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史學之淺見

    夫史人者，有二途可尋，一曰專精，二曰會通。精之一門，未知全貌，博之一途，知全貌而不察精微所處，是謂專精之於會通，其術易得也。夫會通之道，合百家之術以歸一，匯百川而歸海，以一人之力，廓括古今，辯之情理，考其名實，以史通之，實不易矣。史以疏通知遠、明事問道為之心，為史學之義。夫史者，千古絕途而難聞矣。自夫子以下，史遷繼之，而百代之下，未不知何人也。劉子玄析前人之書，詆其史法之過，甚至夫子，以罪其史法也。自漢儒而下，詆儒者少之，然子玄攻之，獨知其道也。實斎不以子玄為尊，別開一家，獨貴史意。史法為器，史意為道，是以道器合一，明之於器則道聞也。

    昔劉子玄道：“史傢俱學才識之三才，遂可信也。”誠語如是，馬遷之做史記，情理兼備，然考人物事蹟，多誤後人。魏收作魏書，千載之下猶稱穢史，是以史識之能，乃史智也。學時稍長，即識天地人之理，然史才獨善之也。史才者，非文采也。史文之于文采，乃求真求確，非文采之搖盪，偏乎情理之外，史文重質非情也。唐書所載：“恪，隋煬帝女所生也。”一言明乎褒也。然之情至此而止，不可再也。史文之質如此也。夫史者，具學才識，審其理，斷之其人，明乎古今之變，天地於我共一，抱史志合乎心，而一以貫之，則情理猶明。夫子作春秋，明乎褒惡，以諷君王，正世風也，然夫子之能如此。而史遷括天人之道，而撰史記一書，乃紀人情，觀天地作書，是以本記、列傳、世家、書、圖之並舉，乃體大思精之作。史遷之于夫子，史識之智過也。鄭漁仲其二十略，獨善之，其開前人未有之境。章實斎，以六經皆史也，而探古今，是故史學之識，乃因時而長，後之勝古，乃常事也。子玄所論三才，實斎以史德相舉，乃史學之基，亦乃史道也。德，國之重器也，國若無德，則國不可久，昔司馬氏之亂天下，晉帝而曰：“晉室得國如此，晉祚安久？”一語如是，自魏晉以來，六代以下，論之司馬一朝，無人不詆也。夫趙宋一朝，文化猶勝，而武功不振，故多以陋宋為其名也。太祖奪周天下，以欺孤兒寡母，然宋終之時，亦複此耳！左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其言不誣也。為德之有天下，而正也。其德之不正，縱天下之於我手，後世必以恥也。夫國德如是，人德亦如，君子之求財，乃取而有道，非小人之智而獨愚也。然世以小人之行徑為行法，君子之德弗為，是以社會越舉賢人，而仁義之道越不存矣。

    史之於德，乃雲史事之真，後學而考其事也，若無史德，焉得流傳，魏收所作之魏書，真乃穢史耶！非也，魏收做史之時，世族林立，帝王以言難收，常言做史乃為後世所書，方可無有曲筆。收因時勢，史文潛於字義之中，故千載後收書亦為傳世。左傳曰：“鄭伯克段于鄢。”其一克字而義出矣，鄭伯弗兄之德，段不悌也。又以史文之質，不簡焉見史識。劉知幾所言做史者，具學才識之三才，章學誠以史德相舉，余則言之史情，會通五才者，做史方確，真性情也。何雲史情也？人之無情，未所聞也。凡為人之父母，為之子女親朋，未不免有好惡之言，凡舉文者，蘊情乃為至文，然史學亦為人之創，何況乎治史者，絕情觀書，尚有何義。史之于情，乃於人也。史事即人情，人之所誤，事則誤矣。案劉知幾謂史學三長，曰史學，無非學史之時而得之所物，史識即直筆也。才乃做書之能。夫此三才者，千古所載，何乎雲得史學之法也。章學誠即以史德相抵，言史學之人，先具史德。

    然余何以史情以相舉也？

    人之記事，案之記言或以記事，史之所載，盈天地之間，無所不包，馬端臨所論史，不過治亂興變，典章禮儀，二者也。動靜相合，史之所變也。然人之時間，之於空間，之于人生，何不發感慨而之書也。馬遷之史記，流乎于情，方以動人，所謂無韻之離騷，本乎於情也。史家之見於義，辯之人物，觀其事蹟，若不生情耶！書此人物，何不生情耶！即文字之於義，情理相合方為至文。然史情之史文，流落片刻即也。觀史記之書，深情之語比比如是，與漢書之謹嚴，失之甚矣。史情雖具史文之精妙，然史事求實，不可雲乎情，史情之所為歷代史家之所棄也。史家載之人事，幽深處發以情即也。史情乃為史之義也，亦為書之人所發情也，或遙寄百代之後世，或思當下之是非，觀天地之闊、江海之竭、風雨之蕩、人事之變。上尋百代之故事，考百家之典籍，案以文字，一一記之，頁頁書聲，黑白之間，孤情作書，點點燈火，字字泣血。觀人物之生死，發乎情也。載古今之變，發乎情也。蓋以自序書史之旨要，後世何人觀此書也。皆史情也。史書之于史家，即義也。作書別於本紀、列傳，典章禮制，染情而書之，文字雖以平易，皆乃史家孤語也。凡大史家者，即一人之力而撰書者，應具此史家五才，乃能做史。及史書之成例，曰通史，曰斷代史，曰編年。其通史之作，乃最艱之事，斷代史因表一代之興亡，亦為難事，編年乃綱目記事所作，少載典志，成書稍易也。宋作資治通鑒，以三晉分家為綱別之，然典章何在？馬端臨以通考補之，遂為一體之備也。其史法后人莫不而循也。史之於法，乃人事、典志二略相襲，千古以來，史書成系未見全備而明目者。前人所書者，惟資治通鑒、文獻通考較善，然非一書之成系，亦憾也。紀傳體分割各篇，雖明之於書志，然人事難考甚矣。自李唐前，惟左傳為善，自後史事專確，不為前人之怪誕也。史遷之書、班固之志，六代因循而下，杜佑會編一體，專事典志，是其后又別之以統系，名人之于後，而不敢亂法也。然人欲之不足，而致天下之欲盛，是天下之興亡，於之一體，而所亡也。史所別故事，乃因史而鑒之人事，古今不一，人性未變，何不所鑒也。天下之事理，乃因循前人之故，非虛空而生，史家之言，非乃當世之書，乃為後世而作。史遷繼父之業，因別前人，觀世本而成一子之書。固采遷之體系，易書改志，以斷代為記，別為漢書。蓋以兩書相抵，遷以本紀、世家、傳為表人物事，書則以記天人，固因循而法，徒改書為志也，其學術之源流又取於他人，又怪乎鄭漁仲所詆：“班固毫無學術，專事剽書。”然史法之由前人，後人因時而致異，戰國史乘不啻百家，少見通史之例，而司馬氏而作之，班氏見無一朝之斷代，因列漢書。劉知幾見無人考史書之源流，辯學術之旨要，因而作史通，鄭樵因列通志二十略，而獨善之，故又開一層面也。故前人之不及者，後人常以別之，而成一家之述也。自魏晉以下，世重斷代，少為通史之論，趙宋以後，偏重通史。今別史書之備，不出前人規模，然今史籍之繁，以一人而撰通史，乃為絕線之機，非大史家所不敢為也。惜哉！今之史家者，無一人可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