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文學之淺見

    文之最者，合知情意之韻，亦通史學三長也。詩以言情，文可言事，情韻相生、文理兼備，縱不為至品，亦乃一時絕好之文章。文之所知，乃眼界豁然之識，亦史學之識也。情者，文之蘊神處，交融而感意，明作人觸我之心，此文情也。文何以貴？其意也。意通義也。經典之所以傳世，皆備此三才也。知文章之條理，而不敢亂其文法，讀古今之書，而不敢輕薄其文章，亦不輕議其文家者也。此文知亦文德也。情蘊文章之中，深思方以曉味，或以生悲，或以樂，通文筆墨之遙寄，故以情也。意即文境之觸，知人生之處也。然今文學，究是先天不足，又加以文學二字，多倍身價。古之所以賤小說，一曰簡，二乃亂人心智，明清之所以小說家名諱不詳，皆以如此。通詩文者，賤詞也。詞者，賤戲曲及小說也。秦漢多以散文，情理兼備，漢賦多以張揚、好癖古字，不離刻雕，未有自然之色也。觀其文字，多為富麗，好似鋪張，六代駢體，四六遙對，含韻重其飾也。惟文盛乃宋之散文，為千古之絕也。其詩者，情韻也。讀詩可以怡情志，讀文而知情理，文章之所分，皆韻文也。小說，即文字繁多之弊，又是以商業之所與興，若以傳世，詩與小說，詩必傳之後世，小說弗與。小說雖具知情意，然文字與詩相較，弗如遠甚，故可言詩乃文學之最。

    文學之所分者，乃境界也。雅之未可見俗，俗之未敢道雅，今以俗稱雅，真無識也。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切論於所言之，實相資用，合乎文者，協性於共一，而其萬古而用也。文體所變，意傳千秋萬世，此代代人之所繼也，或乎所論者，史之事義，非經也。起訖上古三代以來，經者，王官之學也，諸子裂道所分之，後世以儒為經，而尊千古，此經術亂其道心者也。史之所道者，乃貫千古之變，衡人善惡，若以論經史，則兼齊之，經即義也。然注疏之學，一注解題，再注之而注，妄論夫子家門之說，此經學之所以賤。經疏之學，實有貽害千古之嫌。夫觀乎詞章之學，以楚漢為體，騷賦蕩乎情，而文體似始定也。察諸子之文，或以詩文，詩多為四言，文則不拘其形式，為自然，讀之美矣甚哉。自秦皇定宇，楚漢相爭，騷之流變而賦也。賦者，富蕩而搖麗也。子如、楊雄之所賦者，多以僻字鋪張而開，文氣甚弱。凡于作文者，中上者，必有文勢一貫而下，此文氣也。五言、七言之所始，似東漢之時，其考所者，為李陵、文帝之詞，然必出乎於前，而絕非此二人所始也。其李陵詩或乃後人偽造，而文帝之詩，尚有父風，無怪乎詩品所道：“曹公之詩，甚有悲涼之氣，丕，睿亦三祖也。”余曾觀啟功之書，論其詩稿一節，言詩所變或出於乎騷體，其去兮也，六言、八言且如此耳。或因致此說，然詩體之流變，似無定論可言也。魏晉多作駢體，乃文早熟之象。歷時越久，越精采雅致。然觀其所文，刻意過甚，韻兼備之，且多帶典，故多失其文勢也。六代隋唐之文變，修史多乎於此，乃時文之盛也。而駢文之不易作，散文又不拘流變，以氣起伏，故後世多以散文為宗也。時之待後，文辭多變，觀上古秦漢之文，多為單字繁意，自魏晉以來，雙字一意之詞多矣。宋元以後，為駢文者，少之又少，此一因也。其二，觀唐宋之文，唐之以前，多含古意，且句式未如今也。宋後至今，一貫乘之，凡受教育者，從宋及今其文者，多明其意也。綜而言之，駢文偏造，散文貴氣，此皆文體之證現也。

    就的而言；經史子集者，乃一體之變，皆文字蘊其意也。何以經史由貴？子集非乎？史即事也。經即理也。子乃智也。文乃情也。夫以四者，實一江之水而分諸也。史未嘗不能說理，言之智也，蘊之情也，明於道也。夫此外三者，何所不能也。蓋天下學術之流變，皆簡而繁，繁而多紛，得以攘攘而湧也。此文事資用，體循而變，非古非今也。其體之所流，而情意非之隨變也。意者，所以傳千古濟後世。文學之所道者，文意也。從古由今，文意未可與絕，文道焉可絕乎？今及後世，必有為文道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