萄牙的贸易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短时间内不可能有什么重大突破。所以，他把目标定在了日本。日本的锁国政策导致其贸易潜力有很多没有挖掘出来，而且沈廷扬出身于江南豪门，人脉极广，筹资募股很容易。他们联合制订了一个计划——由陈奇策的部下林郁豹带队，从宁波直航日本，避开郑芝龙控制的福建航线，和日本人直接交易。
德川幕府现在不太欢迎生丝的进口，这种消费品并非生活必需，却会把日本已经在减产的白银吸走很多，所以陈奇策将一半的吨位装载了粮食，而且只派了两艘船。市场上的粮食越多，国家就越稳定，这个道理是每个封建统治者都懂的，就算要消耗一些金银也很值得。
其实这次贸易并不成功，虽然林郁豹拿到了幕府的许可，可以以官方合法身份进入平户和长崎贸易，但是船只的数量、吨位都有限制，而且对粮食在货物中的比例也有要求。粮食并不是理想的外贸产品，中国商人们还是更喜欢经营，重量轻、价值高、销路稳定的生丝，而且江南地区很多地方都种植了经济作物，又刚刚经过战乱，粮食价格也不低。可是日本幕府认为丝制品属于奢侈品，并不是国家所必需，现在财政困难，宝贵的贵金属储备不应该用在有钱人的享受上。他们还不想用白银付账，希望能支付铜和硫黄。沈廷扬他们能理解德川家光的想法，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在这样的灾荒年月重视粮食、警惕贵金属外流，都是忠于职守的表现，没什么可指责的。明军现在和清军连年作战，火药以及铸钱、铸炮用铜都大量消耗，能搞来大批的硫黄和铜也是对国家很有帮助的好事。不过对于一心想打开日本国门、大把赚银子的中国商人们来说，这可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拿粮食换铜和硫黄，利润太低，这条新开辟的航线也并非绝对安全，虽然有点赚头，但利润有限，他们还是更愿意把钱投资到土地上。没有民间募股，仅凭陈奇策和沈廷扬手中的资金是很难搞贸易的。看到这帮财主在战乱年代还执着于买地，陈奇策甚至想申请把江西的田兵组织派到浙江来，组织佃农闹上一闹，这样财主们再想买地就要掂量掂量了。沈廷扬急忙劝阻，他倒不是说在本阶级的立场上要坚定地维护地主利益，而是现在战争还在进行，浙江刚刚光复，真要是社会矛盾激化，说不定会有人勾结清军，那可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陈奇策最终还是听了沈廷扬的意见，虽然这年头没有统一战线，也没有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说，但是抗清大过天的道理陈奇策还是明白的。贸易毕竟还得是你情我愿才能长久，不能牛不喝水强摁头。现在日本的经济形势不好，所以才有这么多的限制，等他们挺过难关，自然就会需要更多的消费品，中国的货物他们早晚都得买。
不过，这个过程的漫长远超陈奇策的预料。
如今执掌日本的是江户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他身上有德川、织田、浅井三个家族的血脉，已经执政十五年。在他的任内，《武家诸法度》得到修订，参勤交代制度确立，大名们受到了严密的控制，日本达到了封建分封制的巅峰。在宗教上，他严厉打击天主教，镇压岛原一揆，因而导致在外交上与西班牙、英国、葡萄牙先后断交。由于日本的锁国政策，只有中国、荷兰、朝鲜三国和日本有贸易往来。中国和荷兰的商人能从幕府那里得到许可，朝鲜则是离得实在太近了，禁不了走私，连对马的宗家等大名都参与到对朝鲜的走私中。
就在中国遭遇恐怖的大饥荒，赤地千里的同时，日本也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暴雨、洪水、旱灾、霜冻、虫害交替而来，爆发了宽永大饥馑。在对农民的压榨勒索上，日本的名主和中国的士绅也并无什么分别，所以当然也少不了东亚的传统节目农民起义。震动半个日本的岛原一揆固然有天主教的因素，但是天灾人祸导致大量农民生活无着才是主因，没有几个人会闲着没事在有饭吃的时候去造反。陈子龙曾经说：“江南黎民贫困至极。或亡于赋税之重，或亡于劳役之责，或亡于饥饿之苦，或亡于贪官蠹吏横征暴敛，或亡于地方豪强黠诈婪索。”这话在日本也同样适用，日本的情况和中国的江南差不多，百姓生活极度困难，但是还没到陕西、河南那种大部分人都活不下去的程度。为了应对饥荒，幕府下令限制消费，结果导致了一大批商人的破产。由于之前的过度开采，日本的金银产量也在下降，幕府发行铜币宽永通宝，但是采取的货币政策并不高明，银钱兑换比不稳定，有的地方甚至倒退到以物易物。日本的经济不景气也影响了中国，生丝的价格因出口市场萎缩而下跌，许多江南蚕农的生计受到了影响。葡萄牙人因为被赶出了日本，也削减了从珠三角采购的额度，当时他们本身也和明朝官府关系恶化，广州府一带很多与外贸息息相关的产业都受到了打击，再加上一系列自然灾害的配合，在繁华的珠三角地带出现王兴、刘保这样的“大反贼”也就不奇怪了。
沈廷扬和陈奇策一个是崇明人，一个是番禺人，对于外贸萎缩的恶果有切肤之痛。他们都自幼生活在商业传统浓厚的地区，大明官府对外贸的歧视或无视在他们看来简直不可理喻。现在日本的铜产量逐年上升，铸币业也完善起来，中国已经不再向日本出口铜钱，但是日本的粮食价格和生丝价格还在持续上涨，中国的瓷器、蔗糖、药材、书籍在日本都是紧俏商品。海贸的巨额利润既是无数百姓的生计，也是国家的重要财源，陈沈二人早有在这方面大干一番的想法。其实无论之前的刘宗敏、李过，还是现在的李定国，对于大海上的事情差不多都一窍不通，只是因为听了陈奇策、沈廷扬他们的游说，相信了海贸能解决沿海穷民的就业，增加税收，所以就授权给他们，因此，沈廷扬和陈奇策迫切需要做出点成绩，快速搞些钱来向李定国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陈奇策毕竟是小吏出身，在广东没有什么根基，而且广东对葡萄牙的贸易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短时间内不可能有什么重大突破。所以，他把目标定在了日本。日本的锁国政策导致其贸易潜力有很多没有挖掘出来，而且沈廷扬出身于江南豪门，人脉极广，筹资募股很容易。他们联合制订了一个计划——由陈奇策的部下林郁豹带队，从宁波直航日本，避开郑芝龙控制的福建航线，和日本人直接交易。
德川幕府现在不太欢迎生丝的进口，这种消费品并非生活必需，却会把日本已经在减产的白银吸走很多，所以陈奇策将一半的吨位装载了粮食，而且只派了两艘船。市场上的粮食越多，国家就越稳定，这个道理是每个封建统治者都懂的，就算要消耗一些金银也很值得。
其实这次贸易并不成功，虽然林郁豹拿到了幕府的许可，可以以官方合法身份进入平户和长崎贸易，但是船只的数量、吨位都有限制，而且对粮食在货物中的比例也有要求。粮食并不是理想的外贸产品，中国商人们还是更喜欢经营，重量轻、价值高、销路稳定的生丝，而且江南地区很多地方都种植了经济作物，又刚刚经过战乱，粮食价格也不低。可是日本幕府认为丝制品属于奢侈品，并不是国家所必需，现在财政困难，宝贵的贵金属储备不应该用在有钱人的享受上。他们还不想用白银付账，希望能支付铜和硫黄。沈廷扬他们能理解德川家光的想法，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在这样的灾荒年月重视粮食、警惕贵金属外流，都是忠于职守的表现，没什么可指责的。明军现在和清军连年作战，火药以及铸钱、铸炮用铜都大量消耗，能搞来大批的硫黄和铜也是对国家很有帮助的好事。不过对于一心想打开日本国门、大把赚银子的中国商人们来说，这可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拿粮食换铜和硫黄，利润太低，这条新开辟的航线也并非绝对安全，虽然有点赚头，但利润有限，他们还是更愿意把钱投资到土地上。没有民间募股，仅凭陈奇策和沈廷扬手中的资金是很难搞贸易的。看到这帮财主在战乱年代还执着于买地，陈奇策甚至想申请把江西的田兵组织派到浙江来，组织佃农闹上一闹，这样财主们再想买地就要掂量掂量了。沈廷扬急忙劝阻，他倒不是说在本阶级的立场上要坚定地维护地主利益，而是现在战争还在进行，浙江刚刚光复，真要是社会矛盾激化，说不定会有人勾结清军，那可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陈奇策最终还是听了沈廷扬的意见，虽然这年头没有统一战线，也没有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说，但是抗清大过天的道理陈奇策还是明白的。贸易毕竟还得是你情我愿才能长久，不能牛不喝水强摁头。现在日本的经济形势不好，所以才有这么多的限制，等他们挺过难关，自然就会需要更多的消费品，中国的货物他们早晚都得买。
不过，这个过程的漫长远超陈奇策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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