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31阴郁初露、莉色尔最后的消息1903.3-9
爱因斯坦31阴郁初露、莉色尔最后的消息1903.3-9
与就职伯尔尼专利局后有了铁饭碗，从而与好友们热火朝天的讨论科学的爱因斯坦相比，此时的米列娃却有些意气消沉，索洛文回忆说：“她偶尔也会参加奥林匹亚科学院的会议，不过主要是做旁观者。机智而矜持的米列娃专心地听着，但从未介入我们的讨论。”
可惜的是，就在米列娃的旁观中，她与爱因斯坦的婚姻以及感情的阴影正在悄然形成，她在谈到自己不得不做的家务杂事时说：“我的新义务正在给我造成损失。”
米列娃对自己在谈论科学时只能做一个纯粹的旁观者愈发感到不满，她变得比以前更阴郁，也越来越沉默寡言，对他人也更加缺乏信任。
后来，爱因斯坦在回顾两人这段时期的关系时说自己对米列娃婚后不久越来越沉默寡言已经开始有所警觉，就是娶她也只是出于责任感：“我对于娶米列娃有一种内心的抵触，不过出于一种责任感还是克服了它。”
爱因斯坦在两人关系彻底破裂后的回顾有些情绪化，当时两人的关系远未到爱因斯坦后来回顾中说的这么糟糕，起码迎娶米列娃时爱因斯坦还是欢天喜地的！
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关系类似鲁迅先生《伤逝》中的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男方奔波于工作、谋生和工作中不断夯实的新思想以及对现实的彷徨无助，女方则沉沦于柴米油盐，失去了最初精神上的共鸣而最终走向了关系破裂。
为了摆脱婚后日渐冷淡的生活，米列娃曾经设想两人一起去教书，即使远赴外地也在所不惜，在1903年3月给海琳·考夫勒·萨维奇的信中米列娃写道：“我们什么地方都会试试，例如，你认为我们这样的人在贝尔格莱德能找到什么工作吗？只要是学术的事情，我们什么都可以做，甚至是在中学教德语。”
米列娃这种心态并没有考虑到目前爱因斯坦在伯尔尼专利局如鱼得水的畅快，对他的考虑明显降到了对自己的考虑。他俩的爱情步入婚姻后也没能免俗的褪去了最初的美好，只剩下了各人独自的打算和惬意的追求。
1903年8月27日，米列娃得知，刚刚19个月大的莉色儿（1902年1月出生）因猩红热病倒了，她急忙坐火车奔赴诺维萨德，当火车停在萨尔茨堡时，她买了一张当地城堡的明信片，草草写了几行字，从布达佩斯车站寄了出去：
“我已经到了布达佩斯，他长得很快，真有点吃不消（注：怀孕了，孩子出生后取名为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觉得很不舒服。你在干什么呢，小乔尼（注：两人间爱因斯坦的爱称），马上给我回信好吗？你的可怜的多莉。”
9月19日，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给还在诺维萨德的米列娃写了一封信，他首先对米列娃再次怀孕表示高兴：
“我一点也不恼火，我可怜的多莉不得不孵蛋了。不仅不恼火，我甚至为此感到高兴，而且一直在想我是否应保证你会得到一个新的莉色尔，所以你无论如何不应失去每个女人拥有的权利。别担心，高高兴兴地回家，小心谨慎地孵蛋，一定会孵出一个可爱的小家伙。”
对19个月大的私生女患猩红热的遭遇他表示难过：
“对于莉色尔的事我非常难过。得了猩红热后往往会留下某种难以消除的痕迹。但愿一切都能顺利。莉色尔登记注册的事怎么样了？我们一定要非常周到，尽可能让这孩子今后少遇到点麻烦。”
《爱因斯坦全集》对此处注解说：“给这个孩子登记注册可能暗示着，这对父母打算放弃她了。也许他们认为，莉色尔没有合法身份对爱因斯坦在瑞士专利局的临时职位是个威胁。”
这是已知的有关爱因斯坦的信件中最后一次提及莉色尔，无论爱因斯坦问莉色尔登记注册有什么动机，反正现在找不到莉色儿的户籍文件，也没有留存下来关于她的存在的任何其他书面线索。许多研究者遍访教堂、登记处、犹太会堂和墓地，还是一无所获。所有关于爱因斯坦女儿的证据都被小心翼翼地抹去了。爱因斯坦和米列娃在1902年夏秋之际的几乎任何一封通信都被销毁了，米列娃与海琳·考夫勒·萨维奇在这一时期的通信也被萨维奇的家人有意焚毁了。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终生都在尽一切所能掩盖着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命运和存在，甚至在离婚之后也是如此。
关于莉色儿的命运除了当年就已经死于猩红热，还有一种可能，她并没有被猩红热夺去生命，而是被收养她的家庭抚养长大。后来有几次，一些女人声称（后来证明是假的）自己是爱因斯坦的私生女，而爱因斯坦也并没有立即排除这种可能性。
甚至有人认为收养莉色尔的就是米列娃的朋友海琳·考夫勒·萨维奇。事实上，萨维奇的确育有一个女儿佐尔卡，她从小就失明了（也许是由于猩红热），终生未婚，由侄子保护着不让他人采访，佐尔卡一直活到了20世纪90年代。
在9月19日给米列娃的信中说完莉色尔的事后，爱因斯坦又提及了自己对米列娃的思念，这表明当时他们的关系还算亲密：
“赶快回到我身边吧。已经过去三个半星期了，一个可爱的小妻子离开她丈夫的时间不应比这更长了。我们的家看来还没有你也许会想象的那么糟。你会很快又把它收拾好的。”
在信的最后爱因斯坦提及了自己在伯尔尼专利局工作的顺利以及母亲保莉妮·科赫（注：可怜的母亲）已经到柏林去谋生以偿还爱因斯坦家因失败的经商而欠下的债务：
“我和哈勒尔（注：伯尔尼专利局局长）相处得从来没有这么融治过。他非常友好，最近，当一位专利代理人对我的发现提出异议，甚至引用德国专利局的一项决定为其指控辩护时，他毫无保留地站到了我一边。你会看到，我的工作将有所进展，因此我们不会饿肚子的。
但愿我妈妈能在柏林找到一份工作，那样我们就能摆脱困境了。看来无疑，赫曼·奥伯林（1857年-1928年，一级技术专家，1903年10月2日被任命为瑞士专利局负责技术事务的副局长）要当副局长了，他对我有好感。路易吉·安斯巴赫（1878年-1956年，爱因斯坦一家在米兰时的好友的儿子）不久就会到黑兴根来。他是否也会来伯尔尼尚不得而知。”
与就职伯尔尼专利局后有了铁饭碗，从而与好友们热火朝天的讨论科学的爱因斯坦相比，此时的米列娃却有些意气消沉，索洛文回忆说：“她偶尔也会参加奥林匹亚科学院的会议，不过主要是做旁观者。机智而矜持的米列娃专心地听着，但从未介入我们的讨论。”
可惜的是，就在米列娃的旁观中，她与爱因斯坦的婚姻以及感情的阴影正在悄然形成，她在谈到自己不得不做的家务杂事时说：“我的新义务正在给我造成损失。”
米列娃对自己在谈论科学时只能做一个纯粹的旁观者愈发感到不满，她变得比以前更阴郁，也越来越沉默寡言，对他人也更加缺乏信任。
后来，爱因斯坦在回顾两人这段时期的关系时说自己对米列娃婚后不久越来越沉默寡言已经开始有所警觉，就是娶她也只是出于责任感：“我对于娶米列娃有一种内心的抵触，不过出于一种责任感还是克服了它。”
爱因斯坦在两人关系彻底破裂后的回顾有些情绪化，当时两人的关系远未到爱因斯坦后来回顾中说的这么糟糕，起码迎娶米列娃时爱因斯坦还是欢天喜地的！
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关系类似鲁迅先生《伤逝》中的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男方奔波于工作、谋生和工作中不断夯实的新思想以及对现实的彷徨无助，女方则沉沦于柴米油盐，失去了最初精神上的共鸣而最终走向了关系破裂。
为了摆脱婚后日渐冷淡的生活，米列娃曾经设想两人一起去教书，即使远赴外地也在所不惜，在1903年3月给海琳·考夫勒·萨维奇的信中米列娃写道：“我们什么地方都会试试，例如，你认为我们这样的人在贝尔格莱德能找到什么工作吗？只要是学术的事情，我们什么都可以做，甚至是在中学教德语。”
米列娃这种心态并没有考虑到目前爱因斯坦在伯尔尼专利局如鱼得水的畅快，对他的考虑明显降到了对自己的考虑。他俩的爱情步入婚姻后也没能免俗的褪去了最初的美好，只剩下了各人独自的打算和惬意的追求。
1903年8月27日，米列娃得知，刚刚19个月大的莉色儿（1902年1月出生）因猩红热病倒了，她急忙坐火车奔赴诺维萨德，当火车停在萨尔茨堡时，她买了一张当地城堡的明信片，草草写了几行字，从布达佩斯车站寄了出去：
“我已经到了布达佩斯，他长得很快，真有点吃不消（注：怀孕了，孩子出生后取名为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觉得很不舒服。你在干什么呢，小乔尼（注：两人间爱因斯坦的爱称），马上给我回信好吗？你的可怜的多莉。”
9月19日，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给还在诺维萨德的米列娃写了一封信，他首先对米列娃再次怀孕表示高兴：
“我一点也不恼火，我可怜的多莉不得不孵蛋了。不仅不恼火，我甚至为此感到高兴，而且一直在想我是否应保证你会得到一个新的莉色尔，所以你无论如何不应失去每个女人拥有的权利。别担心，高高兴兴地回家，小心谨慎地孵蛋，一定会孵出一个可爱的小家伙。”
对19个月大的私生女患猩红热的遭遇他表示难过：
“对于莉色尔的事我非常难过。得了猩红热后往往会留下某种难以消除的痕迹。但愿一切都能顺利。莉色尔登记注册的事怎么样了？我们一定要非常周到，尽可能让这孩子今后少遇到点麻烦。”
《爱因斯坦全集》对此处注解说：“给这个孩子登记注册可能暗示着，这对父母打算放弃她了。也许他们认为，莉色尔没有合法身份对爱因斯坦在瑞士专利局的临时职位是个威胁。”
这是已知的有关爱因斯坦的信件中最后一次提及莉色尔，无论爱因斯坦问莉色尔登记注册有什么动机，反正现在找不到莉色儿的户籍文件，也没有留存下来关于她的存在的任何其他书面线索。许多研究者遍访教堂、登记处、犹太会堂和墓地，还是一无所获。所有关于爱因斯坦女儿的证据都被小心翼翼地抹去了。爱因斯坦和米列娃在1902年夏秋之际的几乎任何一封通信都被销毁了，米列娃与海琳·考夫勒·萨维奇在这一时期的通信也被萨维奇的家人有意焚毁了。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终生都在尽一切所能掩盖着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命运和存在，甚至在离婚之后也是如此。
关于莉色儿的命运除了当年就已经死于猩红热，还有一种可能，她并没有被猩红热夺去生命，而是被收养她的家庭抚养长大。后来有几次，一些女人声称（后来证明是假的）自己是爱因斯坦的私生女，而爱因斯坦也并没有立即排除这种可能性。
甚至有人认为收养莉色尔的就是米列娃的朋友海琳·考夫勒·萨维奇。事实上，萨维奇的确育有一个女儿佐尔卡，她从小就失明了（也许是由于猩红热），终生未婚，由侄子保护着不让他人采访，佐尔卡一直活到了20世纪90年代。
在9月19日给米列娃的信中说完莉色尔的事后，爱因斯坦又提及了自己对米列娃的思念，这表明当时他们的关系还算亲密：
“赶快回到我身边吧。已经过去三个半星期了，一个可爱的小妻子离开她丈夫的时间不应比这更长了。我们的家看来还没有你也许会想象的那么糟。你会很快又把它收拾好的。”
在信的最后爱因斯坦提及了自己在伯尔尼专利局工作的顺利以及母亲保莉妮·科赫（注：可怜的母亲）已经到柏林去谋生以偿还爱因斯坦家因失败的经商而欠下的债务：
“我和哈勒尔（注：伯尔尼专利局局长）相处得从来没有这么融治过。他非常友好，最近，当一位专利代理人对我的发现提出异议，甚至引用德国专利局的一项决定为其指控辩护时，他毫无保留地站到了我一边。你会看到，我的工作将有所进展，因此我们不会饿肚子的。
但愿我妈妈能在柏林找到一份工作，那样我们就能摆脱困境了。看来无疑，赫曼·奥伯林（1857年-1928年，一级技术专家，1903年10月2日被任命为瑞士专利局负责技术事务的副局长）要当副局长了，他对我有好感。路易吉·安斯巴赫（1878年-1956年，爱因斯坦一家在米兰时的好友的儿子）不久就会到黑兴根来。他是否也会来伯尔尼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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